很久以前，我還沒得癌症的時候，就給自己和孩子們設計了一個秘密遊戲。這是個記憶練習，也是創造回憶的一種方式。簡單地說，就是「挑戰不可能」：我會試著猜測女兒們能形成什麼樣的記憶。
我們會在沙丘上騎自行車，在後院種花，或者在沙堆城堡上造炮塔，孩子們玩得很高興。那會兒的她們可能是快活的，可能會突然冒出一個念頭，也可能暫時擺脫了童年的困惑和迷茫，簡簡單單地享受了一陣自由。而我對自己說：她們會永遠記得這些。這就是將來她們回首人生時對童年的標誌性印象。
後來我病倒了，這個遊戲的時限就變得更加緊迫。朋友們試著安慰我：「別擔心。孩子們還小，她們不會對你的病有多少印象的。想想看，有多少人能記得自己3歲時的事啊？」這些話對我來說簡直是起反作用：如果說女兒們將來長大就記不得這幾年了，那萬一我現在死了，她們豈不是也根本不記得我了？
更讓人害怕的是，我現在沒法走路，所以能共同創造的記憶也十分受限。沒辦法領她們出去玩了，我就轉向了另一件她們真心喜愛的事——文字。
治療幾個月後的一天，我把泰碧和伊甸叫到床邊，說：「來一個讀書會怎麼樣？」她們歡欣尖叫著衝出去，又抱著一堆喜歡的書跑回來：《芭蕾小精靈》《軟糖組合和大舞會》《雷克斯寶庫》等。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就是我想像中那樣生氣勃勃的圖書館：孩子們咯咯笑，模仿著戲劇化的腔調，表情專注，還有一陣又一陣的歡呼。這些書可不是簡單哄孩子的，而是我們父女之間溝通的橋樑。
讀著讀著，我合上書宣佈：「孩子們，我要和你們說點事兒。」我的聲音變得傷感而急切，「你們要是能堅持讀書，就會永遠開心快活。」她們點點頭，重複了我的話，然後又開始讀起來。
忽然之間，一種感覺湧上我的心頭：這就是了，我對自己說。這就是她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句話。當她們將來和男朋友躺在校園草坪上回顧各自生活的時候，她們會想起這個。
我開始淚眼婆娑。癌症總是讓人與淚水相伴。不過，遊戲時間要結束了，所以，我努力想再次引起她們的注意：「謝謝你們今天和爸爸一起度過美好時光。記住——」
我看著女兒們，希望她倆重複我剛才說的話。我想讓她們告訴我，剛剛我們的互動和溝通很成功。我想讓她們告訴我，會永遠記得我。
「如果你能堅持讀書，」我開了個頭，泰碧接著說：「就總會很聰明！」
啊，可不是！
我大笑起來。
記得女兒們出生後的幾個小時裡，初次做父母的我們簡直忙瘋了。開始的幾天，我們的世界就圍繞著不下奶的乳房、兩張總是要吃飯的小嘴和滿地尿片打轉。最大的挑戰並非睡眠不足或是給孩子拍嗝，而是如何以奧林匹克體操運動員的姿勢同時給兩個新生兒餵奶。琳達如果一個一個地喂，就根本沒時間睡覺。如果她「兩個球」都用上，就得把孩子一邊一個夾在腋下，像是橄欖球比賽裡過於心急的帶球後衛。說實話，這兩種方法都不怎麼樣。結果第一周裡，兩個寶寶一個被餓著了，另一個沒扶住掉地上了。兒科醫生開始為我倆的笨拙而擔憂起來。
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尷尬的姿勢解決了問題。喂一次奶需要3個成年人的共同協作。琳達負責提供食材，剩下兩個一人抱一個娃。同時，我們煞費苦心地設計了一個表格，詳細記錄每個孩子吃了什麼、吃了多少、大小便如何。幾周之後，我給一桌朋友講述這段探索的經歷，提到了我們倆給孩子餵奶的艱辛。「你們倆？」一位母親糾正道，「你意思是說『你老婆』吧！」
「不！」我堅持道，為那些被忘卻的爸爸們力爭一席之地，「我是說『我們兩個』！」
然後我就講了一回自己當「烈士」的故事。有次外出，為了讓女兒們吃奶，我不得不跪在副駕駛車門外，用後背擋著瓢潑大雨，以向上帝獻祭的姿勢，將她們托到琳達身邊。「要是日後我哪個閨女說討厭爸爸，我就重新擺出這個姿勢給她們看看！」
不過，除了這位母親，別的媽媽們壓根兒沒搭理我。
終於保證了女兒們的飲食供給後，我們開始考慮她們的成長問題。一開始，我倆最擔心的就是語言問題。因為是雙胞胎，別人都愛問：「她們有自己的語言嗎？」雙胞胎語言或自解語症，意思是說她們形成了一種只有彼此才懂的語言。別人告訴我們，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一般來說，孩子學習說話是從模仿身邊的人開始的，而雙胞胎彼此相處的時間比父母要多。而且，大人在和雙胞胎說話的時候，也不會面對面地說，而是經常把兩個人當成一個整體對待。
於是我倆整天忙著教孩子說話。拼讀發音是我們的重點。別提什麼階段性的發展過程了，我們可是有兩個小「元音」要學說話呢。不知道是先天遺傳還是後天訓練的作用，反正效果不錯。孩子們會走路之前就會說話了，1歲就會背字母表，18個月就搶著看菜單和商品名錄，2歲半的時候就喜歡用瑪麗·波平斯的腔調背蘇斯博士的童話故事。她倆打架鬧脾氣的時候，我和琳達會說，「君子動口不動手」。但更常見的情況是，我們希望她們少動點口：「別聊了，快睡覺！」什麼自解語症啊？我女兒愛說話著呢！
不過，一有外人，她們就頓時變了個樣子。門鈴一響，這兩個小話癆就立刻演起了默劇。為了幫她倆克服害羞，我和琳達列了個用在客人身上的問題清單：你生日是哪天？早餐吃什麼了？你最喜歡的地方是哪兒？終於有一天，她們向客人們提出了自己的問題——你最喜歡哪個迪斯尼公主？這時我們知道，該進入下一個階段了。
新的遊戲叫做「小記者」。這需要在機場花一天的時間，我會和女兒們保持一點距離，遠遠望著她們數候機廳的椅子，辨認指示牌的顏色，或是向跨越時區的行者詢問他們的故鄉。最後，她們要向我匯報，得像記者播報節目一樣，報上名字然後說說自己的發現。
在教女兒們用語言表達意思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小時候每晚都要玩的遊戲「壞與好」效果最佳。在我家，共進晚餐是一件神聖莊嚴的事。下午我和兄弟姐妹可以愛幹什麼就幹什麼，但6點一到，就必須去吃晚飯。每天晚上我們都重複同樣的過程。一位事先選定的主持人會輪流詢問每一個人：「今天你遇上了什麼倒霉事？」我們的父母也會如實回答，在我們面前展現他們脆弱的一面，生動地教育我們如何應對現實生活中的不完美。唯一不容置疑的硬性規定是：「不要在別人的傷口上撒鹽。」
下一輪問題正好相反：「今天你遇上了什麼好事兒？」我們後來都記得，做什麼都要選擇以積極的態度結尾。總體來說，這個遊戲本身有著不容抗拒的結構特點，可以營造親密感。
我們剛開始和女兒們玩「壞與好」的時候，她們並沒有領悟遊戲的規則。她們會重複我們大人說的倒霉事，比如「我沒睡好」；或是彼此模仿，比如「我和她一樣」。然而漸漸地，她們開始自信起來，勇於表達自己的感受，比如「姐姐偷了我的小皇冠」或是「媽咪陪了我們一整天」！這個遊戲開始帶有她們的個性特點。它也讓孩子們明白，即使是成年人，相互交流時也可能會有困難，往往會意見不同。但只要學會不去揭對方的傷疤，彼此保有不同意見的交流也是沒問題的。
而當我們自己沒有身體力行地去遵從這些道理的時候，就出現了令人大吃一驚的結果。
整個秋天，我都在進行高強度的化療，身體情況開始惡化。掉體重和流眼淚一樣迅速，免疫系統也日漸衰弱，眉毛和眼睫毛像秋天的葉子一樣凋落。更讓人沮喪的是，我開始隔三岔五地住院。有時候忽然之間就得住個5天。早上，我可能只是感覺有點不舒服；到下午就燒到近40℃，被強制送到緊急護理中心。由於血液中紅細胞和白細胞的數量已經跌至谷底，我根本沒辦法抵抗傷風、流感、肺炎和許多學齡前小孩容易得的季節性傳染病。事實上，我每樣都染上了，全家人不得不買了一大堆口罩。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最重大的決定就是對女兒們隱瞞了我的去處。公平點兒說，很大程度上這是我個人的決定。女兒們還不知道醫院是個什麼地方，而我也不想讓她們擔心。
事實上，這其實是個巨大的錯誤。
11月初，我在醫院住了5天後回到家裡，又開始承擔起給女兒們講睡前故事的職責。最近幾個月，我們一直在玩一個遊戲，讓她們說出兩件東西，由我將其編進故事裡。我很喜歡這個遊戲，因為這樣每天晚上都有挑戰性。通過這種方式，我可以鍛煉自己講故事的技巧，這可比研討班都有用。女兒們也喜歡這個遊戲，因為她們能參與到故事裡。泰碧通常想要聽有關粉色的故事，而伊甸則要求故事裡得有兩個穿裙子的小姑娘。
從醫院回到家的第一個晚上，我問孩子們想聽什麼樣的故事，泰碧說：「要有粉色的青蛙和草莓冰激凌。」伊甸說：「和兩個沒有家的小姑娘有關的故事。」
啊哦！
第二天早上，伊甸發了一頓脾氣，我把她領到她哭泣時候常坐的椅子上，問：「為什麼會提到兩個沒有家的小姑娘呢？你有家嗎？」
「有。」
「家裡都有誰呀？」
她指指我，然後又說：「媽咪和泰碧。」
「你有時候會害怕自己沒有家了嗎？」
她點頭：「嗯，你和媽咪不在家的時候。」
我幾乎不想再問下去：「爸爸上週末沒在家，你害怕嗎？」
「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害怕。」伊甸說。
她用了4個「非常」。
我的心一沉。那天下午，老師打來電話，說：「小姑娘們這些天有點兒焦躁。你們家發生什麼事了嗎？」於是，當天晚上，我發明了一個新遊戲，名字叫「爸爸問問問」。
伊甸是第一個來的。我把她帶到辦公室，小心翼翼地解釋了爸爸不在家是因為去了醫院。那裡的醫生把爸爸照顧得很好。繼而我又問她有沒有什麼關於醫院的問題。
「你在哪兒睡啊？」她問。我解釋說那裡有床。「疼嗎？」「不」。
輪到泰碧的時候，小傢伙很有探索精神。「醫院裡的人會怎麼對待你皮膚下面紅色的部分啊？」「他們怎麼能看到你身體裡的東西呢？」「如果他們把你鑽了個洞，那怎麼合上呢？」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你在哪兒吃飯？」我告訴她醫院裡有個餐館，這時她突然活躍起來。「爸爸，咱們聊太久啦！」然後她衝出屋子，喊著：「伊甸！伊甸！你知道嗎？醫院裡還有餐館呢！」
她跑出去以後，我意識到之前自以為是隱瞞病情來保護她們的決定有多愚蠢。更糟的是：我自己都忘了要求女兒們遵守的原則，說出來！顯然，在我跟女兒們說清了自己的行蹤後，她們的焦慮也就隨之消失了。
我想起了自己最喜歡的一段箴言，那是《聖經》裡《創世記》的開篇。在秩序出現之前，一切都是混沌。在光明出現之前，處處都是黑暗。然而有什麼力量能夠征服混沌和黑暗？上帝用什麼創造了世界？
用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