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的輝煌被安史之亂的鼙鼓聲敲得粉碎，中唐則在內憂外患中踉踉蹌蹌前行。雖然有過唐憲宗「中興」的曇花一現，但是帝國的衰敗已經成為定局。
從唐敬宗和唐文宗時期開始，唐帝國出現明顯的衰敗傾覆之勢。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
於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肉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
——《唐紀》六十
司馬光指出，晚唐在宦官專權以及藩鎮割據等痼疾的影響下，已經成了一架破爛不堪，隨時可能散架的牛車，衰亡已經不可避免。
中唐以後，唐代宦官專權就已經愈演愈烈，肅宗的貼身宦官李輔國竟聲稱皇帝老老實實待在宮裡就可以了，國事可以交由他一人處理。（大家但居禁中，凡事有老奴處置）到後來，宦官權勢竟然大到可以廢立皇帝的地步，唐憲宗被宦官陳弘志所殺；唐敬宗被宦官劉克明等所殺，宦官權傾朝野，實在令人髮指。宦官仇士良一生曾弒二主、殺一妃和四位宰相，貪酷暴虐二十餘年，恩寵不衰。文宗時，皇帝和李訓、鄭注等大臣謀誅宦官，結果走漏風聲，宦官反敗為勝，大肆誅殺大臣，竟造成朝野一空，無人理政的局面，這就是有名的「甘露之變」。
雖然從八世紀開始，帝國就加強了對民眾的控制，但是對尾大不掉的節度使們卻是無可奈何。839年，全國人口統計一共有五百萬戶，這是唐朝後半期的最高數字，但是，「這個數字其實沒有包括河北的任何數字」。（《劍橋中國隋唐史》）當時的藩鎮，已經成為一個個獨立王國，到昭宗時期，這些獨立王國就已形成：大順二年（891年），王建建立前蜀國，景福元年（892年），楊行密建立吳國，景福二年（893年），錢鏐建立吳越國，王審知建立閩國，乾寧三年（896年），馬殷建立楚國……對他們，朝廷根本奈何不得，中央的詔令，更像是一次次只能自己欣賞的行為藝術，連起個象徵的作用都有些勉為其難。
李澤厚先生認為，唐代經濟在安史之亂後並沒有停滯不前，帝國仍然處在安定繁榮的階段：「所有這一切都與眾多知識分子通過考試進入或造成一個新的社會上層有關。」（《美的歷程》）然而到了晚唐，藩鎮割據使朝廷控制的州縣減少，官位緊缺，朝中要職又為朋黨以及有權勢者佔據，一般士人在仕途上進身機會很少。少數士人即使幸而中舉入仕，也很難像中唐的韓愈、白居易等人那樣，憑他們的文才進入政治機構上層。面對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狀態發生很大變化。一些人儘管仍然眷念朝廷，關心時政，懷抱希望，但也往往以失望告終。國事無望，抱負落空，身世沉淪，使晚唐詩人情懷壓抑，悲涼空漠之感常常觸緒即來。韓柳元白提倡的「文以載道」在晚唐更像一個黑色幽默，因為「現實總不是那麼理想，生活經常是事與願違。皇帝並不那麼英明，仕途並不那麼順利，天下也並不那麼太平。他們所熱心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他們所生活和奔走的前途，不過是官場、利祿、宦海沉浮、市朝傾軋」。（李澤厚《美的歷程》）
衰世中生活的詩人，是無法再如前輩一樣，歌唱出自信雄渾之音的。因此，晚唐的詩歌總給人以蕭瑟衰颯的感覺。即使是詠史，也與前代不同：盛唐詠史充滿了對未來的嚮往與渴望，中唐詠史則多表達對中興的希冀，而晚唐的詠史，則更像是帝國衰亡的預言，如杜牧《泊秦淮》就是把當下聽到的音樂比作亡國之音《玉樹後庭花》，用詩歌直接宣告了一個偉大的王朝的滅亡。
另一方面，由於對現實的極度失望，詩人們的目光已經由外在的現實退守到了內心。與盛唐相比，「時代精神已經不在馬上，而在閨房，不在世間，而在心中」。（李澤厚《美的歷程》）於是，杜牧悄悄吟唱「輕羅小扇撲流螢」，李商隱悲歌「蠟炬成灰淚始干」，溫庭筠執著於「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韋莊說，「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
盛唐的豪邁已經不再，這絕非詩人蓄意，而是時代精神使然。當對功業的期待隨著國家的衰敗而逐漸淡漠時，唐詩的江山也由雄偉宏大轉入了尖窄狹小。而這種審美情趣，並不屬於氣魄宏大的唐詩，卻為另外一種美麗的詩歌吹響了前奏曲，這種詩歌，就是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