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華先生曾說：「文藝站在道德和哲學旁邊能並立而無愧。它的根基卻深深植在時代的技術階段和社會政治的意識上面，它要有土腥氣，要有時代的血肉，縱然它的頭須伸進精神的光明的高超的天空，指示著生命的真諦，宇宙的奧境。」（《美學散步》）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政治意義上的盛唐隨著安史之亂的鉦鼓戛然而止，唐代開始走入中唐的漫漫長路時，唐詩也從內容和風格上為之一變了。安史之亂像一記重拳，將唐人從風馳電掣的駿馬上打下，重重摔在八世紀下半葉的泥濘和衰草間。飽受戰亂之苦的帝國從此又患上了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和朋黨之爭三大頑症，如一個青春已逝，但末日尚未到來的老人，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但是，詩人沒有閉上自己明亮的眼睛，雖然眼前已經有了太多的哀號和慘狀，他們更沒有停止自己的歌唱，雖然，此時的曲調已經由初唐的雄心萬丈、盛唐的豪邁高蹈，轉入了深深的憂慮和悲哀。詩歌未朽，詩人不朽。
公元八世紀下半時，即大歷、貞元年間的這批詩人，都是在盛唐時期度過青少年的。正當他們樂觀自信，洋溢著豪邁的氣概走向生活時，卻突然之間天崩地裂，日月無光。時代繃出一臉的嚴峻，從社會的各個縫隙裡再也找不到迎接他們的微笑了。於是他們不得不背負著沉重的失落感，在冷漠的人情世態中，無可奈何地去尋求自己無從把握的歸宿。
——《唐之韻》
於是，一群號稱「大歷詩人」的歌者登上了歷史舞台。大歷是唐代宗李豫的年號，這一時期有所謂的「大歷十才子」之說。最早提出這一說法的是同屬中唐的姚合。他在《極玄集》裡把當時在台閣相互交往、唱和的十個詩人：李端、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和夏侯審稱為大歷十才子。這一說法後人有些異議，而大歷詩人實在不限於此，還有劉長卿、李嘉祐、戴叔倫、韋應物等人也應入大歷詩人之列，加在一起，有十多個人。這些詩人，以王朝中興為己任，但卻只手難挽殘局，更不能忘卻人生的痛苦，因此他們往往以寫景委婉地表現淒涼的人生。
緊隨著大歷詩人的河流之後，後來成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和孟郊一起，率領著韓孟詩派，高舉著奇崛險怪的旗幟，從中唐的荒野奔流而來。跟在他們後面的，是賈島、盧仝、李賀等苦吟詩人，他們想揮起詩歌的利劍，砍斷中唐萎靡的荊棘，開出一條通往雄奇豪壯的詩歌聖殿的金光大道。
於是，兩個曾同年中舉，又是生活上的密友的詩人，攜手登上了中唐的舞台。元稹和白居易在唐憲宗李純年間經常互相寫詩，彼此相誡、相勉、相慰和相娛，時人倣傚，竟成一時之風氣，於是成了一個新的詩歌流派，被人稱為「元和體」。而另一方面，白居易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倡導新樂府運動，於是，宣城為了給太守織紅線毯而忍饑挨餓的織女穿過發黃的卷軸向我們走來，衣衫單薄卻「心憂炭賤願天寒」的賣炭翁趕著牛車向我們走來，繼詩聖杜甫之後，中國文人悲天憫人、關懷世事的品格又一次被發揮到極致，於是，元白詩風的河流滾滾奔流，千載之下，餘音猶震人耳鼓。
中唐的第四條河流，在一次短命的革新失敗之後，順著詩人貶謫的足跡，向我們滾滾流來。柳宗元、劉禹錫，這兩個仕途上的夥伴，逆境中的難兄難弟，在貶謫生涯中卻選擇了兩條不同的路：柳宗元遭貶之後一直沉鬱悲涼，最後竟死在貶所；而有唐代「最倔強詩人」之稱的劉禹錫竟然頑強地度過了生命中這段最黑暗的日子，等到了走出山林，重歸政壇的一天。但是，他們都將那段最黑暗的歲月，化作了最燦爛的華章，照耀著中唐乃至整個唐朝的詩壇，「劉柳」成為又一個閃耀的雙子星座，在詩神的天空中熠熠發光。
古人曾說：「國家不幸詩家幸」，但是，盛唐的輝煌造就了「倚天拔劍觀滄海，斜插芙蓉醉瑤台」的宏大樂章，中唐的逐漸衰弱，而唐詩的江山仍然薪盡火傳，四條長河，流過盛唐的深山巨谷，穿過中唐的莽蒼荒原，為晚唐乃至後代所有的中國人提供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滋養，實在是唐詩之幸，詩歌之幸，中華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