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首次用英語對一位作家的詩歌進行系統的展示，這位作家早在五十年前就以他的詩在祖國贏得了最初的名聲，但他在當今所受到的廣泛好評卻停留在他的散文這一小部分上。迄今為止，在英格蘭和美國，我們所瞭解的還僅僅是撲朔迷離的小說和明澈的隨筆的博爾赫斯，才華橫溢的健談者博爾赫斯，被摹仿的博爾赫斯，英美的博爾赫斯。當然，博爾赫斯只有一個，也沒有人會否認那個給他的所有作品注入活力的中心幻象是一個詩意的幻象，但有了一本包容完全的詩選可用，我們才得以擁有完整的博爾赫斯。在本書中我們甚至可以首次瞭解到博爾赫斯的本質。
作為南美洲也是全世界最好的詩人之一的博爾赫斯。
博爾赫斯的詩歌無需特別的解說。對於那些希望知道一點傳記性背景的人，只需在這裡指出作者在1899年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幼時在一位英國外祖母身邊學習英語，又在他那位熱愛英格蘭上世紀偉大詩人的父親的影響下接觸了英語詩歌。博爾赫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受教於日內瓦，在那裡發現了惠特曼和德國表現主義者，開始寫作法語和英語詩。之後，在西班牙，他於1919年發表了他的第一首詩，與一個叫做「極端主義」的意象主義流派過從甚密，並在返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後自己付印了第一本書。關於他的早期生涯與最初的寫作，重複博爾赫斯在他的簡短自傳中已經向我們講述過的任何更多的細節將是多此一舉。（那篇未在此處刊出的文章不僅是一篇完美的博爾赫斯介紹，將他的畢生事業嵌入了一個框架，而且也成為本書的一篇理想的補充材料。）至於別的，博爾赫斯本人對他自己的詩歌提出了最為寶貴的洞見；鑒於這一點，在本選集末收錄了他的十篇序言，還有一批充足的註解，給讀者提供了有益的歷史與傳記資料。
作為一個詩人，博爾赫斯多年來致力於使他的寫作愈來愈明晰、質樸和直率。研究一下他通過一本又一本詩集對早期詩作進行的修訂，就能看出一種對巴羅克裝飾的清除，一種對使用自然詞語和平凡語言的更大的關心。甚至連他對比喻的觀念也已轉到了這個方向。「年輕時，」博爾赫斯說，「我總是尋找新的比喻；後來我發現真正好的比喻總是一樣的。」於是著重點就從幼稚、累人、僅僅顯示聰明的創新（把一輛電車看成一個人肩扛著槍）轉向了強調熟悉而自然的契合，諸如夢幻-生命，睡眠-死亡，河水與時間之流——正如博爾赫斯一針見血地道出的那樣，是一種向著明達的轉變。博爾赫斯斷言他首先是一個讀者，其次才是一個作者，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實的，因為他像一位細心讀書的人那樣不懈地主張那些過時卻泰然自若的品質，諸如耐讀、愉悅、娛樂，它反過來又要求他體內的作者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補充這同一種毫無學究氣的清新的美德。所有這些因素的總和，我發現，就是一位二十世紀詩人的可愛的抱負。
現在我要介紹一下這本選集。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在1967年進入了我的意識。我住的地方在波士頓以北約一小時的路程，我被要求編輯一本雙語對照的拉丁美洲詩選。在第一次閱讀博爾赫斯以便挑選他最好的半打書頁時，我很快發現我欣賞好幾首詩，但最令我感動的是題為「埃爾維拉·德·阿爾維阿爾」的一首，因為在它的詩行背後——即使是通過一篇無力的譯文——有什麼東西立即將我與博爾赫斯的人格聯繫在一起了。我沒法更無知了，我走向博爾赫斯不是通過那些
著名的短篇小說，而是通過那些（在當時）尚被忽視的詩篇。為了更多地瞭解這個詩人和這個人，我接著閱讀了《巴黎評論》上羅納德·克裡斯特聰明的博爾赫斯訪問記。這位作家在那些書頁上躍躍欲出，充滿活力——但卻又謙遜，可愛，奇怪地抹去自身。我認出了寫下「埃爾維拉·德·阿爾維阿爾」的同一個博爾赫斯。到那時，我讀過的所有譯作都有了蒼白之感；以如此的閃光和機智說話的人所寫下的，必定遠勝於他的譯文所顯示的。（他本人的英語，我後來發現，勝過了他的大多數譯本的英語。）對原文的研讀是必不可少的，而有一天在劍橋購買它們時，我偶然得知博爾赫斯在那個時候，以及那一年，正在哈佛擔任查爾斯·艾略特·諾頓詩歌教授。抓住了這個機會，我當即寫信給他，建議為他的詩歌出一本英語選集，他回信請我去訪問他一次。那次在1967年12月初進行的造訪，一直沒有結束。博爾赫斯和我意氣相投，我們樂於進行這工作，而且那也正是接觸的好時候。當時博爾赫斯正遭受著一場不愉快的私生活，它迫使他陷入了奇特的孤獨。我正巧在無意中填補了那些令他如此害怕的漫長空虛的星期天，把他會盡心去做的那種工作交給他（這反過來也為他提供了急需的自我辯解），並且把他絕望地需求的傾聽之耳借給他。略含諷刺意味的是，在三星期或一個月的短暫時間裡，我成了最後發現博爾赫斯而又最早與他合作的美國人，那是一連串幸運的事件，並且變得越來越幸運起來。我們的計劃得到了捐助，我們被要求在紐約組織一次博爾赫斯朗讀會，而各種雜誌也開始注目於我們的進展情況。翌年四月，我們分手前，博爾赫斯邀請我去布宜諾斯艾利斯，而且委託我全權掌握他所有的英譯出版事宜。六個月以後我與他重聚，在最近的兩年半里我一直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博爾赫斯和我在那裡把他的十二本書譯成英語。起初僅稍勝於隨便初讀的事情，變成了一場友誼，一種信任，一段完整的經歷。「我喜歡你的是，迪·喬瓦尼，」在我們初逢大約一年以後，博爾赫斯在我到達布宜諾斯艾利斯時告訴我說，「在哈佛那裡惟有你嚴肅地把我當做一個詩人。」「但我看到你是一個詩人，博爾赫斯。」「是的，」他說，「我看到自己是一個詩人——那是你我之間的紐帶。」自傳就講到這裡，命運之手就講到這裡。
本書的編輯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作者合作進行的。詩的挑選由雙方共同作出，不需要十分嚴格的篩選原則，因為我們力圖收入盡可能多的詩作，但我們的確努力去達到某些平衡。我們想收入所有著名的詩篇，覆蓋每一個時期，基本呈現出詩人曾經嘗試過的各種形式和類型的詩行，並展示他在主題方面的多種趣味。同時，盡可能多刊出美洲與盎格魯-薩克森題材的詩看來是合適的；我對後者特別感興趣。當然歸根結底，我們更讚賞後期的詩。博爾赫斯對從他最初的三本書裡挑選詩作感到十分厭煩和惱怒，他一直在以改寫來提高它們，然而它們仍使他困窘，但我堅持不懈終於得以說服了他，這早期的創作有很多是可貴而又令人愉快的。我們選人了三分之一強的早期詩作和作者一半以上的後期作品——本書主部的九十首詩展現了稍多於博爾赫斯的Obra poetica 1923-1967全部內容的一半，我們的編選就是從那本書裡作出的。在附錄裡，我們還收錄了另外十二首。本書總共包括102首詩，101首附有西班牙語原文（詩作中有一首是用英語寫的）。我們希望在未來的版本中有機會擴大主部的內容。
在進行篩選的同時，我四處奔走挑選詩人並委託翻譯。我首先找到了六個詩人，我曾與他們合作翻譯過豪爾赫·紀廉的一本詩集（W.S.默溫，阿拉斯泰爾·瑞德，馬克·斯特蘭德，理查德·威爾伯，阿蘭·杜甘和本·貝裡特）；在劍橋附近，我遇見了羅伯特·菲茨傑拉德，威廉·弗爾古森和約翰·厄普代克；後來我被介紹給理查德·霍華德，他又接著把我介紹給了約翰·霍蘭德。每個人都熱衷於博爾赫斯，沒有人需要請求第二遍。至於既有的譯文（那些恰巧和我們想要收入書中的篇目一樣的），只有兩位詩人的舊作似乎還值得花費時間。羅伯特·菲茨傑拉德以前，在1942年，曾負責第二次用英語發表博爾赫斯的作品，他被要求修訂他早期成果中的六首，而阿拉斯泰爾·瑞德則應約修改他的七首譯詩，除了這十三首以外，其他全部都是特地為本書而準備的。
隨著委託與通信的進行，一種方法開始產生了，這種方法基於兩個因素：詩篇的艱深與譯者對西班牙語的熟練程度。首先，就我自己而言，我研究了每一首詩，為其中大多數寫下初譯稿交給博爾赫斯，並且，由於他失明的程度，念給他聽。我會每次讀一兩行西班牙語原文，繼而是一段對應的英語直譯。偶爾，我的準備完結了，我們就當即寫出逐字對譯。最後我們給選集裡的每一首詩都準備了一首直譯。在這些粗糙譯文的紙頁上我也匆匆記下博爾赫斯在我念給他聽一首詩時的任何深思熟慮或脫口而出的評論，也記下了我們交談中浮現的一切額外的傳記或歷史背景。我總是留意於地方環境的細節——簡而言之，就是我會傳遞給未來譯者的一切，以期減輕他的工作或提高譯文的質量或兩者得兼。在這裡，以這種途徑，我試圖預料到譯者的難題和他可能的疑問，並由此為他先行解決之。例如，我堅持在一切特定的場合都要預先告知譯者博爾赫斯傾向於給「sueno」哪一個含義——是「睡」還是「夢」。（由於博爾赫斯與夢之間近乎自動的聯繫，未受引導的譯者一成不變地贊成用「夢」，但作家的意圖未必永遠都不是「睡」。）也有些例子是博爾赫斯偶爾的怪癖習慣：在他的全部創作裡，「tarde」一詞極少是「下午」而往往是「傍晚」。（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沒有下午，博爾赫斯解釋說，在炎熱的鐘點裡人們午睡，生活只在傍晚才重新振作起來。）
對西班牙語所知甚少，或全然無知，或業已荒疏的詩人獲得了博爾赫斯和我能夠提供的行對行，字對字的直譯，以及其他一切幫助——諸如註解、提示或資料。那些深諳西班牙語的人獲得的通常不是直譯文而是別的一切幫助，然而，在篇章格外艱深時，如在博爾赫斯那麼多的早期詩作裡，這些困難的詩行全被一個字一個字地琢磨出來。某些詩不但十分艱深，而且在題材上又如此地方化，以至有兩次西班牙語極好的阿拉斯泰爾·瑞德只在我提供了與博爾赫斯一起作出的直譯文，加上我們能夠補充的一切註解的情況下，才同意翻譯。其結果之一就是瑞德光彩奪目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神秘的建立」，這首詩充滿了當地的典故與玩笑——事實上，整首詩都是一個玩笑——以至在我們把原始材料交到譯者手中時，博爾赫斯和我還試圖勸他對這樁任務連試都不用試了。
博爾赫斯，編者，以及每一位詩人之間的合作程度從一首詩到另一首詩是大不相同的。有的篇章——尤其是博爾赫斯的後期作品，無論是普遍的主題還是譯者感到平易的其他題材——轉變成英語幾乎無需博爾赫斯和我的一臂之力,當然，直譯文總是在我手中作為一個標準。另外幾次——當原文呈現出困難或晦澀時——在達到一首滿意的譯文之前幾篇草稿和一長串書信會在詩人與編者之間往來不已。通常，在這些中間階段裡，我並不請教博爾赫斯——直到我自己的評論資料枯竭了為止。最後當我交給他一份草稿時，它或者已經完成，或者已近於完成。在這些成果朗讀給他時，博爾赫斯急切地傾聽著，並加以慷慨讚揚，時常打斷我宣佈一行詩「遠勝於原文」。博爾赫斯所注重的總是詩篇的質量在英語中得到提高，而決不是對西班牙語詩行或詞藻的任何忠實的保留。事實上，他遠沒有將西班牙語原文當做神聖的文本，以至博爾赫斯多次把他的詩稱為英語譯作的「粗糙草稿而已」。起初，他甚至提醒我說，「你給詩人們寫信時，要告訴他們無論我的詩怎麼樣，譯文必須是好的」。
同樣，也有來自詩人們的慷慨回報。很多人鼓勵，有的是感激我們所採用的方法，而我也總是大受幫助和教益。阿蘭·杜甘在評論我自己的幾首譯作時，讓我看到儘管我對博爾赫斯瞭解很深，但還是可能出現失誤，我也不應總是過分自信於我對疑難篇章的詮釋。這迫使我每遇到一個並不完全明白的短語時就與博爾赫斯進行雙重的核對。約翰·厄普代克抱怨說，我在譯他的一首十四行詩時太注重直譯而粗心地忽視了他的詩行是以五步抑揚格細緻地寫成的。他是對的。這使我悟到了一個明智的方式——也是本書中使用最廣泛的方式——可以解決英譯博爾赫斯的十四行詩這個難題。在厄普代克的引導下，我鼓勵別的譯者嘗試無韻詩，在可能時以一個押韻的對句收尾。阿拉斯泰爾·瑞德和我贊同這一模式，因為它不硬性押韻，那並不是詩。（瑞德和我要進行大量對我十分有益的通信，我們在信中討論了翻譯理論和實踐的各個方面。）理查德·威爾伯，威廉·弗爾古森和羅伯特·菲茨傑拉德找到了他們自己處理十四行詩體的方式，約翰·霍蘭德和馬克·斯特蘭德也一樣。理查德·霍華德因為有塞薩爾·雷奈爾而獲得了一個私人的西班牙語專家，將他最喜愛的格律規劃——音節計算——應用於這一形式。他的成功激發了我朝這個方向的努力，我使用音節格律來解決我自己翻譯中的三種不同的難題。
在著手修改他們以往翻譯的某些博爾赫斯作品時，羅伯特·菲茨傑拉德和阿拉斯泰爾·瑞德顯示了無比的寬宏大度。我樂於出示本書所面臨的各種難題的一些詳細例證，我可以首先舉這兩位詩人的兩首新譯作為例。瑞德的「紀念胡寧的勝利者蘇亞雷斯上校的一頁」最初發表在安東尼·克裡甘編輯的《個人選集》裡。在那裡，儘管調子與語言是對的，這首詩卻神秘地漏了一行，也包含有一些惱人的小差錯；最糟的是因譯者缺少理清情節所必需的詳實（而複雜）的史料而造成的混亂。當然，沒有首要的正確調子，多少修改也改進不了這首詩；關鍵的背景材料博爾赫斯和我可以提供——在詩中，蘇亞雷斯上校儘管是一位阿根廷軍官，但並非孤獨地居住在本國（像在瑞德的初譯裡那樣），而是流亡烏拉圭；因此將他帶到那裡的不是幸運而是宿命。在流亡中，時間對他來說並不流淌，而是一種單調。戰鬥本身在安第斯山進行，在秘魯的一片台地——一個不應與後來為紀念它而得名的阿根廷城市相混淆的地方。這就是獨立戰爭，蘇亞雷斯率領著秘魯軍隊，而不是與他們作戰。有一行，博爾赫斯簡單地寫下了「Laberinto de los ejercitos」（「軍隊的迷宮」），以為他的讀者早已瞭解這場在南美洲歷史中如此著名的會戰完全是在騎兵之間進行的。不能指望哪個用英語寫作的詩人能從博爾赫斯的西班牙語中認識到這一點。正如在此處譯者應把他最初的「步兵」改為「騎兵」一樣，在他面前還有其他的傳記與歷史細節，瑞德接下來重新斟酌了詩篇的核心元素，以使它遠在南美洲政治中的來源完全清晰。感謝他的天才，更不用說他的耐性了，結果這首詩獲得了力量與生動。
羅伯特·菲茨傑拉德被邀請修改「城南守靈的一夜」（在其前生題為「在南方他們守靈的一夜」）為的是一套全然不同的緣故。首先，自從菲茨傑拉德在二十五年前初譯之後，博爾赫斯在文本中做了許多小改動，而我們希望英語譯本遵循這些變動。同時，有作者本人可以請教，澄清幾個極具博爾赫斯早期風格特徵的模糊或隱晦之處，看來是個好主意，博爾赫斯當即揭示，題目中的「Sur」特指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南區，而不是指阿根廷南方或某個抽像象徵的南方。但在他的一行詩裡「el tiempo abundante de la noche」到底做何解？這也得到了解答，並傳遞給了菲茨傑拉德，最後原先的那句「豐富的夜間」被改造為「在夜之豐盛中淨化的時間」。同樣，博爾赫斯十分艱深而又主觀的詩句「y algun silbido solo en el mundo」也從「世上一聲孤單的口哨」變成了「和某處的一個吹哨者，在夜的世界裡形單影隻」。在別的地方，留意著最小的細節，博爾赫斯提出在詩中頻頻出現的「Patio」一詞不能譯為「庭院」。對於博爾赫斯來說這個詞所喚起的遠比他回想中四十年前的那個狹小的院落壯麗得多，詩中的事件就是在那時發生的。菲茨傑拉德簡單而有效的解決辦法足「院子」。然而菲茨傑拉德達到他成功的頂點，還是在此詩最後八行那幾乎堅不可摧的密集之中。「sentenciosas calles del Sur」確切指的是什麼？博爾赫斯立即看到他在這裡其實並沒有澄清自己的意圖，於是他開始闡明文本，給我提供材料寫成註釋交給譯者。看來作者的意思是一種純粹物質與描述意義上的「警練」。這些街道有一種警練而簡潔的性質，為了描寫它們需要有一個詞展現長長的夾道林陰和直線的印象，目光不斷掃視的印象。經過了特殊的努力，通過幾篇草稿鑽研這首詩，菲茨傑拉德把他原先的詩行，
南方警練而需慢慢獲得的街道，
黑暗的微風掃過回轉的前額，
改為
城南銘刻般的街道，一條條要細心品味，
和我回家時臉上一陣黑暗的微風。
我自己對「猜測的詩」的翻譯，起初是要嘗試改正那首被認為是博爾赫斯最佳詩作以前兩個英譯版本中的差錯，並減少其拘泥平直。這兩種早期譯文都不知怎的漏掉了同一行詩，其中一首還包含著災難性的意義錯誤。但更糟的是它們的用詞：兩個都用「側面的夜」來對應博爾赫斯的詩行「La noche lateral de los pantanos」的起首部分（一個側面的夜究竟是什麼？），一首則將意為「刀」的簡單的西班牙字眼譯成了「匕首之刃」。一旦我越過了我翻譯中的這一目標，我就發現自己已經一半進入了拉普裡達被捕殺的身體之內了，於是我繼續追求切身的感覺——從開始時那些逆風落下的灰燼到最後金屬的滋味。與此同時，我也讓博爾赫斯闡釋了「mobtoneros」一詞——加烏喬僱傭軍人——我又在但丁詩中查索《煉獄》的典故，發現博爾赫斯的第十四行是直接從意大利語翻譯過來的。然而，當我向博爾赫斯提出那個「側面的夜」的問題時，他使我大吃了一驚。他說他不再確切記得它的意思了。沒有炫耀的解釋，沒有辯解，只有平淡的承認。然後，叫我去尋找我自己的某個滿意的解釋，他接著為我營造起了那特殊的場景，他是在讀過當時的報導之後構想它的。拉普裡達的被襲擊是在橫穿沼澤地的一條車行道上，也許是一條堤壩路。於是，在我看來，拉普裡達會感到夜從沼澤地兩側壓來。是的，博爾赫斯說，就是這樣；就在那裡我找到了我的英語詩行的核心。後來某個時候，在一天下午我正要給博爾赫斯讀這首詩最後一節的暫時性草稿時，他打斷我說我應該事先知道他起初曾用英語想出了一行詩的一部分，然後才把它譯成了西班牙語。這就是「se ciernen sobre mi」這半行詩；他的英語短語是「逼向我」。然後我勇敢地向他讀出了我的譯文「向我收緊了包圍圈」，這給他留下了如此美好的印象，他當即宣稱這比他自己的更好。此後，在他的開闊心胸與慷慨精神的激勵下，我再次回到這首詩的開頭，這一次是想要把它改造成一種韻律形式。未押韻的西班牙語十一音節詩行在多數情況下可以轉變為很好的英語無韻詩，在這首詩裡，五韻步顯得多少有點過於僵硬，因此我將它替換成了一種音節格律並把每一行塑造為十個音節——我想是一個合適的解決，因為它允許不受格律重音限制的自由，而又仍然把一種微妙的節制注入了詩行。
本·貝裡特對博爾赫斯最長也最艱深的詩作之一「布宜諾斯艾利斯之死」的翻譯，極大地需要資料和三位合作者的勤勉，起初，在詩中無需最充足的解釋和收集註解的詩行似乎連一打都不到。博爾赫斯本人也大傷腦筋，他嘲笑他過分繁複而不必要地艱深的早期風格。他再也記不起，比如說「trapacerias」的意思了，讓我去查字典。「一個青年詩人的語言為什麼不可以簡潔而又直率呢？」他疑惑不解。在一個時期裡，博爾赫斯向我透露說，他曾翻閱一本阿根廷特色民俗的辭典並編織了許多稀奇古怪的方言土語，以至連他自己的同鄉也很難理解他。然而，多年過後，通過修改，這種語言大多已經變得直率了。最後當我寫信給貝裡特談這首詩時，我寄給了他兩捆註解的紙頁。這些紙頁包容了所有的東西，從指出兩個墓地——頗為質樸的恰卡裡塔以及較為莊重的裡科萊塔——的主要顯著特徵到諸如「trapacerias」和「estra falarias」這些不尋常詞語的意思。此外，「La Quema」不是一支象徵的火焰而是市立焚屍場的名字；「suburbio」不是我們所謂的「郊區」，而是指這座城市破敗，失修的外圍。諸如此類。貝裡特發現這首詩合他的口味，又是一個真正的挑戰，於是接受了這件工作。他的第一份草稿異常出色；它激動人心而且建立了正確的調子。但我還是寄給了他四頁逐行的問題和批評（以及讚揚）。我們理順了當地的地理，澄清了意象，在選擇詞語時尋求比以往都更大的精確性，他的第一篇草稿中的「深在南部的住房」變成了「城南密集的住房」。甚至連逗號也通過長串的通信被來回地辯論和辯護。第二份完整的草稿引出了其他的反對意見，產生了其他的批評。最後，我給博爾赫斯讀了這首詩，他像我一樣感到那是一件驚人的工作。「感謝共同的幸運，」貝裡特寫道，「我差點就要拋出我浸透汗水的舊毛巾了。」還有最後一次騷動和一輪修補。將這首詩送進它的最後階段花去了三個月，而我也分享了譯者的輕鬆之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之死」裡，貝裡特創造了一首絲毫不曾減弱力量的詩篇，我認為他給了我們一篇翻譯的傑作。
最後是關於西班牙語原文的一個結語。自從1950年代失明對他發動總攻以來，博爾赫斯就已無法控制對他的作品的校讀了。從那時候起，每次重印他的詩，在偶爾抓住差錯的同時，新的錯誤也往往會潛入。甚至我們最近對此進行修正的努力也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作者與我不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核對他所有近期作品的最後校樣。至於眼前的這本選集，我們盡了一切努力來改正以往的錯誤，我們也編入或者標明了最近的修改。許多原文已經與它們的初版進行了核對，力求保持詩節間空行的正確位置。至少有一首詩是1954年以來第一次完整地付印在這裡的；一行漏掉的詩句未受覺察地通過了後來六個不同的版本和其他幾次重印。除了用英語展示詩人博爾赫斯之外，這本選集還有一個目標，即向讀者提供西班牙語原文的準確文本這一額外服務。
諾曼·托馬斯·迪·喬瓦尼
1971.3.15 布宜諾斯艾利斯
注
在這個英語版本裡，主部另外加了五首詩。
N.T.DI.G
1972.3.17 布宜諾斯艾利斯
- ✑ 博爾赫斯近來對詩歌的許多見解可以在三篇簡潔的隨筆中找到「論經典」、「為詩一辯」、「比喻」——它們以「從極端主義開始」為題合輯並發表於《紐約書評》，XV，1970年8月13日。——英譯者注
- ✑ 中譯本未收入——中譯者注（以下腳注，除有標明者外均為中譯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