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趙匡胤在部下的支持下發動「陳橋兵變」，在親信石守信、王審琦等的接應下，兵不血刃，順利奪取了政權，宋朝建立。
文人的黃金時代
幾乎所有的開國皇帝，為了自己王朝的長治久安，總是把總結前代滅亡教訓提到很重要的高度。漢代統治者總結秦代滅亡的教訓主要是施行暴政，唐代的皇帝總結隋代的滅亡原因主要是濫用民力，而經過了五代的變亂，又是通過不光彩的軍事政變登上皇位的宋太祖趙匡胤，總結出的五代覆亡根源就是武人專權。
「陳橋兵變」半年之後，公元960年七月十日，晚朝之後，趙匡胤約石守信、王審琦等大將喝酒，酒過三巡之後，太祖似乎不經意地說：「沒有你們的幫助，我不可能當皇帝。但是當皇帝之後我卻天天無法睡覺，還不如當個節度使輕鬆。」
石守信等人不明原因，宋太祖解釋說：「皇帝這個位置，誰不想來坐呢？」
幾位親信才明白皇帝對自己已經有了猜忌，急忙申辯：「今天下已定，誰還敢有異心？陛下大可放心。」
趙匡胤說：「不然，如果你們的部下想圖富貴，把皇袍披在你們身上，你們會拒絕嗎？」
幾位部下嚇得酒也醒了，慌忙涕泣叩頭，趙匡胤見時機已到，趁勢說：「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你們不如多積攢錢財，使子孫不受貧窮，再多買美女歌妓，舒舒服服過日子。」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稱病辭職，宋太祖趁機解除了功臣們的兵權。這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的故事。
目睹過五代軍隊兵變、武人專權、政權不斷更迭的趙匡胤認為，文人掌權，最多不過是貪污受賄，而武人專權，則很可能危及自己的統治權。因此，從宋朝建立開始，宋太祖首先用「杯酒釋兵權」解除了大將的兵權，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將原屬臣下的權力收歸君主，加強了中央集權。在對武將的權力進行限制的同時，宋太祖對文人則實行了十分寬鬆的政策。
宋朝開國之初，宋太祖秘密叫人刻了一塊石碑，這塊石碑藏在皇宮，覆以黃布，從來秘不示人，每當新皇帝即位後，就由不識字的內侍小太監陪同，揭開黃布，由新皇帝默讀誓詞。因此，除了皇帝，誰都不知道碑上的文字。「靖康之變」時，皇帝出逃，宮門大開，人們才得以看到碑上的文字，上面刻有三條誓詞：
第一：保全柴氏子孫；
第二：不殺士大夫；
第三：不加農田之賦。
——據王夫之《宋論》
這三條遺訓，尤其是前兩條，在帝王專制的時代是很少見的。
自從王莽首開由漢受禪讓的例子以來，前朝皇帝以及皇族被全數誅殺，已是司空見慣的事。縱使讓禪讓的天子得享天年，也會設法使他斷絕子孫，這是一般的情形。
而後周柴氏卻通過整個宋王朝的運作，即使國都由開封遷至杭州後，也受皇室的優渥保護。柴氏受宋王朝的寬容待遇長達三百餘年，堪稱稀有。
——陳舜臣《兩宋王朝——奢華帝國的無奈》
的確，斬草除根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中不勝枚舉，而宋王朝對前朝皇族的恩遇，在歷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石刻遺訓的第二條在中國也算是小概率事件。
不得以言論之故處死士大夫——宋太祖這個遺訓實在值得推崇。因此之故，雖然宋代有過新、舊兩法的激烈對立，政策言論中落敗者，至多也只被左遷至海南島。……司馬光、王安石、蘇東坡等黨爭首領，即使失勢也沒有被殺。
……宋代之言論自由，對社會的貢獻良多，則是事實。（同上）
後代的宋朝皇帝謹記太祖教誨，終宋之世，竟沒有文人因直言進諫而被殺。看過了太多的焚書坑儒和文字獄，宋代制定的這一政策實在讓人意外，彷彿是歷史在這裡突然拐了一個大彎，或者說提前了一大步，直接穿越了元明清而來到了提倡言論自由的現代。
宋代的善待文士有時候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張邦昌篡位，最後的結果也只是讓他自殺；即使像蔡京、賈似道這些禍國殃民的大奸臣，也只是被免或者被貶。這在任何朝代都是匪夷所思的。
善待文臣的另一面，是對武將權力的抑制。這不僅是宋太祖在經歷了五代武將專權之後得到的教訓，其中也有以趙普為代表的文士們的極力推動。王夫之指出，趙普等人鼓勵皇帝抑制武將權力，其實也就是不讓他們立下大功勳而分享皇帝對自己的眷顧而已。
但是如果憑此就得出結論，認為宋代多麼重視文官似乎也太天真了些。
有一次趙普接受吳越的賄賂，此事被宋太祖知道了，太祖並沒有懲罰他，而是冷冷地說了一句：「他們以為天下事都是由你們這些書生決定的。」趙普聽後不寒而慄。由此可見，重文抑武也好，善待文士也罷，最核心的其實是皇帝將國家大權獨攬，同時讓手下分權制衡，以維持統治需要。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宋代給大臣們開出的薪水也是封建朝代中最高的。據考證，宋代官員的俸祿是漢代的十倍，是清代的二至六倍。除了俸祿之外，官員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福利，甚至家僕的工資也是由政府包辦。不僅如此，宋代還是在封建時代唯一實行祠祿制的朝代。祠祿制是對年老退職的官員給予名義上的「道觀使」職位，並繼續給付薪俸的制度。
也就是說，對年老的官員，朝廷會讓他離開本職崗位，擔任某個宮觀的管理人員，事實上他們基本上不會去上班，但是朝廷依然會付給他們一份薪水。這有點類似於領導退居二線後到人大、政協養老之意。不完全玩笑地說，公務員待遇優厚，始作俑者是宋代朝廷。
宋代政策如此寬厚，究其原因，王夫之曾有一個很精闢的觀點，認為宋代政策寬鬆源於統治者內心的恐懼。
王夫之認為，趙匡胤出身寒微，在亂世中奪得王位，很多手下都是他以前的老朋友。因此王朝建立的時候，「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宋論·卷一》）也就是說，皇帝權位不重，所以不敢用軍事力量來脅迫遠方的敵人；威望不高，所以不敢用誅殺的手法來對待老部下；學識不淵博，所以不敢用自己的智慧輕視讀書人；恩德沒有遍佈天下，所以不敢用嚴苛的法令來管束吏民。由於恐懼而產生了謹慎，由於謹慎而產生簡樸，由於簡樸而產生慈愛，由於慈愛而產生平和，由平和而產生文德。
雖然宋朝的統治者通過抑武揚文的辦法成功地避免了如五代時期因軍閥崛起而造成的國家分裂，「其代價卻是犧牲軍事實力，這使宋朝在處理他們與富於進攻性的蠻族鄰居的關係時，處於不利的地位。」（湯因比《人類與大地母親》）這也為兩宋軍事上的無能及最後王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但是不管怎麼樣，中國文人遭受五代近乎瘋狂的凌辱和殺戮之後，終於迎來了一個黃金時代，宋代也成了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待遇最好的朝代。因此，當人們問及一些學者，願意生活在中國哪個時代的時候，半數以上的學者都回答：「宋代。」
這個文人的時代，就為宋詞之花的綻放提供了一塊肥沃的土地。
多活了十二小時的中國人
「杯酒釋兵權」傳達出了兩個信息，通常我們只注意到第一個，就是宋太祖對武將的權力限制。而通過他勸說武將的理由（多積攢錢財，使子孫不受貧窮，再多買美女歌妓，舒舒服服過日子）我們還可以看出，皇帝其實是在鼓勵大臣們享受富貴，享受生活。在皇帝的號召下，大臣們當然是何樂而不為：上有好之，下必從之。一時間，崇尚享樂之風遍及整個社會。
宋代崇尚享樂，與經濟的發達是分不開的。與其他中國封建朝代不同的一點是，在宋代，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受到批判，商人地位提高了。宰相韓琦曾說：「商者，能為過致財者也。」這與視商業為「末技」的傳統思想已經有了很大不同。而比較激進的葉適更認為「抑末厚本，非正論也」，公然為商人翻案。商人地位大為提高，乃至於南宋臨安中流行這麼一句俗語：「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在宋代，規模有數萬戶乃至十萬戶的大城市就超過了十個，宋代的人口統計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單獨列為坊郭戶（也就是有城市戶口的人），這種城鄉人口的劃分方法一直延續使用至今。
而更讓人驚異的是，公元965年，宋朝建立剛剛有五年時間，便下詔開放夜市，這意味著，從唐代一直延續下來的宵禁令已經名存實亡了。
在唐代，城市分成很多坊，每個坊上都有門，到晚上擊鼓，每坊必須關門，天亮之後方可大開。這便是宵禁。宵禁期間上街行走叫作犯夜，要笞二十。晚唐詞人溫庭筠有一次犯夜，遭到巡夜兵丁凌辱，連牙齒都被打掉了，可見當時宵禁令執行之嚴格。
宋代的夜市開放時間很長，有的據說可以開到四更天，幾乎已經是通宵營業了。夜市的開放，為宋代人提供了更多的娛樂時間和空間，也意味著中國人從此多活了十二個小時。
宋代的城市生活之豐富多彩，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裡有令人眼花繚亂的描述：
京師的酒樓門口都紮著五彩門樓，進入店門，通過一百多步的主廊，南北天井兩廊都是小閣子，晚上的時候，燈燭輝煌，上下相照。妓女們濃妝艷抹，聚集在樓上，等待酒客呼喚。（參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酒樓》）
而酒店的服務更是花樣繁多：
酒客進去喝酒之後，會有街坊的婦女腰繫青花布手巾，挽著高高的髮髻，自動來為酒客換熱水、斟酒，俗稱「焌糟」；還有一些貧民看到穿著華貴的公子哥進入酒館，就自動上前供使喚，幫公子買東西、叫歌姬、取送錢物之類，俗稱「閒漢」；又有臨時上來給酒客換熱水、斟酒、唱歌、獻果子、送香藥的，俗稱「廝波」；還有一些下等的歌姬，不請自來為酒客獻唱，酒客臨時用些小錢物打發，俗稱「禮客」，也叫「打酒坐」；還有一些小販，賣點花生水果之類，不管客人要與不要，上來就散在桌上，然後要錢，俗稱「撒暫」……（參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飲食果子》）
酒館裡都有包間，「排列小閣子，吊窗花竹，各垂簾幕，命妓歌笑，各得穩便。」（同上）
酒店菜式豐富，孟元老列出了百味羹、頭羹、乳炊羊、炒兔、炒蛤蜊等數十味，想來也足夠老饕們大快朵頤了。
汴梁市井之繁華，至今我們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都可以窺見一二。
平時尚如此繁華，到節日，汴梁更是美不勝收。
《東京夢華錄·卷六·元宵》為我們展示了元宵節汴梁那些巧奪天工的花燈：
彩山左右，以彩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於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用轆轤絞水上燈山尖高處，用木櫃貯之，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
辛棄疾《青玉案·元夕》一詞讚歎宋代元宵節「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絕非虛言。
寬鬆的文化政策、發達的城市經濟、注重享樂的社會風氣，成了催生宋詞之花開放的肥沃土壤。在宋代，即使是平民，很多都能吟幾句詞。
宋徽宗時，一年正月十五觀燈，皇帝命令賜觀燈百姓每人一杯酒，一個女子趁機把酒杯偷走了。衛士把她押到皇帝面前，詢問原因，女子說：「賤妾與丈夫一同遊玩失散了，蒙恩賜酒，回去之後面帶酒容，又未與丈夫同歸，怕公婆責罵，因此想拿金盃作為憑證。」
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女子即席吟誦自己作的《鷓鴣天·月滿蓬壺燦爛燈》為證：
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看鶴陣笙歌舉，不覺鴛鴦失卻群。
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酒飲杯巡。歸家恐被翁姑責，竊取金盃作照憑。
徽宗聽後大悅，便將金盃賜予女子。說到這裡，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三百年的大宋王朝，能出現晏殊、歐陽修、柳永、蘇軾、辛棄疾等偉大的詞人了。因為從宋代建立開始，詩歌的精靈就已經把自己埋藏在這塊肥沃的土壤裡，孕育，發芽，等待和風細雨，等待在紅塵中，開出一朵鮮艷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