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李白、杜甫相比，李商隱的詩敘事性更少。李白的《長干行》開篇就是「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有一個故事在發展。杜甫的詩敘事性也很強，《石壕吏》中「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也是敘事。李商隱的詩最大的特徵是把故事全部抽離。荷葉在什麼地方，當時是什麼時間，他都不太界定，對事物是比較抽像的描述。可以說晚唐的詩擺脫了敘事詩的限制。
李商隱的風格比較接近「象徵」，象徵主義是借用的西方美學的名稱，特別是指十九世紀時期的波特萊爾、魏爾倫、蘭波、王爾德這些作家的創作風格。
王爾德很有名的童話都是採用象徵手法，他曾經寫過有一個大學生愛上一個女孩，後來那個女孩不理他，給他出了一個難題，讓他在下雪的晚上，幫她找到一朵盛放的紅玫瑰，才答應跟他戀愛。大學生覺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下雪的冬天怎麼可能有一朵盛放的紅玫瑰？他就在那邊哭，被一隻夜鶯聽到了——王爾德非常喜歡寫夜鶯，李商隱也喜歡寫夜鶯，李商隱與王爾德非常像，他們用到的詞都非常類似——在王爾德的故事裡，夜鶯聽到以後，很難過，它感覺到了這個青年男子內心中的愛和落寞，決定為他完成這個心願，就把自己的心臟貼在玫瑰的刺上開始唱歌，它的鮮血灌注到玫瑰中，紅玫瑰忽然盛放。在這個故事中，王爾德用象徵主義手法描述如果用生命去付出，用心血去灌溉，絕美的奇跡就會發生。這很像李商隱寫的「身在情長在」。大學生早上起來的時候，看到了一朵盛放的紅玫瑰，但他沒有看到底下有一隻夜鶯的屍體。這就是所謂象徵主義的文學，常常用寓言或者典故來書寫個體的生命經驗。
我不鼓勵大家去讀那些有關李商隱詩句的註解，越註解離本意越遠。有時候我跟學生說，我很喜歡李商隱。他們問讀哪一個版本的註解，我說讀王爾德吧。我覺得王爾德是註解李商隱最好的版本，一個在英國，一個在西安，一個在九世紀，一個在十九世紀，可是他們彷彿是同一個人，因為他們關注的內容是那麼相似。他們分別用漢語和英語寫作，不同的語言卻有相同的意象，他們都喜歡寫月光，喜歡寫鶯，喜歡寫一些華麗與幻滅之間的交替。從這樣一個角度，大家可以進到李商隱的詩歌世界，慢慢感覺到，我們自己生命裡大概曾經有過李白那樣的感覺，曾經希望豪邁和遼闊，希望有「白日放歌須縱酒」的豁達；我們大概也有過杜甫那種對現世的悲哀，偶然走到街頭，看到一個窮困的人，還會希望能寫出《石壕吏》中的悲情；但我們的生命也有一個部分，很接近李商隱那種非常個人化的感受。李商隱的詩中有非常私情的部分，他大多時候都是在面對他自己的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