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以來，政治日益腐敗，社會矛盾逐漸暴露。一些思想較敏銳的詩人如李白、杜甫、元結等，終於透過繁榮的表象，看到了潛在的政治危機。這就使他們將目光轉向現實、一變過去的天真，寫出了一些具有深刻現實意義、思想性很強的力作。安史之亂後，國運通塞未定，一些頭腦較為清醒的文人，開始認真思考戰亂的原因和國家的命運。許多人把安史之亂的發生歸咎於儒家思想體系的衰落，主張通過振興儒學來鞏固中央集權，改革政治弊端。由於儒學歷來重視社會風俗的變革，文風的變革也就自然被再次提出。一些文人提倡改革科舉考試的內容，以樸素的古文來取代華靡的駢文和詩賦，這就開了中唐韓愈、柳宗元所發起的古文運動的先河；一部分人繼李、杜的余緒，「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前後相繼，寫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成為中唐元稹、白居易創作新樂府的先導。主要代表作家有元結、顧況、韋應物、戎昱、戴叔倫等。
元結、顧況標舉詩教說，開始將初盛唐以來偏重以頌美王政為主的正雅觀念轉向諷喻，提出詩歌應總結興亡治亂的教訓，達到規諷時政的目的。為此他們一致批評大歷以來詩歌中綺靡的傾向，強調興寄，反對聲律辭藻。元結認為文學的主要任務是「道達情性」、「救世勸俗」（《文編序》），「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二風詩論》），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系樂府序》），最不滿那些「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的作品。顧況認為詩是「理亂之所經，王化之所興。信無逃於聲教，豈徒文彩之麗邪？」（《悲歌·自序》）也就是要向《詩經》的風詩和樂府學習，使詩歌能夠引導人的情性，教化世俗，使上層統治者懂得治亂的道理。他們的詩歌創作正是這種理論的實踐。兩人都能用詩歌諷刺現實，表現他們對國計民生的關懷，同時都愛用古體，不拘於格律。
元結（719—772）字次山，河南（今洛陽）人。曾在天寶六載和杜甫同赴制舉，同時被黜落。安史之亂中平亂有功，歷任道州刺史、容管經略使。他對現實的認識比較深入。寫於天寶年間的《系樂府》十二首，相當深刻地反映了玄宗晚年政治的腐敗和人民在苛重剝削下所遭受的災難。如《貧婦詞》寫貧婦在繁重租稅的勒索下無以為生的苦況；《農臣怨》抒寫農村遭災之情無由上達帝聽的感慨，並表示希望朝廷能觀風采謠，關懷民情：「謠頌若采之，此言當可取。」同作於天寶時期的《憫荒詩》，借他所採五篇怨恨隋煬帝的隋人冤歌為題，加以發揮，總結了隋朝因荒娛至極，不知民怨而終於滅亡的教訓。指出：「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欣提矛。」君王如不知體恤民意，總有一天會被民眾推翻，這在當時是極為大膽尖銳的見解。安史之亂後，元結任道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親眼看到人民戰亂之後的困苦生活，寫出了著名的《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舂陵行》活畫出百姓經過喪亂、在急征暴斂下困疲之極的孱弱形象：「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征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疲睏。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接著細緻描寫了上司催租「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的具體場景，直截了當地批評官府不使百姓存活的凶殘，最後表白了自己寧可抗詔獲罪，也要違令緩租、篤行愛民之道的決心：「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其宜。……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這首詩以樸素古淡的筆墨，傾訴了內心強烈的怨憤，感人至深。
《賊退示官吏》寫代宗廣德二年，「西原蠻」攻破道州鄰近的永州和邵州，卻不犯道州邊境，原因是「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作者將「賊」與「官吏」加以對照，責問朝廷派來的租庸使：「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被征斂者，迫之如火煎。」指出朝官還不如「蠻賊」顧恤人民，諷刺極為辛辣憤激。最後表示自己決不為圖「時世賢」的虛名而做朝廷殘害人民的幫兇：「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這種關心民瘼的熾熱感情，是極其可貴的。因此這兩首詩得到了杜甫的激賞：「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同元使君舂陵行》）。杜甫還在詩序中說：「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自從杜甫明確地提倡這種「憂黎庶」的「比興體制」後，關心民生疾苦的精神就成為中唐以來風雅比興最重要的內涵，後來在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諷喻詩裡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元結還選了一本《篋中集》，序文說選詩的原因是有感於「風雅不興」，集子裡所選作家「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者，選詩內容為兄弟朋友夫婦之情，布衣不遇之悲，窮困守節之志，守仁忘憂之樂，與他《系樂府》十二首中《賤士吟》的精神相通，顯然由盛唐風雅興寄中謳歌不平之氣和窮達之節這一面發展而來。到韓孟時，風雅六義的內容就明確變成恪守仁義道德的寒士才子的不平之鳴。因此元結的風雅觀體現了從盛唐向中唐元白、韓孟兩派過渡的趨勢。《篋中集》裡的詩人雖然都名位不顯，但是創作傾向值得注意。他們都有盛唐文人清狂的共同氣質，好用漢魏古詩的比興手法，又都用散句，避免對偶，語言雖然極度平白質樸，語調卻拗口澀嘴，好以極端的說法來表現窮困慘苦的心境，這一特點後來成為孟郊、盧全等人詩歌藝術的重要特徵。
顧況（727—815），蘇州人，至德年間進士。當過著作郎等小官，後隱居茅山，號「華陽真逸」。他的詩歌風格多樣，以古詩和歌行為多，好嘲謔，富於幽默感。所作《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是借上古之事刺當時現實。這組詩仿照《詩經》四言體，又效《詩經》取首句之辭為題加小序的作法，說明每一首詩所刺何事。如《上古》一章標明「愍農」也，指出「一廛亦官，百廛亦官。嗇失孔艱！浸兮歎兮，申有螽兮，惟馨祀之患，豈止餒與寒？」收穫的莊稼，一束也好，百束也好，都得入官。農夫日曬水泡，加上蟲災，還要供神祭祀，苦處豈止是飢寒交迫？《築城》二章諷刺宦官臨陣打仗「以墓磚為城壁」。《持斧》一章諷刺軍士把墓地的松柏砍下來當薪柴，都是揭露官軍隨意欺壓掠奪百姓之事。《采蠟》一章將采蠟者腰裡掛著籐繩在「荒巖之間」，被「群蜂肆毒」、跌落深壑的危險艱苦與富豪之家「煌煌中堂，烈華燭兮。新歌善舞，弦柱促兮」的豪華生活相對照，直接點明「采蠟，怨奢也」的本意。《囝》一章寫被掠賣為奴、慘遭閹割的小兒與父生離死別的悲愴，揭露閩中盛行此風的罪惡，字字血淚。此詩與後來白居易新樂府中的《道州民》反對貢矮奴的內容同樣有意義。這組詩在形式上對白居易新樂府「首章標其目」並加小序的作法應當有所啟發。此外，他的《公子行》諷刺貴族子弟，《行路難》刺憲宗迷信神仙，都有明確的針對性。
顧況在藝術表現上與《篋中集》詩人有相近之處，也喜歡用俗白的語言將意思說到極端而趨向於奇險。只是構思更加離奇。如《古離別》：「西江上，風動麻姑嫁時浪。西山為水水為塵，不是人間離別人。」西江之水在人間看來是永恆的，但在神仙看來，已經歷經滄桑變化，像這樣以普通的生活經驗來揣度神仙眼裡的世變，直接啟發了李賀的奇思。
韋應物（737—790？）京兆長安（今西安）人，是中唐前期有名的詩人，後人多將他與陶、王、孟、柳等山水田園詩人並提。實際上他的詩中頗多興諷之作，並不是一味恬淡忘懷世事的人。他天寶年間當過宮廷侍衛，任俠負氣，後折節讀書。一生歷任州縣官，又在長安洛陽生活過較長時間（所任縣宰也主要在京畿附近），因而既能比較深入地體察民生的疾苦，又能對上層統治者的腐敗有較清楚的認識。早在他29歲任洛陽丞時，就用法律制裁過倚仗宦官勢力、驕橫不法殘害人民的軍士，雖被訴訟，也不肯屈服，由此可見出他端方正直的品格。作為一個從太平盛世過來的人，目睹安史之亂後民生凋敝的慘象，他的感觸更深。因此他有相當一部分詩歌反映戰後的亂象，指責朝廷的無能。如《廣德中洛陽作》詩說：「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飲藥本攻病，毒腸反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批評朝廷借回紇之兵攻打安史叛軍，洛陽雖然收復，卻已被擄掠一空。在這類詩裡，詩人早年的豪氣也時有流露，如《寄暢當》中就有「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的壯語。由於安史之亂平後，緊接著就是藩鎮叛亂迭起，兵禍連年，派到百姓頭上的徭役賦稅也無休無止。韋應物作為州縣官，直接受到催租賦的壓力。他的很多詩就從這一角度反映了百姓在迫促繁雜的徭賦下無以聊生的困境，以及自己夾在中間進退兩難的心情。在高陵宰任上，他說過：「兵凶互相踐，徭賦豈得閒。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到滁州後，所作《重九登滁城樓》、《答崔都水》、《答王郎中》等詩都反覆寫到：「凋散民裡闊，摧翳眾木衰。」「甿稅況重疊，公門極熬煎。責逋甘首免，歲晏當歸田。」從中可以見出由於戰亂而加重賦稅、又由此而造成「邑里但荒榛」的景況。到了江州這樣富庶的地方，同樣是一片破敗：「斯民本樂生，逃逝竟何為。旱歲屬荒歉，舊逋積如坻」（《始至郡》）。由於韋應物歷任京畿和江淮諸州縣，因此僅從他這些詩篇中就反映出從兩京到江淮廣大地區的人民不堪戰爭重負的嚴重社會問題。更為可貴的是，他的《觀田家》甚至能從田者終年辛勞因租稅不已而不得溫飽的事實，聯想到自己的不耕而食，深感慚愧：「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裡。」《寄李儋、元錫》詩說：
去年花裡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
春愁黯黯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
聞道欲來相聞訊，西樓望月幾回圓。
在離情、鄉思、孤獨等種種複雜的愁緒之中，最折磨詩人的還是愧對所在州邑離鄉流亡的百姓。韋應物反映現實的詩歌，主要採用古體。如《雜體》五首其三「春羅雙鴛鴦」，就採用魏晉古體形式，描寫民間織婦之苦，諷刺長安豪家的奢侈。雖非樂府體，但用對比的寫法，對後來新樂府詩也有明顯的影響。《采玉行》、《夏冰歌》則是比較標準的新題樂府了。所以白居易把他和杜甫的新題歌行視為新樂府的先導。
韋應物山水隱逸詩成就很高，風格高雅閒淡，較王孟山水詩孤清幽冷，能在詩壇上獨樹一幟。《滁州西澗》即為其名作：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鳥鳴聲聲更見林澗的靜謐，風潮急驟反襯出野渡的寂寞，雖是無人之境，卻自有一種自甘寂寞、悠閒自在的意趣深可體味。《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詩人把道士煉丹的生活分解成澗底采薪柴、歸來煮白石的兩個情節，既給人以不食人間煙火的印象，又洗淨丹汞氣息。結尾泠然一問，竟使道士化為虛無，只有風雨飄蕭、落葉紛飛的空山，幻成無限迷惘和空寂。他的山水田園詩再現了陶淵明和王維的真趣，同時又將盛唐山水田園詩優美清空的意境引向蕭散淡冷，在中晚唐和宋代，特別受到白居易和蘇軾的推重。
除了以上三位詩人以外，戎昱、戴叔倫也都寫過新樂府。如戎昱的《苦哉行》五首寫唐王朝借回紇兵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戴叔倫的《女耕田行》寫壯丁抽盡，農村惟有女子耕田的情景，都是這一時期新樂府的佳作。從以上這些作品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對現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揭露戰亂造成的民生凋敝的現狀，為不堪徭賦重壓的人民大聲疾呼。作者都經歷過安史之亂，或身為刺史縣丞，或為幕僚賓客，對下層社會有較深入的體察。這也說明，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盛唐文人濟蒼生、安社稷的大志已轉為切切實實地關心社會現實問題的精神，而詩歌的風雅觀念，自然也就由頌美為主轉向哀刺諷喻。中唐批判現實的諷喻詩的潮流正是由此開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