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璠《河岳英靈集》〔1〕說：「貞觀末（650前後），標格漸高；景雲（710）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727）後，聲律風骨始備矣！」這段話簡要地概括了唐詩從唐初開始格調漸漸變高，至初盛唐之交，已經能表現高遠的境界，而到開元中才形成兼備聲律和風骨的發展大勢。那麼為什麼把唐詩達到高潮的時間劃到開元十五年以後呢？
從景雲年到開元十五年，是初唐和盛唐兩代詩人更替的時期。以宋之問、沈佺期、李嶠等為代表的初唐宮廷詩人陸續在開元初去世，標誌著初唐時代的結束。開元前期，唐玄宗勵精圖治，改革時弊，講求禮樂，振興儒學，在文學上反對浮華。他在《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詩》中說：「禮樂沿今古，文章革舊新。」大抵可以概括此時文學革新以禮樂為指導的思想。所以殷璠《河岳英靈集序》說：開元十五年後，盛唐詩聲律風骨始備，「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認為盛唐詩從開元十五年以後轉為真樸古雅，恢復《詩經》的風雅傳統，主要與唐玄宗提倡革新文章的思想有關。雖然他對玄宗個人的作用有所誇大，但確實說明了當時文風轉變的政治原因。張說適應了開元初倡導淳古真樸的政治需要，大興禮樂雅頌，成為開元前期文壇的核心人物。他在唐玄宗的支持下，提拔了一批文詞雅麗、通曉儒學的人物。在他周圍形成的以「文儒」為主的官僚群體，成為開元到天寶初政壇和文壇上的中堅力量，其中張九齡所起的作用尤其突出。張說在開元十八年去世後，張九齡繼之而成為文宗哲匠。二張不但自己薦引了一批盛唐著名的詩人，如王灣、王翰、王維等，而且由他們提拔起來或與他們志同道合的一批文儒在掌握權力以後，也通過知貢舉等方式選拔了一批文人：盛唐著名詩人和文人登第的高峰共出現過兩次，一次在開元十四、十五年間，嚴挺之知貢舉時，儲光羲、崔國輔、綦毋潛、王昌齡、常建等都得以及第，在此前後還有崔顥、祖詠、劉慎虛等先後及第，他們構成了開元詩壇的主力，開元十五年後的詩歌興盛局面正由他們奠定。一次在開元二十二、二十三年間，由孫逖知貢舉，顏真卿、賈至、李頎、李華、蕭穎士等在此期間中舉，後來成為天寶文壇的重要人物。
二張雖然都是朝廷宰輔，但與貞觀年間的重臣不同，由於在政治上都有過大起大落的經歷，因此能打破朝野的隔膜。他們影響於當時文人的主要不是那些應制頌聖的作品，而是他們的理想抱負、人格精神以及在貶謫期間創作的大量詩歌和其中深刻的人生思考。他們解決了「四傑」詩歌理論和創作之間的矛盾，扭轉了陳子昂矯枉過正的偏向，賦予建安精神以新的時代色彩，對於盛唐詩人形成以崇尚建安氣骨為主的風雅觀念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張九齡（678—740），字子壽，韶州（今廣東韶關市）人。開元二十二年官至中書令，二十三年封始興公。他也是創作豐富的詩人，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簽》以「含清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於莊嚴之內」這兩句話來概括他的基本風格，是比較恰當的。他支持陳子昂重幽素、黜雕華的主張，作《感遇》十二首，以賢士聞達之難、世路不平之歎為中心，抒寫對功名理想、志士高節的追求，並提出了乘時而起、功成身退的處世原則。這些思想對盛唐詩人的影響最直接。在藝術表現上，這組詩與陳子昂的《感遇》一樣，也是以比興為主，但風格清雅，不像陳子昂那麼質實。如著名的《感遇》其七：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
可以薦佳客，奈何阻重深！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
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張九齡是嶺南人，當時朝廷選士，很少考慮這種南方邊遠之地的人才，因此他仕途上的障礙也就更多。這首詩取屈原《橘頌》詩意，感慨丹橘既有歲寒之節，又有果實和樹陰可用，只因阻隔深重而不能進薦，藉以比喻自己品性堅貞、才堪任用而被排擠在朝廷之外的命運，寫得從容委婉。張九齡詩又有一種典雅而富有情韻的境界，如《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音調悠揚宛轉，情思惆悵遙遠，與皎潔的月色交織成一支曼妙動聽的月光曲。他的山水詩數量也不少，主要寫於開元十五年出任洪州都督時期。大多數詩取法大謝體，並創造出以感懷為主兼詠山水的五古體，在開元前期清媚詩風流行之時，以沉厚凝重的風格另立一宗。他將漢魏以來文人詩中追求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堅持直道和清節的高尚情操，探求天道時運的深刻思考，對待窮達進退的處世原則引進了山水詩，使山水詩清麗的詞采和漢魏風骨相結合。這是他對山水詩最重要的貢獻，明人胡應麟《詩藪》說他「首創清淡之派」，也應從這方面來理解。
活躍在開元年間的詩人王維、孟浩然、盧象、儲光羲、綦毋潛等人在思想上和人事上與張九齡都有密切的聯繫。由於政治氣象的更新和二張的影響，開元詩人把他們共同的時代感受反映到詩裡，並意識到他們渴望及時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氣骨和時代精神的契合點，因而將「大雅頌聲」和建安風骨相結合，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自覺意識。不但王維、孟浩然高唱著「盛得江左風，彌工建安體」（王維《別綦毋潛》），「文章推後輩，風雅激頹波」（孟浩然《陪盧明府泛舟回作》），就是與二張沒有直接聯繫的高適也同樣在稱揚「隱軫經濟具，縱橫建安作」（《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性靈出萬象，風骨超常倫」（《答侯少府》）。在盛唐詩人普遍形成「言氣骨則建安為傳」（殷璠《河岳英靈集論》）的風氣中，從開元十五年到開元二十二年間，出現了山水田園詩的創作高峰期，從開元二十年到二十七年，又出現了邊塞詩的創作高峰期。無論是田園牧歌還是邊塞高唱，都體現了新的時代精神，具備了林庚先生所描繪的盛唐氣象的全部特徵。因此可以看做是盛唐詩歌革新的第一個高潮。
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罷相，李林甫代之為相，意味著開元清平政治的結束。到天寶初，隨著景雲開元時代的一批較為賢明的官僚先後去世，政治日趨腐敗。開元時代的一些著名詩人祖詠、孟浩然、王翰、王之渙等在詩壇消失，王維、儲光羲等因張九齡的逝世而消極退隱。而在開元時代影響尚小的李白卻在天寶初崛起，成為詩壇的主將。李華、蕭穎士、元結等具有復古思想的文人，以及杜甫、岑參等在詩壇上嶄露頭角。李白像盛唐詩人一樣肯定「蓬萊文章建安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並以《古風》其一總結了開元全盛之世詩歌革新的理論：
大雅久不作〔2〕，吾衰竟誰陳〔3〕？ 王風委蔓草〔4〕，戰國多荊榛。
龍虎相啖食〔5〕，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6〕
揚馬激頹波〔7〕，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8〕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聖代復玄古，垂衣貴清真。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9〕
我志在刪述〔10〕，垂輝映千春。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11〕。
詩意是說：歌頌王道聖明的雅詩久已不興了。孔子那種感歎盛世衰落的心情向誰陳述呢？周朝的王政已經像委棄在荒草中一樣衰微，戰國時代頻繁的戰亂使各地荊棘叢生。諸侯之間龍爭虎鬥、相互吞併，戰爭一直延續到狂暴的秦朝。和平中正的歌聲是多麼微弱遙遠，這時文壇上震響的只有《離騷》那樣哀怨的歌吟。揚雄和司馬相如這些漢代的辭賦家激揚起頹靡的末流，開創的華麗文風從此流蕩後世。此後政治的盛衰雖然千變萬化，但是詩歌應謳歌治世之音、反映王者教化的法則從戰國以後就日益淪喪了。自從建安以來，詩歌愈趨綺麗，更不足珍貴。當今聖明之世恢復了上古的政治，像堯舜那樣垂衣而治，推崇淳樸自然的風氣。當代的才子們生逢盛世，乘著時運各展才能，一起像鯉魚那樣躍過龍門。詩歌創作文質兼備，相互輝映。眾多的詩人像繁星般羅列在秋夜的天空。我的志向是像孔子刪詩那樣總結一代文化，使自己的光輝聲名照耀千古。如果學習孔聖人真能有所建樹，那麼也要像孔子修訂《春秋》一樣，竭盡畢生的精力。這首詩把時代的興衰和詩風的頌怨、文質相聯繫，指出從戰國以來，文學中的哀怨、頹波和綺麗文風都是政治衰亡的反映，讚美了盛唐統治者扭轉時風和文風的努力，以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為標準，肯定了元古文王之治在當代的復興，表達了開元詩人欣逢盛明之世的自豪感、乘時而起的共同願望，以及使「文質相炳煥」的歌聲在當代復興的責任感。
把歌頌盛明轉化為歌頌乘運而起、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使之與建安氣骨在精神上取得一致。大雅頌聲和建安風骨相結合，便是盛唐詩歌革新的基本精神之所在。但是當李白看清了天寶年間政治癒趨黑暗的現實以後，他又繼承陳子昂和張九齡的《感遇》詩傳統，寫下了《感遇》、《古風》、《擬古》、《感興》、《寓言》等一系列詠懷組詩和大量樂府歌行，運用比興抒寫理想、抨擊現實，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夕揭示出盛明氣象下隱伏的社會危機，大大深化了開元詩歌風骨的內涵，這就將盛唐詩歌革新推向新的高潮。杜甫、元結等批判現實的詩歌也在同樣的背景下匯入了這一高潮。他們發揚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創作了許多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弊病的新題樂府詩，以「憂黎元」的主題深化了盛唐詩歌的浪漫精神。杜甫的《戲為六絕句》還糾正了當時人在理論上只重建安氣骨、否定初唐「四傑」的偏頗，在否定齊梁輕薄偽體的同時，又強調在藝術上學習齊梁清詞麗句的必要性，提出了具體分析六朝文風的標準。他和李白的理論和創作反映了盛唐詩歌革新的最高成就。因此概括盛唐詩歌革新的過程，可以說，它是由張說導向、以張九齡、王維為核心，由一批開元詩人共同完成，最後由李白加以總結並進一步深化的。儘管天寶詩壇和開元詩壇顯示出不同的特徵，但開元時代那種蓬勃的朝氣、爽朗的基調、無限的展望、天真的情感，在天寶時代李白、杜甫和岑參的詩裡仍然得到集中的反映。從這一點來說，開元精神是盛唐氣象的核心，也是盛唐時代性格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