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傑」都是仕途失意的下層文人，儘管得名於當時，但對宮廷詩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從武則天到唐中宗時期，詩歌創作以台閣大臣和他們周圍的文人為主體。上官儀姿媚輕艷的遺風依然存在。宮廷裡頌美君主的應制詩則一味講究對偶和辭藻的雕琢，以致因過度追求典雅而走向生澀僵滯。但是格律詩卻在這樣的創作土壤中逐漸定型，五律的規範和七律的出現為盛唐詩聲律的完備奠定了基礎。
「文章四友」指李嶠、蘇味道、崔融、杜審言。「四友」之稱始於他們年輕的時候。武則天後期，因為修編《三教珠英》，宮廷裡形成了一個文人集團。「四友」也屬於這個群體。武則天去世後，除蘇味道以外，其餘三人都在中宗朝得以復用。其中崔融（653—706）曾在武周和中宗時執掌詔誥之事，擅長碑頌表疏類大文章，「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舊唐書》本傳）。詩卻平易樸素，但成就不高。羅根澤先生認為《文鏡秘府論》裡提到的《唐朝新定詩格》的作者崔氏很可能就是崔融，該書對於詩歌聲律的病犯、十體的分類以及對偶都有新的論述。如果確是崔融所作，那麼他在初唐詩歌形式的發展中也是有建樹的。
李嶠（？—712），先後在武周和中宗兩朝為相，是宮廷應制詩的作手。他在參與編輯《三教珠英》的過程中寫了120首詠物詩，詩題按照類書的編目排列，是一部以詩體撰寫的「作詩入門」的類書，它採用大型組詩的形式，把唐初以來人們最關心的詠物、用典、詞彙、對偶等常用技巧融為一體，以基本定型的五言律詩表現出來，給初學者提供了便於倣傚的創作範式。天寶年間張庭芳為之作注，「欲啟諸童稚」。後來這組詩又傳入日本，成為平安時代傳入的中國三大幼學啟蒙書之一。這組詩的出現，說明初唐五言律詩到武周後期已經成熟。李嶠不但對五律的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在詩歌創作方面也有較高的造詣。他的長篇七言《汾陰行》在當時被采入樂府歌唱，詩裡對比了漢武帝全盛時期祭祀汾陰的烜赫場面和去世以後的淒涼冷落，最後一段說：「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為家此路窮。豪雄意氣今何在，壇場宮館盡蒿蓬。路逢故老長歎息，世事迴環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祇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據《開天傳信記》說，唐玄宗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奔蜀之前，使花萼樓前善水調者唱歌，至「山川滿目」云云，「上顧侍者曰：誰為此。曰：宰相李嶠詞也。因淒然涕下。遽起曰：嶠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其實李嶠詩裡的興亡盛衰之感在初唐歌行中很普遍，也是初唐詩最動人的地方。
蘇味道（648？—705？）也曾在武周時為相，多應制之作。但有些小詩能真實地反映出初唐的社會風情。如《正月十五夜》：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33〕。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
游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這詩描寫長安城的元宵之夜金吾開禁任遊人賞燈的熱鬧景象。當時西域的燈輪已傳入內地，「火樹銀花」所描寫的就是這種樹狀的燈輪。地上的燈火與天上的星月交相輝映，游妓打扮得像桃李花一樣穠艷，遊人邊走邊唱《梅花落》曲，「李」、「梅」都與正月早春的景色暗中關合。全詩措語簡妙，而能概括滿城燈火輝煌、滿街歌聲笑語的氣氛和場面，錯彩鏤金之中自有韻致流溢。
杜審言（646？—708？）字必簡，是杜甫的祖父。他的官職不高，在武周宮廷的時間也較短。中宗即位時雖一度被流放，但不久召還，任修文館直學士。他的詩存四十多首，多數是五言律詩。也有少數平仄尚未調協的七律。但詩歌氣度高遠、神情圓暢，如《春日京中有懷》寫自己落第失意之情：「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由今年「愁思看春不當春」的苦惱中生出明年春色加倍還人的妙想，以雙關的語義暗示明春必定得第的充分自信，寫得十分神氣。他的五律善於將複雜的構思和較深的含蘊凝聚在簡潔的構句中。如《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全詩氣象宏麗，境界開闊。梅柳、黃鳥、綠蘋都沐浴在和暖的淑氣和明亮的晴光裡。「雲霞」一聯，思致尤其新鮮：江北春遲，江南春早，現在江北也都梅開柳綠了，那麼春天不就像是渡江過來的嗎？杜審言對景物動態觀察深細，很注意在寫景中把握微妙的感受和意趣。如「綰霧青絲弱，牽風紫蔓長」（《和韋承慶過義陽公主山池五首》其二）寫出青絲紫蔓在霧氣和輕風中延伸捲曲的優柔輕揚之感；「煙銷垂柳弱，霧卷落花輕」（《春日江津游望》）則通過煙柳霧花的姿態表現了江南春意融融，令人慵倦的情致。《夏日過鄭七山齋》也是他的名作：
共有樽中好，言尋谷口來。薛蘿山徑入，荷芰水亭開。
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洛陽鐘鼓至，車馬系遲回。
詩裡渲染了友人山齋在炎暑中給人的清涼潤澤之感，「日氣」二句，描寫夏日雷陣雨過後，陽光雖出，但陰雲中仍然雷電未散的天氣，尤為真切。他的佳句還有很多，如《度石門山》中「江聲連驟雨，日氣抱殘虹」。《登襄陽城》中，「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等句，筆力橫壯，氣勢壯闊，已有盛唐之音。杜審言在五言律詩方面的造詣對杜甫有直接的影響。
與「文章四友」同時而稍晚的沈佺期和宋之問，在唐代並稱為「沈宋」，是對律詩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兩位詩人。《新唐書·宋之問傳》說：「魏建安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成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雖然律詩的形成經過了漫長的時期，到李嶠「百詠」出現，已經基本成熟，但是沈宋在則天、中宗的宮廷內以詩名並稱，律詩數量既多，造詣又高，當時學者以之為宗，所以歷來將律詩的定型歸功於他們。沈宋也曾媚附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兄弟，以善寫應制詩得武則天賞識。在武周政權崩潰的激變中，與杜審言等一起被流放嶺南，寫出了一些較有真情實感的作品。他們兩人不但在格律上為盛唐律詩合軌於先，而且在提煉意境方面各有新創，宋之問長於五律，構思很巧，但自然現成。如《題大庾嶺北驛》：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
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
這首詩寫於宋之問流放嶺南途中。大庾嶺是五嶺之一，自江西大庾縣入廣東南雄縣。傳說大雁南飛，也只是到此為止，而行人南下的路程還十分遙遠。二者對比，已寫盡貶謫的荒遠，然而想到明天走得更遠，回頭望鄉，連今日視為天涯的嶺頭以及嶺上的梅花看起來也會變得親切。《渡漢江》是一首小詩，寫他從貶所回鄉時的心情：「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將漸近家鄉時驚懼、憂喜的複雜心理凝聚於一個「怯」字，情貌畢現。宋之問在大力創作五律的同時，還嘗試了各種不同的詩體。特別是五言古詩，從初唐以來受到詩歌律化的影響，大多全篇排偶，古意盡失。宋之問有意在五古中恢復漢魏古意，使五古和五律區分開來，這也是他促使五律定型的功績之一。或許是因為人品不高的緣故，他在盛唐山水田園詩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往往被人忽略。其實後來王維從他的詩裡得到許多啟發，連他在藍田輞川的別業，也被王維買去。宋之問早年寫過一些清新自然的田園詩。他又喜愛搜討幽奇，遊覽詩的風格類似劉宋山水詩人謝靈運。在貶謫生涯中，觀賞了越州、嶺南的山水名勝，一路擷取新奇景物入詩，像「秋虹映晚日，江鶴弄晴煙」（《漢江宴別》）、「林暗交楓葉，園香覆橘花」（《過蠻洞》）、「青林暗換葉，紅蕊續開花」（《經梧州》）、「雨色搖丹嶂，泉聲聒翠微。兩巖天作帶，萬壑樹披衣」（《早入清遠峽》）等，都以鮮麗的色澤描繪出南國風光的特徵和情調，形成清綺幽深的特色。
沈佺期和宋之問一樣，在貶謫途中寫了大量山水詩。他的特色是風格瑰奇，意象繽紛。長篇古體山水詩觀察精細，層層皴染，能曲盡山水形狀。近體山水詩則大多清新工整、氣象宏闊。《夜宿七盤嶺》是他寫得最好的一首五律。
獨遊千里外，高臥七盤西。曉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
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
這詩從戶內獨宿的感受寫出整個七盤嶺春夜遍山綠蕪、子規啼鳴、星月近人的景色，境界清朗高遠。除了山水詩以外，他也很熟悉南朝樂府中遊子思婦的題材。代表作《雜詩》：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裡月，長在漢家營。
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
這首詩將徵人與思婦分隔兩地、惟有月可共看、惟有兩情相同的特點提取出來，通過兩地之月和兩地之情的相互遞換和交錯對照，警快地概括了同類內容的詩歌中所包含的主要意蘊。另一首名作《古意呈補闕喬知之》題材相同：
盧家少婦郁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
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這是一首七律，從思婦在搗衣時節獨對衣料含愁的角度，抒寫徵人久戍不歸、音書斷絕的痛苦，將齊梁歌行中邊塞與閨中景像兩相比照的寫法壓縮成七律，中間兩聯對仗，音節流暢，語調和辭藻都富有歌行的裝飾美，讀來就像一首截斷的歌行。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沈佺期七律平仄嚴密，句法多有新創。如「林中覓草才生蕙，殿裡爭花並是梅」（《奉和立春遊苑迎春》）、「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發已偷新」（《人日重宴大明宮賜綵樓人勝應制》）等，均以思致清巧、工整自然取勝。可見沈宋不僅在格律形式方面促使律詩更加成熟，而且在意境的凝練、思致的工巧等表現藝術方面對唐詩的發展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
中宗神龍年到玄宗開元初，號為「吳中四士」的賀知章、張旭、張若虛、包融引起時人的注目。《舊唐書·文苑傳》載，神龍中，賀知章與賀朝、萬齊融、張若虛、包融等「俱以吳越之士，文辭俊秀，名揚於上京」、「人間往往傳其文」。其實，吳越詩人不止這「四士」，還有一批被殷璠匯入《丹陽集》的詩人，風格近似。他們的詩歌大多描繪吳越清麗的山水，抒寫親切動人的人生感觸，在應制體充斥一時的詩壇上，以純淨優美的意境和悠揚宛轉的旋律使人耳目一新。
「四傑」以來，表現由宇宙無窮、盈虛有數的思索而引起的淡淡感傷，成為初唐詩的一個重要特徵。劉希夷（宋之問之甥）的詩歌以惜春和懷古為兩大基本主題，集中地表現了人事滄桑之感，但與「四傑」相比，更多低回悵惘的情調。著名的《代白頭吟》就是這類人生感慨經過反覆詠歎之後的提純：「……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聞一多說：「他已從美的暫促性中認識了那玄學家所謂的『永恆』——一個最縹緲，又最實在，令人驚喜、令人震怖的存在，在它面前一切都變渺小了，一切都沒有了。自然認識了那無上的智慧，就在那徹悟的一剎那間，」「一躍而到莊嚴的宇宙意識」，「這時的劉希夷實已跨近了張若虛半步，而離絕頂不遠了」（《宮體詩的自贖》）。
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將陳隋樂府舊題擴充為由九首七言絕句連接而成的長篇歌行，使春江月夜的靜美景色和有關宇宙人生的哲理思索結合起來，匯成情、景、理交融的藝術境界，代表了初唐歌行向盛唐發展的過程中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
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裡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
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
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
應照離人妝鏡台。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
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
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
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
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詩的開頭先以大筆揮灑，烘托江潮連海、月共潮生的宏偉氣勢，接著從細處點染月色迷茫、浸染春江花林的奇妙效果，創造出像夢幻一般幽美空靈、清明澄澈的境界。然後由月色籠罩的純淨世界引起對人生哲理和宇宙奧秘的探索，並從前人關於宇宙永恆、人生短暫的慨歎中翻出新意：「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指出個人的生命雖然短暫，而人類代代相延的歷史卻與宇宙同在，這種開朗的感情正是初盛唐時代精神的體現。以男女相思之情、遊子飄零之感抒寫人生聚短離長的感觸，雖是傳統主題，但此詩只從詠月著眼，以孤月的徘徊不定、月色的拂卷不去烘托思婦中夜徘徊、難以驅遣的惆悵，以落花流水、殘月滿江烘托遊子眷戀春光、思念家鄉的深情。在月色的籠罩下，江水、芳甸、花林、沙汀、白雲、青楓、扁舟、妝樓、鏡台、杵砧、鴻雁、魚龍、遊子、思婦等豐富多彩的意象融合成完整的意境，統一在淡雅的色調中。再加上韻律抑揚迴旋，富有優美的節奏感。音調隨詩情變化起伏，宛如小提琴上奏出的夢幻曲，深沉柔和，宛轉諧美〔34〕。所以聞一多先生熱情地讚美它「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宮體詩的自贖》）。
以「吳中四士」為代表的吳越詩人存詩雖然較少，但以描寫江南山水為主，如張旭的《清溪泛舟》、包融的《登翅頭山題儼公石壁》、邢巨的《游春》、萬齊融的《送陳七還廣陵》等等，大都筆致疏朗清新、色彩滋潤明麗。南朝樂府的風味、晉人欣賞山水的理趣融會成新鮮的興致，使山水也有了活潑的生命。如張旭的《山行留客》：
山光物態弄春輝，莫為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
在詩人慇勤留客的情意中，見出山中空氣濕潤、翠色慾滴的幽趣。賀知章的《詠柳》把二月的春風比做裁剪新葉的剪刀：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後兩句從宋之問的「今年春色早，應為剪刀催」（《奉和立春日侍宴內出剪綵花應制》）翻出新意，成為傳誦千古的佳句。《回鄉偶書》：
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難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將人生易老、世事滄桑的感觸寄寓在饒有趣味的生活場景中。從典型的生活細節提煉出大多數人所共有的人生感受，正是盛唐詩歌的重要藝術特徵之一。吳越山水詩是對齊梁山水詩的繼承和改造，這種清新秀媚的詩風在開元前期十分流行，成為盛唐山水田園詩的先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