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我一直都在討論，我們的精英教育系統對接受該系統的人有哪些影響。下面我們談談，精英教育系統對整個國家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簡言之，精英教育系統在不斷複製繁衍美國的階級系統，其影響與一個世紀之前的「三駕馬車」所為並無二致。具體來說，它是在擴大社會不平等，妨礙社會流動性，固化階級特權，並創造了一個與盎格魯-撒克遜貴族類似的與社會隔離的精英階層——儘管該階層本當引領社會，但實際上他們會為自己的這一特權沾沾自喜。
統計數據說明了一切。1985年，美國250所重點大學中，有46%的學生來自美國收入前25%的家庭；而到了2000年，這一比例達到了55%。到2006年（該年統計數據樣本要小一些），這一比例為67%。據統計，在2006年大學入學新生中，僅有15%的學生來自收入低於中間值的家庭；稍前時候的一項研究表明，僅有3%的新生來自收入最低的1/4的家庭。學校越是顯赫，它的學生構成就越是不平等。傑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指出，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依然是美國主要研究性大學中，學生經濟背景差異最小的」。另一方面，公立機構也好不到哪裡去。2004年，美國州立重點大學裡，有40%的學生來自年收入1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而就在5年之前，該數字僅為32%。同一年的另一項研究指出，「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說，如今的美國高等教育是近30年來分化最嚴重的」。事實上，最近10年的情況已經變得越來越糟糕。
出現這一趨勢的主要原因非常明顯，越來越高的學費是一個因素，但這絕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如今培養一個有能力角逐常春籐盟校的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一路關卡越多，家長們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就越高。私人教師、考前輔導等只是一個方面。富裕家庭幾乎從孩子生下來那一刻起，就開始往孩子身上傾注各種資源：音樂課、運動裝備、國外旅行（美其名曰「榮譽項目」），等等。當然，還有一項最重要的，私立學校學費或者是頂級公立學校學區的生活成本。
SAT的本意是摸清學生們的學習能力；但實際上，它摸清的卻是學生們的家庭收入。在過去30年間，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學習成績差距擴大了40%。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現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們完成大學教育的人數差距擴大了50%。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學生中，申請就讀四年制大學的人數不到一半。先停下來，仔細想想，這一數字到底意味著什麼。正如保羅·克魯格曼所言：「窮人家的聰明孩子拿到學位的可能性要低於有錢人家的不聰明的孩子。」一位曾在一所高級私立高中就讀的學生告訴我，有錢人家的孩子，包括那些最笨和最搗蛋的，如今都過得不錯，他們「太有錢了，不可能失敗」。
毫不奇怪的是，如今美國的收入差距甚至比大蕭條之前還要大，或者說，如今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比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要低。當然，這主要責任並不在大學，但毋庸置疑，大學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逆轉這一趨勢，甚至反而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沒錯，近些年來，精英學校，尤其是那些最有錢的精英學校，已經給了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更多機會。2007年，哈佛為家庭年收入不到6萬美金的學生減免了學費，為家庭年收入不到18萬美金的學生減免了10%（由此你大概能猜出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在許多極其挑剔的學校裡，能夠享受學校經濟援助的孩子比例也越來越高，同時學校接受的捐贈也越來越多。但儘管如此，在哈佛之類的學校裡，還是有40%的學生要支付全額學費。家庭年收入18萬美元在美國只能排到收入曲線的94%，這也就意味著，哈佛有超過40%的學生來自美國最富有的6%的家庭——可能還不止於此，因為助學金的接受者不局限於收入低於18萬美元的家庭。經濟不平等導致教育水平不平等，從而導致申請者隊伍嚴重向富裕家庭傾斜。
但這並不是說，來自低收入家庭的申請者人數就很少。精英學校絕對不會讓本校學生的經濟背景與整個社會的階層分佈完全一致。它們也無法承受這麼做，而且我甚至懷疑，它們根本不想這麼做。這些學校需要吸收大批能承擔全額學費的學生，它們要照顧捐款人，還要考慮最主要的生源群體，這些人主要來自美國（或者說全世界）的上流或中上游階層，它們的校友主要來自這一階層，它們的管理者屬於這一階層，它們的學生畢業後也都會進入這一階層。一項研究表明，在美國100所高中，大約占美國高中總量的0.3%的畢業生要佔到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全部學生的22%。在這100所高中當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高中。「輸送」系統不僅依然存在，而且生機勃勃。
精英學校不僅無力逆轉這個越來越不平等的社會，它們甚至在雪上加霜。種種跡象表明，重點學校選拔生源時，不會給低收入家庭學生任何優惠，但同時卻會更加照顧其他群體，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學生。在《入學的代價：美國統治階級是如何花錢進入精英學校的》（The Price of Admission：How America』s Ruling Class Buys Its Way into Elite Colleges）一書中，作者丹尼爾·古登（Daniel Golden）詳細描述了精英學校錄取學生時，會給予特殊照顧的三類人：捐款人、潛在捐款人，以及名人子女；教工子弟；運動員和校友子女（人數最多）。每一類人所佔的比例大約從10%到25%不等。
校友子女享受的特殊照顧約為24%，也就是說，當其他條件都相同時，校友子女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比例會高於普通學生24個百分點，而運動員則比普通學生高出48個百分點。從定義上就可以看出，照顧校友子女這種做法本質上就是在複製特權階層，當然，給予運動員特殊關照絕不是為了抵消這一做法。精英學校通常會組建幾十支運動隊，總的來說，在這些學校裡，如壁球、擊劍、高爾夫、皮划艇、帆船、滑雪、網球、馬球之類的貴族運動要比橄欖球和籃球之類的運動更為流行。
古登指出，美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12頒布以來，各種體育運動已經成為富家子女的必選。「精英大學裡至少有1/3的學生，在博雅教育大學裡至少1/2的學生都會要求在申請過程中受到特殊對待。」別忘了，即便不考慮這一點，這些富家子弟在學習方面本來也已經享有巨大優勢了。
如果一定要把哈佛這樣的大學說成「特權堡壘」，有錢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裡，讓他們學會像有錢人那樣走路、說話，像有錢人那樣思考，以確保他們以後也會繼續當個有錢人，這種說法可能感覺有些可笑。但難道這不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嗎？這些學校並不是憑空被稱為精英學校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偏偏要假裝事情不是這樣的。別忘了，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精英治理的社會裡。難道不應該人人機會均等嗎？
似乎是為了掩飾當前系統所宣稱的公平，或者說，要與之前的做法「決裂」，我們打著「多樣性」的幌子制訂了一套又一套所謂的制度。這種「多樣性」的意義絲毫不亞於一場社會革命。舉個例子，普林斯頓直到1961年才承認自己有了第一位女性畢業生——該年度只有一位黑人學生被這所大學錄取（確實很孤獨），時至今日，普林斯頓有一半學生是女性，而且只有一半白人。但這種性別和種族的多樣性其實只是個幌子，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托詞。它所掩蓋的，是當前社會經濟日趨分化的現實。精英學校依然在享用自己20世紀60年代積累的道德資本（當時這些學校確實邁出了勇敢的一步，打破了之前的盎格魯-撒克遜貴族機制）。
事實上，所謂的精英治理，其實一直都只局限在一定範圍內。記得我們之前說過，金曼·布魯斯特在耶魯的改革剛一出台，就立刻遭到該校校友的反對，他們明確要求布魯斯特要學會尊重運動員和校友子弟，並指出捐款人的孩子無疑應當享有最高程度的關照。但如今，即便是一個人的學術潛力可以通過SAT成績和其他標準明確的考試顯示出來，也已成為一種複製特權的工具。雖然表面上我們已進入一個多種族、男女平等的精英治理模式，但這種模式本身又會形成新的特權階層，而我們的教育系統也在向這個方向發展。
這就是當前的「多樣性」所產生的真實影響。到這個偉大國度的任何一所精英學校看看，你會看到一些「著實令人激動的畫面」：白人精英人士的孩子，比如說商界人士和專業人士，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界人士或專業人士的孩子混在一起，一起學習，一起玩耍。這畫面的確溫馨，不是嗎？對於在像斯坦福這樣的大學裡就讀的孩子們來說，如果有位同學來自密蘇里，另一位同學來自巴基斯坦，或者有同學會拉大提琴，有同學擅長曲棍球——哦，當然，他們的父母都是醫生或銀行家——這就是絕對的「多樣性」了。他們其實並不是像自己所說的那樣，與「各種各樣的人」在一起，事實上，他們的同學都是一樣的人，只不過碰巧來自不同的地方罷了。
當然，也會有一些例外。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為這些大學知道，要為獲得免稅特權裝裝樣子，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精英階層也要補充新鮮血液，僅此而已。在現行的錄取政策下，最沒有優勢的群體是藍領階層和農業家庭的子女，在這一點上，他們甚至比不上亞裔學生，所以你在那些精英學校裡幾乎很少看到他們的影子。
或許有人會說，我們的教育系統是仿照歐洲模式設立的，其目的就是為了緩和不平等現象。換句話說，我們的學校提供的是機會，而不是「救濟品」。沒錯，在很久很久以前，事情的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十年中，公立高等教育史無前例地擴張，各種私立學校前所未有地敞開大門，為美國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一個新的上流和上中流階層。但如今，這套系統不僅沒有消滅不平等，它甚至已經成為不平等的幫兇。
米歇爾·L.史蒂文在《創造一個階層》一書中寫道，這些學校的錄取流程「複雜、繁瑣而且昂貴，已經成為當代美國社會特權的主要方式」。在我看來，這本書僅憑書名就應該獲得一個獎項，更何況作者還在書中深度講述了一所重點博雅教育大學的招生過程。雖然申請大學確實會讓一些中上層階層子弟有些焦慮，但這個漫長的過程「本質上只是走走形式」。真正重要的並不是你是怎麼做的，而是你已經被允許參與進來了。可能最後有的人會去布朗大學，有的人會去布蘭迪斯大學13，但別忘了，絕大多數孩子根本就沒有機會申請這些大學，他們最終只能選擇那些經費明顯不足的州立大學，或者預算總是吃緊的社區學院，或者乾脆不讀大學。
沃特·本恩·邁克爾斯（Walter Benn Michaels）在《多樣性的麻煩》（The Trouble with Diversity）一書中指出，類似平權法案或獎學金之類的項目，其目的只不過是為了裝點門面，讓那些無緣進名校的孩子們無話可說而已。「哈佛之所以也會招一些窮人家的孩子（數量極少），其用意在於激勵那些富家子弟（為數眾多），告訴他們，你不能只用錢買到進入哈佛的資格。」邁克爾斯指出，美國的大學其實只不過是階層結構的「宣傳機器」罷了。
如果一所精英大學邀請我去發表新生入學演講，我會告訴這些年輕人：你們或許確實很聰明，也很努力，但你們能來到這裡，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你們很走運。你們或許的確通過競爭打敗了自己的同齡對手，但事實上，你們的對手中，有90%在比賽開始之前就已經出局了。
但事實上，在這樣的場合，演講者說的話大都與我剛剛描述的完全相反。安德魯·德爾班克指出，所有的大學校長都會用某個版本的標準致辭來告訴新生，「在所有跨進這所學校大門的學生中，你們是最棒的」。這絕不是誇張。一位已經畢業的學生幾年前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我敢打賭，耶魯2012級絕大多數學生都能說出當年的錄取百分比……
他們沒有理由不知道。我記得所有人，從校長到新生輔導員，都曾在新生培訓周反覆提到這個數字：9.9%。當時這可是一項新紀錄。這個數字背後的含義很明顯：你們是耶魯有史以來最棒的學生！
這種情況絕不僅只發生在本科生身上，也不僅只局限於美國。我曾聽到過肯尼迪學校、沃頓、普林斯頓、多倫多大學（加拿大頂級高校之一）以及智利天主教宗座大學瑪雅圭茲分校14的學生們都這麼說過。一位本科生甚至在《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中寫道：
這些學生們甚至還沒翻開課本上第一堂課，就被強行戴上了無數頂高帽，甚至多到讓他們手足無措……讓人鬱悶的是，這種人人習以為常的讚譽幾乎無處不在，從入學儀式到畢業典禮，它們一直悄無聲息地滲透進每一間教室……就在這個星期，新學期剛開學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一位教授就在一個人數眾多的課堂上表示，全世界懂得這個領域的人當中，99.9%都在這所學校，而你們就屬於這99.9%。
事情並非一直如此。在盎格魯-撒克遜貴族時代，學生們聽到的開學演講則完全不同。我之前一位比較年長的同事曾經告訴我：
以前的耶魯可不是現在這樣，那時老師們會對新生的資質持懷疑態度。
記得在1957年9月的前幾個星期，耶魯學院的院長曾經在一些公開場合告誡我們：「今年的申請人數太多了，即便我們最後錄取的是其他人，相信他們也會跟你們一樣優秀。」他還說，在接下來的四年裡，你們有責任通過努力證明耶魯錄取你們是正確的選擇。1969年，我作為教師回到耶魯，當時情況已經發生變化。院長們開始告訴新生，你們是耶魯有史以來最棒的學生，你們能選擇耶魯，實在讓耶魯感到榮幸。
當然，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原因在於精英治理時代的來臨。學校開始拚命討好學生，這樣做有很多原因。它會讓客戶（學生）開心。只要客戶開心，捐款自然就會源源不斷。除了各種增強歸屬感的儀式，比如新生入學儀式和畢業典禮，學校還會用各種印有大學標誌的T恤和貼紙，有助於增強幫派凝聚力的體育比賽，各種校友會來培養學生對學校的忠誠度，以此來豐富學生們的生活。但總的來說，它們之所以這麼做，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它們相信這種手段能成功。
這種恭維本質上是一種自我恭維，我們偉大，所以你才偉大。我的一位學生曾經把這種心態描述為「耶魯需要沒完沒了的自我慶祝」。畢竟，學校和教授們本身就是精英治理的產品，他們能躋身這樣一所精英機構，這本身就足以讓他們竊喜一輩子。他們對於世界、對於社會、對於公正的認同感與學生們的心態並無二致：這裡可不是誰都能混進來的，能在這裡站穩腳跟，說明你是最棒的！
當然，這種思維本身就是一種精英心態。它就像是一個契約，當你學會用分數來評判自己時，你就已經在這張契約上簽了字。沒錯，這種評判方式並不完美。但問題並不在於此。問題在於，在這種心態的主導下，學生們會堅信，分數就是一切。你在學校裡表現越好，你就越優秀，無論是從道德上還是從思想上，甚至從各個層面上都更優秀。
為自己的高智商或學術成就感到自豪並沒有什麼不對。可是問題在於，從精英學校給學生發出一沓厚厚的錄取資料那一刻開始，它們就在不遺餘力地給學生們灌輸一種自大和自喜的觀念。這種優越感會通過各種方式傳遞出來：講話的語音語調、舉手投足之間、校報上的文章、各種學校傳統，等等。校方要傳達的信息非常明確：恭喜你！你成功了！歡迎加入精英俱樂部！由此得出的推論也非常明確：因為你能來到這裡，所以你值得擁有隨之而來的一切榮耀和特權。
很多人都發現，精英學校的學生大都有一種優越感：因為他們的SAT分數比普通人高，因此他們自然就應該享有一些他人享受不到的特權。而事實上，真正的邏輯應該是：你的SAT分數之所以比別人高，是因為你本來得到的就比別人多。
當我剛開始分析精英教育的劣勢時，我曾經寫過一個水管工的故事。那是我35歲那年發生的事情，我第一次作為房主找人來維修水管。當水管工站在廚房裡，準備鑽到下水道去工作時，我突然發現，我不知道該跟他說什麼。我從未接觸過水管工，也不清楚他的價值觀是什麼，他用的很多字眼對我來說都很神秘，我根本不知道該跟他聊什麼。就這樣，受過14年高等教育的我，傻愣愣地站在那兒，手足無措，大腦一片空白，我自己都被自己的傻氣驚呆了。我可以輕鬆與來自其他國家的人，用其他國家的語言，聊上半天，卻不知道該與一個來到我家的人說些什麼。
很多讀者都不認為這是精英教育的問題，不認為無法跟與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交流有什麼問題——因為你從來沒遇到過這樣的人。他們覺得自己根本沒必要跟水管工說什麼。沒錯，或許他們說得對，也可能我確實在這方面比較愚笨，這是我的個人問題。
我自由生活在美國郊區的上層中產階層社區，在一個正統的猶太教社區長大，小時候大多上的都是教會學校。但我也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一點，當遇到類似的問題時，人們可能會有些看不清楚，可能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的階層地位，意識不到自己脫離了周圍的世界。你或許覺得自己瞭解普通大眾，但事實可能並非如此。
而且我還很清楚一點：拋開宗教因素不說，我的生長路徑，如今正變得越來越普遍。整個社會在使用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日趨分化，但實際上，導致分化的根源在於收入水平。如今的美國社會結構僵化，有錢人變得更有錢，他們的孩子會進入私立學校或近似於私立學校的公立學校，這一切都使得上層階層從一出生就開始脫離其他社會階層，而不是從大學起才開始脫離。當初我所經歷的受到庇護的狹隘撫養方式如今已經成為普遍模式，特別是對那些自小就進入私立學校的孩子們來說更是如此。當然，他們也不會遇到「水管工」這樣的人。
但問題不僅僅在於「脫離」社會。精英教育不僅不會教給你如何與「水管工」們交談，它甚至還會告訴你，你根本不要去操心這種事。別管什麼階層不階層的。你根本沒必要在一個沒上過名牌大學的人身上浪費時間——不管他屬於什麼階層。你是天之驕子，是「最優秀最聰明的人之一」，其他人根本沒法和你比，他們沒你優秀，沒你聰明，因此無論如何，他們都應該生活在你之下。「我一位朋友曾說過自己坐火車去波士頓的經歷，」一位哈佛學生在給我的信中說道，「他說自己看著其他乘客，感覺這些人永遠不可能像自己一樣聰明，所以他們也根本不可能像其他哈佛人一樣生存。」
當然，這種心態與所謂的「奉獻意識」或者伴隨精英心態而來的不安全感並不矛盾。事實上，在諸如「為美國而教」這樣的精英組織所宣揚的「奉獻意識」，在骨子裡是一種屈尊俯就，是一種傲慢。當這些組織中的精英人士在為他人——為那些不幸的窮人——做某些事時，他們是在告訴那些接受幫助的人，這些事情我能做，但你們做不到。於是，他們主動降低自己的身份，彎下腰來，用自己驚人的智慧和美德拯救別人。沒錯，他們客觀上確實能幫助別人，但卻是用一種能夠保持自己優越感的方式去幫助——實際上，是強化這種優越感。
至於不安全感，這也是精英心態的一個組成部分。愛麗絲·米勒在《天才兒童的鬧劇》一書中指出，輕視這種心態，實際上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自卑感。
只要我們對他人採取輕視態度，同時誇大自己的成就（我能做的事，他做不到），我們就不用擔心別人會因為我們不夠成功而不愛我們。但是，如果我們總是一味逃避，那麼，我們就很容易自卑，因為我們會時刻留意自己身上那些不夠出色、不夠聰明的東西。
還記得虎媽嗎？「失敗者」對她的心理平衡是多麼重要！「失敗者」代表的是自我中那些被拒絕的部分，是內心深處最深沉的噩夢。「失敗者」的存在，哪怕只存在於想像中，都是一種藥膏，一種心理資源，它可以幫助你重新找到那種脆弱卻又對你無比珍貴的自尊。這就是為什麼精英階層的那種「理所應得感」與之前老派的貴族階層身上那種真正的自信相去甚遠的原因。權力感總是伴隨著一種焦躁和自私，擁有權力感的人總是被籠罩在對失敗的恐懼之中。
幾年前，社會科學家讓·阿尼翁（Jean Anyon）發表過一篇名為《社會階層和看不見的工作課程》（Social Class and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Work）的文章。在調查了新澤西州5所小學之後，阿尼翁得出結論：學生們在校的學習方式，甚至包括他們在校所接觸的學習之外的東西，都會影響他們未來所處的階層位置。工薪階層的孩子們會學習如何嚴格遵守紀律，所受的教育也都比較機械，大都是死記硬背的；職業人士的子女們則會學習如何創造，如何表達自我；而商業階層的孩子們則會學習掌握權力、統治和自我掌控等內容。
大學也是一樣。精英教育不僅會帶你進入上層社會，它還會幫助你為上層社會的生活做好準備。「當耶魯在為學生提供獎學金，幫助他們去中國學習或去紐約看一場百老匯表演時，」一位學生寫道，「當校方出錢為學生提供一些比較奢侈的教育，比如說如何拓展思維寬度或如何更有教養時，他們其實是在教你如何成為有錢人。」
直到我把自己的經歷甚至我學生的經歷，與我的一位在克利夫蘭州立大學讀書的朋友進行比較時，我才意識到這位學生所說的其實都是真相。我的這位朋友一直都是全A學生，但是有一次，她在期末考試中得了D，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要在餐廳打工，結果論文晚交了一個小時。
你可能會覺得我舉的這個例子有些極端，但這樣的事情在耶魯絕對不會發生。沒錯，精英學校也有日期和出勤率的要求，但學生們根本不會把這些當回事。只要他們提出申請，什麼事情都可以延期；雖然校方也會規定，上課缺勤會影響成績，但這樣的規定很少得到執行。換句話說，那些在名牌學校就讀的孩子，永遠都有第二次機會。
而且同樣不可思議的是，我這位朋友竟然無處申訴。在克利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裡，無論是輔導老師還是系主任都根本不會為學生開脫，不會給予他們任何額外的幫助，甚至不會在學生們摔倒時扶上一把。他們受到的教育都是由漠不關心的校方「批發」給他們的，在這樣的學校裡，學生們根本不會得到任何精心的照顧。他們幾乎不可能有機會像精英學校的學生一樣去跟來校訪問的政治掮客們一起同窗就讀，或者跟來自外國的名人一起共進晚餐。這樣的學校也很少會發放任何特殊經費，而在精英學校裡，各種特殊經費唾手可得：旅行津貼、研究經費以及各種獎學金等。在我之前任教的部門裡，每年都會發放幾十種現金獎項，上到高年級學生的學術專著，下到一年級新生的優秀論文，都可以申請各種獎勵。2009年，這些獎金累計總額竟然高達10萬美金——而且這只是一個系的情況！
像在克利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裡，學生們得A-都不那麼容易。精英學校和普通學校裡的打分標準相差甚大。在20世紀50年代，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平均GPA大致相同，都是2.5分左右。然後情況開始變化。到2007年，公立學校的平均GPA大約為3.01分，而私立學校的平均GPA則為3.30分，在那些頂級的私立學校裡，這一數字甚至達到了3.43分。只有在常春籐盟校之類的地方，老師們才會把A-當成默認分數，當成優秀生和普通生的分水嶺。在這樣的學校裡，與其說A-是個分數，倒不如說是一種隱喻，一種特權的象徵。事實上，校方是在告訴自己的學生，別擔心，我們會罩著你！
在像克利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地方，學生們接受的教育就是如何成為中產階級，或者在各種官僚機構裡供職。我也跟一些類似大學的學生們溝通過我的觀察，他們覺得我的觀察很有代表性，他們以後的生活跟大學裡差不多，凡事都沒有第二次機會，不可以延期，幾乎得不到什麼支持，面臨的機會也非常有限——總而言之，他們未來的生活就是服從、被管理和被控制，始終要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務，同時又得不到任何指導。
而對於那些在名校就讀的學生來說，情況則完全相反，他們的生活充滿人脈、機會、免費品、特權以及各種上升通道。此外，他們還會享有一項特權：豁免權。精英治理不僅絕不完美，它還有很大的局限性。精英的門檻確實很高，但一旦跨過門檻，你就幾乎不可能被踢出去。哪怕是你成績很差，哪怕是你犯有嚴重的抄襲，或者甚至是對你的同學造成人身傷害——這三種情況我都聽說過——這都沒關係，你都不會因此被開除。一旦你獲准進入精英俱樂部，你似乎就有了一種上帝賦予的特權，它讓你可以永遠留在那裡。
如今這種保護不僅適用於男性，還適用於女性。事實上，情況比我描述的還要糟糕。我的一位1957年進入耶魯的前同事曾經這樣寫道：
校方會根據一套公正的評分系統來決定對我們的態度。一旦某門課不及格，你就會得類似於F的成績，如果你有多門功課都得F，那你就得出局。在我們那個時代，每一級都有大約10%～15%的學生拿不到學位。情況雖然可能並不像「看看你左邊，再看看你右邊，四年之後，你們只有兩個人能留在這兒」那麼殘酷，但確實有這種意思。簡單來說，當時的耶魯是一個特權與責任共存的世界。我覺得這種方式是對的，你不能一味鼓勵一個18歲的孩子，讓他認為自己已經大功告成，根本不需要再奮鬥了。
但那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情況。那位在哈佛研究自我效能的學生與我說過她在學校經歷過的「yes文化」：哈佛會讓它的學生感覺自己無所不能，因為哈佛幾乎會對你想要的一切都說「yes」。打個比方，如果你想去中國學習一年，它會立刻給你準備好錢——你只需舉手示意就行了。我沒跟她說，這可能與寬鬆的評分標準有關，但我告訴她，她所說的多多少少反映了名校學生那種「理所應得」心理。她立刻表示反對：沒什麼是理所應得的，我們只是比別人更努力罷了。
沒錯，我說，你們確實很努力，但只努力是不夠的，因為獎賞只應給予那些有成就的人，而不是勤奮或有慾望的人。她對此不以為然，她說雖然羅德獎學金要求GPA至少3.9分，但她一位GPA只有3.6分的朋友還是可以申請羅德獎學金，她認為這是好事。我告訴她，一個GPA只有3.6分的孩子是不應該得到羅德獎學金的。她認為這就是精英主義，一個GPA只有3.6分的人，只要她有足夠強烈的需要，就應該可以申請羅德獎學金。換句話說，這世界不應該對精英人士設限。
我們不是理所應得，我們只是足夠努力——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說法。沒錯，你可能確實比你身邊的孩子學習更努力，但那些你沒看到的孩子呢？你真的以為他們沒有一個人在努力嗎？還有那些在臨近小鎮上公立學校的孩子們，他們每個星期都花跟你一樣的時間學習，但最終卻只有少部人上了好大學，這是怎麼回事呢？在很多時候，能夠得到公平對待本身就是一種特權。大多數很努力的美國人最終都沒能得到自己應有的回報。事實上，這就是今天的社會不平等。
我認識一位從海軍退役、上過社區大學、後來又進入斯坦福的學生，他這樣描述名校學生周圍的泡沫：
我認為斯坦福（以及美國和世界上其他類似斯坦福的學校）的學生都是長在花園裡的鮮花。他們會得到很多人的照顧，包括他們的父母、輔導員、考試輔導專家、老師、教授、朋友等等。只有在這些人的精心培育下，它們才能盛開。這些花朵雖然美麗，但卻很脆弱，而且必須遠離風霜雨雪。真要感謝那些辛勤的園丁了！
我就像是這個花園裡的一棵雜草，只是假裝自己是朵花罷了。當園丁跟花朵們講述外面世界的故事時，我根本聽不下去，因為我所見到的世界不是那樣的，我見到的比他們任何一個人見到的都要多得多。事實上，我的心已經變得粗糙，無法享受他們那些有機食譜、自以為是的志願工作、以及孕育出眾多年輕的自由世界領袖的枕邊談話了。我的根或許生長得很慢，過程也很痛苦，但它深深地植根於真實世界的硬土上。
我並不是要大家都體驗一下我之前的生活，我只是說，經歷過風霜雨雪的植物要比花園裡的植物更強壯。但對於一般人來說，為什麼要離開色彩斑斕、五彩繽紛、單純美麗的花園，去投入茫然、甚至有些危險的外部世界呢？在這裡，人生的模式非常清晰：只要做到A，你至少能得到B。但如果這個世界沒有那麼簡單，如果即使你做到了A，也得不到B，這些可憐的花朵又該怎麼辦呢？
很多年輕人寫信問我，有什麼辦法能避免成為與世隔絕、自以為是的小混蛋呢？我也不知道，我最多只能建議他們去公立大學看看。要想真正懂得與自己背景不同的人，你只能實際進入他們的世界：不是去進行所謂的「奉獻」，更不是請人喝杯咖啡，帶著屈尊俯就的態度去向「下層人民」噓寒問暖一番。你要做的，是真正把對方當成與你平等的人。
與其抱著「奉獻」的心態去屈尊俯就，不如真正去體驗一下他們的生活。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體會到社會大眾的艱難——不只是體力上的，還包括心理上的。我知道，很多人都誇你很聰明，但其實你並沒有那麼聰明；你只是在某些地方比別人聰明一點兒，而且只是比你周圍的那群人聰明一點兒而已。名校之外還有很多聰明人，他們之所以沒進名校，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階層地位。很多不「聰明」的人其實很聰明。
你肯定聽說過「人有不同形式的智商」吧。現在你可以自己去親身體驗一下。一位畢業後前往社區大學就職的學生這樣描述那裡的情況：「每個學生的情況都各不相同，有的學生明顯需要幫助，有的則讓我感覺自己很年輕、粗糙而且愚蠢。」只有在非常狹隘的意義上，「優秀」與「聰明」才是同義詞。
我知道，一個享有特權的年輕人是很難接受這些說法的。剛開始聽到這些時，我也很難接受。沒錯，你出生在大富之家，從小受到優待，但這不是你的錯。不過現在你需要負起責任了。首先，你要明白，不管別人怎麼誇讚你，你都並不比別人更重要。你的痛苦並不比別人的痛苦更值得同情。你的靈魂也並不比別人高尚。如果非要用宗教的說法，我會說，上帝並沒有更愛你。正如約翰·拉斯金告訴一位精英人士的那樣：「用大腦去盡力搶佔一切並不比用拳頭搶佔更高尚。沒錯，這個社會總是要有分工的，有人要幹活，有人要管理，但管理者並不應該拿走所有利益。」
但這就是當前的現狀，過去80年的情況都沒有這麼糟糕過：我們的「領袖們」——精英階層正在享受別人的勞動果實，正在通過剝削別人來讓自己更富有，並堂而皇之地宣稱這一切都是正常的，因為自己「更優秀」。真正的問題是，當前的環境讓我們很難做出其他選擇。事實上，真正的問題在於精英治理本身。那麼你會問，該如何改變這個系統呢？這就是我在最後一章將要討論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