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類拔萃之輩」15：這個流傳幾十年的陳詞濫調確實是一個絕妙的諷刺。顯然大家都已經忘記了，這個說法原本是20世紀一本譏諷越戰設計者的書的書名，因為正是這群「出類拔萃之輩」的狂妄自大，才將整個美國拖入泥潭。沒錯，這群人的確夠聰明，夠優秀，但你見過有比這群人更自戀的領導者嗎？這世上還有比這群傢伙更失敗的嗎？如今這種被各種光環圍繞的精英治理，正在把我們再次拉進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衰退，而不斷為其輸送新鮮血液的教育體制，正是這個系統的最佳體現。是時候該做些什麼了，我們不僅要從上至下發動一場變革，還要開始思考另一種形式的領導模式，甚至是另一種模式的社會制度。
與所有統治階級一樣，精英階層也主張「一切從大眾利益出發」。根據定義，這一思想本身就是一種捍衛自身利益的方式，它絕口不提責任和義務，不提性格或領導力，而只是強調個人成功和個人利益。而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精英階層相信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是社會的精華。除此之外，「精英」一詞還有一種道德含義，這是「智商」或「天賦」，甚至「優秀」或「成就」這些字眼裡都沒有的。「精英治理」這個詞的含義是：我們都是一群被上帝挑選出來的人，我們可以統治他人。這個詞的精神意味自中世紀便已出現，直到今天，它仍然有這個含義。
所有領導階層都會發展一套證明自己權力合法性的意識形態。比如說盎格魯-撒克遜貴族提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日耳曼人之所以能統治世界，是人類生存演化的自然結果。現在又冒出來一個查爾斯·穆雷（Charles Murray），他在《鍾形曲線》（The Bell Curve）一書中大談「認知精英」和智商遺傳等。如果有人指出這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穆雷等人就會悄悄地把「努力」替換為「天賦」，把「勤奮」替換為「基因遺傳」。就好像那位哈佛學生所說的那樣，他們會告訴自己，我之所以擁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因為我工作夠努力（顯然，他認為其他人都是在混日子），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本身就低我一等。有錢人之所以有錢又有權，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精英」。
2009年美國總統大選，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問題上，又讓我們對精英心態多了一層認識。關於失業危機這件事，候選人米特·羅姆尼提出的觀點簡直讓人大跌眼鏡：近期的畢業生應該從父母那兒借錢去創業！小說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指出：「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些奇怪的部落，他們四處遊蕩，認為自己是地球上唯一的部落，哪怕是在途中遇到了其他部落，他們也會堅持這麼認為。」還記得那位坐火車去波士頓的哈佛學生嗎？對於像羅姆尼這樣的人來說，從某種心理層面上，那些不屬於自己圈子裡的人「根本不存在」。
其實精英們知道那些人是存在的，但他們就是無法想像後者的生活是怎樣的。雖然他們做出的很多決定都會影響普羅大眾的生活，但他們卻根本沒興趣去體驗大眾的生活。正如我的一位朋友一針見血地描述的那樣，這是一種「常春籐遲鈍症」。如果你覺得把羅姆尼作為精英人士「不食人間煙火」的例子有些極端，那不妨想想羅姆尼之前的另外兩個民主黨候選人：阿爾·戈爾和約翰·凱裡。他們倆一個出身哈佛，一個來自耶魯，都是非常認真、聰明、體面的精英人士，但他們都無法跟廣大選民進行真正的交流。事實上，就連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一位來自火奴魯魯名校普納荷16，並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法學院拿到學位的傢伙，雖然是位黑人，雖然口才極佳，雖然在社區工作多年，但同樣無法跟他口口聲聲所說的「同胞們」進行情感交流。
至於他的前任小布什，則更是精英教育系統的一個完美產品。他的整個任期都在實踐「理所應當的平庸」這一理念，而且正如我們在過去十幾年間所看到的那樣，這一思想如今已經成為整個領袖階層的運營原則。如今不僅我們的整個機構處於全面失敗狀態17，而且沒有人知道誰該為這場失敗負責。對於精英階層來說，他們總是可以延期，可以保釋，可以求得寬恕，可以再來一次。那些沒能達標的CEO們仍然能拿到大把的薪水，這本身就是成人版的A-。
相信任何記得安然事件的人都知道，該公司負責人肯尼斯·萊（Kenneth ；Lay）犯的錯誤足以讓他在監獄裡度過餘生，但最終他卻在科羅拉多的家中悄然離世，這就是我們的領導者們所享受的特權。但其實你根本不需要記住肯尼斯·萊，因為這樣的悲喜劇其實每天都在華爾街反覆上演。
但話又說回來，小布什至少對他的前任克林頓做出了正確的評價，並且不經意間說出了自己的本質。記得在入職後的第一次集會演講上，小布什這樣評價克林頓：「他象徵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潛力。那麼有才華，那麼富有魅力，那麼多才多藝。但最後，這一切都被用來做什麼了呢？」克林頓做出了那麼多承諾，可卻並沒有實現什麼偉大的目標。「目標」！多麼熟悉的字眼啊！事實上，正如小布什無意當中指出的那樣，克林頓體現的是整個系統一直在鼓吹的一種無目標的雄心壯志。所有的總統候選人，一旦達到這個層次，都會展現出驚人的野心。比如克林頓，所有人都看得出來，他就是在野心中泡大的。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但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那個。
此外，我還想到了最近幾任政府以及其他各種機構裡面，一直不乏類似於像康多莉扎·賴斯這樣的官僚廢物，或者埃琳娜·卡根18這樣的人，她甚至都不用什麼有力的簡歷，就可以平步青雲地進入最高法院。既然連我們的領袖人物都沒有目標感，我們這個國家還會有目標嗎？
記得以前，我們曾經雄心勃勃地要去消除貧困、打贏冷戰、登上月球、實現種族平等，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可現在呢？你能告訴我如今的美國在向著什麼目標前進嗎？我們有那麼多自由，那麼多財富和權力，那麼高精尖的技術，可到最後，我們要這一切幹嘛呢？
他們的確聰明、有天分、活力四射，但同時又充滿焦慮、貪婪、冷漠、怯懦，沒有勇氣，沒有遠見——這就是今天的精英階層。精英治理也是一種技術統治。它可以解決你擺在它面前的問題，但卻無法判斷這些問題是否值得去解決。統治者們接受的訓練只會告訴他們如何在系統內工作，所以他們根本不會思考是否還可以創造一個更好的系統。他們不會去思考信念、價值觀、道德標準這些人文的東西，因為他們一直把這些東西當成理所當然的，以至於都忘記了這些東西的存在。在精英治理社會，統治者們大都是一群專家，或者用索爾·貝婁的話說，是一群「高智商笨蛋」，是一群「缺乏宏大視野的人」。沒錯，我們需要專家，但我們不需要被專家統治。
這裡我恐怕還要引用另一位布什總統——老布什的話。1988年，他的競選對手，邁克爾·杜卡基斯19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這次選舉的重點不是意識形態，而是能力」——這是典型的技術官僚思想。而老布什則反駁道：「能力確實能讓火車往前跑，可問題是，它無法給火車找到方向。」他進一步說道，這次選舉的重點應該是，或者所有人都關心的問題應該是，信念、價值觀和道德標準。
說到「高智商笨蛋」，除了可憐的杜卡基斯之外，我還可以舉一個更有名的例子，美國的現任總統奧巴馬。他的新書被稱為《無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可真正無畏的，只是他個人的野心。作為一名騎牆派人士，一個實用主義者，一個總是尋求妥協和共識的人，他像整個系統的其他產品一樣，凡事都喜歡求穩。他會披上一層外衣，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高瞻遠矚的人」，但實際上，他的遠見本身就是一種技術——所以他才會大談那些「常識性的解決方案」。如果說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那麼奧巴馬作為一位領導人，他的失敗就在於他無法去想像更多的可能性，他只懂得在現實的框架內活動。
就好像有些學生因為怕考不好而不敢選某門課一樣，奧巴馬也會刻意迴避那些比較難處理的事。他竟然還給自己列了一份成績清單（是的，你沒看錯），而且他給自己任期的前兩年打了70分（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完成了預期任務的70%）。換句話說，他給自己打分的時候相當慷慨——典型的精英階層心態！可選民好像並不這麼認為，所以2010年的民意調查結果讓奧巴馬「頗感震驚」。由於沒有意識到正在發生的災難，他竟然在中期考評時給自己打了個A！——這讓他後來的總統任期更加難堪。
此外他還表示「無法理解」人們為什麼會反對他的幾項任命，比如說他任命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擔任財政部長，任命勞倫斯·薩默斯（Larry Summers）擔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儘管這兩個人在把美國拖入金融危機這件事上難辭其咎。在奧巴馬看來，這兩個人是「最出色的」，還能有誰更適合去掌管美國經濟呢？這是顯而易見的事，而且他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這應該是常識了，怎麼還會有人反對呢？
當奧巴馬說這些話的時候，他似乎根本想不到，這個世界絕對不僅僅只有方程式，除了他所認同的價值觀之外，還有其他不同的價值觀、視角和利益群體。雖然奧巴馬的種族和出身背景相對底層，但他的當選本質上也是一種精英治理的勝利。這點雖然讓人感到悲哀，但事實就是如此。
我一直認為，最近幾任的總統候選人都是精英治理失敗的典型例子，但還有一點更加值得思考的是：這些候選人首先是我們整個系統的產物。自1988年以來，美國兩黨一共推出了10位總統候選人。其中只有兩位，沒上過精英私立名校，他們是鮑勃·多爾和約翰·麥凱恩。在其他8位之中，有7位都上過精英專業學校。所有這8位，即兩位布什、杜卡基斯、克林頓、戈爾、凱裡、奧巴馬和羅姆尼，都上過哈佛或耶魯。
相比之下，從1948年到1984年間（這段時間也是公立大學的黃金時期）的14名候選人當中，只有3人上過私立精英大學，只有兩人跟哈佛或耶魯有關（還有一位上了普林斯頓）。其中有8人，都上過州立學校，超過了總人數的一半，相對而言，從1988年到2012年的總統候選人中只有一位上過州立學校。理查德·尼克松上的是惠特學院。羅納德·裡根上的是尤里卡學院。林登·約翰遜上的是西南德州師範學院。巴裡·戈德華特根本沒讀完大學。哈里·杜魯門則根本沒上過大學。
此外，還有一個極其令人震驚的事實：近年來的總統候選人大都出身名門。從1948年到1984年的總統候選人，只有兩位出身名門。而此後10位總統候選人中則有6位出身名門：兩位布什、戈爾、凱裡、麥凱恩以及羅姆尼——他們的父輩分別是參議員、總統、州長、海軍上將，凱裡的父親曾經擔任美國駐外使節，並先後就讀於安杜佛、耶魯和哈佛（他的母親則來自福布斯家族）。在過去的四屆總統選舉中，名門出身的總統候選人比例則更高，6位候選人中有5位。如果把2016年的希拉裡·克林頓和傑布·布什或者蘭德·保羅也包括在內，這一比例甚至達到了7/8。這絕不是特例，正如我在前面所說：這就是我們這套系統的運作結果。
這種情況絕不僅存在於總統競選過程中，如今整個社會都是如此。8位大法官中有7位都畢業於哈佛或耶魯，其中有6位都是從本科開始就在哈佛、耶魯或斯坦福就讀。2011年的內閣成員中，只有一位內閣成員上過公立大學。根據2002年版的《誰在掌控美國》（Who』s Running America）的數據顯示。54%的商業領袖和42%的政界精英畢業於美國12所大學中的一所或多所。
精英教育通常只存在於少數幾所大學，而私營公司也越來越傾向於從排名最靠前的幾十所大學招聘。最近一項研究表明，在招聘新人時，美國最頂尖的律師事務所、投資銀行和咨詢公司只會把目光投向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斯坦福之類的學校——如果需要MBA，或許他們還會考慮沃頓商學院。甚至連麻省理工、哥倫比亞、達特茅茨這樣的學校都會被看成是第二選擇。
隨著優秀大學的增多以及越來越多的優秀學生被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斯坦福拒之門外，為什麼這個社會還那麼看重名校呢？根源還是在於推動整個系統的那種精英主義心態。出身名校的人根本不認為其他學校畢業生有資格進入自己的圈子。我剛剛說過的那項研究中，研究者們還提到了一種「對血統的瘋狂迷戀」。而且僱用哈佛或普林斯頓畢業生也是一種安全的選擇。如果這位畢業生入職後表現並不理想，那招聘者也不會因此受到責難——他畢竟是名校畢業的。相比之下，只憑直覺或碰運氣的招聘方式就太危險了。
考慮到我們這個系統正在批量生產越來越多的同類，你可能會覺得，人們可能會需要一些不同的大腦或者說不同的人。可問題是，一旦精英主義開始內部繁殖，它就會綿綿不絕。所以那些位高權重的人，雖然他們個個出身顯赫，卻總是會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相同的錯誤。結果就是，美國整個國家的命運都可以追溯到小學，或者更貼切地說，追溯到子宮。
精英治理不僅自我封閉，自我強化，它還會假公濟私。如今我們到處可以看到權力階層在濫用職權，去傷害那些他們發誓要效忠的人：醫生會接受醫藥公司的好處，即便有更安全更便宜的藥，他們還是會向病人推薦醫藥公司的新產品；大學教授一邊提高學費，一邊壓縮預算，同時給自己猛漲工資；政客們放棄政治生涯，為了賺錢而充當利益集團的說客；立法人員紛紛離職，去他們之前監管的公司就職；CEO們掠奪自己的公司；投資銀行相互串通去欺騙客戶；會計公司和信用評級機構做假賬。
總而言之一句話，我們的領導階層不是在為人民服務，而是在與大眾為敵。因此毫不奇怪，在當今這個精英治理的時代，雖然很多精英人士披上一層自由民主的外衣，但他們信奉的仍然是裡根主義——二者的邏輯都是一樣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似乎沒有人認為領導本身就意味著機遇和責任。沒有人覺得不應該事事從自己的生活方式出發。路易斯·拉普曼（Lewis Lapham）一針見血地指出：「精英們只效忠自己的野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恐怕要數英國石油前任CEO托尼·海沃德（Tony Hayward）了，在自己的公司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環境災難之後，他竟然當眾大哭，說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恢復正常。他的公司把整個墨西哥灣變成了一灘污水，而他真正關心的卻只有一個人：他自己。
類似的情況以前也出現過。迪畢·波茨爾（E.Digby Baltzell）在他的《新教徒當權派》（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一書中寫道：「歷史總是會埋葬那些把個人利益凌駕於個人義務之上的人。」波茨爾一直致力於對盎格魯-撒克遜貴族的研究，他於1964年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盎格魯-撒克遜貴族」一詞從此成為大眾用語。也正是在這一年，耶魯開始改革自己的錄取方式，所以這一年也被稱為「精英治理元年」。正如諺語所說，「彌涅爾瓦的貓頭鷹總是在黃昏起飛」，人們只有在反思歷史時，才會更清醒地意識到它的含義。
盎格魯-撒克遜貴族的統治在20世紀20年代曾經達到頂峰，所以波茨爾將其稱為「盎格魯-撒克遜的十年」。正如我們所知，那十年同時也是一個瘋狂過剩的十年，是美國社會進入極度不平等的十年——直到今天我們才再次重複這一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就像後來蘇聯解體一樣，極大推動了美國的發展。全球領導棒被傳遞給了美國，也就是盎格魯-撒克遜貴族手上。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我們都很清楚了。「1920年，整個世界的命運被交給了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波茨爾後來引用一位盎格魯-撒克遜人士的話說，「然後他們在接下來的九年裡像豬一樣瘋狂地拱食，直到打翻整個宴會桌。」
20世紀30年代，美國深陷經濟危機，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B.柯南特開始推行精英治理思想，統治階級開始應對現實，他們一方面扶持正在上升的社會群體，發動整個國家的精英人士，另一方面，開始直面自己災難性的失敗。1929年的大蕭條讓這些往日的貴族們意識到，自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一時期盎格魯-撒克遜貴族的所作所為確實令人稱道，其中一點就是，他們，至少是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不管出於什麼動機，開始去慢慢地（雖然有些不情願）為權力的交替做準備。他們戰勝了自己，他們把整個國家的利益放到了自己的利益之上——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這兩個利益並不一致了。他們最終還是明白了一個道理：一個完全不同的新的階級將勢必取代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情形與當時驚人的相似。當時的貴族和今天的精英階層都曾經輝煌一時：前者的興盛期是從19世紀80年代到1929年，後者的興盛期則是從20世紀60年代到2008年。但其他方面則有很大不同。今天的統治階層——至少是當權派——似乎還沒有人從剛剛發生的危機中獲得教訓。
我這裡所說的教訓並不是金融監管或者法律規範，而是指他們應該意識到一個道理：是時候繼續前進了。是時候了，遺傳性精英階層必須開始戰勝自我了——不止是1%，而是10～15%，甚至整個精英階層，包括銀行家、自由人士和保守人士、中上階層和上流社會，無論當前的系統是如何自圓其說的，如何自我恭維的，它都已經行不通了。現在我們必須想像一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並鼓起勇氣去將其變為現實。
新的社會形態必須保證特權不會代代相傳，這個非常重要。教育系統必須能調節整個社會的階層系統，正如它在20世紀中葉所做的那樣，而不是複製和繁衍。我們可以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首先從錄取方式上進行改革。應當根據階層，而非種族，來採取一些果斷的行動。應當拋棄對名門之後和運動員的偏愛。SAT分數應該讓位於各種社會經濟因素——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人制訂過類似計劃（當然，後來被否定了）。大學招生部門應當限制申請人在簡歷上列舉的課外活動數量。他們應該更加注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們在高中階段參與的志願工作——那些高分學生幾乎從來不做這些。千萬不要太在意申請人憑借父母財力而得到的經歷或機遇。當然，他們必須立刻停止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之間的合作。
或者我們把範圍再擴大一點，他們需要重新思考「美德」一詞的含義。如果學校想要培養出更加優秀的領導者，他們必須要問自己，到底想要培養孩子擁有怎樣的品質以及如何培養。一旦錄取標準改變，整個教育系統都會相應改變。我們希望孩子們更能承受挫折，更自立，更有精神獨立性，對世界充滿好奇，更有創造力，更願意去冒險，更願意去犯錯誤。
一位在波莫納學院招生辦公室工作的學生告訴我，她在面試中最喜歡的申請人是那些在高中階段有過失敗經歷的人，這樣的人很有趣，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學生從來不會被錄取。有人建議，在遞交申請資料時，除了列出自己的成績以外，申請者們還應當提交一份「失敗履歷」。大衛·布魯克斯指出，我們的社會不會認可那些「壞脾氣的聰明攪局者」，在我看來，這些人才是我們真正要認可的人。
大學應該記住，如果一味根據GPA來招生，那最終只會吸引那些苦哈哈的拚命三郎，卻招不到真正有創造力的孩子——在審查學生的課外活動時，我們也應當遵循這一原則。要想在某一領域做到真正優秀，你必須學會專一，集中精力，聽從自己的直覺，而不是去在意自己的履歷是否「豐富多彩」。哈佛教授、美國詩歌批評協會主席海倫·范德勒（Helen Vendler）曾經試圖提醒她的同行，真正偉大的藝術家不太可能成為「領袖人物」或者是那些什麼都擅長的人（或者想要擅長的人）。我要說，真正偉大的科學家、思想家或者其他任何家，都是如此。
當耶魯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改革自己的錄取方式時，它的目標是擺脫愚笨而平庸的預科生，尋找「真正有才華有活力的大腦」。可事到如今，當初符合這一標準的人，如今已經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平庸之輩。誰還會認為今天的常春籐盟校學生在智力活動上依然生機勃勃呢？誰還會認為今天的他們（極少數除外）依然才華橫溢呢？（別忘了，才華橫溢和極其聰明並不是一回事）忘了那些A-吧；就連A如今都已經沒什麼意義了。這個社會迫切需要一些A+的學生，哪怕這樣會意味著你有時需要碰運氣，有時也會犯錯誤，那也沒關係。
精英治理起源於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它的教育系統也是為一個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而設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主要靠各種大型官僚機構來發展，而運行這些機構的，是各種科技和社會科學專業人士。當時主導美國社會的是福特汽車公司、福特基金會、NASA、五角大樓和貝爾實驗室這樣的機構，而且這種局面似乎會永遠持續下去。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考試來評定人才，並訓練他們成為社會機器中的一環，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做法。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很多年裡，世界都處在冷戰時代，在這樣一種靜態的全球系統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管理和應對現狀，尤其是當現狀似乎會一直持續下去的時候，更是如此。但現在我們要面對的，是一種經常變化的環境，經濟和社會時刻在變化，四處潛藏著各種無法預料的危險和機遇。我們需要一種截然不同的思路。
僅僅改變精英學校的錄取流程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要做的改變，絕對不僅僅是這些。改變錄取流程或許能夠解決庸才的問題，但卻無法改變這個社會的不平等。私立學校和大學可以向窮人或中產階級敞開大門，但他們能做的，也只有這些。我們需要的是對整個教育系統來一次大修。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錄取流程，問題在於常春籐盟校本身——在於它和其他學校所享有的地位。問題在於，我們把培訓未來國家領導人的工作外包給了一群私立機構。無論這些機構如何宣揚自己的使命感，無論他們怎樣信誓旦旦地要服務全社會，從根本上來說，他們都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他們終究只會是富人的寵物。這種安排對學校來說是好事，因為學校的財富和影響力會繼續擴大，但問題是，難道就因為哈佛需要校友捐款，我們就要放任它繼續強化當前的階級系統嗎？
我一直認為，我們需要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要讓所有的孩子都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常春籐盟校。現在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真正要做的，不是讓所有孩子都能上常春籐盟校，而是要讓那些沒上常春籐盟校（或任何私立學校）的孩子，也能享受到一流的教育。
這種想法其實並不新鮮。它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一直存在，甚至還直接推動了公立高等教育的發展。當紐約州州長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也是最後一批盎格魯-撒克遜貴族，大大拓展紐約州的大學教育系統時，他就已經在這麼做了。按照洛克菲勒的說法，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認為「每一位公民都應該有機會接受跟他在達特茅茨接受的一樣的教育」。加利福尼亞州根據同樣的理念創辦了世界上最偉大的教育系統之一，並創辦了一系列西海岸名校。
公立教育，既然是公眾出錢創辦的，就應該服務於公眾的利益。只要他們足夠努力，足夠有天分，每個人都應該得到自己應得的一切（這才應該是真正的美國夢）。每個人，只要他有需要，就應該得到人文教育所能提供的那種擴展視野和豐富靈魂的經歷。既然我們都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免費的高品質的K-12教育，認可這是一種最基本的人權，那我們就應該承認，其實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免費的高品質高等教育也應該成為一種基本人權。
可事實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這種教育理念早已停止，政府決定不再為這一理想埋單。高校的經費不再來源於稅收，而是來源於學生貸款。隨著經濟進入蕭條期，美國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開支明顯下滑，自1980年以來，它在國家預算中所佔的比例已經下降近1/3。自2008年以來，教育預算的絕對值已經下降18個百分點，在幾個大州下降的比例甚至超過30個百分點。毫不奇怪，在過去10年當中，公立大學的學費每年都會增加5%，增速甚至比私立大學高出兩倍——後者實際上幾乎保持不變。
自1989年以來，美國在高等教育上的人均投入——換句話說，社會大眾承擔的那一部分——幾乎下降了一半。幾乎與此同時，學費在公立大學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也就是來自學生及其家庭的那一部分，增加了幾乎一倍。如果這些比例保持不變的話，或者說如果我們繼續堅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教育理念的話，如今美國大學的學費至少應該減少一半。
其實並不是那個系統無法維繫，正如最近有人評論的那樣，根本沒有人維繫那個系統。現在我們開始討論MOOC。公共高等教育開始面臨與許多其他公共項目一樣的問題：經費不足，而且倍受指責（公眾認為這些大學根本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我們從先輩們那裡繼承了一個強大而繁榮的國家，但我們似乎並沒有去投入更多，讓它變得更好，反而不停地去透支它，並把賬單塞給我們的子孫後代。如今的學生們個個負債纍纍，想知道到底誰是罪魁禍首嗎？照照鏡子就知道了。如果你的孩子們在大學畢業後無法自立，還是需要你繼續補貼的話，千萬別怪別人，你只是在用某種形式償還自己對社會的欠債——你的行為在本質上是一種原本應當通過稅收完成的代際財富轉移。
但如果我們想創造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僅僅提供一流的免費高等教育是不夠的。要想讓孩子有公平的機會考上大學，就要讓他們在準備申請大學之前就享受公平。毫無疑問，有些不平等是無法避免的；有的人總是比別人做得更好，這個沒辦法。但關鍵是要防止這種優勢的遺傳。所謂公平，並不是要讓每個孩子都一樣；它只是說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擁有足夠的資源。
首先，我們要消除K-12階段的不平等。大家都很清楚該怎麼做：給全美國的中小學都提供同等金額的經費，或者更進一步，就像世界上最優秀的一些教育系統一樣，比如芬蘭、加拿大和新加坡，給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多幫助。但當權者根本不願意這麼做。因為無論採取哪種方式，政府都需要從國民總收入中調撥經費。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會從國民總收入中調撥經費，而這是一種有錢人用來保持自己特權的做法。
當然，無論哪種做法都需要大量經費。幸運的是，我們有很多錢，只是把它用到錯誤的地方上了。你可能經常聽政府哀歎，「我們快要破產了」，但事實並非如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美國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只要稍微削減一下當前700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減少一些政府花在監獄上的開支，美國就可以籌集很多資金。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如今公司稅收占聯邦政府收入的比例已不及之前的一半。如果企業想要在未來招到更高素質的員工，它們就必須現在就付出代價。還有那著名的1%（指美國總人口中最富有的1%），他們從1953年到1981年間在美國社會總財富中大約只佔到10%，但如今已經增加到了驚人的23%——考慮到美國的社會財富總額高達16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他們如今的財富總額高達36800億美元，約為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的4倍。就我個人來說，我會理解為，美國最富有的1%的群體，在過去幾年當中，通過立法等方式，從美國其他人的口袋裡拿走了13%的財富。
但稅務並不是唯一的問題，美國的超級富豪們絕不是日益加大的貧富分化的唯一受益者。如今美國富人在社會財富中所佔的比例已經達到了1929年來的最高值，比之前的占比至少高出了50個百分點。而所謂的「1%」，作為一個概念或口號，其實只是中上層階級——或者說其他畢業於名校並且計劃把自己的孩子也送進名校的精英人士——逃避社會指責的一種說辭罷了。
壓縮公共教育經費——無論是高等教育還是中小學，不僅會讓富人們少繳稅，它還會創造一個對富人子弟更加有利的經濟系統。當有錢人家把自己孩子的競爭對手都排除在外時，自家孩子的日子就會好過很多。沒錯，這確實是一個齷齪的小秘密，也是富人們一直迴避的一個話題。我們都相信，或者宣稱自己相信，社會流動性是必須的，但在內心最深處，我們都知道，社會流動本身是一種零和遊戲。大家都在拚命往上爬，有人成功，自然就有人失敗。
凱特林·弗拉納根（Caitlin Flanagan）曾經說過，那些進到精英名校的人，大都接受過足夠的教育，知道該如何保持政治立場正確，但他們所受的教育卻不足以讓他們「真正明白精英教育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們可以在種族、性別和性平等問題上保持進步，但在一些最關鍵的社會問題——如階級問題——上卻視而不見，不僅如此，我們還會精心地守護這個問題，把它當成我們舒適、自尊，甚至是美德的來源。
事實上，精英階層是在以犧牲子孫後代的幸福為代價來換取自己今天的地位。孩子們要跨越的障礙越多，他們付出的代價也就越多，能做到這一點的家庭也就越少。不僅如此，需要跨越的障礙越多，他們的人生就會越悲慘。我們在本書第一部分討論的所有問題，比如說恐慌、疲憊、空虛、茫然、恐懼、玩世不恭等，以及我們最後一部分討論的理所應得感、平庸性、對社會分層的漠然，以及領導階層的無能等，其根源都在於精英階層本身，只要精英階層仍然在犧牲別人的利益給自己的孩子換取優勢，這些問題就都無法避免。它實際上是一種悲劇般的救贖。你以為你在搞砸別人家的孩子，但到最後要為這一切埋單的是你自己。
自我救贖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它與所謂的「服務」，與你在把別人害苦了之後又去幫助別人時的「慈善感」，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真的想要幫助那些不太幸運的人嗎？那就別擋著他們的路。換句話說，不要拿走所有的資源。社會正義意味著你需要放棄一些你擁有的東西，從而讓別人能夠擁有更多。這才是我們在思考這個國家的高等教育時所需要面對的問題。我們真的要繼續維持一個「贏家通吃」的社會嗎？我們真的要繼續人為地讓教育資源處於匱乏狀態，同時讓我們的孩子為有限的空間相互廝殺，並進而陷入絕望和恐懼嗎？我們真的要繼續浪費我們共同的人力資源，而不是動員所有人的才能來實現更大利益嗎？我們真的要成為一個幫派社會，每個人都袖手旁觀，聽任整個社會慢慢毀滅嗎？
在《無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一書中，托馬斯·哈代講述了一個貧窮而又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的故事。由於沒能進入精英大學，他錯過了改變自己人生的機會。多年之後，又一個年輕人出現在他家門前——可能是他的親生骨肉，也可能不是。要不要接受這個年輕人呢？他告訴自己：
血統真的是一個很愚蠢的問題。為什麼要考慮這個問題呢？當你想要培養一個孩子時，他到底是不是你的親生骨肉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孩子，都是這個時代成年人的孩子，都應該得到所有成年人的照顧。
如果我們想要創造一個體面的社會，一個正義的社會，一個明智而繁榮的社會，一個孩子們因為愛學所以學、人們因為愛工作而工作的社會，我們就必須接受托馬斯·哈代的這一理念。我們不一定非要去像愛自己一樣愛我們的鄰居，但我們要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愛鄰居的孩子。我們已經嘗試過貴族統治，嘗試過精英治理，接下來是該試試民主治理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