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西餐廳會把特定的湯品盛在咖啡杯裡，我就有過這樣奇妙的經驗：第一口湯入喉，忽然會錯覺有肉桂的味道。是容器的緣故，使我在不意間暫時移植了關於維也納咖啡的味覺記憶嗎？
莊子發明了很多語詞，意味著他的許多想法實在發人之所未發，沒有現成的話能夠對應、表述，只好創造一些。在這些語詞裡，有一個詞叫「卮言」。「卮」是古代盛酒的器皿，空著和裝滿的時候傾斜的樣態不同，「卮言」便用來比喻意義變化不定的語言。《莊子》的《寓言》、《天下》篇裡都提及「卮言」，意思是說：言談（的意義）就像放在杯子裡的水酒一樣，隨容器而改變形狀，沒有定論。
放在寫文章這件事上來看，「卮言」的觀念很值得玩味。我們從小學作文，不但使用的成語、典故在字句上不能有出入，連寓意也不可偏移扭曲，否則就會被老師斥責， 謂為「砌詞曲解」或「引喻失義」。不過，寫文章自有轉典借喻之法，把尋常語詞、或者耳熟能詳的故事作刻意的扭曲轉換，就像是在盛咖啡的杯子裡倒入巧達濃湯，肉桂粉的錯覺卻豐富了湯味。
歷經長遠流通、廣泛應用，語言的確會積澱出厚重而固著的意義，以下例文中的「應聲蟲」就是很鮮明的例子。我們說「應聲蟲」，就是說人胸無定見、只會隨聲附和，然而這一層意思應該和原語詞的故事緣由無關；而那緣由，又令人不免產生憐憫之情。此外，「寄生」這個詞，原本有它生物學上的命意，指某種生物生於宿主的體內，並從宿主身上攝取養分，來維生繁殖的現象。中國古代的文學家用上這個詞，不免多有悵惘卑微的情感。民初以降，「寄生蟲」一詞更衍生出譴責的意思，對那些不事生產、無所用於社會的人，貶抑殊甚。應聲蟲和寄生蟲了無關係，卻十分巧合地都與乞丐一詞略有淵源，這時，莊子所謂的「卮言」帶來了啟發——讓我們試著把「應聲」、「寄生」這兩個難堪的詞稍事翻轉，從碗裡倒杯裡的，把曲解當作正解。
第二篇例文《匾》，出自魯迅之手。這篇文章短小精悍，只有三百多字，借由一篇流傳於明代的笑談，轉來嘲謔民初藝文界狼吞虎嚥引進西方各種主義學說、強作解人的怪現狀。文中笑談，還有兩個版本，最早的版本出自馮夢龍編纂的《笑府》，題為《近視》：
兄弟三人皆近視，同拜一客。登其堂，上懸「遺清堂」匾。伯曰：「主人病怯耶？不然，何為寫遺精堂也？」仲曰：「不然。主人好道，故寫道清堂耳。」二人爭論不已，以季弟少年目力使辨之。季弟張目曰：「汝二人皆妄，上面那得有匾？」
到了清代，崔述《考信錄提要》上卷有異曲同工的《不考虛實而論得失》一則，把《笑府》的故事轉換成兩個近視、一個明眼人，才有了魯迅那篇短文的張本：
有二人皆患近視，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適村中富人將以明日懸匾於門，乃約於次日同至其門，讀匾上字以驗之。然皆自恐弗見，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並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門，甲先以手指門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門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見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問之曰：「所言字誤否？」主人曰：「誤則不誤，但匾尚未懸，門上虛無物，不知兩君所指者何也？」
轉典借喻， 如蒼鷹搏兔，下筆並不在窮究義理是否貼切，而在語詞情境的興會圓洽，趣味要高明得多。也許湯裡真沒有擱肉桂粉，味得有，就有了。
例1
應聲與寄生
小說家黃春明曾經為他一九七四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鑼》畫過一張油彩封面，圖中是一隻畸形的手，五彩斑斕，乍看不知所以。小說家親自在序裡作了解釋，原來那手的主人是個小乞丐，朝夕在市場裡搖晃、揮舞著畸形殘廢的手，博取同情，索討小錢。根據也當過多年廣告人的黃春明描述：是鎮上一個喝醉了酒的油漆工替小乞丐塗上的油彩，而這樣的惡作劇畢竟收到了動耳目、廣招徠的效果。
我直到大學畢業還相信這篇序文的真實性，以為世上真有一個以這些短篇小說為鏡相的小鎮，有那樣一個菜市場，有那樣一個油漆匠，有那樣一隻塗了彩漆的、畸形的手；作品裡過度的荒謬居然讓人以為非真實存在不可。
誇張的敘述難道真是為了讓人懷疑其「不可能被如此虛構」，反而寧可盡信其為實錄嗎？
唐代劉餗的《隋唐嘉話》、張鷟的《朝野僉載》，宋代范正敏的《遯齋閒覽》、龐元英的《文昌雜錄》、彭乘的《續墨客揮犀》等等筆記之作，容或行文繁簡有別，但是都記載了一則大致雷同的故事。筆記作者多聲稱：他有一個叫劉伯時的朋友，曾經親眼見過一位淮西地方的讀書人，名叫楊勉。根據楊勉自己的說法，人過中年，忽然罹患一種怪病，每當發言應答，肚子裡就會發出倣傚那言答的聲音，而且那樣隨聲以應的話語愈來愈清晰、愈來愈響亮，令楊勉困擾極了。
數年之後，被一道士撞見了，大驚失色，道：「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楊勉不敢遲疑，立刻取了《本草》來，逐條逐目讀下去，肚子裡的應聲蟲也隨之朗誦，一直讀到了「雷丸」，那蟲忽然寂寂不作一聲，得！於是楊勉每頓飯就吃幾粒雷丸，病也就好了。
雷丸又被稱為雷矢、雷實、竹矢、白雷丸、木蓮子等。此藥性寒，味苦，有微毒。是一種多孔菌的地下菌核，在中國民間醫學的應用上，已經有千年之久，一向是用來殺死體內像蛔蟲、絛蟲、蟯蟲之類的寄生蟲。據云：胃虛寒者戒用。一個近代醫學上的解釋是：雷丸含有某種蛋白酶，在腸道弱鹼性的環境中，具有積極分解蛋白質的作用，能破壞絛蟲的頭節。然而，「寄生蟲」和「蛔蟲」在中文隱喻性的語意裡大不同，「寄生蟲」打從民國以來就是貶斥游手好閒、不事生產的流氓棍痞；而「蛔蟲」卻可能是一個人最親暱而相知者的謔稱。看來雷丸所殛，似乎不堪掃蕩前者，亦不忍驅離後者。
倒是在《續墨客揮犀》中，作者彭乘還補述了一段，說他一開始的時候並不相信世間有這等怪事，其後到長汀，遇見一個丐者，肚子裡也有應聲蟲，這丐者就站在市集上，隨口說話，任令腹中的蟲兒應腔，環而觀者甚眾。彭乘於是上前對那丐者說：「你這毛病，有一味『雷丸』可以治得來。」不料丐者連忙給作了一個大揖，說：「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者，唯借此耳！」
黃春明筆下的小乞丐只出現在那篇序文裡，這孩子沒有屬於「小鎮」的故事。我一直納悶：擁有一隻如此色澤鮮明的畸形的手，為什麼不能像打鑼的憨欽仔、全家生癬的江阿發、跟老木匠當學徒的阿倉、妓女梅子、廣告的坤樹，以及把自己溺死在泳池裡抗議的老貓阿盛那般，呈現他作為一個社會的畸零人的完整的悲劇呢？
我只能這麼想：在沒有情節支撐——或渲染——的狀態下，一隻搖晃著紅、綠、白、藍、黃，又黃、藍、白、綠、紅往復不停的小手，已經道盡了那個邊緣社會的一切，就像我們不需要知道長汀地方的丐者讓圍觀如堵的群眾聽見他肚子裡的應聲蟲說了些什麼一樣。文學作品所喚起的同情經常有著大尺幅的留白，並沒有我們基於庸俗好奇所欲探知的究竟。
恐怕也正是因為那樣的留白，缺乏看似應該鋪陳出來讓人們信以為真的生活細節，我才會在高中時代讀了《鑼》以後，直到大學畢業還不覺得那個十歲左右的小乞丐已經長大了。
例2
匾
魯迅
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紹介這名詞的含意。
於是各各以意為之。看見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之為表現主義；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詩，是古典主義；天上掉下一顆頭，頭上站著一頭牛，愛呀，海中央的青霹靂呀……是未來主義……等等。
還要由此生出議論來。這個主義好，那個主義壞……等等。
鄉間一向有一個笑談：兩位近視眼要比眼力，無可質證，便約定到關帝廟去看這一天新掛的匾額。他們都先從漆匠探得字句。但因為探來的詳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個便不服，爭執起來了，說看見小字的人是說謊的。又無可質證，只好一同探問一個過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麼也沒有。匾還沒有掛哩。」我想，在文藝批評上要比眼力，也總得先有那塊匾額掛起來才行。空空洞洞的爭，實在只有兩面自己心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