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的很多領域，大數據在以很多的方式創造價值。事實上，研究表明：隨著消費者、公司、各個經濟領域不斷挖掘大數據的潛力，我們正處在一個巨大浪潮的尖峰，這個浪潮，就是大數據驅動的創新、生產率提高、經濟增長以及新的競爭形式和新的價值的產生。01
——《大數據：下一個創新、競爭和生產率的前沿》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2011年5月
上一章談到，在大數據的時代，數據將成為一種權利、數據開放將成為一種潮流，計算正在從一種必須購買的產品轉變為一種可以隨時租用的服務，互聯網將最終演變為智能的數據網。
在這些正在發生和演變的趨勢當中，大數據的時代，也蘊藏著對個人、企業或組織甚至全社會的巨大挑戰。
以本書的主人翁之一奧巴馬為例，他的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按照美國的民主制度，他正面臨著能否再次當選的挑戰，這次選舉，也可以說是一次關於數據的競爭。
逐鹿政壇：得數據者得天下
政治技術決定政治成敗。02
——莫頓·布萊克韋爾，美國政治活動家
2011年4月4日，奧巴馬以電子郵件和視頻的方式，正式宣佈自己將參加2012年的總統競選、爭取連任。
4年多以前，2007年2月，他在廣場上的人潮中宣佈了自己將參選總統的決定。作為代表伊利諾伊州的聯邦參議員，他選擇了位於該州首府的議會廣場作為集會地點，這裡曾經是林肯總統發表演講的地方。奧巴馬在凜冽的寒風中，面對沸騰的人群和高聲喝彩，發表了近一個小時的演講，隨後開始了他長達一年多的大選征程。
2007年2月10日，奧巴馬在伊利諾伊州的首府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議會大廈的廣場上宣佈自己將參選總統。（圖片來源：Mark Wilson/Getty Images）
但這一次，沒有簇擁的集會、鼓動的口號和大幅的標牌，一切都由網上的點擊，在瞬間平靜地完成。
另外幾位熱門人選，如前麻省州長羅姆尼（Mitt Romney）、前眾議院議長金裡奇（Newt Gingrich）也先後用推特（Twitter）和臉譜（Facebook）正式宣佈了他們的參選意願。
而通過集會拉開競選的序幕，原本是美國上百年的政治傳統。
有評論說，這表明，臉譜、推特和視頻分享網站的發展已經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新的傳統正在形成。還有評論指出，這次總統大選，是民主、共和兩黨都充分認識到社交網站重要性之後的第一次大選，技術對政治的作用將前所未有地凸顯。
回顧歷史，從上個世紀30年代的廣播，到60年代的電視，再到本世紀初的互聯網，技術一直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決定選舉的成敗。
互聯網出現之後，就交流和互動而言，廣播和電視無疑相形見絀。和它們相比，網絡能提供一種沒有強權的、多中心的、雙向的甚至多向的信息交流方式，這一改廣播、電視單向交流的不足，使候選人和選民之間的互動方式發生了深刻的改變。
如果說2008年的大選，是一場關於網絡技術「用多」還是「用少」的較量，那麼2012年的競爭，工具本身已經不再是競爭的優勢。因為，近4年來，民主、共和兩黨都鼓勵本黨的政治家把網絡作為必爭之地，網絡的重要作用已經得到了政治家的一致重視。共和黨曾經發起「新媒體挑戰」（New Media Challenge）的競賽活動，以網絡上粉絲的增長速度為衡量標準，鼓勵黨員集聚網絡人氣。比賽進行了一個半月，最後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眾議員佛蘭芒（John Fleming）奪得了第一名。民主黨當然不甘落後，也舉辦了類似的「在線政治明星」評比活動。
電台總統：羅斯福
除了率先在總統選舉和執政中引進民意調查的方法，羅斯福總統還是第一位大規模使用廣播電台的候選人和總統。
他對廣播電台的利用，集中體現在「爐邊談話」上。
1933年他剛剛上任，正值美國大蕭條時期，民間充滿了焦慮、挫折和抱怨。
通過廣播演講，羅斯福自信、親和的聲音走進了千家萬戶，拉近了大眾和政府之間的距離，從而在心理上造成了一種休戚與共的神聖感。每當聽到爐邊談話，人們就彷彿看見臉上掛滿笑容的羅斯福，所以有人說，「華盛頓與他們的距離，就像起居室裡的收音機一樣近」。甚至有民眾將他的照片剪下來，貼在收音機上。
對廣播電台的嫻熟應用，幫助羅斯福成功當選了4任總統。爐邊談話取得的巨大影響，也成為廣播史上的一個傳奇。
但廣播電台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某些情況下，聲音可能成為一種誤導。
（部分資料來源：中文維基百科「爐邊談話」條目）
電視總統：肯尼迪
1960年9月，肯尼迪與尼克松進行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
在電視辯論中，肯尼迪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準備應對國家重大挑戰的領導人，尼克松給選民的印象則是一個試圖戰勝對手的競爭者。大多數通過收音機收聽辯論的民眾認為尼克松在辯論中佔了上風，但事實恰好相反。所有電視機前的觀眾都看得出來，是肯尼迪佔了上風，他看上去更加輕鬆，更有自制力。而鏡頭前的尼克松卻顯出害怕的樣子，臉色陰沉、不停地冒汗。在舞台背景的燈光下，身穿淺灰色西服的尼克松淡化成了一個模糊的人影，而肯尼迪的深色西服卻在光線反差中顯得十分鮮明。
兩人共進行了4次電視辯論。肯尼迪最後以微弱的優勢戰勝了尼克松，成功當選。
此後，電視成為政治活動中重要的工具。電視彌補了廣播「聞其聲、不見其人」的巨大不足，但也有其弱點：一個「演」，一個看，信息的傳播是單向的，對觀眾而言，可「望」而不可「及」，沒有互動可言。電視直播也常常成為一些政客作秀的工具，美國眾議院的一項調查表明，電視直播增加了議員演講的次數，有些議員甚至故意在鏡頭前大放厥詞、以博出彩。
（部分資料來源：維基百科「肯尼迪」條目）
網絡總統：奧巴馬
2008年11月，奧巴馬借助強大的互聯網交流動員能力，戰勝了共和黨的麥凱恩，當選總統。奧巴馬的成功，使他獲得了「網絡總統」的美譽，也從此開啟了互聯網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大規模的應用。
奧巴馬在競選中曾經收集了1300萬人的個人信息和郵件地址，他如今擁有2000多萬的臉譜粉絲、1000多萬的推特粉絲。
麥凱恩在競選中敗北之後，也迅速反省了自己的弱點，開始投入「圍脖」。他目前已經擁有170萬推特關注者和87萬Facebook粉絲，每天都發推特更新。作為一名75歲的政治家，他的轉變之快，曾經引起了美國輿論的驚歎。
奧巴馬的成功也不是特例。2010年1月，共和黨布朗（Scott Brown）在麻省與民主黨候選人克勒（Martha Coakley）爭奪聯邦參議員的席位。克勒是麻省的司法部長，麻省又是民主黨的大本營，布朗和她相比，既無天時，也不佔地利。但布朗佔了網絡上的「人和」：他在Facebook上有23萬粉絲，是克勒的10倍。他和當年的奧巴馬如出一轍，成功地利用了網絡平台進行籌款、招募志願者，最後當選，成為近40年來在麻省勝出的首位共和黨參議員。這一系列網絡傳奇，令不少學者相信，候選人在互聯網上的表現，甚至可以像民意調查一樣，成為預測選情的溫度計和水晶球。
2011年7月6日，奧巴馬在白宮利用推特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短短一小時，有6萬多名美國網民參與了推特的互動。
2011年7月20日，共和黨在推特上舉辦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總統候選人的辯論，共6名候選人參加了推特辯論。在90分鐘的辯論中，網民發出了16000多條新的帖子，個別問答被轉發了近萬次。
2012大選在即，美國的學者、研究機構、新聞媒體無不把候選人的網絡人氣作為研究選情的一項重要跟蹤指標。
說明：2011年7月6日，奧巴馬在白宮舉行歷史上首次推特會議。（圖片來源：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主要候選人的網絡影響力排名
奧巴馬已經鐵定獲得民主黨的提名，他在網絡的影響力也穩居第一，暫時無人可以超越。其他5位主要的挑戰者均來自共和黨陣營，其中前眾議院議長金裡奇是著名的《美國之約》的作者，在1995年曾率領共和黨在眾議院成功奪回失去了42年的控制權，其後才有本書第6章的摻沙子法案之爭。至於前參議員桑托勒姆，他曾提出《國家天氣服務職責法案》，反對免費發佈天氣的數據，這曾經在本書第5章提及。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已經在2012年1月宣佈退選。
網絡影響指數引用的是美國Klout Score指數，該指數對個人在各大主要社交網站的影響力、活躍程度進行加總，然後給出一個綜合評分。以上數據統計截至日期為2012年4月1日。
也就是說，兩黨的主要競爭者都在大規模地使用網絡。競爭的重點已經不是「用不用」的問題，而是「如何用」、「用得好不好、巧不巧」。
互聯網在政治競選中的主要功能有兩個，一是交流，候選人通過它和選民展開個性化的實時對話、收集採納民意，並為自己的政治主張尋找支持；二是動員，通過它發動草根力量，完成召集志願者、募款、造勢等關鍵的選舉活動。
當前，誰能把網絡交流和動員這兩個功能發揮得更好、運用到極致，其競爭的核心和重點，就是數據。
可以說，這是一場數據競爭。數據收集、分析和整合的能力已經成為技術和網絡競爭的關鍵所在。
2008年，奧巴馬通過他的個人競選網站（Barackobama.com）收集了1300萬人的個人信息和郵件地址，這曾經是他在交流規模上無可比擬的優勢。但和2008年相比，如今的臉譜等社交網站已經不僅僅是個交流平台，還是一個記錄了8億人資料的開放「信息港」，第三方可以在上面開發新的應用並與其現有的數據直接相聯，這為其他候選人提供了超越奧巴馬的可能性。
奧巴馬在宣佈再參選以後，立即重新改版了他的個人網站。支持者一登錄，便被要求提交其社交網站的賬號，並詢問是否能夠讀取其在社交網站上的檔案信息，甚至索要在用戶社交網頁上發佈消息的授權。這些舉措，招招式式都是為了獲取更多、更翔實完備的選民數據。
其他候選人當然也不甘落後，幾乎每個候選人都先後推出了自己的網站，個別候選人甚至不惜重金，用送出紀念品的形式來鼓勵選民把自己的賬號和社交網站的賬號掛鉤相連，其目的都是為了擴展自己的數據容量，擴大未來與選民交流的規模。
與交流規模相比，交流的質量更為重要。大規模發送信息並不難，但只有撓到接收方癢處和痛處的信息才可能引起真正的關注。這就要求發送方必須瞭解信息受眾，而不是簡單地「群發」。這個方面，奧巴馬已經有教訓和體會。2011年7月29日，美國國會在為是否提高國家債務的上限進行激辯。奧巴馬一天內連接發出十多個推特（微博），要求他的粉絲採取行動、給議員施壓，催促他們通過提高債務上限的提案。但當天晚上，奧巴馬的推特就流失了33000多名粉絲。奧巴馬的技術團隊隨後對此進行了調查，發現其中的原因，正是很多人對這個話題不感興趣，認為「總統在給他們發送信息垃圾」。
奧巴馬的團隊正在全力提高數據細分的能力。例如，墮胎問題一直是兩黨辯論的熱點，奧巴馬如果能在辯論之時，鎖定35歲以下的女性進行信息交流，就可能形成穩定的觀點聯盟，造成聲勢。又比如，一談到養老金問題，50歲以上的老人將成為第一目標群體。
除了性別、年齡之外，選民還可以按地域、種族、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其他維度來劃分，這些維度，還可以交叉，交叉分析的維度越多，信息受眾就能分得越細、瞄得越準，信息交流的效率也就越高。此外，除了數據的細分，還可以通過數據模型預測不同選民的不同需要和行為模式，最終把個性化的短信和視頻通過互聯網或手機送達特定的群體。
除了交流，成功的動員也離不開有效的數據支持。研究表明，選舉動員的重點是爭取「牆頭草」或「中間派」，最有效的方式是派出志願者上門遊說，這可能將選票拉升幾個百分點，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成為勝出的關鍵。如果能掌握這類「中間派」人士的基本信息甚至個人喜好，志願者的登門遊說就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所以如何在網上確定這個群體、獲取他們的數據，是決定動員效率的一個關鍵。
自我量化（Quantified Self）：數據驅動的個人新生活
本節從奧巴馬競選的角度闡述了大數據時代對個人生活層面的影響。
但數據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絕不僅僅限於競選。近年來，數據對個人生活的影響非常廣泛，例如，2005年前後，美國開始興起一股「自我量化」的運動。
自我量化是指利用計算機、智能手機以及各種新的電子便攜感應器來記錄自己學習、工作、運動、休息、娛樂、飲食、心情等等個體行為的情況，就像我們需要對體重、身高、血壓、心跳等物理指標進行監控一樣。自我量化的主張者認為，為了更好地瞭解我們、提高自己，我們必須要用數據來記錄、研究、分析自己的行為。
其理由在於：人的感覺中存在盲點，直覺不可信任，理性思維也有局限，大腦即使有驚人的記憶力，也未必有驚人的信息加工能力。很多時候，我們會高估自己的理性，低估情緒對我們的影響。認識自己雖然很難，但非常重要。基於數據的記錄和分析，可以幫助我們走出錯覺、認識真正的自己。
2007年，著名技術活動家、《連線》雜誌的主編凱文·凱利（Kevin Kelly）和技術專欄作家沃爾夫（Gary Wolf）共同創辦了一個網站：quantifiedself.com，該網站已經成為自我量化運動的樞紐。像數據開放運動一樣，自我量化的運動現在非常活躍，在美國、歐洲頻繁召開各種論壇和會議。
此外，通過不同數據庫之間的分析和整合，為畢業於同一個學校、居住在同一個地區甚至擁有同一個愛好或觀點的志願者建立新的網絡聯繫體，讓支持者感覺同聲同氣、彼此相連，也能極大提高動員的效率和士氣。
圍繞數據細分的這些精細化的應用，可謂多不勝數。這種基於數據的選民細分方法，也被稱為「納米定位」（Nanotargeting）。
當然，奧巴馬能否最終當選，還取決於政治、經濟、社會等等諸多方面的因素，但如果僅僅從技術層面來考慮，這一仗爭的是數據，比的是數據收集、分析以及整合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得數據者得天下。這種基於數據的競爭，當然不僅僅局限在政治選舉的領域。其實，早在2008年奧巴馬當選總統之前，商業領域的數據競爭現象就引起了學界的研究和關注。
數據競爭：企業贏之道
一些公司已經把他們商業活動的每一個環節都建立在數據收集、分析和行動的能力之上了。所有的公司都可以從他們的成功當中學習。03
——托馬斯·達文波特
美國信息經濟領域著名的教授、世界頂尖的商業咨詢顧問，2007年
本書第二章提到，雖然美國聯邦政府堪稱一個數據帝國，但大數據的爆炸，絕不僅僅局限於聯邦政府。根據麥肯錫公司的研究和統計，04僅僅美國的製造行業，就擁有差不多兩倍於美國政府的數據。此外，美國新聞業、銀行業都擁有可以和政府相提並論的海量數據。
作為全世界館藏量最大的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2009年擁有的電子信息總量為235太字節。從以下的圖表可以看出：美國17個行業中，已經有15個行業大公司平均擁有的數據量超過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其中投資證券業、銀行業、傳媒業位居前三位，都遠遠超過了美國政府。
說明：投資證券業的數據總量僅居17個行業的第7位，是因為該行業的公司主體較少（該行業擁有的1000人以上的大公司在17個行業中最少，僅111家），如果按公司為單位對比，投資證券業每一個大公司平均擁有的數據量遠遠超出其他行業，為3866太字節。（圖表來源：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數據來源：IDC，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nalysis）
2010年，全球的企業一年新存儲的數據就超過了7000拍字節，全球消費者新存儲的數據約為6000拍字節，這相當於十多萬個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藏書量。每一天，無數的數據在被收集、交換、分析和整合，麥肯錫公司認為，數據已經如一股「洪流」注入了世界經濟，成為全球各個經濟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麥肯錫公司預計，數據將和企業的固定資產和人力資源一樣，成為生產過程當中的基本要素。
這當然是大數據時代的獨特現象。和其他的生產要素相比，數據，無疑有其獨特的特點。例如，工業生產過程中的原材料，一般都有排他性，但數據很容易實現共享，而且使用的人越多，其價值越大；數據也不像機器、廠房一樣會隨著使用次數的增多而貶值，相反，重複使用，它可能增值。此外，此數據和彼數據如果能有機地整合到一起，可能就會產生新的信息和知識，而且大幅增值。
麥肯錫的報告繼而指出：
「已經有越來越多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只要實施正確的政策和激勵，大數據將成為競爭的關鍵性基礎，並成為下一波生產率提高、創新和為消費者創造價值的支柱。」05
這把數據的重要性提到了競爭性要素的高度。如前文所述，信息時代的競爭，不是勞動生產率的競爭，而是知識生產率的競爭。數據，是信息的載體、是知識的源泉，當然也就可以創造價值和利潤，可以預見，基於知識的競爭，將集中表現為基於數據的競爭，這種數據競爭，將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
從數據到利潤的跨越和轉變
托馬斯·達文波特（Thomas H. Davenport）是美國信息經濟領域著名的教授，他曾經在埃森哲、麥肯錫等世界知名的咨詢公司工作過，對知識經濟、數據競爭有深入的研究。他認為：隨著全球性競爭的不斷深化，企業的地理優勢將淡化，各種國家和地區性的保護措施也在逐步取消，一項專利會很快地被模仿、複製、推廣，創新將越來越難。但在除去這些要素之外，還有一點可以構成企業競爭的基礎，那就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來開展公司的業務，這種競爭，要求公司制定流線型的商務過程，各個過程之間必須無縫隙、無摩擦地對接，並保證每一個商業決策明智、正確，在競爭的過程中不犯錯誤。
而要做到「低成本、高效率」的運營以及決策正確，企業必須廣泛推行以事實為基礎的決策方法、大量使用數據分析來優化企業的各個運營環節，通過基於數據的優化和對接，把業務流程和決策過程當中存在的每一分潛在的價值都「擠」出來，從而節約成本、戰勝對手、在市場上倖存。
托馬斯·達文波特
哈佛大學博士，現任教於美國巴布森學院。2000年，他被《CIO》雜誌評選為「新經濟十大傑出人物」；2003年被《咨詢》（Consulting）雜誌評選為全世界「最頂尖的25名咨詢師」之一。2007年、2010年他分別出版了兩本專著，闡述企業之間的數據競爭現象。
這種競爭，就是一種基於數據的競爭。
達文波特認為，能夠始終保證自己以「數據最優」的方式運營的公司將會在競爭中堅持到最後，並不戰而勝，因為粗放型經營的公司最終將因為「高成本」自動出局。
這也是孫子兵法中強調的「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06的制勝之道。
達文波特對美國的多個行業進行了考察，發現各個行業都出現了以數據分析為競爭形式的企業。這些企業當中，既有網絡時代的新秀，如谷歌，也有經營了百年的品牌，如寶潔。它們都在數據分析的基礎之上與其他企業展開競爭，同時又都是行業中的佼佼者。達文波特還相信，這兩個特點是相互聯繫的，也就是說，正是因為這些公司大規模地採用了數據分析的方法，他們才成為行業中的領先者。
達文波特還分析了數據競爭首先在美英等西方國家興起的主要原因：
「有很多理由促使大部分發達國家的公司爭相貫徹數據分析的戰略。事實上，這種以數據分析為競爭能力的公司都是各自領域的領袖，他們都把自己的成功歸功於對數據分析的嫻熟應用。全球性的競爭正在變得更加激烈，這加劇了這種需要。和中國、印度的競爭對手相比，西方國家的公司無法在產品的成本方面獲得優勢，他們只能在商業過程的優化方面戰勝對方。」07
各行各業都出現了以數據分析為競爭能力的企業08
我們再以美國的零售業為例。
2010年1月，《紐約時報》報道說，由於數據收集意識的增強和新技術的出現，很多零售商擁有的數據量在過去3年裡增加了5倍。09例如，無線射頻技術（RFID）開始在倉儲管理中得到大規模的應用，這不僅提高了數據採集的粒度，還增強了數據採集的頻度，極大地推動了該行業數據量的增長。這些數據，正在成為零售商最大的財富和資源。時至今日，數據的收集、分析和應用已經不是該行業局部的現象，而是穿透整個行業、深入骨髓的應用。可以說，零售業的每一個細胞，都在「數據競爭」的空氣中呼吸成長。
首當其衝的是顧客分析。每一件流到顧客手中的商品，都會在銷售前台產生一條記錄，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宏觀上可以把握顧客的結構、流量、購買的週期以及不同顧客群的利潤貢獻率；具體到每一名顧客，可以確定其購買頻率，預測其感興趣的商品、忠誠度和流失的可能性。有了這些由點、線、面齊全的分析，零售商就可以確定最可靠的顧客群體、預測其消費意願，主動為其提供個性化的銷售和促銷服務，提高銷售額和利潤率。
其次是商品分析。核心問題是如何為店面確定最佳的商品組合和庫存量，何時導入新商品、淘汰舊商品？既有的商品如何分類上架，什麼和什麼應該擺在一起或者捆綁銷售？節前節後、淡季旺季，甚至一天之內的不同時段每一商品該如何定價？何時降價，以何種形式促銷？比如，颶風到來之前，哪些商品要提高倉儲量？要提高多少？這些都是要基於數據分析才能回答好的問題。個別的分析不僅需要企業內部的數據，還需要整合來自市場、競爭者以及天氣、地理情況等外部資源的數據。
再次是對供應鏈的分析、對運營效率的分析，這包括選擇供應商，優化物流、現金流和配置人力資源等等。
這些分析，是環環相扣、一體化的。舉個例子，如果導入不暢銷的新商品，滯留貨架，超市就可能變成「博物館」，即使供應環節和運營效率再高，也是一場空忙；又比如，個別商品供不應求，如果庫存不足或者供應鏈滯後，那貨架就會空置，錯失商機不說，也浪費了空間。
大數據將在16個方面改善零售業的運營
說明：麥肯錫公司認為大數據將在以上16個領域為零售業帶來巨大的機遇，如果公司運用數據得當，零售商的營業利潤將提高60％以上。（表格來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nalysis）
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一句話，基於數據的分析和競爭已經是零售業的常態，毫不誇張地說，零售業的競爭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基於數據的競爭，數據就是企業的財富和金礦，數據分析和挖掘的能力就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零售業的這種狀態，並不是企業界的特例。無論是橫向比較行業的數據總量，還是縱向考察數據分析方法的歷史淵源，零售業其實都坐不上數據競爭的「頭把交椅」，前排就座的還有金融、保險、投資等領域。但零售行業的這種競爭狀態證明，數據的爆炸將影響未來行業的競爭方式，未來的競爭將更加精細化，這種精細化，就體現在數據的收集和分析上。
這也表明，和互聯網時代相比，大數據的時代，不僅意味著更廣泛、更深層的開放和共享，還意味著更精準、更高效、更智能的管理革命。在大數據的時代，數據就是直接的財富、就是核心的競爭力，很多行業，都要相繼跨入一個數據興則企業興、數據強則企業強的競爭時代。
下一波浪潮：從大數據到大社會
就像國家本身沒有它自己的錢一樣，國家也沒有它自己的權力，但不幸的是，沒有人清楚地明白這個道理。國家所有的權力都是社會授予的，或是以各種理由和借口向社會剝奪的，除了社會，國家權力沒有任何其他的來源。10
——艾爾伯特·諾克（1870-1945），美國著名作家、社會批評家
美國，作為全世界信息技術最為發達的國家，也是最早邁進信息時代的國家。
信息時代，是人類繼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之後的一個嶄新的文明階段。在信息時代，信息是比物質和能源更為重要的資源，信息的產生、發佈、使用、整合將成為經濟活動的樞紐，並對全社會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都產生重要的影響。
1946年，第一台計算機在美國問世，這可以視為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的起點。
1975年，比爾·蓋茨創辦了微軟。次年，史蒂夫·喬布斯成立了蘋果電腦公司。個人電腦、商業軟件開始逐步走進美國的千家萬戶。
1993年，克林頓在美國推動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千萬台終端開始和互聯網相連。人人上網，機機相連，信息的交流和共享變得越來越快捷、越來越方便。互聯網的普及，是美國社會開始全面邁進信息時代的標誌。
但這之後，信息技術的發展並沒有停滯。新的技術和觀念還在不斷出現，甚至可以用突飛猛進來形容。
近20年來，商務智能、社交網站、無線傳感器、雲計算、語義網等等新的技術風馳電掣般進入了我們的生活，軟件開源、數據開放、普適計算、軟件即服務、智慧地球等等新的思想令人應接不暇，如一架高速行駛的列車，我們往往還來不及看清楚窗外的風景，就已經呼嘯著越過了下一個站台。
當新技術爆發的能量一次又一次地衝擊我們這個社會的時候，不少學者、研究人員驚呼：
我們正在以飛快的速度穿越我們定義的信息時代……列車將駛向何處？
1995年，美國的技術活動家、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出版了《數字化生存》一書，在這本全球性的暢銷書裡，他率先提出了後信息時代的概念，他認為：
「長期以來，我們都太熱衷於討論從工業時代到信息時代的轉變，以致一直沒有注意到我們正在進入後信息時代。」11
他認為，美國正在進入後信息時代。他總結了後信息時代的幾個特點：一是信息變得極端個人化，在後信息時代，每時每刻，都有大量的信息在產生、在流動，但這個時代已經有很強的信息細分能力，雖然有海量的信息在流動，但個人接受到的涓涓細流都是量身訂製的；二是計算機能記住個人的細節，機器對人的瞭解程度將不亞於人對人的瞭解程度；三是時空障礙將被打破，人們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工作和合作。尼葛洛龐帝還認為，個人將在後信息時代獲得更大的解放，國家的權力將更加分散、國家之間的界限將更加模糊。
另外一些信息學家和未來學家卻認為，後信息時代的最大特點將是創新。信息的保存、加工、發佈將不再是經濟的重心，基於信息的創新將成為經濟的先導。而且由於信息無處不在、人皆可得，後信息時代的創新將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創新將走向民主化，集中表現為終端用戶的創新、普通大眾的創新。
世界各國的學者都在對這個全新的時代進行展望，美國信息技術學者、創業家維偉克·瓦德瓦則把這個時代稱為「新信息時代」：
「以前很難找到的信息和知識可以很快找到，這個歷史時期，我們稱之為信息時代。但我認為：我們現在已經遠遠地超出了這個時代，我們正在跨入另一個全新的時代——新信息時代。」12
對於這個新的歷史時期，雖然還沒有統一的名稱和定義，但我們可以看到，這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嶄新的時代，並不僅僅是由於新技術的出現，而是由於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和深層滲透，引起了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方面的改變，例如大眾創新、個人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國家權力分散化等等，最終給人類帶來更大的解放等等。
我們也不難發現，大數據時代，已經具備了這個新時代在技術層面上幾乎全部的特點：
信息高度個性化已經成為現實：商務智能已經可以幫助我們高度細分、定制信息，數據挖掘的技術可以根據用戶過去的行為模式預測其信息的需要，為其配送個性化的信息，未來的語義網更是一個高度個性化的智能網絡平台！
時空障礙已經打破：因為互聯網的普及，在家工作、遠程協作已經是平常之事，雲計算又將有形的計算轉化為無形的服務，計算將像水和電一樣被供應和輸送，再隨著無線傳感器的普及、普適計算的層層深入，「萬物皆聯網、無處不計算」正在成為現實，時空障礙將被徹底打破！
和技術層面的改變相比，社會層面的變化更加緩慢、微妙，是個漸近的過程。但即便如此，我們也可以清楚地察覺到大數據時代給社會帶來的一些改變：軟件開源已經逐漸成為一種共識，數據開放也正方興未艾，這兩股潮流正在催生、見證越來越多的大眾創新——從1990年代美國街頭警察梅普爾的ComStat，到2000年的CitiStat，再到Data.Gov造就的航班延誤分析系統、商品召回手機查詢系統、數據混搭器等等，無一不是普通人的發明和創造，毫無疑問，在大數據的時代，創新的力量正在向普通大眾流動。
即使在權力分散化方面，我們也可以在英美兩個國家觀察到正在發生改變的端倪。
2010年7月，英國的新首相卡梅倫在深化數據開放運動的同時，推出了一個新的執政綱領。他主張將更多的權力從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從地方政府下放到社區，從政治家下放到公民大眾，讓大眾承擔更多的責任，以建立一個「更大、更強、更好」的社會。他的新政綱確定了以下5項主要措施：
大數據時代已經具備了下一個新時代的主要特點
1．賦予社區更多權力；
2．鼓勵人們在社區活動中成為志願者，承擔更多的責任；
3．從中央政府分權到地方政府；
4．支持民間團體、基金會、慈善組織和社會企業；
5．公開發佈政府數據。
卡梅倫認為，他的執政綱領代表一種新的社會文化，公眾將擁有更多的自由和權利。例如，郵局、圖書館、博物館是過去政府承擔的典範公共服務，在卡梅倫「大社會」的理念裡，民間組織也將擁有自主經營創辦這類機構的權利。目前，這種新的社會文化還沒有一個固定的名稱，卡梅倫解釋說：
「你可以叫它自由主義，可以叫它授權激勵，叫它自由，叫它責任。我則稱它為大社會。」13
「大社會」的提法，迅速成了英國社會的輿論熱點，甚至被評選為英國2010年的「年度詞彙」。
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平衡
國家的權力，集中表現為政府的權力，它其實來自於社會。對於國家、社會以及兩者之間權力的分配，美國著名的作家、社會批評家艾爾伯特·諾克曾有一個精彩的論述，他比喻說：就像國家本身沒有它自己的錢一樣，國家也沒有它自己的權力，國家所有的權力都是社會和個體授予的，或是以各種理由和借口向社會剝奪的。社會和個體，才是國家權力唯一的來源。諾克還指出：
「透過公共事務的表面，我們將發現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就是：權力在國家和社會之間不斷地重新調整和分佈。」
每一種社會形態，都對應著權力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一種平衡和分佈，當社會的形態和結構開始發展變化，原有的平衡就被打破，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分佈就開始重新調整。
不難看出，卡梅倫的「大社會」，其核心理念就是分權、開放，其權力的重新分佈，是從國家流向社會。
美國社會雖然沒有出現「大社會」的提法，但我們也能觀察到一些類似的動態和跡象。
為了一份小小的白宮訪問記錄，一個草根組織可以直接向總統叫板，最後總統被迫讓步妥協；因為大眾的反對，一個又一個的中央數據銀行計劃反覆擱淺；一次礦難可以引發全國性的問責，甚至不需要政府的解釋，複雜的事實、曲折的真相可以在短時間內變得一清二楚、纖毫畢現，在自發產生的網絡問責運動當中，政府已經從過去的裁判者變成了「被裁判者」。
除了這些微觀層面的細微徵兆，我們還能從美國最近發生的幾次社會運動當中，看到權力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的明證。
幾乎在奧巴馬入主白宮同時，美國興起了茶黨運動。2011年9月，美國又發生了佔領華爾街的運動。這兩次運動的出發點各不相同，前者最初是抗議稅收過多，後者的直接誘因則是失業率太高。但這兩次運動，都是網絡推動的公民自由表達行動，和過去的社會運動相比，其表達方式和組織機理已經明顯不同。
兩個運動都沒有明確的領導者或發言人，其組織結構不是「垂直」層級制的，而是「水平」的，完全是大眾組織、大眾參與，高度「去中心化」。當世界著名的思想領袖齊澤克來到抗議現場發表演講的時候，他甚至都沒有一支話筒。
兩次運動的主題也是多中心的，茶黨運動反對政府資助產業、支持政府透明，「佔領華爾街」則從政治到經濟，無所不包，他們打出的標語和口號有：
「建立一個好的社會，我們並不需要華爾街，也不需要政治家。」
「資本主義忘記了生活是社會性的。」
「99％的人不能再容忍1％的人的貪婪與腐敗。」
這些口號，表面上是對經濟不公表達憤怒、對政治系統感到挫敗，其背後傳達的則是權力結構要「去中心化、水平化、社會化」的訴求。齊澤克在演講中更是清晰地發問：「怎樣的社會組織才能夠取代資本主義？我們希望擁有什麼樣的新領袖？」
還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兩場運動，都是美國制度失敗的表現。
美國社會現有的治理制度，從組織上來說，還是層層授權的縱向分級制，從管理方法上看，依然是以環環相扣的流程管理為基礎。聯邦政府是全美最大的信息生產、收集、使用和發佈的單位，可謂信息社會的信息中樞，但近百年來，其層級制的治理結構並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
但在大數據的時代，基於層級的社會控制手段將不再適用，基於流程的管理方法也有很大局限性。
這是因為，在大數據時代，信息和數據是最重要的資源，一旦信息自由、數據開放，就意味著信息和每一個公民之間都是等距的，而且中間沒有層級的過濾。數據的開放和流動，就代表著知識的開放和流動、代表著權力的開放和流動，這種開放和流動，是多中心的、水平的。在這個時代，社會的主體結構將從「分層」轉向「結網」，在網狀傳播力量的不斷衝擊下，個人的主體價值將得到前所未有地張揚，集中在政府的權力將開始分散，權力的最終流向，是社會、是大眾、是一個個獨立的公民個體。
大數據時代正在呼喚下一波社會化的浪潮：一個更開放的社會，一個權力更分散的社會，一個網狀的大社會。
美國社會正在發生這種變化。
這種社會變化，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奧巴馬開放數據、開放政府的舉措正是試圖迎接這個挑戰，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要應對好這個挑戰，美國政府無疑還需要更多的制度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