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01
——歐仁·鮑狄埃，《國際歌》，法國，1871年
2010年4月5日，奧巴馬剛剛簽署《醫療改革法案》不到半個月。他還沉浸在這個劃時代歷史成就的興奮當中。
突然，西弗吉尼亞州傳來一聲巨響，美國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礦難。
這起礦難共導致29名礦工死亡，死亡人數之多，為近40年之最。
而且，又是西弗吉尼亞州。
100多年以來，作為美國最重要的產煤區，西弗州一直為美國源源不斷地輸送煤和能量，但西弗州同時也是著名的礦難高發地區，不斷地製造各種悲情記錄。1907年，該州曾經發生過美國歷史上最慘烈的莫農加煤礦（Monongah）大爆炸，造成362人死亡。
多年來，這裡的礦工，最牽動美國人的神經。
在美國，死亡人數超過5人的礦區事故，就被定義為「災難」（disaster）。1976年以來，死亡5人以上的礦難僅僅發生過13起，平均每兩年一起。
這一宗死亡29人的礦難，很快佔據了全國媒體的頭條和封面，不少報紙和雜誌對其進行了長篇累牘地分析和報道。來自全國各地的電子郵件和信件像雪花一樣湧進了白宮。
這些信，開頭幾乎都一樣：「我很驕傲我來自一個礦工的家庭」、「我是一名礦工的兒子」、「作為一名礦工的女兒，我很自豪」。除了感到自豪之外，這些礦工無一例外，都要求奧巴馬採取行動，查明原因。奧巴馬對新聞界提到這些訴求，他說：「他們要求我關注礦工、為他們禱告。他們說，別忘了，是礦工維持著美國的光和亮。在信中，他們提出一個簡單的要求：別讓它再發生，別讓同樣的事再度發生！」
奧巴馬還公開承諾：「一個依賴礦工的國家怎能不竭盡全力保護他們？我們的國家怎麼能容忍人們僅僅為了工作、為了追求美國夢就付出生命的代價？」
4月25日，奧巴馬參加了這次礦難的追悼會。在開始演講前，他逐一念出了29名遇難礦工的名字。然後，他對礦工的生活進行了描繪：
「凌晨4點半，最晚5點，他們就起床，開始一天在黑暗中的工作。穿著厚重的工作服、硬頭靴和安全帽，開始一小時的車程，他們靜靜地坐著，直到車開進群山之中、五英里深處的礦井。黑暗中，唯一的燈光是他們頭上的安全帽和車輛的前燈。
日復一日，他們挖煤掘礦；年復一年，我們理所當然地享用著他們的勞動成果：這些能量，照亮了我們的會議中心，點亮了我們的教堂、家園、學校和辦公室，維持著我們國家和整個世界的運行。
很多時候，他們從黑暗的礦裡探出頭來，瞇著眼睛盯著亮光。
很多時候，他們從骯髒的礦裡鑽出身來，滿身汗水、塵土和煤灰。
4月25日，奧巴馬在西弗吉尼亞州參加遇難礦工的追悼儀式，和遇難者的家屬在一起。（圖片來源：Official White House, Photo by Pete Souza）
大多數時候，他們可以回家，但這一天，他們沒有！」02
奧巴馬還提到，礦工是一個團結的群體，他們之間像家人一樣彼此相待，很多人都為自己屬於這個群體而感到驕傲。
奧巴馬的描述，高度濃縮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人對於礦工群體的共同印象：艱苦但友愛，悲情卻自豪。
礦工群體的自豪，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為美國的經濟發展輸送動力和燃料，更重要的是，這個群體在美國的勞工史上、民權史上，扮演過先鋒的角色，起過不可替代的作用，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和深深的印記。
那是一段激盪、燃燒、鬥爭的歲月。
要理解美國人對於礦難和礦工的集體記憶，就必須先瞭解這一段歷史。
集體行動的號角：你站在哪一邊
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是一個戰士。古希臘和古羅馬就是這樣，每一個自由的國家都必定如此。03
——托馬斯·傑斐遜（1743-1826），第3任美國總統
美國曾經是礦難高發的國家。它的開礦史，可以說是一部礦工的「血淚抗爭史」。
20世紀前30年，美國礦難不斷，平均每年有2000名以上的礦工因事故死亡。1907年，死亡人數曾高達3442人，創下了歷史之最。
像世界上其他的國家一樣，當時美國礦難頻發的根本原因，是礦區的管理者沒有平衡好追求利潤和安全生產的關係。100年前的美國煤礦，生產方式落後，聯邦政府也沒有系統的法律來監管礦區的安全，陰暗潮濕的工作環境、簡陋陳舊的挖掘設備、鬆散的管理制度以及封閉的信息流通渠道，這些都是導致礦難發生的重要原因。
1901年至2010年美國礦難死亡人數的情況
說明：本章數據只計算煤礦，不包括金屬礦等其他礦藏。（數據來源：美國礦山安全健康局）
但從1930年起，美國礦難的死亡人數開始大幅下降。其直接原因，是聯邦政府加強了監管、資本家更重視對安全的投入。但根本原因，還是因為礦工的「自助」——礦工通過組織工會、集體抗爭，在20世紀上半葉掀起了一股勞工運動的高潮。
美國的煤礦工人工會，是美國勞工運動史上的先驅。礦工工會曾經為鐵路、汽車、鋼鐵、紡織等各個行業的工會提供了寶貴的組織經驗、輸送了人才的血液，在美國的工會歷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美國聯合礦工工會（UMWA）正式成立於1890年。但這時候的工會，雖然受到了礦工群體的認可和歡迎，卻得不到資本家一方的承認，在法律上也沒有正式的地位。在重大的問題上，資本家一方仍然我行我素，無視工會的存在。
1901年至2010年美國礦難年均死亡人數的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美國礦山安全與健康局）
本書第六章曾經探討過「公共利益缺乏代表的困局」和「集體行動的邏輯」。政治經濟學家奧爾森指出，利益受到侵害的大眾，由於其分散性，很難有效地組織起來；而公司、資本家一方，由於其利益高度集中，很容易結盟，形成遊說的勢力，左右政府的政策。
這也正是礦工和工會所面臨的困局。工會的作用，是通過一個有效的中心，將礦工們組織、動員起來，通過談判、罷工等「集體行動」保護群體的利益。但困局在於，這邊你罷工，那邊資本家可以另找其他人來開工。就是在同意罷工的隊伍裡面，也有投機取巧、冷眼旁觀甚至見風使舵之人。而一旦罷工成功，所有的工人都將從中受益，但罷工行動的領導者、參與者，卻可能要付出非同一般的個人代價。
這種代價，在1930年前後的美國，意味著可能要犧牲個人的生命和家庭的安全。
當時的資本家為了阻止礦工參加工會、瓦解工會組織的行動，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僱用打手維護礦區的秩序，驅趕工會的領袖，甚至派出槍手在工會領袖的家裡投擲炸彈、殺人滅口，手段非常殘酷。
而礦工工會則組織糾察隊、拉警戒線，集聚在礦區的入口，試圖阻止資本家僱用的新工人進入礦區上班。
在美國礦工工會的抗爭史上，曾經發生過很多動人心弦的故事。這些故事，對整個美國的工會運動甚至後來的民權運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31年，肯塔基州哈蘭縣的礦區發生了罷工，資本家和工會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在這場衝突中，警察和政府站到了資本家的一邊，想幫助他們盡快恢復生產和秩序。
一天晚上，一群煤礦主僱傭的私家打手在警察的帶領下，氣勢洶洶衝進該地區工會領導人裡斯（Sam Reece）的家裡，對其進行抓捕。
裡斯聞訊後倉促逃離，留下了一家妻小。荷槍實彈的警察和打手們在裡斯家裡翻箱倒櫃、大聲呵斥，希望找到一點蛛絲馬跡。受到驚嚇的一群孩子，在一旁放聲大哭。裡斯的妻子弗洛倫斯，也是一名礦工的女兒，她摟著自己的兒女、義正詞嚴地質問警察說：
「你到底站在那一邊？這裡除了飢餓的孩子，什麼也沒有！」
一番肆虐之後，警察和打手揚長而去，留下了弗洛倫斯在一片狼藉的廚房裡飲泣。這天深夜，她撕下了一張日曆紙，咬著嘴唇、在淚水中寫下了一首歌：《你站在哪一邊？》。
這首歌套用了一首宗教讚美詩04的旋律，如泣如訴，反覆吟唱一個問句：你站在哪一邊？這像是質問，也像是傾訴，更像是呼喚。由於這首歌朗朗上口、極富感染力，很快就在礦區的工人當中流行起來。
當資本家組織另一批工人進入礦區、重新開工的時候，罷工的礦工則集聚在礦區的入口，他們對著準備邁進礦區大門的新工人唱起這首歌。
歌聲呼籲礦工們站到一起，直到這場鬥爭贏得勝利；歌詞質問道：你是要做一個為人不齒的幫兇，還是做一個真正的男人？歌中最後概括說：窮人除非組織起來，否則不會有任何的機會！
他們試圖用歌聲來打動、說服其他的工人參加他們的集體罷工行動。
奧爾森在指出集體行動的困境之後，也曾經為這種難以團結的局面開出了藥方。他的辦法是，一個群體，要建立合適的激勵手段，營造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文化氛圍和運行機制。毫無疑問，《你站在哪一邊？》這首歌曲，就代表了這樣一種文化。
類似的工會抗爭一直持續到1933年6月。這當中，有不少工會的領袖都為抗爭付出了鮮血的代價。在勞資關係急劇緊張的情況下，時任總統的羅斯福不得不採取對策。在他的推動下，美國國會以微弱的多數通過了《國家產業恢復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該法案在法律上明文賦予了礦工加入工會的自由以及工會代表礦工和資本家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
這部法律是美國勞工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從此以後，礦工工會的活動取得了合法性。每一次礦難發生，都會引發工會的介入，而資本家、聯邦政府和國會都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來應對工會可能採取的集體行動。結果就是，每一次事故，都會引起相關法律的更新和完善，在事故—立法、新事故—新立法的不斷循環中，美國先後制定了十幾部法律，安全生產的標準越來越高，生產事故也就越來越少。同時，因為工會的作用越來越大，礦工的工資福利也越來越好。
你站在哪一邊？
詞：弗洛倫斯·裡斯
來吧，我的好兄弟，
我給你們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咱們自己的工會，
已經在這兒建立。
合唱：
你站在哪一邊，
告訴我，
你站在哪一邊？
我爸爸是個礦工，
現在他已經不能下井，
跟他站在一起吧，
我的礦工兄弟，
直到這場鬥爭贏得勝利。
他們說：在哈蘭縣裡，
沒有中間立場。
你要麼做一名工會的會員，
要麼選擇當布萊爾的幫兇。
噢，朋友，
你還能忍受嗎？
噢，請你告訴我，
你要當一個為人不齒的幫兇，
還是做一個真正的男人？
不要當老闆們的走狗，
不要聽信他們的謊言。
除非我們窮人組織起來，
否則不會有任何一個機會。
Which Side Are You On?
Lyrics: Florence Reece
Come all of you good workers
Good news to you I'll tell,
Of how the good old union
Has come in here to dwell.
CHORUS:
Which side are you on,
Tell me,
which side are you on?
My daddy was a miner,
He's now in the air an' sun,
Stick with him,
Brother miners,
Until this battle's won.
They say in Harlan county,
here are no neutrals there,
You'll either be a union man,
Or a thug for J. H. Blair.
O gentlemen,
Can you stand it,
O tell me if you can,
Will you be a lousy scab,
Or will you be a man?
Don't scab for the bosses,
Don't listen to their lies.
Us poor folks haven't got a chance,
Unless we organize.
弗洛倫斯·裡斯（1900-1986）
除了《你站在哪一邊？》，弗洛倫斯還寫過很多首勞工歌曲，並出版了詩歌集《逆流》。1981年，裡根政府大幅削減社會福利計劃，此時她雖然已是高齡老人，但還發表新詩對裡根進行批評。（圖片來源：The Civil Rights Digital Library，University of Georgia）
1951年，伊利諾伊州發生了一次礦難，119人喪生，這直接催生了1952年的《聯邦煤礦安全法案》（Federal Coal Mine Safety Act of 1952）。1968年，西弗州的一次礦難導致了78名礦工的死亡，這時候的總統是憎惡《信息自由法》、支持全民醫保的約翰遜，他立即做出快速反應，直接向國會遞交了《聯邦煤礦健康和安全法案》（Federal Coal Mine Health and Safety Act of 1969），其後通過了美國歷史上最嚴格、最全面的煤礦安全法規。該法規定，全國所有的地下煤礦，每年必須接受聯邦機構的4次檢查，違規者將受到罰款和刑事起訴。再後來，聯邦政府成立了獨立的安全監察部門——礦山安全健康局（MSHA）。
弗洛倫斯也一直活躍在工會運動的一線，很多次受邀在罷工現場演唱《你站在哪一邊？》這首歌曲，為工人的集體行動鼓氣助陣。
《你站在哪一邊？》不僅在礦工群體流行，在各行各業的罷工運動當中都被傳唱。為了切應時境，它的歌詞被改編成十多個版本，但不論如何修改，都大同小異，「你站在哪一邊」這句質問和呼喚，始終都是這首歌的核心。
1960年代，美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民權運動，這首歌又被皮特·西格（Pete Seeger）、鮑勃·迪倫（Bob Dylan）等一批著名的歌手引用、翻唱，成為民權運動中呼籲「集體行動」的號角。這首歌也被輸出到英國、意大利、加拿大等很多個國家，成為這些國家罷工場合的「主旋律」。
1973年美國麻省的工人在罷工中學唱《你站在哪一邊？》（圖片來源：Radical Passions，Kendall Hale）
2011年10月，美國興起了「佔領華爾街」的運動，這場運動隨後波及全球。很自然，在華爾街的隊伍當中，同樣的歌聲再次響起。
可以避免的悲劇：數據揭示的全景式真相
政府數據作為一項公共資源，應該像天氣預報、體育賽事和股票信息一樣實時公開。通過把信息的力量放到民眾的手中，可以增加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對政府的監督。
——維偉克·昆德拉，美國聯邦政府第一任首席信息官，2010年
2010年4月5日西弗州發生爆炸的煤礦叫做上大支礦（Upper Big Branch Mine）。
上大支礦隸屬於梅西公司（Massey Energy）。
梅西公司是全美第四大煤礦公司，擁有46口礦井，6000名礦工，控制著23億噸的煤礦儲備量，年產量高達4000萬噸，堪稱西弗州的主要經濟支柱。可以想像，作為一個行業巨頭，該公司在當地擁有廣泛的影響力。
但上大支礦的所有礦工，卻都不是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的會員。
礦難發生的第二天，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就對礦難發表了聲明。工會的發言人很遺憾地指出：上大支礦的礦工，沒有一個是工會的會員。工會的負責人還指出，上大支礦的爆炸，初步判斷，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悲劇，如果有工會的存在，這樣的悲劇就絕不會上演！
但現實無法假設。
光陰荏苒，潮起潮落，曾經轟轟烈烈的美國聯合煤礦工會，這時候已經光彩不在，頗有日落西山之感。
其中的原因，很簡單、也很現實。
一方面，是隨著生產率的提高和能源的多樣化，美國社會對礦工的依賴已經大不如前。1923年，美國曾經有近90萬名在井下作業的礦工，到2010年，礦工群體已經銳減到12.9萬人，這個數字，還包括在礦區工作、並不下井的文秘人員。1960年以後，美國煤礦業開始大幅裁員，礦工相繼失業，工會也無法保住他們的飯碗。
另一方面，隨著制度的健全、生產條件的改善，煤礦行業的危險性已大大降低。2007年，煤礦業的事故死亡率僅為0.0277％，甚至低於農牧漁業的0.0279％。而礦工的收入，卻比大部分行業都高。
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礦工覺得沒有必要再加入工會。到2010年，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其實只覆蓋了全國不到20％的在職礦工。
當然，具體到上大支礦，還有更複雜的原因。隨著事故調查的深入，真相層層揭開：梅西公司的管理層曾不遺餘力地阻止礦工加入工會，他們通過支付比平均工資還高的工資，換取了該礦礦工不加入工會的承諾。
這個消息經披露之後，當然令很多人都感到一種無言的沉重。
但真正牽動大眾神經的，還是礦難發生的真正原因。這場被美國煤礦工會斷言為「可以避免的悲劇」，到底是怎樣釀成的呢？
像中國一樣，礦難之後，美國的互聯網上民情洶湧，聲討責任的聲浪此起彼伏。美國網民也在網上挖掘災難發生的原因，但與國內盛行的「人肉搜索」不同，隨著公共數據的大面積開放，美國民眾可以通過數據發現真相。
礦難發生的當天，民眾輿論的矛頭首先直指政府主管部門——美國礦山安全健康局，第一個問題是：該局是否工作到位、監管得當？
登錄礦山安全健康局的網站，可以看到「煤礦警告、命令和安全」的數據庫，輸入「上大支礦」，返回逾千條數據條目，這些數據，是該局對上大支礦進行監管的流水記錄。每一條記錄，都包括檢查的時間、結果、違反的法律條款、處理的意見、罰款的多少、已繳納的金額、煤礦是否申訴等數據項。
這些數據表明，上大支礦的安全早已亮了紅燈。該煤礦僅2010年3月份就有53條違規記錄，其中12條與地下逃生通道和通風設施有關。2009年，上大支礦共有515條違規記錄，被處以總計為897325美元的罰款，違規次數是全國煤礦平均水平的11.6倍。
2010年1月7日，災難發生前的3個月，上大支礦又因為通風設施的問題，被礦山安全健康局處以66142美元罰款，是罰款金額最大的一次。
既然早已劣跡斑斑，為何遲遲沒有關閉？——其實，這1000多條數據記錄也提供了答案。礦山安全健康局的官員解釋說：為了保證公平，安全檢查中設有申訴制度，在最後的申訴結果出來之前，無法關閉煤礦。不幸的是，申訴過程複雜冗長，梅西公司正好以此作為緩兵之計，不斷提出申訴，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數據顯示，在202項比較嚴重的警告中，梅西公司對154項進行了申訴；對於前100宗大額罰款，梅西公司只認了15％的賬。
礦山安全健康局網站上公佈的對上大支礦監管的數據記錄
4月6日，礦難發生的第二天，礦山安全健康局特事特辦，將上大支礦的監管記錄打包、專門陳列到一個文件中，以供網民瀏覽。這些數據是政府職能部門「有所作為」的最好註腳，礦山安全健康局也因此在民眾的視線中迅速「脫責」，關注的焦點很快轉移到梅西公司的管理層上。
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處罰，這貌似一場完全可以避免的災難，梅西公司的老闆是何方神聖，膽敢如此漠視政府的三令五申、頂風作案呢？
這時候，Data.gov網站上已經公開了從地理人口到經濟能源等幾十萬項來自政府各部門的數據資料，網民很快就在該網站上查詢到了答案。梅西公司的老闆叫布蘭肯希普（Don Blankenship），其名下有46個煤礦，全部的名字、地點、所有人和經營人等資料在Data.gov上都條目清晰。
布蘭肯希普的政治影響力也很快以數據的形式浮出了水面。
在一個叫「透明數據」（TransparencyData.com）的網站上，網民可以查詢到和梅西公司相關的全部政治捐款記錄。「透明數據」網站收錄了全美聯邦、州兩級政治競選的全部捐助情況，從競選捐款人、受益人、捐款額，到時間、地點，甚至競選結果的數據都在該網站上免費共享了。數據表明，自2003年以來，梅西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有過326筆政治捐款共計287萬美元，絕大部分是布蘭肯希普個人捐出的。稍做數據分析，網民就發現了捐款的兩個特點。一是近90％的捐款14筆共248.55萬美元流向了一個叫「以孩子的名義」的組織；二是接受款項最多的個人是西弗州地方上訴法院的法官本傑明（Brent Benjamin），計24筆共2.25萬美元，其次是現任州議員安第斯（Troy Andes）。
「以孩子的名義」也是一個競選組織，它在新聞網頁和視頻網站上留下的唯一腳印是一場罷免地方上訴法庭麥格勞（Warren McGraw）法官的選舉運動。順籐摸瓜，網民很快發現，這位法官曾作出過一系列對梅西公司不利的判決，至於現任州議員安第斯，曾在梅西公司的公關部工作過。
2004年，麥格勞法官敗選，新當選的法官正是梅西捐助次數最多的個人：本傑明。
「本傑明」更經不起搜索。在美國最高法院的網頁上，更多的故事浮出水面。4月8日，有網民貼出了其涉嫌偏袒梅西公司的案件鏈接：在一場涉及5000萬美元的索賠官司中，他在陪審團投出了關鍵的一票力挺梅西公司。但原告不服，繼續上訴到最高法院，2009年6月8日，美國最高法院認定本傑明接受過梅西公司直接和間接逾250萬美元的競選捐款，存在「重大偏袒」的可能，判決其迴避。
至此，一幅充滿數據細節的圖像已經清晰地出現，災難發生的原因不言自明。梅西公司利用申訴制度對抗政府的監管，一再拖延被關閉的命運；同時通過政治捐款在權力機關安插、扶持代言人，以爭取最大的生存空間。
但這一切，似乎都是在合法的框架內發生的，梅西公司鑽的是制度的漏洞。
在數據挖掘的過程當中，網民還共享了其他一些數據和信息：梅西公司下屬的另外一家煤礦——魯比煤礦（Ruby Energy Mine），同樣岌岌可危。2009年，魯比煤礦受到573次警告、1668408美元罰款，總數甚至比出事的上大支礦還多，唯一不同的是，魯比煤礦受到的嚴重警告僅15次，較上大支礦少33次，這可能是它還沒有「引爆」的原因。
4月8日，礦難發生後的第3天，真相似乎已經全然水落石出。網絡輿論、新聞媒體開始轉向，開始了煤礦管理制度層面的反思和批判。如何完善制度、避免同樣的悲劇在其他煤礦重演，一時間成為新聞輿論討論的重點。
但沒幾天，《查爾斯頓郵報》（Charleston Gazette）的新聞記者沃德（Ken Ward Jr.）又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
原本趨於平靜的礦難追責突然再次沸騰，而且「U」形大轉彎、掉頭回到起點，政府的責任再次受到拷問。
默認公開推定：和礦難賽跑的原則
每一個公民，如果你想要保護我們國家優秀、碩果纍纍的遺產，保護自由人民的權益，都應該把政治當做自己的副業。05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1890-1969），第34任美國總統
沃德是一位專門從事煤礦報道的知名記者，多次獲得新聞大獎。對於這次礦難，他指出了一個細節：礦山安全健康局的每次檢查，不僅有以數據格式保存的流水監管記錄，還有一份來自檢察官個人的詳盡文字報告。政府公開了數據格式的檢查結果，但卻隱藏了這份文字報告。
4月13日，迫於各方的問責壓力，礦山安全健康局最終公佈了這份報告。沃德隨即在後續的報道中引用，大量新的、驚人的事實呈現在公眾的眼前。
礦難發生的3個月前，1月7日，美國礦山安全健康局的檢察官對出事的上大支礦進行了例行檢查，發現了通風設施存在嚴重的問題，他在檢查報告中記錄了有關人員對安全隱患令人吃驚的漠視。
這位檢察官寫道：
「煤礦存在致命的問題，但每個人都在簡單漠視：我把一些礦工拉到一邊，私底下問他們，你知道通風存在問題嗎？他們告訴我：『我知道』。我還質問過管理人員，但回答是——沒有問題，不用擔心。
我又問監工摩爾（Terry Moore），他無可奈何地說：我也知道這個問題，我調到這個崗位3周之前這個問題就出現了。我也向礦長反映了，他說：沒問題，不用擔心。」
這位檢察官把他發現的問題和這些對話都記錄在他的正式報告裡，交差覆命了。當天，上大支礦被處以近年來金額最大的一次罰款，梅西公司立即對此進行了申訴。
沃德的報道見報後，舉國嘩然。
這份詳盡的文字報告為什麼不予公佈？民眾在質問。
大部分人都認為，如果政府及時公佈這份文件，像沃德這樣的專業記者就會對梅西公司漠視安全的行為進行報道，從而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激起整個社會的「集體行動」，災難就可能得以避免。
但拖了3個月，政府無所作為，最後一聲巨響，等來了礦難。
美國科學家協會的保密專家阿夫古德（Steven Aftergood）對此提出了批評：這是生死攸關的信息，政府應該立即發佈。按照現行的法律，政府無法立即關閉煤礦，但政府如果即時發佈這些信息，社會就可能通過「集體行動」來阻止悲劇的發生。可惜的是，政府截留了這些信息，堵死了後路。
非政府組織「政府開放聯盟」的主任麥得摩（Patrice McDermott）說：煤礦公司為了利益，永遠不會告訴礦工真相，政府的義務就是對此進行制衡，制衡的方法，就是信息公開。06
一片質疑聲中，也有人冷靜地提出，礦山安全健康局截留這份文件其實也有「法」可依，不能承擔全部的責任。追本溯源，視線不可避免地又投向了《信息自由法》。
1966年，約翰遜總統簽署了《信息自由法案》。1977年，美國煤礦管理進行了改革，新的《煤礦法》和《信息自由法案》遙相呼應，規定煤礦安全的檢查結果和詳盡的檢查報告必須立即公開。1993年10月，克林頓主政時期，司法部部長雷諾（Janet Reno）又發佈了著名的雷諾備忘案：
類似刑法中對犯罪嫌疑人的「無罪推定」原則，政府的所有信息適用於「默認公開推定」：即「可以公開」是對所有文件的一個默認假定；任何文件一經產生，就將被默認為「可以公開」，如果有人認為該文件不能公開，必須陳述提供特別的理由。
多年來，美國礦山安全健康局一直踐行雷諾備忘案，堅持在第一時間發佈、公開煤礦的安全檢查信息，像沃德這樣的行業記者總是可以很快獲得大量來自政府部門的第一手資料，撰寫自己的煤礦安全報道。
「9·11」發生以後，布什政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開始對信息進行管制。2001年12月，司法部發佈了新的埃斯克勞特備忘案（Ashcroft Memo），否定了雷諾的「默認公開推定」原則。埃斯克勞特備忘案陳述說：
「我們將致力於維護我們的基本價值觀，保衛我們國家的安全、商業信息和個人隱私……當你認真考慮了信息公開的要求、並決定不公開的時候，你完全可以相信，司法部將會捍衛你的決定，除非你的決定明顯缺乏法律依據或侵害了其他部門的權益。」
在這樣的支持和鼓勵下，不難想像，聯邦各部門以「國家安全、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為名，開始先後截留公共信息。一些原來可以立即發佈的信息變成了提交申請才能公開的信息，一些原本提交申請之後可以公開的信息，卻成為拒絕公開的保密信息。
煤礦安全檢查的文字報告就是其中一例。2004年6月起，礦山安全健康局正式宣佈，只公佈檢查的數據流水記錄，對於煤礦安全檢查的文字報告，不予公開，即使有公民或組織依據《信息自由法》提交查詢的申請，也一律拒絕。
頗具黑色諷刺意味的是，對礦山安全健康局截留檢查報告的做法，煤礦公司的老闆也怨聲載道。有官員回憶說，新做法實施的當月，電話都被打爆了。煤老闆們紛紛抱怨說，你只給一個罰款結果，不公開整個調查過程報告，我無法判斷該不該對此提起申訴。
奧巴馬上任以後，強調建設開放透明的政府，特別對開放公共數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2009年3月，在他的推動下，美國司法部推翻了埃斯克勞特備忘案。
但百密一疏，煤礦安全檢查的報告也不屬於數據，便繼續堂而皇之在既定的軌道上運行。
歷史還原了真相。奧巴馬雖然有決心進一步改革積弊、建立更透明的政府，也做出了一系列信息公開、數據開放的舉措和姿態。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行政機關官僚主義的慣性阻礙了改革的腳步。最終，他的改革還是沒有跑贏西弗州的這一場礦難。
4月15日，奧巴馬在白宮發表了專門講話，對西弗州的礦難作了基本結論。他認為，礦難的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是梅西公司管理不善；二是複雜冗長的申訴制度縱容了生產隱患長期存在、政府沒能及時關閉上大支礦。奧巴馬督促國會立即研究新的法規，堵塞煤礦公司利用申訴制度來拖延處罰、繼續生產的漏洞。在談到政府監管時，他要求礦山安全健康局積極檢視當前的工作程序和方法，以確保煤礦安全。
珍尼特·雷諾
美國第78任司法部長，也是首任女司法部長。
她為美國政府首次明確了信息發佈中的「默認公開推定」原則。她在雷諾備忘案中闡述：「公眾對於政府工作的知情權是美國民主的基石。」雷諾在任8年期間，還大力推動「信息和數據」在司法工作中的應用，ComSta就是在她任期中發明、推廣的。圖為其1996年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
幾經峰迴路轉，至此塵埃落定：29名礦工失去了生命，煤礦公司有待追究法律責任，立法機關要查缺堵漏，但作為主要監管部門，美國礦山安全健康局卻並沒有人為此丟官受責。
這個結果公平嗎？為什麼呢？
前文提到過著名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勒，除了「政府俘虜理論」，他也為信息經濟學做出過巨大的貢獻，他有個「信息不對稱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其中的原因。
該理論指出，掌握信息多的人，在社會競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貧乏的人，則處於不利的地位。前者可以通過向後者有償轉讓信息來獲取利益；無償出讓，則收穫「善意」；只有信息自由流動，各方掌握相同的信息之後，彼此才能建立完全的信任。
考察回放整個事件的細節，不難發現，在礦工、煤礦公司、政府監管部門三方的互動博弈中，關注的焦點就是煤礦是否安全的信息。
政府作為全體公民的代表，可以憑借合法的手段獲取幾乎全部的信息，是社會的信息樞紐。
煤礦公司處於政府和礦工之間，為了追求利潤，它有強烈的動機製造「信息不對稱」，向礦工隱瞞真相；但當它面對政府的監管時，它也害怕「信息不對稱」，在礦山安全健康局截留檢查報告時，喊出了：只給罰款結果，不公佈整個調查過程報告，這不公平！
礦工群體則處於斯蒂格勒描述的不利地位：信息鏈的底層，只能憑借其他方開放的信息來保護自己的安全。
美國煤礦法明確規定，所有的信息公開都是為了保護礦工的安全。礦山安全健康局每次履行監管職能之後，都依法公佈檢查結果的數據記錄。這種免費、及時、主動的信息公開，不僅改變了礦工群體「信息不對稱」的劣勢地位，如斯蒂格勒所說，還向全社會傳達了一種善意、營造了一種信任。
這種善意和信任，最終使礦山安全健康局作為政府監管部門能在輿論追責中化解壓力、渡過危機。
歸根結底，如果把信息公開僅僅解讀為公眾對政府一種單方面的監督，是狹隘的、片面的，信息公開也是政府的一種自我保護。在西弗州礦難追責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政府通過信息公開有效地獲得了社會的信任。這種信息公開，不僅對礦工、煤礦公司是一種保護，對政府和整個社會都是一種保護。
既然信息公開能使博弈的三方甚至整個社會都從中受益，為什麼還有阻力呢？
這種阻力，又如何才能克服呢？
唯一的道路：民主時時都要「爭」
在所有的政府組織形式中，民主是最需要能量和想像力的一種形式，也是最需要公民個人公共精神的一種形式。07
——喬治·馬歇爾（1880-1959），美國軍事家、政治家，五星上將
透視礦難前後發生的點點滴滴，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阻力和問題還是來自於政府。
奧巴馬上台以後，通過推行透明行政、開放數據等一系列措施加大了政府公開的力度，但礦山安全健康局並沒有順勢主動開放煤礦安全檢查的文字報告，還是固守陳規，在原有的慣性軌道上繼續滑行，間接導致了礦難的發生。
艾倫·史密斯（Ellen Smith），是美國《煤礦安全與健康簡報》的主編，多年來，她一直致力於煤礦安全的分析和報道、強調信息公開在預防安全事故中的作用。08她對礦區安全事故專業、詳盡的分析，提供了一般新聞報道沒有的「觀點和細節」，甚至成為礦工和礦區對簿公堂的呈堂證據，受到了法官的歡迎和肯定。
作為礦區安全事故方面的權威，西弗州的礦難發生之後，新聞界對史密斯進行了採訪，通過她的講述，一幅更龐大、充滿更多細節的美國煤礦信息開放歷史出現在讀者的面前。
上文提到，2004年6月，礦山安全健康局宣佈將封鎖安全檢查文字報告。之後，史密斯撰寫了大量的文章對布什政府的倒行逆施進行批評，這份文字報告一直是她呼籲公開的重點。她在2004年7月份的文章《被架空的信息自由：公眾有權知道決策背後的原因》09中，發出了凌厲的質問：
「這是美國嗎？這屆政府怎麼能夠如此踐踏民主的傳統？礦山安全健康局怎麼能說變就變，在沒有徵詢任何公眾意見的情況下，一舉拋棄自己27年透明開放的傳統？」
不僅通過自己的簡報，史密斯還會同美國聯合礦工工會在《華盛頓郵報》等媒體上公開質疑和呼籲。
2006年1月2日，西弗州發生了一宗死亡12人的礦難，史密斯在她的分析簡報中，再次提出煤礦安全檢查文字報告的重要性。這一次，她的簡報引起了國會的關注。
2006年1月，資深眾議員韋克斯曼（Henry A. Waxman）引述史密斯的分析，向勞工部部長趙小蘭（Elaine L. Chao）提出質詢，要求允許公民和社會組織查閱煤礦安全檢查的文字報告。
韋克斯曼在信中說：
「正如一份出版物所指出的：在沒有任何公眾參與討論的情況下，礦山安全健康局秘密改變了過去長期定期發佈煤礦安全檢查文字報告的做法，背後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份文件並不涉及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而且，這個政策為什麼改變？其相關文件也從來沒有公佈過。」
他要求礦山安全健康局檢討一切和信息自由相關的政策和措施。
韋克斯曼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另外幾名眾議員的附議。1月份，先後有多名議員向勞工部發出了公開信，一致表明支持公開煤礦安全檢查文字報告的態度。
在國會議員的直接施壓之下，2006年1月30日，礦山安全健康局終於宣佈，公民和組織可以根據《信息自由法》查閱煤礦安全檢查的文字報告。
根據這個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信件及上門等形式，向礦山安全健康局提交查閱該文字報告的申請，但走完這個程序，需要2周到3周的時間。
史密斯在第一時間發佈了這則消息，她稱之為公眾獲得的「一個巨大的勝利」。但她也指出，這個勝利還遠遠不夠。她認為，這份報告堪稱礦工的「生命線」，它的發佈速度，是在和「礦難」賽跑。它不僅僅應該公開，而且應該即時發佈：當檢察官完成了檢查，當礦工和記者回到家的時候，他們能在網上點擊數據流水記錄的同時，可以看到檢察官對於礦區安全的檢查過程和文字描述。
史密斯深信，只有這樣發佈信息，才能激起礦工、記者、工會和整個社會及時的集體行動，規避可能發生的悲劇。
眾議員韋克斯曼給勞工部部長趙小蘭的公開信：要求公開煤礦安全檢查的文字報告。
此後，史密斯繼續以筆為旗，四處鼓呼。等到2009年1月，奧巴馬就任第一天的開放姿態曾經點燃過她的希望。但史密斯很快就發現，礦山安全健康局還是同樣的機械和麻木。2009年5月，她又在簡報中批評說：
「雖然我們的新總統對信息公開有偉大的計劃和設想，但迄今為止，礦山安全健康局在這方面還沒有絲毫的動靜和改變。」
西弗州4月5日的礦難發生之後，史密斯扼腕歎息：你見過誰踢自己的屁股？即使我相信奧巴馬政府有開放政府的誠意，但政府的信息公開永遠不可能自動發生，我們要「爭」。
對於政府固有的機械、冷漠和消極作為，史密斯在接受採訪時舉出了更多的例子。
礦山安全健康局的現任局長梅恩（Joe Main），曾經是美國聯合礦工工會的領袖，他和史密斯兩人為了煤礦安全，多年來一直並肩戰鬥、共同奔走。2000年，梅恩被任命為美國礦山安全健康局局長。司法部推行埃斯克勞特備忘案之後，史密斯滿懷希望向梅恩提出公佈煤礦檢查報告的要求，但他的回答卻給她一潑迎面冷水：「這涉及隱私問題，我以前也沒想到」。
史密斯回憶說：「當年他在工會工作的時候，可不是這麼說的。」她後來感歎說：人性的善變，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我們要記住，無論何黨當政，何人主政，政府總是有設法掩蓋事實的傾向，信息公開不會自動發生，公民要參與、要抗爭。
現代政治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史密斯是對的。
艾倫·史密斯
《煤礦安全與健康簡報》的主編。從1987年以來，她致力於煤礦安全的分析和報道，已經獲得了31個大小新聞獎項。2007年，因為她與礦山安全健康局關於信息公開的抗爭，美國記者協會授予她新聞簡報公共服務獎（Sigma Delta Chi Awards）。
即使在美國這種民主國家，還是要爭。
美國，確實在踐行民主制度。但民主，只是政府的一種組織形式、一個框架。每一條法律、每一項政策、每一個決定，還要在這個框架之內討論、爭辯、博弈，才能達成一個共識、輸出一個結果，各方利益才能平衡。這個過程，說白了，還是「爭」。如果有一方不「爭」，那他的利益自然得不到充分的照顧和保證。
此外，民主框架的本身，也是一個「爭」的結果。就算已經建立了，它還需要公民不斷地去捍衛、去維護、去「爭」，防止它在現實中脫軌走樣。正如美國作家麥克利什指出的：
「民主，永遠不是一件已經完成了的事情。民主是一個過程，需要一個國家永不停懈的努力。」
也就是說，民主不是結果、而是參與的過程，這個過程，時時都要「爭」。說白了，世界是現實的，其實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坐等、可以一勞永逸。
對於一個非民主狀態的政府和社會，當然更要「爭」。在專制的框架之內，權力被少數人壟斷。任何權力，從少數人壟斷演變到多數人的共享，都是一個「爭」的結果。從英國中產階級自發的自由大憲章運動，到引發美國立國的抗稅風波，再到近年來台灣地區的民主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回顧人類社會從古到今所有政府的歷史，無論民主也好、專制也罷，所有的政府有一點是共通的：因為缺乏競爭，官僚體制與生俱來都有一種僵化保守的本性，政府機關也往往因此固守不前。但這種僵化保守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很多時候，官僚們也需要製造新的口號、接受新的概念來「收買」民意、順承時代。說到底，一個社會，普羅大眾有沒有公民精神、是否勇於承擔公共責任、爭與不爭，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