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就是向擁有隱私權的社會不斷邁進的進程。野蠻社會的一切都是公共的，靠部落的法則來治理。文明是將一個人從一群人當中解放出來的過程。01
——艾茵·蘭德（1905-1982），俄裔美國哲學家、文學家，1943年
《一九八四》：零隱私的恐懼
不論是睡著還是醒著，在工作還是在吃飯，在室內還是在戶外，在澡盆裡還是在床上——沒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腦殼裡的幾個立方厘米以外，沒有東西是屬於你自己的。02
——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第一部第二章，1948年
《一九八四》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48年創作的一部諷刺小說。
這部小說問世之後，先後被翻譯成60多種語言，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極高的知名度，被譽為對「極權和專制」進行反思的巔峰巨著。當然，由於其對極權主義入木三分的鞭撻，也在一些國家屢屢被禁止出版。
故事發生在虛擬的大洋國。這裡的居民，處於黨的完全監視之下，沒有任何的隱私。黨的領袖就像「老大哥」一樣，無處不在、無微不至地「關心」他的國民，確保他們思想「純潔」、沒有任何反叛的行為。一種被稱為「電幕」的高科技視頻器材被用來監控人民的表達、交流和生活。每個人的住所、辦公室和公共場所都安裝著監控鏡頭和竊聽器，到處都貼著標語：「老大哥在看著你！」記者們寫的一切東西都要經過黨的審查才能發表，孩子們也被黨煽動、鼓勵向警察報告他們父母的可疑行為。
即使一個對黨不敬的細微表情，都可能被報告，然後是教育、逮捕、改造、清洗。
故事的主人公史密斯是一名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他懷疑黨的理論，和一名年輕的女性相愛。他們「出軌」的思想和行為很快就被秘密警察發現，在殘酷的監禁、審問、拷打和洗腦之後，這對年輕的戀人最終悲傷無奈地選擇了放棄，分別背叛了對方。
《一九八四》刻畫了一個無比強大的黨和政府、一個令人窒息的恐怖社會。在這裡，人性被扼殺，隱私被踐踏，思想受到鉗制，生活極度貧乏。任何人讀完這部小說，都會倒吸一口冷氣，對極權主義不寒而慄。1984年，為了紀念奧威爾，這部小說被改編成同名電影，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無數心靈的震顫。
在美國的歷史上，「老大哥」這種高度集權的黨國體制其實並沒有出現過。但片中的「老大哥」，通過技術手段實現了無處不在的監控，這一點，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學技術不斷突飛猛進，政府權力在擴張和蔓延，這些都是對個人隱私的潛在威脅，美國人擔心，兩者一旦結合，就會有產生「老大哥」的危險。
《一九八四》電影劇照：老大哥在看著你！
說明：喬治·奧威爾的傳世之作還有《動物莊園》，該書也是反烏托邦主義的代表作。鑒於他對人類社會的貢獻，1984年，一顆新發現的小行星被命名為奧威爾星。
1960年代以後，隨著信息技術的推進、計算機的增多，這種危險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他們擔心，聯邦政府會利用信息技術來侵犯個人的隱私。
這種擔心並不是空穴來風。
大數據就是「老大哥」：中央數據銀行之爭
我們有很多小的、獨立的信息記錄系統。這些系統，就單個而言，它們可能無關痛癢，甚至是很有用的、完全合理的。但一旦把它們通過自動化的技術整合連接起來，它們就會漸漸蠶食我們的個人自由。這才是真正的危險。03
——美國隱私研究委員會，1977年
1965年，人類的計算模式還僅僅處在第一個階段——主機時代，這種危險和擔心就開始初現端倪。
那個時候，現在白宮的行政管理預算局（OMB）還叫預算局。
預算局提出了一個簡單、大膽、在當時堪稱革命性的創新計劃。
該局建議，聯邦政府應該成立一個統一的「數據中心」，把政府部門所有的數據庫連接、集中、整合起來，建立一個大型的數據庫。預算局相信，這不僅能節約硬件成本，還能提高數據管理、查詢和統計的效率；此外，通過部門之間的數據對接和整合，還可以提高數據的準確性和一致性，減少數據的錯誤。
預算局甚至為這個計劃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方案：人口普查局、勞工統計局、稅務局以及社保局等4個數據密集型部門先行一步，首先將數據庫連接起來，其他各個部門的數據庫逐步納入，最終的目標是，以公民為單位，為全國每一個人建立一個數據檔案，這個檔案將包括每一個人教育、醫療、福利、犯罪和納稅等等一切從搖籃到墳墓的數據記錄。
預算局將這個大型數據庫稱為「中央數據銀行」。
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等研究院（IAS）是全世界最頂尖的研究機構之一，它的特點，是可以不屈從任何行政的任務和資金的壓力，自主開展純粹的科學研究。時任該研究院主任的是凱森教授（Carl Kaysen），他盛讚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計劃。凱森發表了專門的可行性報告，指出統一管理不僅能節省運營成本、提高數據的準確性和查詢的效率，還將更好地保障數據安全。
聽起來有百利而無一弊，中央數據銀行的計劃得到了行政圈、學術界的一致響應。
經過一年的論證，1966年，聯邦政府正式向國會提交了「中央數據銀行」的方案，請求撥款、開工，開創新的數據管理篇章。
新聞界也開始報道聯邦政府的這個創舉。
但沒想到，新聞界的報道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彈。這種反彈，最後導致了這個計劃的流產。
1967年1月，《紐約時報》發表了著名記者、隱私權專家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文章《不能告訴計算機》，他寫道：
「當政府把我們每一個人的信息和日常生活的細節都裝進一個中央級的數據銀行，我們將受控於坐在電腦機器前面的那個人和他的按鈕。這令人不安，這是一種危險。」04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是一個成立於1920年、位於紐約的公益組織，它的目標是利用法律的手段維護公民的權利，隱私權正是ACLU關心的重點。對於中央數據銀行的計劃，ACLU強烈反對，並發表了一系列的聲明和調查。
哈佛大學也對這個計劃開展了專門的民調，其調查的結果表明，56％的美國人擔心自己的隱私會受到侵害，明確反對這個計劃。
一時間，曾經贏得了各方讚譽的數據銀行計劃在國會的討論中陷入了泥沼。
此後，美國國會對此召開了一系列的聽證會。1968年，眾議院隱私委員會發佈了一份報告，作出結論說，該計劃無法保證公民的隱私不會受到侵害，不予批准。
但這只是一個中斷，甚至僅僅只是一個開始。此後的幾十年，隨著數據庫越來越多，類似於「中央數據銀行」的計劃不斷改頭換面，在國會發起衝刺。美國各界對其的討論也從來沒有間斷過，並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派。
支持的一派以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為主，這個陣營認為，現代經濟依賴於大規模的數據整合和交換，統一集成的中央數據庫，將提高經濟效率，方便大眾的生活，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是社會進步的不二選擇。
反對方自然是隱私至上的信奉者。他們認為，在信息時代，無論是個人的日常消費等瑣碎小事，還是事關健康、教育的重大決策，都會在各種各樣的信息系統當中留下「數據腳印」。這些「數據腳印」，保存在不同的系統中，可能無傷大雅。但如果建立起中央數據銀行，通過數據整合和信息加總，就可以再現一個人生活的軌跡和全景，各個系統之間的數據可以彼此印證、互相解釋，個人隱私就無所遁形。
隱私學學者認為，這種信息加總和數據整合，無異於一種監控，準確地說，是一種「數據監控」（Dataveillance），其對個人隱私權的侵害，無異於《一九八四》中的電幕。進入大數據時代之後，甚至有專家提出：大數據就是老大哥！（Big Data is Big Brother）
當然，這兩派當中，也不乏改變態度、轉換陣營之人。
迪博德（John Diebold），是美國實業界著名的計算機專家。80年代以前，他一直都是「中央數據銀行」計劃的強力支持者。
1986年，他公開承認：「中央數據銀行」的計劃如果實行，將會是一個錯誤。
迪博德是ATM提款機的主要發明人。促使他發生深刻轉變的，是推廣ATM提款機過程中發生的一件小事。
迪博德的客戶在某地區新安裝了一部ATM提款機。但接下來幾周的數據記錄卻非常異常：每天的午夜12點到2點之間，有大量的款項被提取。這有悖常情，該銀行擔心這涉及詐騙等違規操作，於是僱用了偵探對該提款機進行監控和調查。
偵探很快發現，確實有很多顧客午夜來提款。其原因在於，這個提款機，靠近當地一家色情俱樂部。而顧客提取現金的目的，正是不想在信用卡上留下「不體面」的消費記錄。
當該銀行瞭解到真相之後，其經理層忍俊不禁。
很快，一篇新聞報道出現在當地的報紙上：「XX銀行知道昨晚誰光顧了妓女」。
迪博德分析說：當你在銀行存錢、提款的時候，你留下的信息絕不僅僅是一筆銀行交易，其實你還告訴了銀行，某一時刻你所處的地理位置。這些信息，很可能會成為你其他行為的解釋，從而透露你的隱私。例如，這個提款記錄，如果和你當天的通訊、消費、旅行等其他數據記錄整合起來，你當天的行蹤和作為，就不會有太多的秘密可言。
迪博德後來總結說，在信息時代，計算機內的每一個數據、每一片字節，都是構成一個人隱私的血肉。信息加總和數據整合，對隱私的穿透力不僅僅是「1＋1＝2」的，很多時候，是大於2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數據整合這種「1＋1>2」的效果，在美國社會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進入80年代之後，甚至在最高法院的若干判例中也有所體現。
1988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一名新聞記者根據《信息自由法》向司法部下轄的聯邦調查局（FBI）提出申請，要求公開一名犯罪嫌疑人麥迪科（Charles Medico）的犯罪記錄。個人的罪案記錄原本屬於隱私，FBI以此理由拒絕了這個要求。但CBS認為，麥迪科已經被確定參與了有組織的犯罪，並賄賂了一名國會議員，他的犯罪記錄涉及公共利益，必須公開。CBS後來匯同新聞自由委員會將司法部告上了法院。05
一審、二審雙方各有輸贏，官司最後打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認定這是隱私，應該保護。CBS又提出了新的理由，CBS認為，FBI的犯罪記錄只是各個執法部門記錄的一個加總，麥迪科的這些信息，都曾經在某個特定的時候公開過，不能算作隱私。
1989年3月，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一致否定了CBS和新聞自由委員會的抗辯，他們在判詞中陳述道：
「在一個有組織的社會裡，幾乎每一則信息都在不同的時候以不同的形式公開過。但是，就個人隱私而言，不同時期零散地公開和一次性完整地公開，即使內容相同，也有本質的區別。」
雖然數據整合這種「1＋1>2」的性質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同，但中央數據銀行計劃的支持者仍然大有人在。他們相信，中央數據銀行的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這不是一個「建」與「不建」的問題，而是一個「何時建」、「如何建」的問題。他們更關心技術層面如何實現，他們知道，在通向數據銀行的大道上，美國還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
這就是個人信息的統一標識問題。
如果要將不同的數據庫聯接整合起來，各個數據庫之間必須要有一座橋樑，也就是一個共同的數據項。這個數據項，用數據庫的專業術語來說，就是「主鍵」（Primary Key）。只有通過一個合理的主鍵，不同的數據才能方便快捷地聯接起來。
這個「主鍵」，就是每個人獨一無二的標識。這個標識，在很多國家，就是身份證號碼。
而在美國，還從來沒有過全國統一的身份證件及號碼。因為沒有共同的「主鍵」，在金融、醫療、教育、福利和公共安全等等不同的數據庫中，政府的各個部門以及商業組織都各行其是，使用、設計了不同的標識方法。
這些不同的標識方法，是將不同數據庫相連起來的一個障礙，也是影響中央數據銀行建設的一個難題。
百年糾結：統一身份證
我們的立場是：現在或者可預見的將來，在美國都不應該建立統一的身份證。就嚴格的定義來說，社會安全號不能算是身份證，它最多只能算一個近似的身份標識。06
——聯邦政府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咨詢委員會的報告
《數據記錄、計算機和公民權利》，1973年
統一身份證，也是美國近百年來隱私風波中的一個中心話題。
在美國的歷史上，聯邦政府從來沒有發放過全國統一的身份證件。但在現實生活中，有3個證件，不同程度起到了身份證件的作用。
一是駕駛證。從1903年起，美國開始發放駕駛證，該證件被廣泛地用作身份證明。但駕駛證是以州為單位發放的，每個州的證件格式、號碼位數都不一樣；一個人可以擁有多個州的駕駛證，也可以沒有駕駛證。所以嚴格地說，駕駛證雖然具備了身份標識的作用，卻還談不上統一的身份標誌，而且很容易偽造。
二是護照，其格式倒是統一的，號碼也是唯一的，並由聯邦政府發放，但其發放方式，是以自願申請為基礎的，個人不申請、政府就不發放，除了出入境，日常生活中也很少使用。
三是社會安全號。1935年，羅斯福新政期間，他為了建立社會保障系統，提出為每一個有工作的人員，建立一個社會安全賬號。每個月，政府將從其工資中扣除一部分金額，並補貼部分金額，共同存入其社會安全賬號，以作為其退休養老的保障。
羅斯福這個建立全國統一安全號的提案，也遭到了隱私派激烈的反對。最後，羅斯福向國會妥協並保證：這個號碼僅僅用於社會保險，一定不會用於身份標識的領域，並且會被保密。他的這個提案才最終在國會通過。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羅斯福之後，他的承諾並沒有被嚴格地遵守，社會安全號的應用範圍還是逐漸擴大了。先是個人納稅的表格啟用了這個號碼，慢慢地，找工作、申請信用卡、駕駛證、政府福利都需要出示個人的社會安全號。從一定程度上來說，社會安全號似乎也是身份證件的替代品，而且其使用的趨勢還在不斷上升。
但嚴格地說，社會安全號還是算不上統一的身份證件。因為它只記錄姓名，連男女、年齡、住址、相片等基本的信息也沒有，公民也不需要隨身攜帶，該號碼被明確規定為個人隱私。1974年的《隱私法》，甚至還有專門的條文規定：「要控制社會安全號對個人隱私造成的威脅」。
美國社會安全卡號的樣板
說明：卡上只有個人姓名及社會安全號碼，該號碼的格式為XXX-XX-XXXX，總共只有9位，前3位、中間2位和最後4位分別代表地區號、群組號和個人序列號。有專家認為，受限於位數，社會安全號不可能成為一個好的身份標識號碼。
因為沒有統一的身份標識號碼，美國各種信息系統中用來標識、區分公民個體的方法自然五花八門，其中最核心的方法，還是人的姓名。但不同的人可以擁有同樣的名字，在輸入電腦的過程中，還容易出現拼寫的錯誤。毫無疑問，按照名字來查詢個體信息的方法，其檢索效率和準確率都很低。當要把不同系統的數據庫聯接整合到一起的時候，要確定「誰」是「誰」，就變得非常困難。
而在具有統一身份證的國家，由於各個數據庫之間存在一個共同的、唯一的「主鍵」——身份證號碼，這個挑戰就小多了。由於身份證號碼在其中穿針引線，各種數據庫可以像糖葫蘆一樣串串相連。
信息技術領域的專家深諳其中的困難。甲骨文公司（Oracle）的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埃裡森（Larry Ellison）就強烈呼籲美國政府建立一套全國統一的身份證系統。他曾經公開表示，如果美國採納統一的身份證制度，甲骨文公司將免費給聯邦政府捐贈一套全國身份證管理的軟件。
當然，聯邦政府也未嘗不想建立全國統一的身份證件。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國會不同意！國會的問題又在於：大部分人民不答應！
美國社會的這種爭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開始了。
1917年，美國對德宣戰之後，為了防止德裔美國人在境內從事諜報活動，聯邦政府提出，要對德裔這個特殊的群體頒發統一的身份證件、加強管理。還有機構附議：統一的身份證應該延伸到所有的外國人，甚至全體國民。但這遭到了國會的強烈反對。國會僅僅同意了對德裔美國人加強管理，並在最後通過的法案中明確說：身份證的使用只能限於德裔群體，當國際衝突一結束，這種證件就應該立即撤銷。
戰爭一結束，對德裔群體發放的身份證確實就被取消了。但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又因為同樣的原因，曾經對日裔、意大利裔、華裔群體發放過統一的身份證。07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了著名的珍珠港襲擊事件。美國的飛機、艦隊受到了日本的重創，共有2402人在襲擊中死亡。事件發生不久，蓋洛普的民調表明，有69％的美國人支持統一身份證件的做法，明確反對的人降至25％。
但這個數據，只是曇花一現。沒過多久，支持者就改變了念頭，反對方又在民調中佔據了主流。
珍珠港事件之後，聯邦政府曾經發起過多次呼籲，要求實施全國統一的身份證件，但都沒有在國會取得半數以上的支持，盡數夭折。
1974年，美國司法部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FACFI），研究統一身份證的問題。該委員會在聯邦、州、地方三級政府以及商業領域進行綜合調研之後，認為政府有義務為私營領域提供一個統一的標識，以方便全社會各種電子交易行為的發生和管理，因此建議採納統一身份證的做法。但報告同時坦承：公眾對於這個建議的反應是非常負面的。
鑒於此，幾乎沒有官員敢在公開場合表態支持統一身份證的做法。最後，這個建議只有不了了之。08
1967年，「中央數據銀行」的爭端出現之後，統一身份證更是遭到了「隱私派」的強力反對。
1994年，克林頓執政期間，曾經發起過醫療改革法案，其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為全國每一個人建立一個統一的「醫療服務號」（Universal Health Care Identifier），在這個基礎之上，搭建全國統一的醫療數據銀行。但這個法案，也被「隱私派」否決了。1996年，克林頓試圖重新包裝這個想法，讓醫療服務號成為另一個法案的一部分（HIPAA），還是沒有通過。
近幾十年以來，美國也對統一身份證這個問題做過很多次民意調查，但除了珍珠港事件之後的曇花一現，每次都是反對意見佔了絕對上風。1942年，民意調查的創始人喬治·蓋洛普曾經在《紐約時報》上對統一身份證這個問題做過一個很好的總結。他認為，統一身份證是管理社會、控制公民的一種手段，在美國，這種手段被視為是警察國家的做法，是集權社會的象徵，是違反美國精神的。當然，蓋洛普也承認，統一身份證有利於警察打擊犯罪、加強國家的安全，特別是在應對恐怖襲擊、自然災害等等突發事件當中，統一身份證將大大方便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和控制。09
統一身份證也多次成為總統大選的辯論話題。前文提到的紐約市的市長朱利安尼，曾經是2008年大選期間知名度最高的候選人，他表態支持全國統一身份證，隨後遭到了其他多位候選人的攻擊，這些候選人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去犧牲公民實實在在的自由以換取「可能會好一點」的國家安全。
「9·11」大拐點：以反恐的名義向左轉
時間在流逝。但美國永遠不會忘記「9·11」。我們會記住每一個光榮犧牲的救援隊員、每一個生活在悲傷中的家庭，我們會記住這場大火和廢墟，記住親人們的最後一個電話和孩子們的葬禮。10
——喬治·布什，第43任美國總統，2001年11月11日
為了國家安全，美國人民必須犧牲一定程度的個人隱私。11
——路易斯·弗裡，聯邦調查局第5任局長，2001年
2001年9月11日，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
這天上午，19名來自「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先後劫持了4架民航飛機，分別在紐約、華盛頓兩個城市實施了自殺式的撞機事件。其中兩架撞上了紐約世貿中心的南北雙塔，第三架撞向了國防部五角大樓。最後一架據稱目標是國會大廈，但由於機組人員和乘客的反抗，飛機最後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
包括恐怖分子，4架飛機上共有256名人員，無一生還。更為悲情的是，時值上班高峰時段，有上萬人集聚在世貿中心，兩座建築在遭到撞擊之後，先後都著火、燃燒、倒塌；有上千名工作人員來不及疏散，最後都葬身火海，還有近400名消防隊員和警察，在大廈裡面組織救援，也埋身於廢墟之下。
包括劫機者在內，「9·11」總共造成了2996人死亡。這些人，來自全世界90多個國家。
「9·11」是繼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遭受的最大襲擊，其死亡人數，甚至超出了珍珠港。它對美國人的心理、文化和政治生活都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和影響，在世界歷史上，都堪稱影響深遠的事件。
對「9·11」的調查很快發現，19個劫機者當中，至少有11個人持有虛假的身份證件。
這又重新點燃了統一身份證的大討論。
曾經全世界最高的建築成為美國的悲情記憶
世貿中心建於1972年，曾經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築，也一直是紐約市最高的摩天大樓和標誌。
世貿中心受到襲擊轟然倒塌的一刻（圖片來源：網絡）
說明：在前世貿中心的舊址上，修建了「9·11」紀念碑，碑上刻有全部遇難者的名字。「9·11」十週年的當日，奧巴馬伕婦和布什夫婦在新建成的紀念碑前默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皮尤研究中心（PRC）隨後開展的民調表明，「9·11」事件發生的第二個月，有70％的民眾都支持全民統一身份證的計劃。
但沒想到，這和珍珠港事件之後的社會反應一模一樣。僅僅幾個月之後，2002年3月，蓋洛普的民調表明，統一身份證的支持率又下降到26％，反對率上升為41％。很多人都表示，他們支持在機場加強身份的查驗，但反對在銀行、醫療、教育、福利等領域使用統一的身份標識。
蓋洛普的發言人解釋說：
「我們的數據表明，公眾只贊成在特定的場合、少數有限的情況下使用統一的身份標識。他們還是懷疑政府會濫用他們的信息。」12
但令人意外的是，這一次，統一身份證的討論並沒有持續發酵，中央數據銀行的舊計劃卻再次現身。
9月24日，作為對「9·11」的直接反應，布什政府向國會提交了《愛國者法案》13，該法案要求限制公眾獲取政府信息的廣度，並提高政府控制、檢查公民個人信息的程度。這些個人信息，很多都屬於隱私的範圍。例如，根據這個法案，警察和情報機關不需要法院的核准，就有權竊聽公民的電話，檢查公民的電子郵件和醫療、財務甚至在圖書館的借閱記錄等等一切信息記錄。
2001年10月26日，布什總統簽署《愛國者法案》。（圖片來源：The White House/Eric Draper）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批評這是向麥卡錫主義的回歸，是以「反恐」的名義粗暴侵犯公民的隱私和自由。
但「9·11」的巨大陰影，使整個美國社會的政治文化都開始迅速轉向，強調安全、秩序和國家管控的保守主義開始盛行。這時候的美國國會，甚至拋棄了黨派之爭，在反恐的問題上同仇敵愾、達到了空前的一致。2001年10月26日，《愛國者法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參眾兩院高票通過。眾議長哈斯特德（John Hastert）解釋說，為了打擊恐怖主義，確保國家的安全，全體美國人都應該考慮犧牲一部分個人自由。
作為另一個強化國家安全的措施，10月初，布什宣佈成立國土安全辦公室，統管國家安全事務。很快，布什又向國會建議，將該辦公室升格為內閣的部門。
次年11月，國會正式通過了《2002國土安全法》（ Homeland Security Act of 2002），批准聯邦政府在國土安全辦公室的基礎上成立一個新的內閣部門：國土安全部（DHS）。
2002年11月25日，國土安全部正式掛牌辦公，海關、移民、特勤局、應急處理等22個部門、近18萬工作人員歸入了國土安全部。國土安全部的成立，是1947年以來聯邦政府規模最大的一次職能重組，就人數而言，國土安全部成為排在國防部、退伍軍人部之後的聯邦政府第三大職能部門。
《2002國土安全法》被視為對《愛國者法案》的一個承接。這兩份法案，都代表了聯邦政府行政權力的迅速擴張和政府透明度的大幅下降，標誌著美國聯邦政府的歷史性轉折。
正是在《2002國土安全法》中，中央數據銀行計劃重出江湖，並再一次引起了全國性的風波和爭議。
萬維信息觸角計劃：追蹤恐怖分子的「數據腳印」
監控就是監控，不管是通過人還是通過計算機來監控，多少都要侵犯個人的隱私和自由。數據庫一旦建立，就應該嚴格保護，否則很容易被濫用。14
——西蒙·加芬克爾，美國學者、記者、技術專家，2006年
《2002國土安全法》中重新提出的中央數據銀行計劃，有一個更響亮的名字：萬維信息觸角計劃（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該法規定，為保證這項計劃的實施，首期撥款2億美元。
為了配合該項計劃的實施，2002年5月，國防部在其下屬的高級項目研究所（DARPA）內成立一個新的辦公室：「信息觸角辦公室」（IAO）。
這時候國防部的主政者，正是和《信息自由法》幾度結緣的強硬派人物：拉姆斯菲爾德。
信息觸角辦公室新任命的主任，也曾經是全美具有爭議的政治人物：原裡根時代的國家安全顧問、海軍中將約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1990年，波因德克斯特因為身陷「伊朗門」醜聞，被迫辭去公職。這個新的職位，是他沉寂十年之後的東山再起。
伊朗門事件
伊朗門事件是繼水門事件之後美國最著名的政治醜聞。
1985 年，聯邦政府為了營救被黎巴嫩真主黨綁架的人質，違背國會的法律，秘密向伊朗出售軍火，以換得伊朗向黎巴嫩真主黨的通融。在一名美國人質獲得釋放之後，白宮高層決定繼續交易，波因德克斯特當時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他同意了該項計劃。該計劃共換取了3 名美國人質的釋放。
1987 年事發之後，波因德克斯特身陷風暴的中心，並涉嫌銷毀相關的檔案，他在法庭上陳述說「向國會隱瞞真相是其作為政府官員的職責」，引起了全國的嘩然。波因德克斯特在司法調查中多次翻供，最後指證該計劃獲得了裡根總統的批准。但裡根此時已離任，並患上了老年癡呆症，無法出庭作證。
1991 年，波因德克斯特被無罪釋放。
但波因德克斯特萬萬沒有想到，「萬維信息觸角計劃」居然又成了他的「滑鐵盧」。短短15個月後，他再度被迫辭職，從此徹底結束了他的政壇生涯。
和1965年相比，2002年，人類的計算模式已經穩步進入了個人型計算階段，商務智能的各項技術，都已經很成熟。因此，除了將數據聯接、集中到一起，提高管理、查詢和統計的效率之外，萬維信息觸角計劃還有了新的內容。這個內容，就是數據挖掘。
2002年8月，在國防部高級項目研究所的技術年會上，波因德克斯特首次公開闡述了如何在統一集成的數據庫中應用數據挖掘技術，構建「萬維信息觸角」：
「只有找到新的數據源，反恐工作才能變得更加高效和敏捷。我們必須把新的和舊的數據庫結合起來，從中挖掘出信息，將其轉化為知識，並付諸行動。
「這種新的數據資源就是『交易空間』（Transaction Space）。如果恐怖分子要計劃、執行一次恐怖活動，他們必定會在信息空間中留下某種『數據腳印』。也就是說，他需要『交易』，這種交易的數據記錄，可以是通訊、財務、教育、醫療，也可以是旅行、交通、出入境、房屋等等其他一切數據記錄。
我們必須在『交易空間』中應用數據挖掘的技術，發現和追蹤恐怖分子。」15
信息觸角辦公室標誌（Logo）
金字塔上一隻眼睛射出的光芒，照在地球上代表美國的地方，下面寫著「知識就是力量」。這個標誌後來備受批評，因為標誌中的「眼睛」令人聯想到偷窺和監控。
本書第四章曾提到：數據挖掘，是在海量的數據當中通過分析和建模，發現數據背後隱藏的模式和微妙的關係，以揭示過去的規律、預測未來的趨勢。
波因德克斯特大談數據挖掘，並不是偶然的。從1989年起，美國的計算機協會（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成立了專門的數據挖掘分會、舉辦了第一屆學術年會、出版了專門期刊，數據挖掘技術就開始在美國受到追捧。此後，政府部門對其的應用也開始逐漸增加。更重要的是，數據挖掘的技術確實不負眾望，給很多領域都帶來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發現。
例如，流感是全球性的傳染病。多年來，醫務人員一直致力於研究它的爆發週期和特點。1999年，正是通過數據挖掘技術，研究人員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通過對全國2萬多個藥店的銷售數據進行挖掘，科研人員發現，在醫院大規模地收治流感病人的兩個星期之前，藥店櫃檯的感冒藥會有一個銷售高峰，這個高峰，只要超過一定的「閥門」值，就預示著一場流感將要爆發。其中的原因在於，人們在患上感冒之後，一般先會嘗試自己去買藥，直到不見效、症狀加重，才會到醫院求助，而這個時候，流感已經在社會上全面爆發，失去了最後的治療控制時機。
哈佛大學的另一位教授通過挖掘病人的就診數據則發現，由於兒童的抵抗力更弱，兒童的就診高峰往往是流感的先兆，這個高峰過後的一個月左右，成人流感的爆發就會接踵而來。
這些發現，都為防治即將爆發的流感，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
根據這些發現，匹茲堡大學研發了「疾病爆發實時監控系統」（Real Time Outbreak and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16，對賓夕法尼亞州全州藥店的藥品銷售流量進行監控。由於系統的顯著效果，2001年11月，系統的創建人受邀在國會作了專題報告。2002年2月，布什總統親自到訪該實驗室，盛讚該監測系統的預警作用。2002年12月，聯邦政府疾病預防中心（CDC）開始在全國推廣這種數據監控模式。
數據挖掘技術的鼓吹者相信，正像流感的爆發有數據徵兆一樣，恐怖活動的出現也有跡可尋。因為，和普通人相比，恐怖分子在「交易空間」留下的「數據腳印」有其特定的模式。例如，恐怖分子要經常旅行、流動，他們沒有固定的職業和住所，銀行的賬戶上卻有充足的現金，他們經常要接聽國際電話，要購買特殊的器材、工具，甚至武器。通過在「交易空間」的海量數據中構建一些自動化的數據挖掘「觸角」，就可以發現、鎖定可疑分子。
波因德克斯特用來介紹「萬維信息觸角計劃」工作原理及流程的幻燈片。
說明：這張幻燈片描繪了個人身份的數據和各種「交易空間」的數據進行整合的過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9·11」之後，數據挖掘技術的應用，在美國聯邦政府曾經形成一個高潮，同時，也引起了全社會對隱私問題的廣泛擔心，認為這是一種利用數據對個人活動和交流的變相監控。2003年5月，華裔參議員阿卡卡（Daniel K. Akaka）要求國會問責辦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對數據挖掘在聯邦政府的應用情況進行一個系統的調查。國會問責辦公室在對128個聯邦部門和機構進行問卷之後，於次年5月向他提交了專門的報告。
報告說，截至2004年5月，聯邦政府已經有199個項目正計劃使用或已經使用了數據挖掘的技術，其中122個使用了個人信用卡、銀行賬戶、納稅記錄等「交易空間」中的個人數據。報告承認，由於數據挖掘技術強大的信息整合能力、分析能力，這已經給公民的隱私保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17
萬維信息觸角計劃公開之後，引起了隱私、民權保護團體的強烈反響。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指出，所謂的「交易空間」，是關於「所有人、所有事情的記錄」，其實無所不包，該組織大聲警告：
「如果該系統得以實施，美國人民將生活在《一九八四》所描繪的監控當中，唯一不同的是，監控我們的不是電幕，而是數據庫！」
6種改變政府的力量：山姆大叔大退讓
在這個國家，只有存在足夠多的人願意為他們的權利而抗爭，我們才能稱我們自己是「民主」的。18
——羅傑·鮑德溫，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創始人
2002年11月24日，著名的作家、新聞記者薩菲爾（William Safire）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批評了萬維信息觸角計劃：
「你用信用卡支付的每一筆購買記錄，你訂閱每一份雜誌，你生病、就診、吃藥的每一份記錄，你瀏覽的每一個網站、發出的每一份郵件，每一筆存款記錄，每一次旅行，所有的交易和通訊，都會存儲到這個『虛擬的、中央超級數據庫』當中。
這些關於你個人的信息，還僅僅是從商業渠道獲得的，再加上政府已經掌握的信息，例如你申請護照、駕駛證提交的表格，你經過收費站的記錄，你結婚、離婚的法律文件，你報警的記錄等等，這些信息，記錄了你的一生。掌握這些信息，曾經是一個超級偵探的終極夢想——這就是現在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的『萬維信息觸角』計劃。」19
美國人為了諷刺布什政府對社會加強監控的做法，製作的布什版「老大哥在看著你！」
一石激起千層浪。
薩菲爾的文章引起了全國的熱烈討論。在他發表文章之前，全國只有12家新聞機構對萬維信息觸角計劃進行了報道。之後，該話題急劇升溫，僅僅一個月，各大報紙出現了285篇評論和報道，到2003年2月，全國共出現了508篇相關報道。20
除了直接針對萬維信息觸角計劃的分析和報道，各種政府工作人員濫用個人隱私數據的例子也被新聞界挖了出來，作為反面佐證，見諸報端。
密歇根州的一些警察，居然利用警務數據庫「獵艷」。他們在街上邂逅漂亮的女性之後，就跟蹤她們、記下她們的車牌號碼，回到辦公室，通過查詢數據庫，獲得該女性的住址等個人信息，然後再人為製造進一步接觸的機會。此外，還有警察利用數據庫查詢政治對手和上司的信息，對相關人員實施威脅。在2001年前後5年期間，涉嫌濫用警務數據庫的警察共有90名之多。21特拉華州還有政府官員，將公民的個人信息洩露、出賣給賭博公司，幫助他們追債、開發新的顧客。22
面對強大的社會輿論，2002年12月，國防部副部長宣佈對萬維信息觸角計劃進行審查，確保該項目符合聯邦政府的法律和規定。
審查報告很快公佈了，國防部在報告中解釋說，該項目並沒有侵犯公民的任何權利。
但反對的聲音仍然持續高漲。先後有3名參議員向國防部寫信，質詢這個項目。1月10日，國防部再度宣佈，將對該項目是否侵犯了公民隱私權進行再次檢討。
2003年2月23日，國會對年度撥款法案進行投票，參議員懷登（Ron Wyden）利用這個機會，在該法案中摻了一粒「沙子」：要求國防部、國家安全局和司法部成立聯合工作組對萬維信息觸角的項目進行調查，並在90天以內向國會提交專門的聯合調查報告，否則終止項目的撥款。
作為年度撥款法案中的「沙子」，這個法案當然沒有不通過的道理。
5月6日，國會的政府改革委員會又召開了聽證會，國防部高級項目研究所的主任在聽證會上陳述，該項目的名稱已經更改為「反恐信息觸角」（Terrorism Information Awareness），專門用於反恐活動，而且，將不使用任何商業機構「交易空間」的數據。
2003年5月19日，在3個部門聯合調查報告出台之前，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發佈了其獨立調查報告《對政府超級監控計劃的分析》，該報告分為4部分，對國防部前後不一致的解釋提出了質疑，指出萬維信息觸角計劃一旦付諸實踐，將像「原子彈」一樣改變世界。ACLU還指出，「9·11」的發生，並不是政府缺乏情報，而是情報在各個政府部門之間的流動和分享機制不暢通，對情報的分析能力不強造成的。
2003年5月23日，聯合調查報告如期抵達國會。在這份報告中，3個部門再次改變口徑，強調這是一個「研究性」的項目，充分考慮了公民的隱私權，至於數據，只使用真實的情報信息和仿真數據。
聯邦政府步步退讓，但萬維信息觸角計劃還是沒有逃脫夭折的命運。
2003年8月，波因德克斯特明白大勢已去，主動辭去了辦公室主任的職務。次月，國會投票通過了新的法案，命令立即終止該項目的開發工作，並停止項目的撥款。該法案還規定，沒有國會的授權，今後類似的數據整合挖掘項目，不能使用任何美國公民個人的數據，只能使用外國人的信息和數據。
但聯邦政府並沒有徹底放棄中央數據銀行和數據挖掘的計劃。
2006年，國土安全部又捲土重來，再以反恐的名義提出了「建言」計劃（Analysis, Dissemination, Visualization, Insight, and Semantic Enhancement，簡稱ADVISE）。這個計劃，換湯不換藥，還是要在「交易空間」的數據基礎上實施數據挖掘技術，以發現潛在的恐怖威脅。這一次，國土安全部聲稱，他們已經把隱私保護的技術預先嵌入到系統中，例如，自動屏蔽個人的姓名和社會安全號碼。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當然再次披上戰袍。這一次，他們在全國發起了一場「只剩6分鐘」的動員運動，暗喻離美國變成一個監控性的社會，只有6分鐘。
改變美國政府決策的6種力量：公共知識分子、新聞界、民調機構、公益組織、國會和法院
《基督科學箴言報》則報道了卡內基梅隆大學數據隱私專家的觀點：
「即使沒有姓名、沒有社會安全號，只要通過性別、生日和郵編3個數據項，數據挖掘的技術就能夠成功地識別全美87％的人口。」23
2007年9月，「建言」計劃再次因為隱私原因，被國會中途叫停。
在中央數據銀行計劃一次又一次因為美國大眾的反對而擱淺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聯邦政府並不僅僅受限於國會和法院，社會的力量，包括公共知識分子、新聞記者、民意調查機構以及種種公益組織，也是制約美國政府的強大力量。
2010年9月，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發佈總結報告說，自「9·11」以來，為捍衛公民隱私，該組織經歷了自1920年成立以來最為忙碌的階段，僅僅為了反擊布什政府的《愛國者法案》和《國土安全法》，他們就一共提起了50多宗法律訴訟，有的案件，最後還上訴到最高法院。
據統計，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是除了美國司法部以外在美國最高法院提起訴訟最多的組織。每年，這個公民自治組織有200多名律師和2000多名法律工作的志願者，處理上千起因為公民維權而產生的法律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