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寫得便於聽
報紙不僅是用眼睛看的。一個人用眼睛看用嘴讀，另外一些人不用眼睛看只用耳朵聽，也就知道報紙上的新聞、通訊、社論、特寫說的是什麼。一個人的讀代替了好些人的看，這是個協作互助的辦法。
讀報是咱們生活裡的經常事兒。還沒完全脫盲的人，自己看報不怎麼順當，人家給他讀一讀，花費時間就少些，理解也透徹些。在勞動工地上，在機關團體的辦公室裡，休息時間到了，大家急於知道當天報紙上的重要消息和重要文章，可是報紙只有一份，歸誰先看好呢？一個人挑重要的讀一讀，大家靜心聽一聽，就等於所有在場的人同時看了報。這個辦法不是咱們經常採用的嗎？
咱們又隨時開收音機聽廣播。國內國際的新聞報道，某工廠某公社先進的經驗，某某大會實況的轉播，還有文藝作品的朗誦，音樂戲曲的介紹分析，名目繁多，說也說不盡。咱們聽廣播其實也是看報，不過不用眼睛看而用耳朵聽，聽跟看完全一樣，都能知道必要知道的或者樂於知道的許多事物。
既然聽是那麼重要，報紙的一切稿子，廣播的一切稿子，就得經常注意，要寫得便於聽。便於聽，是報紙讀者和廣播聽眾的要求。報社和廣播電台要服務得好，必須滿足讀者和聽眾的這個要求。
稿子有便於聽和不便於聽的分別嗎？
對於這個，要數廣播員同志知道得最清楚了。他們日也廣播，夜也廣播，由於說得熟練，養成了聽的敏感。一篇稿子拿到手裡，他們就能發覺某些地方聽起來有點兒障礙，該怎樣說才沒有障礙，凡是可以改動的稿子，他們往往建議改動。咱們聽讀報，聽廣播，也有一些經驗。有時候聽得完全明白，好像看了書面的文字一樣。有時候心裡一愣，不明白聽到的話什麼意思，又不便仔細揣摩，因為讀報的人廣播的人並不等咱們，一揣摩，以下的話就滑過去了。這就說不上完全聽明白。可見便於聽和不便於聽的分別顯然是有的。
寫稿子只顧到用眼睛看，沒顧到用嘴讀用耳朵聽，寫成的稿子就可能不便於聽。只顧到用眼睛看，語句繁複點兒累贅點兒就無所謂，一遍看不明白，再看一兩遍就明白了。只顧到用眼睛看，就不免過分地依靠標點符號，一句話裡要加入些解釋的部分，來個破折號就解決了，一句話裡有三層意思，用兩個分號一個句號就算交代清楚了。只顧到用眼睛看，並列的幾件事物寫在一塊兒，可以不管說法是不是整齊一致，音節是不是勻稱順當，反正字寫在紙上，人家看了總能明白。只顧到用眼睛看，有時候找不到恰當的詞就來杜撰，好在單個漢字是有意義的，拿大致用得上的兩個字三個字湊在一塊兒，也可以叫人家意會了。咱們從聽的方面著想，前邊說到的幾種情形都可能是聽的時候的障礙。聽只聽一遍，聽了前一句還要聽後一句，聽了前一段還要聽後一段，繁複累贅的語句可能成為聽的人理解上的疙瘩。標點符號是聽不出來的，聽得出來的是語氣和停頓，要是使用的標點符號跟語氣和停頓不相應，可能使聽的人感到彆扭。並列的幾件事物排在一塊兒說，說法要一樣，音節要協調，音節少的在前，音節多的在後，這是咱們說話的傳統習慣。不顧到這個習慣，你以為寫的是並列的幾件事物，可能使聽的人認為並非並列的幾件事物。幾個單個漢字拼湊成功的杜撰的詞，聽的時候可能完全不知道是哪幾個字，因而完全不知道這個詞表示什麼意義。
如果寫稿子顧到用嘴讀、用耳朵聽，情形就不同了。顧到聽，就會要求寫下來的稿子能夠讀。稿子哪有不能夠讀的？按稿子上寫的字一個個念出聲來，什麼稿子都能夠讀。這兒說的能夠讀，是要念下去順當流暢，語氣和音節非常自然，跟平時說話一樣，沒有含糊的不確切的詞語，沒有囉嗦的不起作用的詞語，這才叫能夠讀。咱們常常聽人說某一類文章只能夠看不能夠讀，或者說某人的文章只能夠看不能夠讀，可見放到嘴上去檢驗，能夠讀不能夠讀確然有分別。要求寫下來的稿子能夠讀，同時就是顧到聽，因為能夠讀的文章就是便於聽的文章。
稿子寫完就算數，當然不是妥當的辦法。念幾遍，看看是不是能夠讀，大概是必要的。有好些朋友聽了這個話，親自試驗了。他們說，的確有道理，一顧到讀，一遍又一遍，就改動了不少地方，原來在先是只顧到看，沒顧到讀和聽。一顧到讀和聽，在先寫得不怎麼妥當的地方就顯出來了，該怎麼改動也好像就在口頭，就在筆端，不用費多大勁兒就能夠抓住似的。
譬如說一件事情發生的時間，咱們常常用「在……的時候」的方式，安在句子的開頭，下邊才說那件事情怎麼樣。有時候說明時間需要很多話，似乎全都不能省，就一股腦兒寫下來，在「在」和「的時候」之間插入了幾十個字。又如除開某部分專說另外的部分，咱們常常用「除……外」的方式，安在句子的開頭，下邊才說另外的部分。有時候說明那除開的部分需要很多話，似乎全都不能省，就一股腦兒寫下來，在「除」和「外」之間插入了幾十個字。諸如此類的情形，只顧到用眼睛看，覺得沒有什麼。用嘴一讀，可就覺得有點兒不順當了。「的時候」距離「在」太遠了，「外」距離「除」太遠了，好像彼此照顧不到似的，語氣有點兒不連貫似的。尤其是那麼長的「在……的時候」和「除……外」還不是主要的話，主要的話還在後頭。要是主要的話倒並不長，就有小腦袋戴大帽子的感覺，要是主要的話也很長，即使組織嚴密，關係分明，讀起來也夠吃力的了。讀起來覺得如此，聽起來怎麼樣就可想而知。於是咱們著手改動，或者改換方式，或者精簡一些可說可不說的話，做到讀起來順當不吃力為止。讀起來順當不吃力，那就便於聽了。
說長句不該用，誰也知道這是武斷。意思有那麼多，短句哪裡容納得下？但是，為了能夠讀，便於聽，似乎可以這麼說：盡量少用長句，凡是能夠分為幾句而不損害意思和情態的長句盡量分。此外似乎還可以像用錢一樣堅持節約，使長句變得短些。用錢是可用可不用者不用，咱們寫稿子也來個節約，無論一個形容語，一個插語，一個「了」字或者「著」字，可寫可不寫者不寫。要檢查出什麼地方可以節約，應該節約，最便利的方法是用嘴讀。講究節約的稿子，乾淨利落，那就便於聽了。
語句裡的動詞跟賓語和動詞跟補語之類，前後呼應的連詞跟連詞和連詞跟副詞之類，咱們下筆的時候偶爾疏忽，會成為結構不配合，前後不呼應。用嘴一讀，疏忽之處就檢查出來了。咱們平時養成的這種習慣好比勘察器，憑這種勘察器，哪兒不配合，哪兒不呼應，很難躲得過去。還有一些勉強湊合的杜撰的詞，不自覺地漏出來的方言土語，只要放到嘴上一讀，自己就覺得拗口。再替別人想想，別人聽到這些地方，準會只聽見聲音，不明白什麼意思。於是咱們著手改動，結果不配合的配合了，不呼應的呼應了，拗口的不拗口了，讀下去像活潑的流水一樣，聽起來也就很順當而沒有障礙了。
寫這篇短文的動機是從聽讀報、聽廣播引起的，意思很淺薄，可也表達了讀者和聽眾的殷切的期望。懇請執筆的同志們指教。
寫東西有所為
寫東西，全都有所為。如果無所為，就不會有寫東西這回事。
有所為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咱們自然該向好的一面努力，對於不好的一面，就得提高警惕，引以為戒。
譬如寫總結，是有所為，為的是指出過去工作的經驗教訓和今後工作的正確途徑，借此推進今後的工作，提高今後的工作。譬如寫通信報道，是有所為，為的是使廣大群眾知道各方面的實況，或者是思想戰線方面的，或者是生產戰線方面的，借此提高大家的覺悟，鼓動大家的幹勁。譬如寫文藝作品，詩歌也好，小說故事也好，戲劇曲藝也好，都是有所為，為的是通過形象把一些值得表現的人和事表現出來，不僅使人家知道而已，還能使人家受到感染，不知不覺中增添了前進的活力。要說下去還可以說許多。
就前邊所舉的來看，這些東西都是值得寫的，所為的都是對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有好處的。從前有些文章家號召「文非有益於世不作」。現在咱們也應該號召「文非有益於世不作」，當然，咱們的「益」和「世」跟前人說的不同。咱們寫東西為的是有益於社會主義之世。
所為的對頭了，跟上去的就是盡可能寫好。還用前邊所舉的例子來說，寫成的總結的確有推進工作提高工作的作用，寫成的通信報道的確把某方面的實況說得又扼要又透徹，寫成的文藝作品的確有感染人的力量，就叫寫好。有所為裡頭本來包含這個要求，就是寫好。如果不用力寫好，或者用了力而寫不好，那就是徒然懷著有所為的願望，結果卻變成無所為了。
從前號召「文非有益於世不作」的文章家看不起兩類文章，一類是八股文，一類是「諛墓之文」。這兩類文章他們也作，但是他們始終表示看不起。作這兩類文章，為的是什麼呢？為要應科舉考試，取得功名利祿，就必須作八股文。為要取得些潤筆（就是稿費），或者要跟人家拉攏一下，就不免作些「諛墓之文」。
八股文什麼樣兒，比較年輕的朋友大概沒見過。這兒也不必詳細說明。八股文的題目有一定的範圍，該怎樣說也有一定的範圍，寫法有一定的程式。總之，要你像模像樣說一番話，實際上可不要你說一句自己的真切的話。換句話說，就是要你像模像樣說一番空話，說得好就可以考上，取得功名利祿。從前統治者利用八股文來籠絡人，用心的壞就在此，八股精神的要不得也在此。現在不寫八股文了，可是有「黨八股」，有「洋八股」，這並非指八股文的體裁而言，而是指八股精神而言。凡是空話連篇，不聯繫實際，不解決問題，雖然不是八股文而繼承著八股精神的，就管它叫「八股」。
「諛墓之文」指墓誌銘、墓碑、傳記之類。一個人死了，子孫要他不朽，就請人作這類文章。作文章的人知道那批子孫的目的要求，又收下了潤筆，或者還有種種社會關係，就把一個無聊透頂的人寫成足為典範的正人君子。這類文章有個共同的特點，滿紙是假話。假話不限於「諛墓之文」，總之假話是要不得的。
從前的文章家看不起八股文和「諛墓之文」，就是不贊成說空話說假話，這是很值得讚許的。但是他們為了應試，為了潤筆，還不免要寫他們所看不起的文章，這樣的有所為，為的無非「名利」二字，那就大可批評了。現在咱們寫東西要有益於社會主義之世，咱們的有所為，為的唯此一點。如果自己檢查，所為的還有其他，如「名利」之類，那就必須立即把它拋棄。唯有這樣嚴格地要求自己，才能永遠不說空話假話，寫下來的東西才能多少有益於社會主義之世。
「通」與「不通」
講到一篇文章，我們常常用「通」或「不通」的字眼來估量。在教師批改習作的評語裡，這些字眼也極易遇見。我們既具有意思情感，提筆寫作文章，到底要達到怎樣的境界才算得「通」？不給這「通」字限定一個界域，徒然「通」啊「不通」啊大嚷一通，實在等於空說。假若限定了「通」字的界域，就如做其他事情一樣定下了標準，練習的人既有用功的趨向，評判的人也有客觀的依據。同時，凡不合乎這限定的界域的，當然便是「不通」。評判的人即不至單憑渾然的感覺，便冤說人家「不通」；而練習的人如果犯了「不通」的弊病，自家要重複省察，也不至茫無頭緒。
從前有一些驕傲的文人，放眼當世文壇，覺得很少值得稱數的人，便說當世「通」人少極了，只有三五個；或者說得更少，就只有一個——這一個當然是自己了。這些驕傲的文人把個「通」字抬得那麼博大高深，決不是我們中學生作文的標準。我們只須從一般人著想，從一般人對自己的寫作能力的期望著想，來限定「通」字的界域，這樣的界域就很夠我們應用。我們中學生不一定要做文人，尤其不要做驕傲的文人。
我們期望於我們的寫作能力，最初步而又最切要的，是在乎能夠找到那些適合的「字眼」，也就是適合的「詞」。怎樣叫作適合呢？我們內面所想的是這樣一件東西，所感的是這樣一種情況，而所用的「詞」剛好代表這樣一件東西，這樣一種情況，讓別人看了不至感到兩歧的意義，這就叫作適合。同時，我們還期望能夠組成調順的「語句」，調順的「篇章」。怎樣叫作調順呢？內面的意思情感是渾凝的，有如球，在同一瞬間可以感知整個的含蘊；而語言文字是連續的，有如線，須一貫而下，方能表達全體的內容。作文同說話一樣，是將線表球的工夫，能夠經營到通體妥帖，讓別人看了便感知我們內面的意思情感，這就叫作調順。適合的「詞」猶如材料，用這些材料結構為調順的「篇章」，這才成功一件東西。
動筆寫作之前，誰不抱著上面所說的期望呢？這種期望是跟著寫作的慾望一同萌生的。唯有「詞」適合，「篇章」調順，方才真個寫出了我們所想寫的。否則只給我們的意思情感鑄了個模糊甚至矛盾的模型而已。這違反所以要寫作的初意，絕非我們所甘願的。
在這裡，所謂「通」的界域便可限定了。一篇文章怎樣才算得「通」？「詞」使用得適合，「篇章」組織得調順，便是「通」。反過來，「詞」使用得乖謬，「篇章」組織得錯亂，便是「不通」。從一般人講，只用這麼平淡的兩句話就夠了。這樣的「通」沒有驕傲的文人所說的那樣博大高深，所以是不論何人都可能達到的，並且是必須達到的。
既已限定了「通」的界域，我們寫成一篇文章，就無妨自家來考核，不必待教師的批訂。我們先自問，使用的「詞」都適合了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先得知道不適合的「詞」怎樣會參加到我們的文章裡來。我們想到天，寫了「天」字，想到洶湧的海洋，寫下「洶湧的海洋」幾個字，這其間，所寫與所想一致，決不會有不適合的「詞」闖入。但在整篇的文章裡，情形並不全是這麼簡單。譬如我們要形容某一晚所見的月光，該說「各處都像塗上了白蠟」呢，還是說「各處都浸在碧水一般的月光裡」？或者我們要敘述足球比賽，對於球員們奔馳衝突的情形，該說「拚死鬥爭」呢，還是說「奮勇競勝」？這當兒就有了斟酌的餘地。如果我們漫不斟酌，或是斟酌而決定的不得當，不合適的「詞」便溜進我們的文章來了。漫不斟酌是疏忽，疏忽常常是貽誤事情的因由，這裡且不去說它。而斟酌過了何以又會決定的不得當呢？這一半源於平時體認事物未能真切，一半源於對使用的「詞」未能確實了知它們的意蘊。就拿上面的例來講，「塗上白蠟」不及「浸在碧水裡」能傳月光的神態，假若決定的卻是「塗上白蠟」，那就是體認月光的神態尚欠工夫；「拚死鬥爭」不及「奮勇競勝」合乎足球比賽的事實，假若決定的卻是「拚死鬥爭」，那就是了知「拚死鬥爭」的意蘊尚有未盡。我們作文，「詞」不能使用的適合，病因全在這兩端。關於體認的一點，只有逐漸訓練我們的思致和觀察力。這是一步進一步的，在尚不曾進一步的當兒，不能夠覺察現在一步的未能真切。關於意蘊的一點，那是眼前能多用一些工夫就可避免毛病的。曾見有人用「聊寞」二字，他以為「無聊」和「寂寞」意義相近，拼合起來大概也就是這麼一類的意義，不知這是使人不解的。其實他如果翻檢過字典辭書，明白了「無聊」和「寂寞」的意蘊，就不至寫下這新鑄而不通的「聊寞」來了。所以勤於翻檢字典辭書，可使我們覺察哪些「詞」在我們的文章裡是適合的，而哪些是不適合的。他人的文章也足供我們比照。在同樣情形之下，他人為什麼使用這個「詞」不使用那個「詞」呢？這樣問，自會找出所以然，同時也就可以判定我們自己所使用的適合或否了。還有個消極的辦法，凡意蘊和用法尚不能確切了知的「詞」，寧可避而不用。不論什麼事情，在審慎中間往往避去了不少的毛病。
其次，我們對自己的文章還要問，組織的「語句」和「篇章」都調順了麼？我們略習過一點兒文法，就知道在語言文字中間表示關係神情等，是「介詞」「連詞」「助詞」等的重要職務。這些詞使用的不稱其職，大則會違反所要表達的意思情感；或者竟什麼也不曾表達出來，只在白紙上塗了些黑字；小也使一篇文章瑣碎澀拗，不得完整。從前講作文，最要緊「虛字」用得通，這確不錯；所謂「虛字」就是上面說的幾類詞。我們要明白它們的用法，要自己檢查使用它們得當與否，當然依靠文法。文法能告訴我們這一切的所以然。我們還得留意我們每天每時的說話。說話是不留痕跡在紙面的文章。發聲成語，聲盡語即消逝，如其不經訓練，沒養成正確的習慣，隨時會發生錯誤。聽人家演說，往往「那麼，那麼」「這個，這個」特別聽見得多，頗覺刺耳。仔細考察，這些大半是不得當的，不該用的。只因口說不妨重複說，先說的錯了再說個不錯的，又有人身的姿態作幫助，所以仍能使聽的人瞭解。不過錯誤終究是錯誤。說話常帶錯誤，影響到作文，可以寫得叫人莫名所以。蹩腳的測字先生給人代寫的信便是個適宜的例子；一樣也是「然而」「所以」地寫滿在信箋上。可是你只能當它神簽一般猜想，卻不能確切斷定它說的什麼。說話常能正確，那就是對於文法所告訴我們的所以然不單是知，並且有了遵而行之的習慣。僅靠文法上的知是呆板的，臨到作文，逐處按照，求其不錯，結果不過不錯而已。遵行文法成為說話的習慣，那時候，怎麼恰當地使用一些「虛字」，使一篇文章剛好表達出我們的意思情感，幾乎如靈感自來，不假思索。從前教人作文，別的不講，只教把若干篇文章讀得爛熟。我們且不問其他，這讀得爛熟的辦法並不能算壞，就是要把一些成例化為習慣。現在我們寫的是「今話文」，假若說話不養成正確的習慣，雖講求文法，也難收十分的效果。一方講求文法，了知所以然，同時把了知的化為說話的習慣，平時說話總不與之相違背，這才於作文上大有幫助。我們寫成一篇文章，只消把它誦讀幾遍，有不調順的所在自然會發現，而且知道應該怎樣去修改了。
「詞」適合了，「篇章」調順了，那就可以無愧地說，我們的文章「通」了。
這裡說的「通」與「不通」，專就文字而言，是假定內面的思想情感沒有什麼毛病了的。其實思想情感方面的毛病尤其要避免。曾見小學生的練習簿，說到鴉片，便是「中國的不強皆由於鴉片」，說到賭博，便是「中國的不強皆由於賭博」。中國不強的緣由這樣簡單麼？中國不強果真「皆由」所論到的一件事物麼？這樣一反省，便將自覺意思上有了毛病。要避免這樣的毛病在於整個生活內容的充實，所以本篇裡說不到。
「好」與「不好」
提筆作文，如果存心這將是「天地間之至文」，或者將取得「文學家」的榮譽，就未免犯了虛誇的毛病。「天地間之至文」歷來就有限得很，而且須經時間的淘汰才會被評定下來——豈是寫作者動筆的時候自己可以判定的？「文學家」呢，依嚴格說，也並不是隨便寫一兩篇文章可以取得的——只有不注重批評的社會裡才到處可以遇見「文學家」，這樣的「文學家」等於能作文完篇的人而已。並且，這些預期與寫作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呢？存著這些預期，文章的本身不會便增高了若干的價值。所以「至文」呀，「文學家」呀，簡直不用去想。臨到作文，一心一意作文就是了。
作文是我們生活裡的一件事情，我們做其他事情總願望做得很好，作文當然也不願望平平而止。前此所說的「通」，只是作文最低度的條件。文而「不通」，猶如一件沒製造完成的東西，拿不出去的。「通」了，這其間又可以分作兩路：一是僅僅「通」而已，這像一件平常的東西，雖沒毛病，卻不出色；一是「通」而且「好」，這才像一件精美的物品，能引起觀賞者的感興，並給製作者以創造的喜悅。認真不肯苟且的人，寫一篇文章必求它「通」，又望它能「好」，是極自然的心理。自己的力量能夠做到的，假若不去做到，不是會感到像偷工減料一般的抱歉心情麼？
怎樣才能使文章「好」呢？或者怎樣是「不好」的文章呢？我不想舉那些玄虛的字眼如「超妙」「渾厚」等來說，因為那些字眼同時可以擬想出很多，拿來講得天花亂墜，結果把握不定它們的真切意義。我只想提出兩點，說一篇文章裡如果具有這兩點，大概是可以稱為「好」的了；不具有呢，那便是「不好」。這兩點是「誠實」與「精密」。
在寫作上，「誠實」是「有什麼說什麼」，或者是「內面怎樣想怎樣感，筆下便怎樣寫」。這個解釋雖淺顯，對於寫作者卻有一種深切的要求，就是文字須與寫作者的思想、性情、環境等一致。杜甫的感慨悲涼的詩是「好」的，陶淵明的閒適自足的詩是「好」的，正因為他們所作各與他們的思想、性情、環境等一致，具有充分的「誠實」。記得十五六歲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死了，動手作挽文。這是難得遇到的題目。不知怎樣寫滑了手，竟寫下了「恨不與君同死」這樣意思的句子來。父親看過，抬一抬眼鏡問道：「你真這樣想麼？」哪裡是真？不過從一般哀婉文字裡看到這樣的意思，隨便取來填充篇幅罷了。這些句子如果用詞適合，造語調順，不能說「不通」。然而「不好」是無疑的，因為內面並非真有這樣的情感，而紙面卻這樣說，這就缺少了「誠實」。我又想到有一些青年寫的文章，「人生沒有意義」啊，「空虛包圍著我的全身」啊，在寫下這些語句的時候，未嘗不自以為直抒胸臆。但是試進一步自問：什麼是「人生」？什麼是「有意義」？什麼是「空虛」？不將躊躇疑慮，難以作答麼？然而他們已經那麼寫下來了。這其間「誠實」的程度很低，未必「不通」而難免於「不好」。
也有人說，文章的「好」「不好」，只消從它的本身評論，不必問寫作者的「誠實」與否；換一句說，就是寫作者無妨「不誠實」地寫作，只要寫來得法，同樣可以承認他所寫是「好」的文章。這也不是沒有理由。古人是去得遙遙了，傳記又多簡略，且未能盡信；便是並世的人，我們又怎能盡知他們的心情身世於先，然後去讀他們的文章呢？我們當然是就文論文，以為「好」，以為「不好」，全憑著我們的批評知識與鑒賞能力。可是要注意，這樣的說法是從閱讀者的觀點說的。如果轉到寫作者的觀點，並不能因為有這樣的說法就寬恕自己，說寫作無須乎一定要「誠實」。這其間的因由很明顯，只要這樣一想就可瞭然。我們作文，即使不想給別人看，也總是出於這樣的要求：自己有這麼一個意思情感，覺得非把它鑄成個定型不可，否則便會爽然若失，心裡不舒服。這樣提筆作文，當然要「誠實」地按照內面的意思情感來寫才行。假若虛矯地摻入些旁的東西，寫成的便不是原來那意思情感的定型，豈非仍然會爽然若失麼？再講到另一些文章，我們寫來預備日後自己復按，或是給別人看的。如或容許「不誠實」的成分在裡邊，便是欺己欺人，那內心的愧疚將永遠是洗刷不去的。爽然若失同內心愧疚縱使丟開不說，還有一點很使我們感覺無聊的，便是「不誠實」的文章難以寫得「好」。我們不論做什麼事情，發於自己的，切近於自己的，容易做得「好」；虛構懸揣，往往勞而少功。我們願望文字寫得「好」，而離開了自己的思想、性情、環境等，卻向毫無根據和把握的方面亂寫，怎能夠達到我們的願望呢？
到這裡，或許有人要這樣問：上面所說，專論自己發抒的文章是不錯的，「不誠實」便違反發抒的本意，而且難以寫得「好」；但是自己發抒的文章以外還有從旁描敘的一類，如有些小說寫強盜和妓女的，若依上說，便須由強盜妓女自己動手才寫得「好」，為什麼實際上並不然呢？回答並不難。從旁描敘的文章少不了觀察的工夫，觀察得周至時，已把外面的一切收納到我們內面，然後寫出來。這是另一意義的「誠實」，同樣可以寫成「好」的文章。若不先觀察，卻要寫從旁描敘的文章，就只好全憑冥想來應付，這是另一意義的「不誠實」。這樣寫成的文章，僅是缺乏親切之感這一點，閱讀者便將一致評為「不好」了。
所以，自己發抒的文字以與自己的思想、性情、環境等一致為「誠實」，從旁描敘的文章以觀察得周至為「誠實」。
其次說到「精密」。精密」的反面是粗疏平常。同樣是「通」的文章，卻有精密和粗疏平常的分別。寫一封信給朋友，約他明天一同往圖書館看書。如果把這意思寫了，用詞造句又沒毛病，不能不說這是一封「通」的信，但「好」是無法加上去的，因為它只是平常。或者作一篇遊記，敘述到某地方去的經歷，如果把所到的各地列舉了，所見的風俗、人情也記上了，用詞造句又沒毛病，不能不說這是一篇「通」的遊記，但「好」與否尚未能斷定，因為它或許粗疏。文字裡要有由寫作者深至地發現出的、親切地感受到的意思情感，而寫出時又能不漏失它們的本真，這才當得起「精密」二字，同時這便是「好」的文章。有些人寫到春景，總是說「桃紅柳綠，水碧山青」；無聊的報館訪員寫到集會，總是說「有某人某人演說，闡發無遺，聽者動容」。單想敷衍完篇，這樣地寫固是個辦法；若想寫成「好」的文章，那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必須走向「精密」的路，文章才會見得「好」。譬如柳宗元《小石潭記》寫魚的幾句：「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傲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是他細玩潭中的魚，看了它們動定的情態，然後寫下來的。大家稱讚這幾句是「好」文字。何以「好」呢？因為能傳潭魚的神。而所以能傳神，就在乎「精密」。
不獨全篇整段，便是用一個字也有「精密」與否的分別。文學家往往教人家發現那唯一適當的字用入文章裡。說「唯一」固未免言之過甚，帶一點文學家的矜誇；但同樣可「通」的幾個字，若選定那「精密」的一個，文章便覺更好，這是確然無疑的。以前曾論過陶淵明《和劉柴桑》詩裡「良辰入奇懷」的「入」字，正可抄在這裡，以代申說。
……這個「入」字下得突兀。但是仔細體味，卻下得非常好。——除開「入」換個什麼字好呢？「良辰感奇懷」吧，太淺顯太平常了；「良辰動奇懷」吧，也不見得高明了多少。而且，用「感」字用「動」字固然也是說出「良辰」同「奇懷」的關係，可是不及用「入」字來得圓融，來得深至。
所謂「良辰」包舉外界景物而言，如山的蒼翠，水的潺湲，晴空的晶耀，田疇的欣榮，飛鳥的鳴叫，游魚的往來，都在裡頭；換個說法，這就是「美景」，「良辰美景」本來是連在一起的。不過這「良辰美景」，它自己是冥無所知的：它固不曾自謙道「在下蹩腳得很，醜陋得很」，卻也不曾一聲聲勾引人們說「此地有良辰美景，你們切莫錯過」。所以有許多人對於它簡直沒有動一點兒心：山蒼翠吧，水潺湲吧，蒼翠你的，潺湲你的，我自耕我的田，釣我的魚，走我的路，或者打我的算盤。試問，如果世界全屬此輩，「良辰美景」還在什麼地方？不過，全屬此輩是沒有的事，自然會有些人給蒼翠的山色、潺湲的水聲移了情的。說到移情，真是個不易描摹的境界。勉強述說，彷彿那個東西迎我而來，傾注入我心中，又彷彿我迎那個東西而去，傾注入它的底裡；我與它之外不復有旁的了，而且渾忘了我與它了：這樣的時候，似乎可以說我給那個東西移了情了。山也移情，水也移情，晴空也移情，田疇也移情，飛鳥也移情，游魚也移情，一切景物融合成一整個而移我們的情時，我們就不禁脫口而出：「好個良辰美景呵！」這「良辰美景」，在有些人原是視若無睹的；而另有些人竟至於移情，真是「嗜好與人異酸鹹」，這種襟懷所以叫作「奇懷」。
到這裡，「良辰」同「奇懷」的關係已很瞭然。「良辰」，不自「良」，「良」於人之襟懷；尋常的襟懷未必能發現「良辰」，這須得是「奇懷」；中間綴一個「入」字，於是這些意思都含蓄在裡頭了。如其用「感」字或者「動」字，除開不曾把「良辰」所以成立之故表達外，還有把「良辰」同「奇懷」分隔成離立的兩個之嫌。這就成一是感動者，一是被感動者；雖也是個詩的意境，但多少總有點兒索然。現在用的是「入」字。看字面，「良辰」是活潑潑地流溢於「奇懷」了。翻過來，不就是「奇懷」沉浸在「良辰」之中麼？這樣，又不就是渾泯「辰」與「懷」的一種超妙的境界麼？所以前面說用「入」字來得圓融而深至。
從這一段話看，「良辰入奇懷」的所以「好」，在乎用字的「精密」。文章裡凡能這般「精密」地用字的地方，常常是很「好」的地方。
要求「誠實」地發抒自己，是生活習慣裡的事情，不僅限於作文一端。要求「誠實」地觀察外物，「精密」地表出情意，也不是臨作文時「抱佛腳」可以濟事的。我們要求整個生活的充實，雖不為著預備作文，但「誠實」的「精密」的「好」文章必導源於充實的生活，那是無疑的。
「上口」與「入耳」
《文字改革》今年第三期登了呂叔湘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叫《拼音字母和文風》。呂先生說「文章的風格跟所用的文字的形式密切相關」。他拿兩段文章做例子，一段文章用漢字寫用拼音字母寫都成，另一段文章如果不用漢字而用拼音字母寫，「可能有些讀者對於裡邊的某些詞語始終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呂先生的看法我完全贊同。我很早就這麼想，假如使用拼音文字，文章的風格必然要有所改變，決不能完全照現在的樣子。現在的文章是依靠漢字的，放棄漢字，改用拼音，如果原封不動，把一個個漢字拼出來，作者自己準不會滿意。那時候作者一定想到一個問題，像這樣的拼音文字的文章，能使讀者完全看懂，不感覺一點障礙，不發生一點誤會嗎？回答的話就跟在後頭，未必能使讀者完全看懂吧。未必能使讀者完全看懂的文章，認真負責的作者怎麼會滿意呢？於是知道改用拼音不僅是把漢字改成拼音文字的事，更重要的是文章的風格也得改。
說現在的文章依靠漢字，就是說，咱們看了一連串的漢字，只要認得字形，瞭解字義，就能領會全篇的意義。這一連串的漢字組織起來，固然按照漢語的規律，可是不很顧到「上口」和「入耳」兩個條件，換句話說，不很顧到便於說和聽。這是很自然的事，並非作者存心貪懶。有漢字擺在那裡，只要看就是了，說起來拗口不拗口，聽起來陌生不陌生，似乎都不關重要。
使用拼音文字，情形就不同了。拼音文字當然也有定形，也是某個定形表示某個意義。但是就整篇文章說，必須充分顧到「上口」和「入耳」兩個條件，說起來挺順當，聽起來不含糊，才能使讀者完全懂。拼音文字的文章著重依靠聲音，所以要禁得起說和聽的考驗。寫拼音文字的文章，只要顧到這一點，風格自然不能跟用漢字寫的文章完全一樣。
以下另外說一點意思。
現在咱們寫文章用漢字，不用拼音文字，是不是也該充分顧到「上口」和「入耳」兩個條件，也該要求禁得起說和聽的考驗呢？我想是應該的，因為情勢已經發展到這樣地步，文章不光是用眼睛看看就算，需要放到嘴上去說，用耳朵來聽的場合太多了。
讀報小組，讀書小組，大會發言，廣播，朗誦，諸如此類的場合，不都是由一個人或者幾個人拿現成的文章放到嘴上去說，此外多數人就用耳朵來聽嗎？說出來的只是一連串聲音，聽到的就是這一連串聲音，漢字不再起媒介的作用。這時候，聽的人能否完全聽懂，要看說的人能否盡量說好，更要看拿來說的文章能否盡量寫好。要是文章不很顧到「上口」這個條件，說起來即使格外努力，多方注意，想把它說好，也不能使聽的人句句「入耳」，完全聽懂。這樣的經驗，做廣播員的，當朗誦者的，印象最深刻。咱們在收音機旁邊，在小組或者大會的會場裡，靜心細聽，也常常會感覺文章確實要顧到「上口」和「入耳」，才能充分地起交流思想的作用。
「上口」是就說的方面說，「入耳」是就聽的方面說，其實是一回事。「上口」的文章必然「入耳」，反過來，不怎麼「入耳」的文章就因為它不怎麼「上口」。既然文章應用在說和聽的場合越來越廣，寫文章就有顧到「上口」和「入耳」的必要。關鍵在乎「上口」，前邊已經說過，「上口」的文章必然「入耳」。
文章當然要加工，但是要在平常說話習慣的基礎上加工，做到比平常說話更好。無論斟酌用修辭手段或者描寫技巧，考慮用簡練的短句還是繁複的長句，準備用文言詞語或者如呂先生所說的「發掘口語潛力」，總之抓緊一點：是不是合乎平常說話習慣。平常有這麼說的，習慣這麼說的，並不是生撰生造，才決定用上，否則一概不用。真能做到這一點，寫成的文章就禁得起說和聽的考驗，說起來「上口」，聽起來「入耳」。有些文章禁不起這個考驗，多半由於只照顧到內容，可是疏忽了平常說話習慣。或者也注意了加工，可是疏忽了要在平常說話習慣的基礎上加工。
現在咱們寫文章用漢字，是不是可以拿漢字當拼音文字看待呢？當然可以。拼音文字表音，漢字也表音。只要設想改用拼音文字的時候文章該怎麼寫就怎麼寫，不就可以用漢字而避免依靠漢字的弊病，形成便於說和聽的新風格了嗎？這個話說說容易，實踐起來並不簡單。但是我相信，為了使文章充分地起交流思想的作用，凡是執筆的人，作者，記者，編輯員，一切文件的撰稿者，都願意朝這個方向努力。
準確·鮮明·生動
寫東西全都有所為，要把所為的列舉出來，那是舉不盡的。總的說來，所為的有兩項，一項是有什麼要通知別人，一項是有什麼要影響別人。假如什麼也沒有，就不會有寫東西這回事。假如有了什麼而不想通知別人或者影響別人，也不會有寫東西這回事。寫日記和讀書筆記跟別人無關，算是例外，不過也可以這樣說，那是為了通知將來的自己。
通知別人，就是把我所知道的告訴別人，讓別人也知道。影響別人，就是把我所相信的告訴別人，讓別人受到感染，發生信心，引起行動。無論是要通知別人還是要影響別人，只要咱們肯定寫些什麼總要有益於社會主義之世，就可以推知所寫的必須是真話、實話，不能是假話、空話。假話、空話對別人毫無好處，怎麼可以拿來通知別人呢？假話、空話對別人發生壞影響，那更糟了，怎麼可以給別人壞影響呢？這樣想，自然會堅決地作出判斷，非寫真話、實話不可。
真話、實話不僅要求心裡怎樣想就怎樣說，怎樣寫。譬如不切合實際的認識，不解決問題的論斷，這樣那樣的糊塗思想，我心裡的確是這樣想的，就照樣說出來或者寫下來，這是真話、實話嗎？不是。真話、實話還要求有個客觀的標準，就是準確性。無論心裡怎樣想，必須所想的是具有準確性的，照樣說出來或者寫下來才是真話、實話。不準確，怎麼會「真」和「實」呢？「真」和「實」是注定跟準確連在一起的。
立場和觀點正確的，一步一步推斷下來像算式那樣的，切合事物的實際的，足以解決問題的，諸如此類的話就是具有準確性的，就是名實相符的真話、實話。
準確性這個標準極重要。發言吐語，著書立說，都需要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具有準確性的話才是真話、實話，才值得拿來通知別人，才可以拿來影響別人。
除了必須具有準確性而外，還要努力做到所寫的東西具有鮮明性和生動性。
鮮明性的反面是晦澀、含糊。生動性的反面是呆板、滯鈍。要求鮮明性和生動性，就是要求不晦澀，不含糊，不呆板，不滯鈍。這好像只是修辭方面的事，其實跟思想認識有關聯。總因為思想認識有欠深入處，欠透徹處，表達出來才會晦澀、含糊。總因為思想認識還不能像活水那樣自然流動，表達出來才會呆板、滯鈍。這樣說來，鮮明性、生動性跟正確性分不開。所寫的東西如果具有充分的準確性，也就具有鮮明性、生動性了。具有鮮明性、生動性，可是準確性很差，那樣的情形是不能想像的。在準確性之外還要提出鮮明性和生動性，為的是給充分的準確性提供保證。
再就是為通知別人或者影響別人著想。如果寫得晦澀、含糊，別人就不能完全瞭解我的意思，甚至會把我的意思瞭解錯。如果寫得呆板、滯鈍，別人讀下去只覺得厭倦，不發生興趣，那就說不上受到感染，發生信心，引起行動。這就可見要達到通知別人或者影響別人的目的，鮮明性和生動性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