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的經驗
為什麼一個整天和書為伍的人，要到四十四歲才明白閱讀是怎麼一回事？
有時候，談話延長那麼一點，是好的。
一九九八年年底，我和一位譯者，在來來飯店的咖啡廳討論一份書稿。熬過了漫長的一個下午，我們的話題有機會轉到一個輕鬆的方向，聊起一部叫作《益智遊戲》（ Quiz Show）的電影。
一九五六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位英姿煥發的年輕教授，查理．范多倫（Charles Van Doren），參加一個叫作《21點》（Twenty One）的對決型益智獎金節目，連續拿下十四周冠軍，創下五千萬人收視的紀錄，轟動全美。他不但累積了驚人的獎金，上了《時代》雜誌封面，還在固定節目裡談十七世紀的詩、談幾何學，成為風靡大眾的媒體明星。然而兩年後，有人開始檢舉《21點》作弊，節目內容事先有套招。主辦單位和范多倫先是都否認，但隨著司法單位的調查節節升級，最後連國會都召開了聽證會，范多倫終於承認他「介入此事甚深」，無數支持他的觀眾為之嘩然。
美國從此因為這個醜聞而形成一個規定：電視節目不得再由單獨一家廣告主贊助，以免獨家廣告主為了收視率而操控節目。今天我們熟悉的、電視廣告劃分為多少秒單位的模式，才由此出現。這個醜聞在20世紀的美國電視發展大事紀裡，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那天我在聊天中得知，范多倫被哥倫比亞大學解聘後，如何又蒙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收留，以及他們兩人後來的故事。
艾德勒在美國學界和出版界都是個傳奇性的人物。早年因為想當記者，所以輟學去報社打工，後來為了改善寫作，去上大學的夜間部課程。這時他讀到了一本書，十九世紀英國重要的思想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自傳。知道彌爾竟然是在五歲就讀了柏拉圖的書之後，艾德勒不但從此為哲學著迷，也開始了他在大學的正式求學。（不過因為他拒絕上體育課，所以沒能拿到學士文憑。但是他留校任教，最後拿到了博士學位。）
艾德勒除了任教，寫過第一版的《如何閱讀一本書》（How to Read a Book）之外，還以主編過《西方世界的經典》（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以及擔任一九七四年第十五版《大英百科全書》的總編輯而聞名於世。
查理．范多倫和艾德勒一起工作後，一方面襄助艾德勒的工作，一方面把《如何閱讀一本書》原來的內容大幅修編增寫，因此，今天我們讀到的《如何閱讀一本書》，作者是由艾德勒和查理．范多倫共同領銜的。
我因為對范多倫故事的好奇，而去買了《如何閱讀一本書》。幾個日夜一口氣讀完那本書之後，最後不只滿足了我的好奇心，解決了我對閱讀這件事情思考許久的疑團，也有了許多強烈的感觸。
其中之一，是羞愧之心。我是個做出版工作的人，成日與書為伍，結果到那個春節前的兩個月才知道這本書，到自己四十四歲這一年才讀這本書，幾乎可說無地自容。
為了讓別人有個參考，不必浪費這麼多時間，我在台灣商務印書館任內決心出版這本書的中文版，也成了合譯者之一。之後在那本書的譯序裡，我不免惋惜地提到：「如果在我初高中青少年時期，就能讀到這本有關如何讀書的書，那我會少走多少閱讀的冤枉路？」
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朱敬一，在他《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信》一書的作者序中，也講了他的一段心路歷程。
他先說了自己大專聯考時，只是對照前一年的聯考錄取分數，胡亂填寫了志願卡，進了台大的商學系。「不僅念大學科系是懵懵懂懂的，連我出國念博士、回國做學術研究，都是偶然的因緣。」
朱敬一在二十九歲那年就讀取了美國密西根大學的博士，「但坦白說，一直到三十幾歲，我才真正理解經濟學與其他學問之間的關係。我三十歲起在台大與中研院教書、做研究。然而究竟什麼是研究？知識探索究竟要經歷些什麼過程？研究者究竟在追求什麼？這些問題也是幾經折騰，才理出個頭緒。」
因此，他說：「如果我自己要花這麼長的時間才能領悟個中道理，別人是不是也可能有類似的迷惘呢？年輕人如果因為迷惘而有扭曲的認知，或是做出錯誤的決定，不是很可惜嗎？」
我大學和朱敬一同系不同組（他工商管理，我國際貿易）。我進商學系，也是胡亂填寫志願的後果。畢業後，陰錯陽差地進了出版業，從此生活和生命都和書籍聯結在一起。
兩個成長背景天南地北，同一年讀了同一所大學的人，畢業後一個在學術天地裡摸索了十多年才明白知識探索究竟要經歷些什麼過程，一個要在出版世界裡顛簸二十多年才體會到閱讀究竟是怎麼回事，這裡面也許有巧合的因素，但也可能不只巧合，還有一些必然的因素。
可能，在我們的週遭，對於閱讀，對於知識探索，大家有著共同的困惑。──這個困惑，不因為他是否已經拿到博士學位，或是否已經出版過多少種書籍而有異。
所以，我們不能不思索：這個共同的困惑，是怎麼出現的？或者說，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共同的困惑？
中學的「我考故我在」
一個國三學生自殺的背後
二○○四年有一則新聞報導。
有一個家庭父親在營造業工作，母親在當教師，國三的獨子在學校品學兼優。一天父親看到兒子在屋子裡看小說，把他訓斥一頓。兒子受不了訓斥要出去，父親不准，要他打電話給母親。母親在電話裡說了幾句，兒子在電話這頭回嘴，說父母的要求太高了，為何不能讓他有自己的讀書方式。父親認為小孩講話沒禮貌，打了他兩個耳光。兒子隨即進了屋子甩上門。等父親聽到外面「砰」的一聲，兒子已經跳樓了。
非要把少年人看的書分成該看的與不該看的，讓一本小說鬧出這種事，是個令人唏噓的新聞。但更令人感慨的是，我們社會對待閱讀的功利態度，怎麼如此根深蒂固。
過去長時間的中國歷史裡，因為科舉制度的影響，大家重視的並不是閱讀，而是可以幫你通過科舉考試，光宗耀祖的書籍──「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說的就是這個。
中國文化裡，總是愛把考試用的「經書」和其他的書作一區分。在科舉制度之下，「四書五經」的重要性被擺到了最高的位置。讀這些經書的方法，也就越來越「標準化」：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齊整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
這是宋朝的大儒朱熹所寫的讀書之道。
「經書」被供上廟堂，同樣在宋朝當過宰相的王安石研讀醫藥之書，都要稱之為「小說」，就更別提其他的書籍了。因而，我們的父母不懂得如何處理子女讀的「小說」問題，其來有自。
二十世紀之後的台灣，科舉沒有了，可是出人頭地的需求仍在，企圖透過對某些書籍的特別重視，來通過考試的習慣，仍在。
因此，我們的學校教育，尤其從中學教育開始，不會教我們如何處理「閱讀」，而只是教我們如何處理「課本」─有助於提升考試成績的課本。
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說：「閱讀是教育的靈魂。」這句話對中學教育，應該更有特別的意義。
所有的父母與師長都知道，進入中學的孩子，也進入了身體發育的階段。一年前的胖冬瓜，一年後就可能挺拔俊秀。一年前的醜小鴨，一年後就可能出落得亭亭玉立。孩子的成長，充滿了各種令人驚喜的可能。因此，我們萬般呵護地注意他們的飲食是否均衡，吸取的營養是否足夠，並以他們近乎突變的成長與茁壯而自豪。
我們如此看待孩子身體的發育，但是對待他們心智的發育，則往往不然。
我們很容易忘記，中學生的心智，也進入了一個發育的關鍵期，而閱讀，又是心智發育的關鍵因素。這時的他們，已經脫離幼年必須父母陪伴讀書的階段，也被小學階段提供的基本詞彙充實了自行閱讀的能力。如同身體的成長已經讓他們渴望可以獨立行使，心智也是如此。所謂少年人「血氣方剛」，所謂少年人之所以會有「叛逆期」，不就是因為他們在吶喊，他們也有自己對人生、對環境、對世界的意識與思想，需要給他們一個自我探索的空間？
中學階段的教育，趁著一個少年人對自己心智力量的探索產生好奇的時候，我們本應該提醒他，閱讀對他的心智力量，是多麼便利又有力量的養分來源。
我們本應該提醒他，在閱讀這件事情上，教科書有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
我們本應該適時地提供他一些刺激，鼓勵他前行──閱讀有哪些花香鳥語之境，陰幽暗黑之地，總要他親身體驗過才是。
然而，我們的中學教育，不讓這些事情發生。
如果一個少年人在他心智最重要的六年關鍵成長時期，只懂得用「懸樑刺股」的方法，來讀他需要標準答案的考試用書，又有什麼不好呢？有人會問。多少人還不是這樣讀了大學，走上社會，在社會上有著優秀的表現？
是的，你可以說沒什麼不好，如果你不覺得下面這些問題有什麼嚴重的話：
第一、沒法認清教科書與參考書的本質。
教科書與參考書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教科書，是近代有了學校體制後，對學生心智成長所提供的濃縮維生素；考試參考書，是刺激考場上腎上腺素分泌的興奮劑。至於補習班？那不過是提供大量興奮劑的秘密派對。
興奮劑當然有助於你衝刺考試，但，改變不了那是興奮劑的事實與本質。
沒有父母會要自己的子女在發育成長階段的六年時間裡，只以各種維生素過活，並且以整天要他們參加提供興奮劑的派對為樂為榮。但是在對待自己子女心智的成長上，卻很容易如此。（請參閱本書74頁）
第二、 破壞了其他閱讀的時間與胃口。
教科書加上應對「考試題型」的參考書，在一個中學生生活裡佔這麼大比重之後，他很難有時間再做其他閱讀的探索。即使有，也很容易擺盪到另一個極端。
幾年前，一個電視節目訪問兩位北一女的高中生，談橫山光輝的《三國演義》漫畫。兩個女學生興高采烈地談了她們有多喜歡之後，主持人問她們：「那你們看過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嗎？」
她們異口同聲地回答：「考試的書都看不完了，誰還有心情再看別的文字書啊。」（你只要把橫山光輝的《三國演義》漫畫替換為一個網絡遊戲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今天的情況。）
第三、 破壞了他對人生的想像。
對一個心理上剛準備探索這個世界的少年人而言，他應該明白，如果他所好奇的人生是個最大的圓，那麼閱讀是許多中圓裡面，可能最大，也可能色彩最繽紛的。至於學校教科書，則是這個中圓裡面許許多多小圓中的一個而已。
但是現在台灣的實況是，我們在告訴少年人，最起碼在他這六年中學的時間裡，他人生最大的圓就是學校的教科書。這個大圓裡面有很小的一個圓可以是他的課外閱讀。然後小圓裡又有一個更小的圓，剩下來留給他當作對未來的好奇與想像。
當一個少年人對人生未來沒有多少好奇與想像的時候，的確，閱讀考試用書以外的書，對他也沒有多大吸引力了。
中學生的課本裡，有說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但是父母和師長要他做的，卻是「我考故我在」。
「由你玩四年」的大學
不該鬆散時候的鬆散
過去一試定終身的聯考時期，學生熬過了中學六年，終於得以考進一所大學時，終於可以擺脫跟教科書與參考書的糾纏，有鬆一口氣的機會。因而大學university又有「由你玩四年」之稱。
這樣，在台灣，進了大學之後，許多人倒是有了機會可以讀一讀自己在中學時沒能得以接近的書籍。大學固然也有教科書，但是廣泛地閱讀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書，倒就算不是天經地義，也是名正言順。
我曾經這樣以為。
二○○一年，Net and Books 的主題書《閱讀的風貌》針對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三個地區20歲以上的民眾做過一次閱讀調查。這次調查有美國加州州立大學Fresno分校心理學教授勒范恩（Robert Levine，《時間地圖》一書作者）參與。
那次調查有一個題目是閱讀的動機。調查發現，在閱讀動機中，「訓練獨立思考能力」的因素，普遍不受重視。而（大）學生階層因為「無聊／打發時間」的因素而閱讀的比例，甚至比其他職業階層更多。
看了調查分析，勒范恩寫了封email很好奇地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你們的大學生的閱讀動機裡，有那麼高的「個人興趣」？還可以為「無聊／打發時間」而閱讀？
我也很好奇地反問他：「這有什麼不對嗎？」
他回答：「在美國，大學生連教授指定的讀物都讀不完了，沒有什麼時間讀自己個人感興趣的讀物，更何況是為了無聊／打發時間。」
那時，我才認真地思索台灣和美國的中學生與大學生，在閱讀這件事情上重點順序怎麼正好形成對比，以及其可能的後續影響。
台灣在考試制度之下，中學六年，學生被老師塞了整整六年的教科書與考試用書，所以上了大學，儘管也有課業被當的壓力，但基本上是進入緊縮後的放鬆狀態。因而可以隨意閱讀。
相較於我們，美國中學生的六年處於相對放鬆的狀態，相反地，你一旦決定要進大學，大學經過前一兩年的通識教育之後，接下來的主修課程，卻是真的要你有major（主修）的閱讀。否則，何必進大學？
因而，費迪曼（Clifton Fadiman）在《一個年輕作家的讀書經驗》中寫道：「過了十七歲以後（有的人稍後一二年）就是書來選你，而不是你去選書了，你必須在某種限制之下去讀書，閱讀成了一種計劃，成了大學課程中的一部分，或成為獲取某一種學識的工具……。」
很諷刺地，在台灣，不知到底是幸還是不幸，我們的學校卻少給學生這種壓力。這樣，加上大學生大多由於考試分數的分配，而不是基於自己真正興趣而進大學的某個科系，於是也欠缺了主動積極求學的意願。
二○○七年一月底，圖書館界舉辦了一場有關閱讀的研討會，其中有關大學生的閱讀習慣部分，可以看到「以休閒及通俗讀物為主；極少閱讀經典名著；極少閱讀專業性、學術性的書籍」（詹麗萍）的現象歸納，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台灣大學生，在閱讀這件事情上還面臨另一個更隱形、但事實上更嚴重的問題。
整個二十世紀，是科技爆發的世紀。科技爆發之下，大量的學科在新生，在分化，在細化。因而全世界的大學教育，都在為學問的細化與窄化而苦惱。這也是美國大學教育的前面一、兩年要加強補充一些通識教育的原因。
台灣大學生面臨的學問的細化與窄化的問題更嚴重。
他在延續著近百年來中學、西學之分，理科與文科之分的教育體制與環境下，即使進了大學，得其所哉地成為一個深愛閱讀的人，也很可能成為一個中學、西學之分，理科與文科之分的犧牲者──文理學院之間的閱讀根本不同不說，即使是同樣的文學院之間，中文系與外文系的閱讀也可能無所溝通。
也正因為閱讀的細化與窄化是如此地嚴重，所以更麻煩的是，一個人的閱讀很可能眼界有限。如果說知識是一座密林，那麼我們很容易因為被幽禁於囚屋之中太久，才不過走出囚屋，活動了一下身體，就把山谷裡的光景感歎為廣闊天地。
社會化閱讀的好處與壞處
Read the Word 與Read the World終於有機會結合
台北市長郝龍斌接受《天下雜誌》訪問時，談了一段他的回憶：「我印象深刻，台大畢業那天，坐在旁邊那位女生對我說，『今天畢業，我這輩子再也不需要讀書了。』」
郝龍斌說，那句話對他是個shock（震驚）。
我也有過一個類似的shock經驗。
我是在韓國生長到來台灣讀大學。
中學期間，有一位女同學，個子高高的，身材瘦瘦的，臉色潔白如玉，也因此，偶爾有些羞紅，也就特別明顯。
在班上，她像一個無聲的人，總是在安靜地讀書，最多，和一兩位女同學淺淺地笑談，從不曾記得她和任何男同學說過話。她是用功讀書的代表，高三的時候，輾轉聽到她家人憐愛又自傲地說她幾乎一整年都沒上床睡過覺。而她的考試成績，總是最好的，包括大學入試的那一場。
來台灣，她也是讀台大。大學四年，她仍然沒有和我們這些韓國來的同學有什麼接觸。偶爾在台大校園看到她，也總是微微地點一下頭，看得出她不是忙著去上課，就是去圖書館之類的。她不像我們這些同學的鬆散，仍然在全力以赴。
大學畢業之後，聽說她又去美國留學了。因為她從來都像一個無聲的影子，所以要到好多年之後，和其他朋友聊起來，才突然想起問問她的近況，是否已經成了一位學者。
被我問到的朋友瞪大了眼睛：「你不知道？她去了美國之後，就不再讀學位了。」
輪到我瞪大了眼睛：「怎麼可能？那麼一個愛讀書的人！」
這位朋友告訴我，去了美國之後，這位從小就一路最乖的女兒和學生，就聲明她不再讀書了。她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都在滿足母親對她的期望。而她拿到了美國的留學簽證後，認為自己的義務已了，已經對母親有所交代，所以她不再想當別人眼中那個只會用功讀書的好學生，她要當自己了。以前的她，根本不是她想當的她。
朋友說：「你現在看到她，非常活潑，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人。」
幾年後，我在美國見到她。的確。她沒變的是那高高瘦瘦的身材，潔白的臉龐，然而變了的是，那爽朗的笑聲，那有力的握手，那直接和你對望的眼神。
我從沒有聽她自己敘述過這是一段什麼樣的心路歷程。雖然我極其好奇，但多年中幾次見面，從沒敢問。一個到二十二歲之後才來的人格釋放與解放，有其值得欣慰之處，但，總有其辛酸。
英文世界裡，把「Read the Word」（閱讀文字），和實際歷練人生的「Read the World」（閱讀世界）並稱。意思是：每一本書都可能是一道窗戶，改變我們對世界觀望的方向；或是一道門戶，改變我們人生真正走出去的方向。有了閱讀的「窗戶」與「門戶」，又有因此起而行的行動，人生可能的走向，因而豐富起來。
從中學（現在可能從小學）起，台灣的學生在考試制度的壓力下，太容易把讀書和考試畫上等號。一旦讀書和考試畫上等號，考試結束後，讀書就是一個棄之惟恐不及的東西了。
由這一點，格外可以看出今天我們的考試教育，和中國一千五百多年的科舉制度，有多麼根本上的相通。清朝雍正年間官至兩湖總督的陳宏謀所說：「每見讀書之人，與未讀書者無以異……竟似人不為科第，則無取乎讀書；讀書已得科第，則此書可以無用矣。」是最好的總結與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