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雅努斯式思維確實是創意寫作的關鍵，存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以這種方式提高思考和寫作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簡單地練習我們已經討論過的那些文學技巧，比如主題互補、視差結構、悖論、反諷、象徵、隱喻、矛盾修辭和通感，可以讓我們踏上征途。但是，無論我們對這些技巧掌握得如何熟練，我並不認為僅僅練習它們就足夠了。如果我們想要自己的作品中充滿「最高形式上的矛盾對立精神」，就必須改變我們這種思考方式。從根本上來說，雅努斯式思維是我們對自己經歷的事物採取的一種道德、智力和情感態度，而不是技巧方面的問題。因此，如果我們還沒有採用韋爾推薦的辯證的思維方式——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做到這一點，這是由於我們的宗教和世俗教育已經把一種非互補性的真理觀逐步灌輸進我們的頭腦中了——那麼我們就有必要進行練習，去抵制我們最初的收斂性思維和感受，直到我們的寫作變為一種被延展的與自己爭辯的過程。斯蒂·芬·鄧恩用這些精確的術語來描述他的寫作過程。他說：「我……在堅信然後懷疑一個主張時會與自己爭辯，如此辯證地進行創作……總而言之，我認為我已經學會了如何去『發現』我正在寫的這首詩，這是通過抑制它不要去往想要去的地方以及/或者克制我在這首詩中最初的衝動實現的。」他認為這種方法在那時已經習以為常，成為一種無意識的舉動了：「當我宣稱或者斷言某事時，我幾乎馬上會聽到並且自己也開始琢磨與之對立的觀點。」艾德麗安·裡奇與他的意見一致：「如果想像力想要超越並改變經驗，它不得不去質疑、去挑戰、去構思其他的替代物……你不得不毫無限制地與那些白天可能成為夜晚、愛戀可能就是憎恨這樣的概念在一起廝混；對於想像力來說，沒有什麼比轉向它的對立面更受推崇的了。」
羅伯特·洛威爾是又一位常常通過抑制他最初的收斂性衝動來發現他的詩歌的詩人。按照喬納森·拉班的說法，洛威爾「最喜歡的修訂方法是，除了在一行詩中引入一種否定觀點外什麼也不做，而這種觀點徹底顛覆了這一行詩的意義」。這種顛覆也許是擴散性思維的最激烈的形式了，因為它完全切斷了我們與那些用收斂性思維形成的熟悉而安逸的確定性聯繫；同時，它又通過這種方式在我們的原始思維和這種原始思維的對立面這兩個極端之間建立起一種生機勃勃的張力，這種張力能夠讓我們的思維進一步擴散，最終讓我們之前談論的那些互相矛盾的衝動和觀點達到一種融合。在這兩個極端構成的張力之中，意義棲身於此。正如倫納德·伯恩斯坦說過的：「一件藝術品不回答問題，而是把它們引發出來；它的根本意義就存在於對這些問題互不相容的回答所形成的張力中。」
馬克·考克斯的詩作《雨後》展現了洛威爾所說的辯證的顛覆技巧如何創造出這些可以從中找到真理的極端狀態。這首詩中，在一個暴雨過後的寧靜夜晚，考克斯的敘述人發現自己被眼中所見一切「以某種方式打開了」，在這種敞開的狀態中，他感覺到「某些真實的東西進一步（滲透進去）」。這種真實既是轉瞬即逝的，又是永恆不滅的，從我們「靈魂的火焰」中放出的「光芒」將隨著我們的死亡消失不見，而天上的星辰放出的光芒將與世長存。想到這些對立的現象，考克斯寫道：「這旅行是漫長的。這旅行並不漫長。」他在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回答形成的張力中發現了一種把兩者結合起來的精神狀態，這是一種「崇拜」的狀態，他內心永恆的渴望在這種狀態下找到了短暫的安寧，就像「大雨過後的平靜時刻/站在清洗得乾乾淨淨的石板面前」的那種感覺。因此，「這旅行並不漫長」並不是對「這旅行是漫長的」這種想法的一種修改，而是對後者的一種實現。
和洛威爾與考克斯一樣，鄧恩經常通過辯證地運用顛覆技巧來發現一首詩的意義。我們在他的某些詩作中能發現這樣的例子，比如《過去》，他在這首詩中說：「虛無在本質上是一個隱喻。/一切也是。」但是他也會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使用這種技巧。當一首詩寫得不成功時，他說，他有時會「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寫一首反對它的詩」。因此，當我們受到不確定性的阻撓時，我們能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撰寫反對我們的作品的東西。如果我們做這種自相矛盾的練習，可能會在我們的最初概念和它的對立面形成的張力中找到一行詩或者一句話，甚至是一首完整的詩或者一個完整的故事。而且，如果運氣不壞的話，我們也可能會找到超越自身之前的思想和天賦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