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並不孤獨
我最近接到的兩個電話促使我思考小說的歸類問題，並且想把它寫出來。一個男人在電話裡告訴我，他正在讀我的一篇名叫《陰雨綿綿》的短篇小說，小說主人公是一名離婚的酗酒者，他的兒子死於交通事故。那人說：「我也遇到同樣的事情。」然後開始講述兒子去世後他內心的痛苦，以及他如何在匿名戒酒會（AA）的幫助下戒掉酒癮，並克制悲傷。他在電話中沒有哭泣，但我可以肯定他在那一頭不斷地擦眼淚。說完他的故事後，他停頓了一下，然後說：「我只想讓你知道你並不孤獨。」
我無法告訴他，至少在那一瞬間，他其實是孤獨的。我在小說中寫的並非我親身經歷之事。我從來沒在故事發生的蒙大拿州或懷俄明州生活過，我現在和過去都沒有離過婚，我也不是酒精中毒者，更不用說恢復健康或者從其他的打擊中振作起來了，而且我要幸福地宣佈，我的兒子還是活蹦亂跳的。小說中的一切與我本人以及我認識的其他任何人都沒有關係，這個故事完完全全是我編出來的。然而，我無心把這些告訴電話那頭的人，在通電話時，我從頭至尾都假裝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樣我不僅是想像性地，而且也是真心實意地分擔了他的悲痛。
另一個電話是一名越戰老兵打來的，他讀了我的短篇小說《冰凍》，小說講的是一名越戰士兵踩到一枚地雷，儘管它沒有爆炸，但還是對他的生活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打電話的人想知道我們是否曾是舊識。「我還記得你寫到的那個傢伙，」他說，「他是一名中尉。我想我們肯定在同一個時期都在萊溪待過。你知道拉裡·凱爾文嗎？或者瑞克·哈蒙德？」我告訴他我從來沒有去過越南，也沒在軍隊待過，他的反應不是大失所望，而是義憤填膺：「既然你從來沒有去過那個該死的地方，是誰給你寫一場戰爭的權利的？」很顯然，他認為自己遇到了一個騙子，而且他已經上當受騙了。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是正確的。因為小說家就應該是一名值得信賴的藝術家，如果他足夠幸運，就能用文字換來讀者的信任和金錢，除此之外，小說家還能是什麼樣子？而且，當我們的所作所為確實能夠讓他們對我們所想像出來的一切信以為真時，這讓作家如何能責備讀者沒有認識到虛構小說僅僅是虛構小說，而不是真實事件？然而，我還是希望他能意識到，作家並不在真人真事中徜徉，而是像魔術師一樣在幻想出來的世界中筆耕不輟。他永遠不會假設魔術師真的把一位女士鋸成兩半，卻毫不遲疑地斷定從我在作品中殺死的那些士兵身上流出來的是真正的鮮血。
在這個電話中，我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在譴責我在一本虛構小說中犯下撒謊之罪後，他馬上掛斷了電話——但是如果我能有機會的話，我還是想告訴他，像《陰雨綿綿》和我寫的其他的小說一樣，《冰凍》說的確實是真實的故事，不過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種真實罷了。這不是那種能被監控攝像頭拍攝下來的真實事件，而是將一個人畢生積蓄的影像進行扭曲變形和違背常規的並置後提升到一個更高層面上的那種真實。一個故事就像人做的一個夢一樣，如果它有那麼一點價值的話，那就是它展現了作家隱秘的內心世界的真實面貌，同時，她的公開的外部生活也並不總是由謊言堆積起來的，因為，正如奧斯·卡·王爾德所言：「一個人真正的生活經常是他並沒有真正過上的那種生活。」而且，讀者對事件真相的瞭解有時比作家要多。
在創意寫作研修班的授課歷史中，被重複次數最多的建議也許是「寫你知道的東西」。對於那些能在事實和想像之間游刃有餘的天才作家來說，這個建議可以成為一條鐵律。但是，我相信我們絕大部分人只會進行非虛構類的寫作，不管我們做出多少掩飾。這就是為什麼格雷厄姆·格林會暗示良好的記憶力與出色的虛構寫作能力相抵牾的原因，他說：「所有優秀的小說家記性都很壞。」羅伯特·奧倫·巴特勒對此解釋道：「你在大腦中記下的東西像新聞報道一樣湧現出來，你遺忘的東西則混入想像的肥料堆中，緩慢地增加土壤的養分。」
知識還能引發美學難題，想像卻不會。如加勒特·漢高曾經說：「在撰寫『你知道的東西』時，有時……你會不知不覺地寫成自傳。而如果你去描述『祖父的後院』，你可能會吃驚地發現他種下的大片雜交百合花，但讀者看不到這些美麗的花兒，除非你把它們全都放入詩中。描述捏造出來的事物比描述你無比熟悉以至於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要容易得多。」再者，撰寫已經知道的事物會令你自己感到單調乏味——如果連自己都厭煩了，讀者也不會興致太高。在我看來，格雷絲·佩利準確地把握到了這一點，她說：「你從你所知道的事物入手開始寫作，但你應當寫出你不知道的東西。」你無法避開你所知道的一切，畢竟這是你安身立命之根本，但如果你寫出了你不知道的事物，你將發現你身上本來就有的某些自己還不曾知道的東西。簡言之，你將發現你的隱秘的生活，讀者也是。
我相信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基於揭示作家不為人知的本真生活而產生，世人由此瞭解他們。對於沃爾特·惠特曼、艾倫·金斯堡和羅伯特·洛威爾這樣大膽暴露自我的作家來說，他們甚至連寫作主題也不會去別處尋找，因此，他們的作品是最為真實的自我的一種直接外化。然而，還是有不少作家，包括某些最偉大的人物，不但和讀者兜圈子，還故意改頭換面，讓人難辨真偽。直白和掩飾都是文學作品中正當有效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處理隱秘生活的途徑，兩者都能創造出偉大的藝術品。不過，我認為掩飾的手法能夠增加作品成功的幾率，因為你在寫作中越少依賴於個人的親身經歷，你將不得不讓越多的想像力參與進來。然而，最近幾十年在美國文壇中獨領風騷的卻是直白手法。從整個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今天的文學對內心世界公開披露的程度可謂史無前例。正因為有如此多的作家堅信小說和詩歌應當是他們的真實經歷，即「他們掌握的知識」的結晶，大量讀者理所當然地把作品與作家綁在一起也就情有可原了。
在我的小說和詩歌中，我試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書寫很多我從不知道或者略有所知的角色。我用文字創造了，或者至少努力創造了一名修女、一名連環殺手、一名女流浪者、一名9歲大的男孩、一名99歲的老者、一名受歇斯底里症折磨的盲女、一名目睹父親精神崩潰的少年、一名裝了一隻假手的男子、一名離婚者、一名孟加拉女孩、一名來自多米尼加共和國的二流棒球隊運動員、一名苗族難民、一名16世紀的西班牙神父、一名19世紀的俄羅斯侏儒、《聖經》中的拉撒路，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包括幾名真實的爵士音樂家和作家在內的人物。其中的一名作家——古斯塔夫·福樓拜——在一封寫給路易·絲·科利特的信中說書寫其他人的生活比自述更讓他愉快。信中提到他正沉浸於《包法利夫人》的寫作中：
寫作無論好壞都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你徹底放下自己，進入一個完全由你打造出來的天地。比如說今天，這裡有男人和女人，發生著愛與被愛的糾葛，我在一個秋天的下午騎馬進入一處黃葉滿地的森林，我還是奔馬、樹葉、輕風、我的人物口中吐出的詞語，甚至是那使人們不得不瞇起滿是愛意的雙眼的紅艷艷的太陽。這是一種傲慢還是虔敬的狀態？是一種由言過其實的自鳴得意引發的愚蠢行徑，還是一種真正的高貴但難於言表的宗教直覺？
我可以說，我創造的上述角色足以讓我得意洋洋，但我還是選擇以虔誠為正確答案。我認為擺脫自我的約束去想像另外一種生活是一種高貴甚至虔誠的行為。但是我也相信，福樓拜從他杜撰的那些人物身上發現了真實的自我，我們依此方式學到的東西不遜於或者可能超過我們基於自身經驗的一切描述，因為想像他者是發現自我的一種最為重要的手段。福樓拜清楚地知道這一點，當有人問他是如何創造出「包法利夫人」這樣一個令人心服口服的形象時，他的回答是：「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也深諳此道，他在總結自己的藝術家生涯時指出：
某人給自己指派的任務是描繪這個世界。經年累月，他用省份、國家、山脈、海灣、島嶼、魚群、房屋、設施、星辰、馬匹和人們的形象填滿了一個空間。臨到生命終了之時，他發現他兢兢業業編織的那些如迷宮般的縱橫線條，描畫出的是他自己的那張臉。
我現在還沒有達到看見自己這張臉的程度，但我確信我正在從事這項塗寫工作，簡直可以這樣說，每次一坐下來，我就會努力闖入另一個人的中樞神經系統。而且，我希望讀者看到的是我實實在在的臉龐，而不是我有意顯露給外人看的那副虛假面孔。
但是，如果他們看到了我真正的面容，他們會看到什麼呢？我相信，是他們自己的臉。正如查爾斯·西米奇有言：「詩歌是對其他人的簡短描述，而我們在其中認識我們自己。」當然，小說也不例外。
這裡出現了一個悖論：你想像著他人的生活，其實展現出來的是自己不為人知的那一部分；你暴露自我時，卻恰恰揭發了他人的秘密。唐納德·霍爾曾經評論道，文學「開始於個人行為，但我們進入得越深，就會越發與所有的人同一起來」。
每一個人就是我，也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