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中國教育在有些方面與鼎盛時期的雅典教育非常相似。雅典的學子必須通篇背誦荷馬的著述，而中國的學子也要熟讀儒家的經典。雅典人被教導在禮儀舉止中必須表現出對眾神的尊敬，但是並不阻礙自由的思想中出現的懷疑。同樣地，中國人要學習與供奉祖先相關的禮儀，但並不表示他們必須信奉這些禮儀的含義。受過教育的成年人理應自由且恰當地有所懷疑；任何事情都值得討論，而只有凡夫俗子才會妄下定論。各種真知灼見應該是餐桌上愉快的談資，而不是面紅耳赤爭取來的東西。卡萊爾認為柏拉圖是「高貴的雅典紳士，在理想國悠然自得」。從中國的聖賢身上，同樣能看到這種「在理想國悠然自得」的品格。而這份悠然自得往往是基督教文明的聖人所不具備的，除非他們像歌德那樣深得希臘精神的精髓。雅典人和中國人一樣希望享受生活，而且他們對於享受生活的理解中還融入了一份精緻的審美品位。
但是，在這兩種文明之間也有著巨大的差異。從廣義上說，這些差異源自這樣一個事實：希臘人精力旺盛，中國人懶散。希臘人把精力傾注在藝術、科學和戰爭上——在所有這些方面他們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政治與愛國精神給希臘人提供了宣洩的實用途徑：被罷黜的政客會帶著一隊流放者發起反攻。而在中國的官員遭到罷免之後，則會歸隱山林，吟詩作賦，從田園生活中尋找樂趣。相應地，希臘文化自我摧毀，而中國文明只可能被外部力量所破壞。但是這些差異似乎並不全然是因為教育，因為在日本，儒家教育就沒有帶來中國文人身上那種慵懶得成了氣候的懷疑主義。只有京都是個例外，在那裡形成了類似巴黎聖日爾曼法布街的貴族圈子。
中國的教育帶來了穩定和藝術，卻不能產生進步或科學。也許這正是懷疑論的必然結果。激進的觀念帶來的要麼是進步，要麼是災難，但絕不是穩定。科學在對傳統觀念進行攻擊時，擁有的是科學的信念。而在懷疑論的文化氛圍中，這種信念是難有一席之地的。在一個借助現代發明才得以統一的充滿爭鬥的世界上，國家要自我保護就必須充滿活力。沒有科學就沒有民主：中國的文明局限於一小部分文人，而希臘文明的基礎是奴隸制。正是因為這些原因，中國的傳統教育難以適應現代世界，也為中國人自身所摒棄。十八世紀的紳士們在某些方面跟中國文人很是相似，現在也同樣難以為繼了。
在所有主要國家中，現代日本最清晰地表明了這樣一種趨勢——教育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強國。日本教育的目的是通過調動熱情培養國民為國獻身的意識，並通過他們掌握的知識為國家效力。這種一石二鳥的高超技巧當得起任何稱讚。自佩裡艦長率領艦隊遠征以來，日本人一直處境艱難，危在旦夕；而如今他們取得的成功證明那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除非我們認為尋求自保本身應當受到譴責。然而，日本的教育方法只有在瀕臨絕境時才是正當的，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陷入同樣的境地，便難逃指摘。神道教的內容連大學教授也不可置疑，但是裡面包含的歷史就像《創世記》一樣未必可信；跟日本的神學統治相比，美國的代頓審判案都不免相形見絀。倫理道德上的統治也是如此；民族主義、孝道、天皇崇拜等等通通不允許討論。因此，日本在許多方面難以取得進步。僵化的統治制度可能導致一種巨大的危險，就是一旦要取得進步，就會引起革命。儘管還沒有到一觸即發的地步，但是這種危險是真實存在的，並且主要是由教育體係引發的。
當代日本的缺陷跟古代中國恰好相對。中國文人疑慮重重，而且懶散，而日本人接受教育以後，變得太過教條和精力過剩。恪守懷疑或者恪守教條都不應當是教育所追求的成果。教育應當造就的是一種信念，那就是儘管需要克服一些困難，但知識是可以設法獲得的；在某個時間點，許多冒充知識的東西可能或多或少帶來誤解，但這些錯誤可以通過細心和勤奮得到糾正。基於信念來採取行動時，在小錯可能帶來大禍的地方，我們就要小心翼翼；但無論如何，一切行動都應當以信念作為基礎。這樣的心態很難達到：既要有較高程度的智識，又要保持熱情不會消退。儘管困難重重，仍是可以實現的；事實上這就是科學的心態。知識正如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樣，雖難求，卻並非不可得。教條主義者忘記了困難，而懷疑論者否認了實現的可能。二者都有誤解，一旦這些誤解大規模擴散，社會就會遭殃。
至今英國公立學校實行的仍是阿諾德博士的教育體系，但這一體系卻有著另一種缺陷：它是貴族式的。其目的是為大英帝國本土或是遙遠的海外領地培養有權有勢的官員。貴族階級如果想延續下來，必須擁有美德；而這些美德是在學校傳授的。學校對人的培養目標是精力充沛、堅忍克制、體魄強健、具有某些堅定不移的信念、剛正不阿，並且堅信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擔負著重要的使命。讓人驚訝的是，上述目標都得到了實現。但為此卻拋棄了思辨，因為思辨產生懷疑；拋棄了同情，因為同情心會干擾對「劣等」民族或階級的統治；拋棄了善良，選擇了鐵石心腸；拋棄了想像力，選擇了一意孤行。
假使世界一成不變，具備斯巴達人優缺點的貴族或許能得以代代相傳。但是貴族已經落後於時代，即使是最富智慧、最具美德的統治者也無法讓黎民百姓俯首聽命了。於是統治者採取了暴力統治，而暴行進一步引發了起義。現代世界的複雜越來越需要智慧，而阿諾德博士卻為所謂的「美德」犧牲了智慧。在伊頓公學的操場上，滑鐵盧戰役或許能夠打贏，但是大英帝國卻將一敗塗地。現代世界需要一種新的人才，需要更多富於想像力的同情心，更善于思辨的隨機應變，少一些對凶狠蠻力的迷信，多一些對技術知識的信心。未來的管理者應當成為自由公民的僕人，而不是大眾稱頌的明君。英國高等教育中的貴族化傳統埋下了禍根。或許這種傳統可以逐漸消除；或許古老的教育機構無法適應新的形勢。對此我不敢妄加評論。
美國的公立學校進行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創舉，並大獲成功：將不同種族的人轉變為一個民族。這一創舉完成得十分巧妙，而且整體上非常有益，那些成就創舉的人實在值得稱頌。但是美國跟日本一樣，處境非常特殊，在特殊處境下合理正當的事業未必適用於每時每地。美國擁有特定的優勢，也面臨特別的困難。其優勢包括：相對富足；免於戰敗的危險；相對免於中世紀遺留傳統的束縛。移民們眼中的美國瀰漫著民主的氛圍和相對發達的工業技術水平，我認為這是幾乎所有移民逐漸推崇美國甚於祖國的兩個主要原因。但是一般而言，真正的移民保有雙重的愛國主義：在歐戰期間，他們總是旗幟鮮明地站在祖國一邊。他們的孩子則不再忠於父母的祖國，而是徹底地成了美國人。父母的態度要歸因於美國的優勢；而孩子的態度則很大程度上由學校教育決定。我們所關心的正是學校發揮的作用。
若學校教育可以取材於美國確實具備的優點，此時當然沒有必要傳授那些錯誤的標準，來干擾美國愛國主義的灌輸。但是在講到歐洲舊世界比美國新世界優越之處時，就非得裝作對真正的卓越漫不經心的樣子。西歐的知識水平和東歐的藝術造詣整體上都比美國高出一籌。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整個西歐也不像美國那麼迷信。在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中，個人都不像美國人那樣容易盲從：即使政治自由少於美國，但是內心卻更加自由。在這些方面，美國公立學校的做法是有害的。這種害處決定了傳授的內容是排他性的美國愛國主義。同日本學校一樣，這種錯誤根源在於將學生當作實現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教師應當熱愛學生甚於熱愛國家，否則就不是理想的教師。
（鄭文博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