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以一個令人痛心的緊急呼籲來為本章畫上句號。語言是通過孩子的學習而代代相傳的，當語言學家發現一種語言只有成年人在說、在用時，他們知道這種語言已經步入末路。出於這個原因，他們對人類即將面臨的一個歷史悲劇提出了警告。根據語言學家邁克爾·克勞斯（Michael Krauss）的預測，目前有150種北美印第安語瀕臨消亡，這個數字佔到現存北美印第安語的80%。而其他地區的形勢也同樣嚴峻：阿拉斯加和北西伯利亞的瀕危語言有40種（占現存量的90%），中美洲和南美洲有160種（占現存量的23%），俄羅斯有45種（占現存量的70%），澳大利亞有225種（占現存量的90%），全球大約有3 000種（占現存量的50%）。目前只有大約600種語言因為使用人數較多（10萬人以上）而顯得相對安全，但這也無法保證它們就一定能夠存活很久。即便是樂觀的估計，也將有3 600 ~5 400種語言（佔全世界語言的90%）在下個世紀裡瀕臨滅絕。
語言的大規模滅絕讓人不禁聯想到當前大範圍的動植物滅絕，儘管動植物的生存危機還沒有語言那麼嚴重。這兩種現象背後有一些共同的原因。語言的消亡是因為使用者的棲息環境遭到破壞，同樣也因為種族滅絕政策、強制性的同化教育、外來人口的大量湧入以及電子媒體的轟炸（克勞斯將電子媒體稱作「文化神經毒氣」）。要防止某些土著語言的滅絕，我們除了要遏止導致文化消亡的社會因素和政治因素之外，還可以用這些語言來編纂教材、創作文學作品和製作電視節目。此外，我們還可以通過檔案整理和延教設課的方式，保存下某些瀕危語言的語法、詞語、文獻和聲音記錄。有時候，通過堅持不懈的使用，再加上大量的文獻資料，足以使一種瀕臨消亡的語言重獲生命，比如說復活於20世紀的希伯來語。
當然，就像我們不能奢望地球上的所有物種都能存活一樣，我們也不能，或許也不該奢望每種語言都被保存下來。這裡牽涉到十分複雜的道德問題和現實問題。語言的差異會給社會的統一造成致命的傷害。如果整整一代人都轉而投身於社會的主流語言，以便謀求更好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我們這些局外人是否有權強迫他們不要這樣做，而理由僅僅是我們覺得保留下這些古老語言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撇開這些複雜因素不談，在面對世界上這3 000多種行將消亡的語言時，我們至少可以確信一點：其中許多消亡是毫無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人們為什麼要關注瀕臨滅絕的語言呢？首先，對於語言學以及包含語言學在內的腦與認知科學而言，語言的多樣性向我們展示了語言本能的範圍和限度。想想看，如果我們的研究對像只有英語一種語言的話，我們得出的結論將會多麼偏頗。其次，對於人類學和人類進化生物學而言，語言可以幫助我們追溯不同種族的歷史發展和地理分佈。一種語言的消亡（比如說日本原住民阿伊努人所說的阿伊努語），就像是一座珍貴的歷史檔案館毀於大火，或者像地球上的某個物種滅絕於世。不過，語言的保存並不只有科學上的意義。正如克勞斯所說：「任何一種語言都是人類集體智慧獨一無二的結晶，它和生命一樣，神聖、無窮又神秘。」再次，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學和詩歌存在的基礎。隨著多種語言瀕臨消亡，我們面臨著失去諸多文化遺產的危險。例如在意第緒語中，用來描述「笨蛋」的單詞比愛斯基摩人用來描述「雪」的單詞還多；又比如澳大利亞拉爾地爾語的變體達明語，它一共只有200個單詞，你完全可以在一天之內把它們學會，但這些單詞卻能夠表達日常對話中的所有概念。正如語言學家肯·黑爾（Ken Hale）所說：「失去一種語言給世界造成的損失不僅僅是其本身的消亡，更重要的是，它損害了世界的多樣性。」
[1] 基甸社，又稱「基甸國際」，1899年成立於美國，是一個專門到旅館、醫院等處放置《聖經》的組織。——譯者注
[2] 應該是蕭伯納，疑原書誤。——譯者注
[3] 注意不要將它與「高加索人」相混淆。「高加索人」是對歐亞大陸所生活的典型白種人的非正式稱呼。
[4] 南島語系（Austronesian）與澳大利亞（Australia）沒有絲毫關係，這裡的「Austr」是「南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