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在討論「樹」，但句子畢竟不是樹。自從20世紀60年代初喬姆斯基提出深層結構向表層結構的轉換規則開始，心理學家就已經採取了各種實驗手段，希望能偵測出這一轉換過程的心理表現。但是在幾番無果的實驗之後，人們放棄了這方面的努力。幾十年來，心理學教材都將「轉換」拒之門外，認為它缺乏「心理現實性」（psychological reality）。但是，隨著實驗技術的進步，偵測人類心智和大腦中的轉換活動已經成為心理語言學的一個研究熱點。
請看下面這個句子：
The policeman saw the boy that the crowd at the party accused（語跡）of the crime.
警察看見大會上被人們指控有罪的男孩。
誰被指控有罪？當然是那個男孩（boy），即便他並沒有出現在「accused」（指控）一詞的後面。根據喬姆斯基的觀點，這是因為在深層結構中，短語「the boy」確實跟在「accused」的後面，只是因為轉換規則才被移動到「that」的位置上，因而留下一個無形的語跡。如果要理解這個句子，人們就必須撤銷轉換的結果，在心理上將這個短語複製到語跡的位置。要做到這一點，讀者必須首先注意到，在這個句子的開頭部分有一個移動過的短語「the boy」，這個短語需要一個歸宿。因此，讀者必須將這個短語儲存在短期記憶中，直到他發現一個空當，這個空當中本該有一個短語，但卻空在那裡。在這個句子中，縫隙出現在「accused」的後面，因為「accused」需要一個賓語，但是卻沒有。讀者由此推斷這道縫隙中包含一個語跡，然後再將短語「the boy」從短期記憶中調取出來，放到語跡的位置上。直到此時，人們才能弄清「the boy」在整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即被指控的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可以測量出以上每一段心理過程。例如，當人們閱讀到短語「the boy」和語跡之間的文字（即下劃線部分）時，他必須一直將「the boy」記在心中。如果想要證明這種記憶負擔的存在，我們可以讓被試同時執行其他一些心理任務，以觀察他們的表現。結果顯示，當被試閱讀到下劃線部分時，他們發現外來信號（例如屏幕上閃過的雪花點）的速度會變得更慢一些，而且也很難記住其他一些單詞，甚至連他們的腦電圖也反映出這種記憶負擔的存在。
接下來，當被試已經發現語跡，並可以將記憶內容全部清空時，這個被轉儲的短語會在心理層面留下自己的印記，而我們也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偵測到它。例如，如果研究人員此時通過計算機屏幕閃出該短語中的某個單詞（例如「boy」），被試可以極其迅速地辨識出它，而且，被試也可以更為快速地辨識出與這個短語相關的單詞，比如說「girl」（女孩）。這種效應非常明顯，以至於我們可以在腦電波中觀察到它。當被試發現語跡的含義與整句的意思無法相容時，腦電波就會顯示出遲疑的反應。
比如下面這個句子：
Which food did the children read（語跡）in class?
孩子們在課堂上閱讀哪些食物？
短語與語跡的連接是一種複雜的計算操作。剖析器不但要將短語記在心中，還必須對無形無聲的語跡進行持續追蹤。我們無法預測語跡會出現在句中的什麼位置，有時它要到最後才會露面：
The girl wondered who John believed that Mary claimed that the baby saw（語跡）.
這個女孩想知道約翰認為瑪麗說那個嬰兒看到了誰。
在語跡被找到之前，它的語義角色都是不確定的，特別是在「who/whom」的用法區別已經不復存在的今天。例如：
I wonder who （語跡） introduced John to Marsha.（who指代介紹人）
我想知道是誰將約翰介紹給瑪莎的。
I wonder who Bruce introduced（語跡） to Marsha.（who指代被介紹者）
我想知道布魯斯將誰介紹給了瑪莎。
I wonder who Bruce introduced John to（語跡） .（who指代介紹的對象）
我想知道誰布魯斯向約翰介紹了誰。
這是個無比繁難的問題，因此優秀的寫作者，甚至包括語法本身，都不得不採取簡化措施。句子寫作的一個原則就是盡量減少中間句（即劃線部分）的長度，以確保被移動的短語不必長時間地記在心中。英語中的被動句式能夠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儘管計算機的語法檢查系統難以正確地識別被動句式）。例如就下面兩個句子而言，被動句式顯然更容易理解，因為它通過縮短中間句的方法避免了繁重的記憶工作。
Reverse the clamp that the stainless steel hex-head bolt extending upward from the seatpost yoke holds（語跡） in place.
反向扭轉座桿架上端延伸的不銹鋼六角螺栓所固定的夾鉗反扭。
Reverse the clamp that（語跡） is held in place by the stainless steel hex-head bolt extending upward from the seatpost yoke.
而且一般說來，語法會對短語的移動跨度進行限制。例如，我們可以說出這樣的句子：
That』s the guy that you heard the rumor about（語跡） .
他就是你所聽到的謠言中的那個傢伙。
但下面這個句子就顯得不倫不類了：
That』s the guy that you heard the rumor that Mary likes（語跡） .
他就是你所聽到的謠言中瑪麗所喜歡的那個傢伙。
語言會通過邊界限制的手段，將「the rumor that Mary likes him」這樣的複雜名詞短語牢牢捆住，使其中的每個單詞都無法脫身。這對聽者來說是一種福利，因為剖析器知道說話者無法移動這個短語中的任何單詞，所以它就可以輕鬆地跳過這個短語，而不必在其中尋找語跡。但是，聽者的福利變成了說話者的負擔，因為他們不得不為此添加一個多餘的代詞，例如「That』s the guy that you heard the rumor that Mary likes him」。
雖然句法剖析非常重要，但它僅僅是理解句子的第一步。我們不妨試著剖析一下這段真實的對話：
P: The grand jury thing has its, uh, uh, uh—view of this they might, uh. Suppose we have a grand jury proceeding. Would that, would that, what would that do to the Ervin thing? Would it go right ahead anyway?
總統： 大陪審團在這個事情上有……呃……他們可能的看法，假如我們讓大陪審團啟動調查程序。它會不會、會不會對歐文的事有所影響？它會不會一直繼續下去？
D: Probably.
迪恩： 有可能。
P: But then on that score, though, we have—let me just, uh, run by that, that—You do that on a grand jury, we could then have a much better cause in terms of saying, 「Look, this is a grand jury, in which, uh, the prosecutor—」 How about a special prosecutor? We could use Petersen, or use another one. You see he is probably suspect. Would you call in another prosecutor?
總統： 不過在這一點上，儘管我們——讓我這樣說——讓你對大陪審團這樣做，但我們可以有更好的理由這樣說：「看，這是大陪審團，呃，在裡面，檢查官——」一個特別檢察官怎麼樣？我們可以用彼得森，或者其他人。你知道的，他也許不可靠。你會不會找其他的檢察官？
D: I』d like to have Petersen on our side, advising us [laughs] frankly.
迪恩： 我倒想讓彼得森站在我們這邊，坦誠地給我們點意見[笑聲]。
P: Frankly. Well, Petersen is honest. Is anybody about to be question him, are they?
總統： 坦率地說，呃，彼得森是可靠的。會有人質詢他嗎?
D: No, no, but he』ll get a barrage when, uh, these Watergate hearings start.
迪恩： 不會、不會，但他將受到言論的轟炸，呃，在水門事件聽證會開始之後。
P: Yes, but he can go up and say that he』s, he』s been told to go further in the Grand Jury and go in to this and that and the other thing. Call everybody in the White House. I want them to come, I want the, uh, uh, to go to the Grand Jury.
總統： 是的，但是他可以頂住，說是別人要他進入大陪審團，參與這樣那樣的事。給白宮的每個人打電話，我希望他們過來。我希望那個，呃……去大陪審團。
D: This may result—This may happen even without our calling for it when, uh, when these, uh—
迪恩： 這可能導致——這可能會發生，即便我們不這樣要求，呃，當這些，呃——
P: Vesco?
總統： 像維斯柯那樣？
D: No. Well, that』s one possibility. But also when these people go back before the Grand Jury here, they are going to pull all these criminal defendants back in before the Grand Jury and immunize them.
迪恩： 不。嗯，這是一種可能。但也可能當這些人在大陪審團到來之前回去時，他們打算把所有刑事被告人都帶回大陪審團面前，並豁免他們。
P: And immunize them: Why? Who? Are you going to—On what?
總統： 豁免他們？為什麼？誰？你打算——做什麼？
D: Uh, the U.S. Attorney』s Office will.
迪恩： 呃，檢察官辦公室。
P: To do what?
總統： 做什麼？
D: To talk about anything further they want to talk about.
迪恩： 說出他們想說的事情。
P: Yeah. What do they gain out of it?
總統： 是的。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D: Nothing.
迪恩： 沒有。
P: To hell with them.
總統： 讓他們見鬼去吧。
D: They, they』re going to stonewall it, uh, as it now stands. Except for Hunt. That』s why, that』s the leverage in his threat.
迪恩： 他們打算從中作梗，呃，就目前的情形來看。除了亨特之外。所以說，這就是他的威脅手段。
H: This is Hunt』s opportunity.
哈特曼：這正是亨特的好機會。
P: That』s why, that』s why,
總統：所以說，所以說。
H: God, if he can lay this—
哈特曼：老天，如果他這樣做——
P: That』s why your, for your immediate thing you』ve got no choice with Hunt but the hundred and twenty or whatever it is, right?
總統： 這就是為什麼你的當務之急就是給亨特12萬美元或者別的什麼，你沒有選擇，不是嗎？
D: That』s right.
迪恩： 沒錯。
P: Would you agree that that』s a buy time thing, you better damn well get that done, but fast?
總統： 你知道這是一件緊急的事情，你他媽的最好給我搞定它，要快！
D: I think he ought to be given some signal, anyway, to, to—
迪恩： 我想我們應該給他一點信號，不管怎麼說——
P: [expletive deleted], get it, in a, in a way that, uh—Who』s going to talk to him? Colson? He』s the one who』s supposed to know him.
總統： （此處省略若幹不雅文辭），把它搞定，用某種、某種方法，呃——誰去和他談？科爾森嗎？他應該知道他。
D: Well, Colson doesn』t have any money though. That』s the thing. That』s been our, one of the real problems. They have, uh, been unable to raise any money. A million dollars in cash, or, or the like, has been just a very difficult problem as we』ve discussed before. Apparently, Mitchell talked to Pappas, and I called him last—John asked me to call him last night after our discussion and after you』d met with John to see where that was. And I, I said, 「Have you talked to, to Pappas?」 He was at home, and Martha picked up the phone so it was all in code. 「Did you talk to the Greek?」 And he said, uh, 「Yes, I have.」 And I said, 「Is the Greek bearing gifts?」 He said, 「Well, I want to call you tomorrow on that.」
迪恩： 好的，但科爾森沒錢。這是一個麻煩。這一直是我們面臨的真正難題。他們，呃，籌集不到任何資金。正如我們以前討論過的，一百萬現金是個大難題。很明顯，米切爾和帕帕斯談過，我昨天晚上給他打了電話——昨晚我們談完之後，你和約翰見面談過事態的發展，此後約翰叫我打電話給他，我說：「你和帕帕斯談過嗎？」他當時在家，瑪莎接的電話，所以我們用的是暗語：「你和希臘人談過嗎？」呃，他說：「是的，談過。」我於是說：「希臘人帶了禮物嗎？」他說：「好吧，我明天打電話告訴你。」
P: Well, look, uh, what is it that you need on that, uh, when, uh, uh? Now look [unintelligible] I am, uh, unfamiliar with the money situation.
總統： 嗯，看看，呃，你需要的究竟是什麼，呃，如果，呃……？現在看來（無法理解）我是，呃，不太懂錢的事。
這是1973年3月17日尼克松總統和他的律師約翰·迪恩三世（John W. Dean 3rd）、白宮辦公廳主任H. R.哈特曼（H. R. Haldeman）之間的一段談話。1972年6月，為尼克松連任競選活動工作的霍華德·亨特（Howard Hunt）派人潛入位於水門大廈的民主黨總部，企圖在民主黨主席和其他員工的電話上安裝竊聽器。經過幾番調查之後，事件的焦點逐漸集中在這次竊聽行動是否出自白宮的授意、幕後主使是哈特曼還是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John Mitchell）的問題上。這三個人所討論的問題是：是否要給亨特12萬美元的「封口費」，讓他在大陪審團面前做偽證。我們之所以會有這段談話的逐字記錄，是因為尼克松當年在自己的辦公室安裝了竊聽器，暗中錄下了自己和他人的所有談話（尼克松自稱此舉是為將來的歷史學家著想）。1974年2月，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要求尼克松交出這些錄音帶，以幫助他們做出是否彈劾尼克松的決定。以上這段對話就是摘自他們的錄音記錄，也正是依據這段對話，委員會最終建議國會彈劾總統。1974年8月，尼克松被迫辭職。
水門事件的錄音帶是目前公佈於世的最著名、也最豐富的真實對話錄音。在它公佈之際，美國人感到極度震驚，不過震驚的理由各不相同。有少部分人對尼克松參與妨礙司法公正的陰謀備感吃驚，有些人則十分詫異這位自由世界的領袖竟像碼頭工人一樣粗話連篇。但是，有一件事讓所有人都難以置信，這就是如果將我們日常談話的內容逐字記錄下來，它竟然是這樣一副模樣。這些脫離具體語境的談話內容簡直不知所云。
造成這一問題的部分原因來自於記錄環境：我們說話時用來劃分短語的語調、節奏都在記錄過程中完全遺失。而且，除非來自高保真的錄音磁帶，否則所有記錄都是不可靠的。事實上，相對於這份效果不佳的錄音記錄，白宮的謄寫本就有所不同，許多令人費解的內容變得合理可解，例如「I want the, uh, uh, to go」一語被記錄為「I want them, uh, uh, to go」。
但是，即便是一絲不差的談話記錄，也同樣費解。人們的口語常常是片斷式的，喜歡在說到一半的時候插入一些句子，以重整想法或改變話題。我們常常弄不清到底是在說誰、說什麼事，因為說話者大量地使用一些代詞（him、 them、this、that、we、they、it、one），種類詞（do、 happen、the thing、the situation、that score、these people、whatever）和省略句（The U.S. Attorney』s Office will、That』s why），說話者的意圖常常是間接地表達出來的。根據這段談話，尼克松到底是應該繼續他的總統任期，還是應該作為一名罪犯接受質詢，關鍵取決於「get it」的含義，以及「What is it that you need？」這句話究竟是在詢問對方，還是暗示自己將向對方提供資助。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對談話記錄的晦澀難懂感到吃驚，新聞記者對此就並不陌生，在將他人言論和採訪記錄發表出來之前，新聞記者要做大量的編輯工作，這已成為業界行規。多年以來，喜怒無常的波士頓紅襪隊投手羅傑·克萊門斯（Roger Clemens）都在抱怨媒體錯誤地引用他說的話，而《波士頓先驅報》（The Boston Herald）對此的回應是乾脆在新聞報道中一字不差地刊登他的賽後評論，他們心裡明白這是一種非常殘忍的報復手段。
1983年，新聞記者對談話內容的加工整理突然變成了一個法律問題。當時，作家珍妮特·馬爾科姆（Janet Malcolm）在《紐約客》上連載了一篇關於精神分析學家傑弗裡·馬森（Jeffrey Masson）的文章。馬森曾經在一本書中指責弗洛伊德口是心非和懦弱膽小，因為弗洛伊德曾經發現神經官能症是源自童年時期所遭受的性虐待，但他後來收回了自己的觀點。馬森因為這本書而被解除了倫敦弗洛伊德檔案館館長之職。根據馬爾科姆的描述，馬森在採訪中稱自己為「學術舞男」和「弗洛伊德之後最偉大的精神分析師」，並打算在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死後將她的房子變成「性愛、女人和娛樂之地」。馬森為此將馬爾科姆和《紐約客》告上法庭，要求1 000萬美元的賠償，他堅稱自己從未說過這些話，而其他一些引語也被動過手腳，目的是讓他出醜。雖然馬爾科姆無法用採訪錄音和筆記來證實這些引言的真實性，但她仍然否認自己有造假行為，她的律師表示，即便她做過改動，那也是對馬森所說內容的「合理闡釋」。他們宣稱，對引語進行修飾是新聞行業的一個慣例，它不同於明知虛假而故意刊登或不顧真偽而貿然發表，後者才符合誹謗的定義。
各級法院依據「第一修正案」駁回了這一訴訟請求，但到了1991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一致決定受理這個案件。在一份備受關注的意見書裡，佔到多數的法官為記者的引語處理劃出了一片安全地帶（其中甚至沒有談到記者必須逐字引述原話），代表多數意見的肯尼迪法官寫道：「故意更改原告的言辭，並不等於明知虛假而故意發表。」「如果一位作者改變了說話者的言辭，但沒有影響其實際的意義，說話者的名譽並不會因此受到損害。我們反對任何針對引言真實性的特殊偵測，包括針對更改語法和句法的偵測。」如果最高法院咨詢我的看法，我會站在法官懷特（White）和斯卡利亞（Scalia）一邊，要求這種改動必須有一個限度。和許多語言學家一樣，我並不認為我們可以更改說話者的言辭（包括語法和句法）而不改變它的實際意思。
這些事實說明，現實生活中的語言遠比「The dog likes ice cream」這樣的句子複雜得多，要瞭解一個句子的含義，僅靠句法剖析是遠遠不夠的。對於解讀者而言，樹形圖反映出的語義信息僅僅是針對說話者意圖的複雜推理中的一個前提。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即便是無比誠實之人也很少將所有事實和盤托出？
第一個原因是談話的直播性。以尼克松等人的談話為例：在談到「水門事件」的調查情況時，如果談話者每次都要將「美國參議院『水門事件』特別調查委員會」這個概念完整地表述出來，這場談話根本就無法繼續下去。一旦前面的談話中提到過這個機構，後面只要用「歐文的事」（the Ervin thing）或者「它」（it）來代稱就可以了。出於同樣的原因，如果要將整個談話的邏輯鏈條全部用語言表述出來，顯然也會浪費許多時間。
亨特知道是誰下令讓他派人潛入水門大廈的。
下令者可能來自我們政府內部。
如果他的確來自政府內部、而他的身份又被曝光的話，整個政府將面臨災難。
亨特打算說出下令者是誰，因為這可能會減輕他的刑期。
世界上有些人會為了金錢而冒險。
因此亨特可能會為了金錢而隱瞞幕後老闆的身份。
有理由相信，12萬美元對亨特來說是一筆不菲的數目，足以讓他隱瞞下令者的身份。
亨特現在會接受這筆錢，但他將來很可能繼續敲詐我們。
不過，只要能讓他短期內保持安靜就行，因為幾個月後，媒體和公眾可能會對「水門事件」失去關注的興趣。如果他到那時再說出下令者的身份，對我們政府造成的負面影響就不會太大。
因此，從自身利益的角度考慮，我們應該付給亨特一筆重金，讓他保持沉默，直到公眾對「水門事件」的關注逐漸減退。
相比之下，「你的當務之急就是給亨特12萬美元或者別的什麼」這句話就顯得更有效率了。
不過，這種效率取決於談話者之間所共享的背景知識以及對人類行為心理的瞭解。只有借助這種知識，他們才能對談話中的各種名稱、代詞以及簡單描述進行前後參照，以理順各個句子之間的邏輯關聯。如果缺乏共同的背景知識，比如說談話的一方來自不同的文化，或者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者是一台機器設備，那麼即便是最好的句法剖析器也無法解讀出句子的全部含義。一些計算機科學家試圖為計算機制定一些擁有固定模式的「談話腳本」，比如說餐廳用餐或者生日聚會用語，希望能幫助計算機填補談話中所缺失的內容，以達到理解的目的。另一組研究人員則試圖教會計算機理解人類的一些基本常識，他們認為這些基本常識是由上千萬個事實構成的。你只要看看下面這組簡短對話，想一想其中包含了多少有關人類行為的背景信息，就可以知道這是多麼艱巨的一項任務了：
女：我要離開你。
男：他是誰?
所以說，要理解一個句子，就必須將從句中搜集到的所有信息碎片整合起來，形成一組龐大的心理數據。為了做到這一點，說話者不能僅僅將事實一個接一個地送進聽者的耳朵。人類知識並不是一張縱向排列的事實清單，而是一個複雜的網絡系統。因此當說話者準備用語言來表達一連串事實時，他必須用特定的方式來組織語言，以確保聽者可以將每個事實納入已有的知識框架中。因此在組織句子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首先將已知信息和談話主題表述出來（通常充當句子的主語），而將新鮮的內容、問題的焦點以及發表的意見放在最後。被動句的另一個功能就是將主題置於句子之首。威廉姆斯在《風格：清晰、優雅地寫作》一書中指出，如果句子討論的主題與動詞的邏輯賓語有角色上的關聯，我們就可以完全不顧「避免使用被動句」的寫作建議。我們來看下面這個由兩個句子構成的一段話：
Some astonishing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ve been raised by scientists studying the nature of black holes in space. The collapse of a dead star into a point perhaps no larger than a marble creates a black hole.
研究宇宙黑洞的科學家對宇宙的本質提出了一些驚人的質疑。死亡的恆星因為引力坍塌而縮小到彈珠大小，由此形成黑洞。
第二句話看上去與第一句話似乎並無關聯，但如果用被動句來表述的話就通順得多了：
Some astonishing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ve been raised by scientists studying the nature of black holes in space. A black hole is created by the collapse of a dead star into a point perhaps no larger than a marble.
研究宇宙黑洞的科學家們對宇宙的本質提出了一些驚人的質疑。黑洞是死亡的恆星因為引力坍塌而縮小到彈珠大小所形成的。
在這段話中，第二句與第一句的關係就顯得更為連貫了，因為它的主語「黑洞」是句子的主題，而其謂語則為這個主題增添了新的信息。在長篇的談話和文章中，出色的作家和演說者會將上一個句子的焦點作為下一個句子的主題，以此確保思路的清晰連貫。
如何將句子組織成一段話，並依據上下文的關係對其進行解讀，對這方面的研究（有時被稱為語用學）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發現。最早揭示這個發現的是哲學家保羅·格萊斯（Paul Grice），近年來它又得到了人類學家丹·斯珀伯（Dan Sperber）和語言學家迪爾德麗·威爾遜（Deirdre Wilson）的修正和完善。人類的溝通行為依靠的是說話者和聽者相互之間的通力合作。說話者需要佔用聽者寶貴的注意力，以確保聽者接收到的都是重要信息，例如一些未知的事件和與聽者所思所想密切相關的內容，以便聽者可以輕鬆地得出新的論斷。因此，聽者心中期待著說話者提供豐富可靠、明確簡潔、條理清楚的信息。這種期待可以幫助聽者剔除歧義句中的干擾信息，將片段式的話語句進行整合，繞過說話者所犯的口誤，猜測代詞和描述語的指代對象，以及填補對話中缺失的環節。然而，如果聽者不願合作，甚至心存敵意，這些缺失的信息就必須清楚明白地表述出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才會在法定合同上看到繁複冗長的文字，例如「party of the first part」（合同的甲方）、「all rights under said copyright and all renewals thereof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基於上述版權及其由此產生的所有續展之下的權利都以本協議各項條款為準）。
然而，上面所說的有趣發現是：這些溝通原則常常會被人為打破。說話者往往會刻意說一些與主題毫不相關的話，以便讓聽者品出弦外之音。下面這封推薦信就是一個最常見的例子：
親愛的平克教授：
我很高興能向您推薦歐文·史密斯。史密斯先生是一名模範學生。他穿著得體，非常守時。我認識史密斯先生已有三年了，從各方面來說我都覺得他是一個最具合作精神的人。他的妻子也極其迷人。
約翰·瓊斯教授
儘管這封信裡滿是客觀、積極的評價，但它卻完全毀掉了史密斯先生獲得職位的機會。這封推薦信並未包含收信人想要知道的內容，因此違背了說話者必須提供信息的原則。然而依據慣例，收信人會假定對方的溝通目的一定與主題相關，即使信件內容並沒有表現出來。因此他會根據這封信的內容做出這樣的推斷：寫信的人其實並不認為史密斯先生具有足夠的資格。但是，為什麼寫信者需要這樣拐彎抹角，而不直接說「別理會史密斯，他笨得像頭豬」呢？收信人也可以做出進一步的推斷：寫信者心地善良，並不想傷害那些求他幫忙的人。
可見，人們懂得利用成功交流所必需的心理期待，將自己的真正意圖埋藏在表面意思之下。人類的交流與傳真機之間的信息互傳並不一樣，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他生性敏感，詭計多端，而且喜歡揣摩對方的心理，這使得人類的交流變成了一場心智的互動表演。當我們將話語送入他人耳中時，我們的真實目的是影響他人的看法，揭示自己的意圖。無論這個意圖是好是壞，可是表面看起來卻似乎是在為他人著想。最能說明這一點的莫過於每個社會都擁有的「禮貌用語」，在這些禮貌用語中，真實的意圖都是用曲折委婉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而非直言不諱。例如這句話「I was wondering if you would be able to drive me to the airport」（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夠開車帶我去機場），從字面上看，這是一句毫不相干的廢話。你為什麼要告訴我你在想什麼？你為什麼要猜測我是否有能力送你去機場？是什麼樣的情形讓你做出這種猜測？當然，這句話的真實意圖就是「送我去機場」，這一點兒不難推斷，但是你並沒有把它直接說出來，所以我有推脫的餘地，這也就避免了直接發號施令所可能導致的尷尬局面。此外，有意違反語言交流的潛在規則，也催生出了反語、幽默、比喻、諷刺、反詰、虛飾、勸說和詩歌等豐富多彩的「非直義語言」（nonliteral language）。
最後，我們可以用比喻和幽默的方式來分別概括解讀句意時的兩種心智表現。我們多數時候都是用「管道傳遞」來比喻日常的語言交流，它揭示的是句法剖析的過程。在這個比喻中，思想是物體，句子是容器，而交流則是傳遞過程。我們將思想收集起來，裝入句子之中，然後再將它郵遞到聽者手中；聽者則可以將句子打開，拿出裡面的東西。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這個比喻具有一定的誤導性，解讀語言的整個過程其實更像下面這個笑話；兩個精神分析學家在路上巧遇，一個說：「早上好。」另一個則在想：「他說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