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著你的兄弟微笑。」年輕血液樂隊這樣唱道。「人類的兄弟之情。」約翰·列儂（John Lennon）這樣唱道。當我們談到善行，我們用與親緣有關的語言。我們的天父、上帝父親、神父、聖誕（之父）老人、父親般的長者、愛國主義（大地恩情）。母國、教會母堂、女修道院院長（嬤嬤）、母親之情與蘋果派、母系。親兄弟、黑人兄弟、戰友兄弟、兄弟情誼、廟堂兄弟情、教友弟兄、大學兄弟會。姐妹情誼、姐妹城市、靈魂姐妹、慈善修女會會員、女生姐妹聯誼會。人類大家庭、犯罪家族、一個歡樂的大家庭。
親緣關係的隱喻傳遞著一個簡單的信息：善意地對待某些人，就像對待你的血緣之親一樣。我們都能理解這個預設前提：親緣之愛是自然而然的；非親緣之愛則不然。這是一個社會性世界的基本事實，指導著我們從小到大的成長，乃至帝國和宗教的興衰。對其的解釋是直截了當的：親屬間共有的基因要比非親屬間多得多。因此，如果一個基因使得一個有機體令一個親戚受益，那麼它使自己的一個複製因子獲益的可能性也很大。有了這樣的優勢，幫助親屬的基因的數量就會在代際之間增加。動物王國的絕大多數利他行為都是使施與者的親屬受益。親屬導向的利他行為的最極端例子就是像螞蟻、蜜蜂這樣的社會性昆蟲，其中，單個工蟻/工蜂將它們的一切都奉獻給了所在的群體。它們永遠不能繁衍後代，會用自殺性的策略保衛其群體，比如朝入侵者噴出有毒的化學物質而這卻會毀掉自身，或者用毒刺蜇敵人而毒刺拔出時自己的身體也隨之分裂。這種奉獻很大程度上緣於一種不尋常的遺傳系統，使得它們與姐妹們的關係比與自己的兒女（如果有的話）的關係更為緊密。通過保衛群體，它們幫助母親們繁衍姐妹，而不是繁衍自己的後代。
基因不能彼此打電話聯繫或是直接操控對方的行為。在人類中，「親緣利他行為」和「使一個人的基因受益」是對兩組心理設施的簡略表達：一個是認知的，一個是情感的。
人類具備學習其家族譜系的願望和能力。家譜學（genealogy）是一種特殊的知識。第一，其關係是數字式的。你要麼是某個人的母親，要麼不是。你可以有80%的把握確信比爾是約翰的父親，但這不等同於認為比爾是約翰80%的父親。當我們講到半兄弟時（half-brother），每個人都知道這指的是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第二，親戚是一種關係。沒有人是單純的父親或姐妹，他們必須是某個人的父親或姐妹。第三，親戚是拓撲網狀的。每個人都是一個網中的一個結點，這個網的連接由父母身份、輩分和性別來界定。親戚關係的術語是可以從這個網的幾何和標記中讀取的邏輯表述。例如，「平行表親」是指一個人的父親的兄弟的孩子或者母親的姐妹的孩子。第四，親戚是獨立的。年齡、出生地、熟悉程度、地位、職業、星座，還有所有其他我們可以用來將人歸類的類別，都與親緣類別處於不同的平面，而且在我們計算親緣關係時無須參照這些類別。
智人癡迷於親屬關係。在世界各地，當人們談論自己時，他們都會首先講到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聯繫。在許多社會中，特別是在前農業文明群體中，人們會不假思索地說出他們的一長串家族譜系。而對於被收養者、兒童難民或是奴隸的後裔來說，對生物親緣關係的好奇能夠成為一生追尋的驅動力。（企業家們希望利用這一動機，他們寄送一些由計算機印出的明信片，稱可以提供服務追溯史蒂芬·平克的祖先，找到平克的家族印鑒和盾形紋章。）當然，人們一般不會去檢測彼此的DNA，而是會通過間接的方法評估親屬關係。許多動物是通過嗅覺。人類則通過幾種信息：和誰一起長大的，誰和誰相像，人們如何相互交流，可靠的來源怎麼說，以及從其他的親屬關係中可以用邏輯推斷出什麼。
一旦我們知道了我們是如何與其他人相關的，親屬關係心理學的另一個成分就破門而入了。我們會對親戚們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團結、同情、容忍和信任，並添加到我們對他們本來就有的其他感受上去。（據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歌描述：「家，就是一定程度上你不必配得上的東西。」）這種人們對親屬多加的良好意願是根據一種情感來定量發放的，這種情感反映了善行有助於親戚傳播自己基因的副本。而這又取決於該親戚與自己在家族譜系中的親密程度、人們對這種親密的信心，以及這種善意對親戚繁殖前景的影響（這依賴於年齡和需要）。所以，父母愛他們的孩子甚於其他任何人，表（堂）兄弟姐妹彼此相親相愛，但程度不如親兄弟姐妹之間的情誼等。當然，沒有人會鼓搗遺傳和精算數據，然後決定愛多少。相反，親緣之愛的心理程序在演化過程中得以校準，這種愛與祖先環境中的概率相關，即愛的行為會使基因傳播因愛而受益的概率。
你或許會認為這只不過是血濃於水的老調重彈。但在當今的學術界，這種提法是一個令人駭異、激進的論點。一個想要從社會心理學教科書中瞭解人類相互交流影響的火星人，會對人類對待他們的親戚和對待陌生人之間的差異一無所知。一些人類學家認為，我們的親緣感與生物相關性毫無干係。女性主義學者和咖啡館知識分子的傳統智慧會得出一些令人驚訝的結論：丈夫、妻子和孩子組成的核心家庭是在過去的若干世紀和非西方世界中不為人知的歷史性異常行為；在原始部落中，婚姻是不常見的，人們的性關係混亂且杜絕嫉妒心；在整個歷史中，新郎和新娘在他們的婚姻中沒有發言權；浪漫之愛是中世紀普羅旺斯的行吟詩人所發明的，它是由騎士對已婚女子的通姦之愛組成的；小孩曾經被認為是微型的成人；在古代，孩子的死亡率很高，以至於母親對喪失孩子都不會受太大的影響；對孩子的關愛是最近的發明。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血的確濃於水，只要有人類存在的地方都不可能免受我們這一部分心理的影響。
在所有的社會中，家庭都是重要的，家庭的核心是母親和她生物意義上的孩子。所有的社會都有婚姻。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公開達成一種聯盟，其基本目標是為了孩子；男人有「權利」在性方面獨佔女人；雙方都有義務為他們的孩子做出投資。具體細節往往會因所在社會的血緣關係模式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當男人確信他們是他們妻子的孩子的父親時，核心家庭就形成了，通常是在丈夫的擴展血親附近。在一些較少數的社會中，若男人對此不太確信（例如，當他們較長時間離開去服兵役或從事農活時），核心家庭就居住在離母親親屬較近的地方，而孩子們主要的男性捐助人是他們最近的血親，即他們的舅舅。即使那樣，生物血緣上的父親身份也是被認可和看重的。雙方的大家庭都從婚姻和孩子中獲益，孩子對父母雙方大家庭都感覺團結一致，哪怕正式的出身規則只認可其中一方（正如我們自己的姓可以根據父系的家庭估計出來）。
當女人住在她們的親戚附近並讓男人也搬過去時通常會過得更好，因為她們周圍有父親、兄弟和叔伯，可以在她們與丈夫發生糾紛時趕來援助。這種動態關係形象地反映在電影《教父》中，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扮演的角色的兒子桑尼·柯里昂當他發現他的妹夫毆打他妹妹時，幾乎殺了他的妹夫。生活在20年後複製了電影情節，現實生活中白蘭度的兒子克裡斯蒂安·白蘭度（Christian Brando），當發現他妹妹的男朋友毆打她時，就真的殺了那個男人。當女人不得不離開自己家而住在丈夫家附近時，她的丈夫就有可能殘酷地對待她而免於懲罰。在許多社會中，姑（姨）表親之間的婚姻是受到鼓勵的，而這種婚姻也相對和諧，因為丈夫與妻子之間的爭吵通常被他們彼此間作為血親的同情所緩解了。
近些年來，談論父母之愛與生物血緣關係的相關性是不禮貌的，因為這聽起來像是對許多收養子女和繼子（女）的父母的詆毀。夫婦雙方當然都愛他們收養的孩子；如果他們不是異乎尋常地願意承擔責任，模擬自然的家庭情形，他們開始就不會收養。但是繼父母家庭則有所不同。繼父母尋找的是一個配偶，而不是孩子；孩子是作為達成婚姻契約的一項成本。繼父母的聲名不佳，甚至在《韋氏大詞典》中，「繼母」的兩個定義中的一個就是這樣寫的：「沒有付出適當關愛或關注的人。」心理學家馬丁·達利（Martin Daly）和馬戈·威爾遜（Margo Wilson）評論說：
對繼父母的負面特徵化絕不是我們的文化所特有的。參閱斯蒂斯·湯姆森（Stith Thompson）的大部頭《民間文學主題索引》（Motif-Index of Folk Literature）的民俗學者會碰到這樣精煉的概要，如「惡繼母命令繼女去死」（愛爾蘭神話故事），還有「惡繼母在商人丈夫不在時令繼女工作至死」（印度）。為方便起見，湯姆森將繼父的故事分為兩類：「殘暴的繼父」和「色情貪婪的繼父」。從愛斯基摩人到印度尼西亞人，幾十個傳說故事中，繼父母沒有一個不是壞蛋、惡棍的。
達利和威爾遜注意到，許多社會科學家推測，困擾繼父母子女關係的難題是由於「殘暴的繼父母的神話傳說」所造成的。他們問道，那為什麼在這麼多文化中，繼父母就同樣都是被誹謗中傷的目標呢？他們自己的解釋則更為直接。
灰姑娘故事的普遍性……確實反映了人類社會某種基本的、經常性的緊張狀態。女性在人類歷史中一定是常常連同未成年的孩子一起被拋棄的，父親和母親常常過早地鰥寡獨居。如果倖存者希望組成新的婚姻家庭，那麼孩子則會成為問題。在提科皮亞人和亞諾馬莫人中，丈夫要求他的新妻子和前夫生的孩子去死。其他的解決辦法包括將孩子留給絕經後的母系親屬，以及利維拉特婚姻中一種廣為流行的風俗：寡婦和她的孩子被死去男人的兄弟或其他近親所繼承獲得。在缺乏這類安排時，孩子們不得不作為繼子（女）由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來照看，而看護者對這些孩子幸福與否並不特別在意。所以，孩子們當然有理由感到驚慌了。
在一項對情緒健康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研究中，只有1/2的繼父和1/4的繼母稱他們對繼子女有「為人父母般的感情」，而稱「愛」繼子女的人則更少。無數關於重新組建家庭的通俗心理學著作都圍繞著一個主旨：應對敵意對抗。許多專業人士建議，存在敵意對抗的家庭應當放棄複製一個生物血親家庭的理想。達利和威爾遜發現，繼父母的身份是指認虐待兒童最有力的風險因素。在最嚴重的虐待——殺人案中，一個繼父母比一個親生父母殺死年幼孩子的可能性要高40～100倍，即使考慮到了一些可能的干擾因素也是如此——貧窮、母親的年齡、傾向再婚的人的性格特質等。
繼父母並不比其他任何人更殘暴。為人父母在所有人類關係中以其單方面性而尤顯獨特。父母給予；孩子接受。出於顯而易見的演化原因，人們生來就想要為自己的孩子，而不是為任何其他人做出這些犧牲。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更糟的是孩子們生來就要求成人承擔關愛而做出犧牲，這就使得那些除父母和近親之外的人深感厭煩。作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說：「我愛孩子，特別是當他們哭時，因為那樣就有人把他們帶走了。」但如果你是和孩子的父母結婚，則沒有人會把他們帶走。繼父母對於繼子女的冷漠，甚至敵意，只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自然反應而已。而親生父母的那種永無止境的耐心和慷慨才是特別的。這一點不應當減少我們對許多善良繼父母的感激之情；如果有的話，就應當將其發揚光大，因為他們才是極其善良且樂於自我犧牲的一群人。
常常有人說，你更可能被家裡的一個親戚而不是街頭的劫匪殺死。這在任何對演化理論有所瞭解的人聽來，都很可疑，而且它也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
蓄意謀殺的統計數字是人類關係理論的一項重要證據。正如達利和威爾遜所解釋的，「殺死一個人是終極的衝突解決技術，我們的祖先早在他們成為人之前就發現這點了」。殺人不能被當作是一個病態心理或病態社會的產物而輕易註銷。在大多數情況下，殺人是未經計劃的，也並非出於本意；它是一個逐步升級戰鬥的災難性頂點，其中的緊急應對措施實施得過了頭。每一次殺戮的背後都必定有無數次冷靜下來的爭論和無數次沒有實施的威脅。這使得謀殺成為對衝突及其原因的最佳鑒定。不同於那些程度較輕的衝突，只能通過參與者敷衍了事的報告才能發現；他殺留下來的是一個失蹤的人或是一具死屍，這是很難被忽略的，蓄意謀殺案都要經過仔細認真的調查和記錄。
人們有時確實會謀殺他們的親戚，包括殺嬰（infanticides）、殺害親生孩子（filicides）、殺害親生父母（parricides）、殺害母親（matricides）、殺害父親（fratricides）、殺害親兄弟姐妹（siblicides）、殺妻（uxoricides）、殺害家庭成員（familicides），以及其他一些沒有命名的殺害親屬的種類。在一個美國城市收集的典型樣本中，1/4的謀殺是由陌生人實施的，1/2是由相識的人做的，還有1/4是「親戚」干的。但絕大多數親戚都不是血親。他們是配偶、姻親，或者是繼父母與繼子女的關係。只有2%～6%的受害者是被他們的血親殺害的。事實上，這一估計數據也過高了。人們見他們的血親的次數比見其他人更為頻繁，因此親戚更常處於攻擊距離之內。當人們專注於考察那些經常住在一起的人時，這樣相互作用與影響的機會就被保持恆定了，人們發現被一個非親屬的人殺害的風險要比被一個血親殺害的風險高至少10倍，甚至還有可能更高。
血親之間衝突的降級是更大模式的親戚團結的一部分，這被稱為任人唯親。這個詞的日常運用指的是對親戚賜予恩惠，比如說提供一份工作或社會階層的特權。制度性的任人唯親在社會中是不合法的，儘管它在實際中有廣泛的運用，在大多數社會中，人們如果聽到說這種任人唯親是合法的反而會感到奇怪。在許多國家，一位新上任的政府官員會公然開除他下屬的所有公務員，並代之以自己的親戚。親戚是天然的盟友，在發明農業和城市之前，社會的組織圍繞的正是血緣氏族關係。人類學最基本的一個問題就是，原始人群是如何被分為不同的群落或村莊的，通常是50人左右為一單位，儘管根據時間和地點的不同會有所差異。拿破侖·查格諾（Napoleon Chagnon）搜集了大量細緻的族譜，這些族譜反映了他研究長達30年的亞馬孫熱帶雨林的採集種植原始人群，雅諾馬馬人的幾千個成員之間的聯繫。他的研究證明了親緣關係是如何像黏合劑一樣將村落凝聚在一起的。近親之間的打鬥較少，在打鬥中相互助拳的更多。當村裡人口增長時，村子就會逐漸分裂了，村民們彼此之間的聯繫也不再親密，且越來越相互厭煩和提防。當爭鬥發生時，忠誠是根據血緣而區分的，其中一方會帶著較近的親屬出走組成另一個新的村落。
配偶是虛構親屬的一個最熟悉的例子：虛構親屬指的是親屬但遺傳上不相關的人，但他們能感受到通常親屬之間才能感受到的情感。生物學家理查德·亞歷山大（Richard Alexander）指出，如果配偶是忠誠的，如果雙方都是代表婚姻家庭中的孩子而不是其他血親而行動，如果婚姻對雙方都是終身的，那麼夫妻雙方的基因遺傳利益就是相同的。他們的基因緊密地連接在一起，連接在孩子身上，對婚姻中一方有好處的事情必然對另一方也有好處。在這種理想化的條件下，婚姻之愛應當比任何其他種類的愛都強烈。
在現實中，人們的血親確實會表現出一些忠誠，但沒有人能確定配偶是100%忠實的，這種確定遠小於對配偶永不會背棄或死去的確定程度。在一個心智簡單的物種中，配偶之愛的強度大概被設定在某個中等適宜的水平，並反映出任人唯親、不忠行為、背棄和鰥寡生活的總體概率。但人類對婚姻的細節很敏感，並針對性地在情緒上做出相應的微調。公婆或岳父母、不忠、繼子女是婚姻主要的衝突來源，這並不令生物學家感到奇怪。
由於配偶雙方的基因是相互關聯的，而兩方也都與他或她各自的親屬共享基因，所以親屬對於這對配偶的婚姻既有興趣也攸關利益[19]。如果你兒子娶了我女兒，我們基因的運氣部分地與我們共同的（外）孫子/女聯繫在一起，以至於對你好的對我也好。婚姻使得姻親成為天然的聯盟，這就是為什麼在所有文化中，婚姻是兩個家族間的聯盟，而不僅僅是配偶雙方聯盟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當父母對成年子女具有權威時，就像在所有文化中他們一直都擁有的那樣，孩子是極好的交易物品。既然我的孩子們不想彼此之間結婚，你又有我需要的東西——我孩子的配偶，因而嫁妝和聘禮在人類文化中十分普遍，儘管像地位和與第三方衝突時表現出效忠也是交易時要考慮的因素。像所有的商業交易一樣，成功地出售或交易子女證明了各方的誠意，使得他們在未來更加可能相互信任。所以，姻親既是基因遺傳上的合作夥伴，也是生意上的夥伴。
對於眼光長遠的父母來說，應當仔細認真地選擇姻親關係。父母不僅要評估未來親家的資產和誠信度，還應估量隨著（外）孫子/女共同遺傳利益而免費搭送的美意是否會用到最佳用途上。它可能要被浪費在本已安全的聯盟或不能改變的對手身上，但也可能極大地改善相互有一定共同基礎的氏族關係。策略性地匹配是親緣心理學的一個結果，另一個結果是有關誰能和誰結婚的規則。在許多文化中，和自己的交叉（堂）表親結婚是被鼓勵的，而和自己的平行（堂）表親結婚則是被禁止的。交叉（堂）表親是你母親兄弟的孩子或是你父親姐妹的孩子；平行（堂）表親是指你母親姐妹的孩子或你父親兄弟的孩子。這有什麼區別呢？設想最常見的包辦婚姻，即在有親戚關係的男性氏族之間交換女兒，想像一下你自己為在幾個（堂）表兄弟（姐妹）之間選擇與誰結婚而大費腦筋（你是男是女沒有關係）。如果你娶（嫁）你的交叉（堂）表親，你的婚姻是與一個已證實的交易夥伴在交換：你自己的家庭（由你爺爺主持的家庭）以前曾與這個氏族交換過新娘（你母親和你姨母）。如果你娶（嫁）的是你的平行（堂）表親，要麼你的婚姻是氏族內部的，（如果你父親和你未婚妻〈夫〉是兄弟），因而沒帶來任何外部物品，要麼你是在與一個陌生氏族的成員結婚（如果你母親和你未婚妻〈夫〉的母親是姐妹）。
這些陰謀策劃產生了兩個現代親緣關係神話：在傳統社會中，人們對自己和誰結婚沒有發言權；親屬關係與遺傳的相關程度沒有關係。第一個神話的可信之處在於，任何地方的父母都會盡可能地運用自己所能發揮的權力來影響他們的孩子同誰結婚。但是，孩子並不會被動地接受父母的選擇。任何人對自己想與誰結婚都有著有力的情緒表達——即浪漫之愛。訂婚往往表現出父母和孩子之間尖銳的意願衝突。即使父母有最終的決定權，孩子也會夜以繼日地遊說父母，以便其瞭解自己的感受，而這種感受幾乎總是會影響決策。肖洛姆·阿萊赫姆（Sholem Aleichem）的《泰維埃與他的女兒們》（Tevye's Daughters，改編為音樂劇《屋頂上的小提琴手》）中的場景表達的就是這種衝突，而類似的場景也見於世界各處。
孩子們的私奔，是父母的不幸。關乎一生的交易或策略機會也許就此付諸東流。更糟糕的是，如果父母在多年前就對此婚姻許下諾言——這往往經常發生，因為孩子的出生時間不同，而交易必須等到孩子都達到可結婚的年齡才能達成——父母如今無可交易了，只好寄望於高利貸的憐憫了。或者父母礙於他人的眼光，去為出走的孩子購買一個配偶。因子女出走而無法履行婚姻協議是傳統社會中世仇和戰爭的主要原因。由於利益如此攸關，難怪父母一代總是傳教說，浪漫之愛是愚蠢可笑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那些下結論說浪漫之愛是中世紀行吟詩人或是好萊塢編劇的新近發明的知識分子，只不過是輕信了這種教條宣傳的表面說法而已。
那些將虛構親屬視為是親緣關係與生物學無關的證據的人同時也接受另一個官方學說。婚姻規則的一個大問題是有時一個孩子可能會沒有符合條件的配偶。——比如強制實行交叉（堂）表親之間的通婚，會導致一個群體的年齡和性別混合有所波動，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在這些規則下，挑戰在於如何能既照其行事，而又不使之成為鬧劇。一個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就是重新界定誰與誰有關係。一個符合條件的單身漢可以被稱作是交叉（堂）表親，即使家譜圖並不這樣說，這樣就能使得一個女兒免於孤獨終老，而又沒有為其他孩子開可以任意選擇喜歡的人結婚的先河。但在本質上，沒有人會被這些維護面子的方法所愚弄。還有一種類似的虛偽行為適用於另一種虛構親屬。由於親緣情感是如此強烈，控制者會試圖通過將非親屬稱呼為非親屬的親屬，從而增強非親屬間的團結。這種策略自古以來屢見不鮮，從部落首領到現代傳道者，再到感情豐富的搖滾歌手。但即使在最鄭重地公開認同虛擬親屬的部落，如果你私下裡追問某個人，他會承認誰和誰其實並不是他的兄弟或（堂）表兄弟。當人們在爭議中露出本色時，這種本色將會與血緣親屬聯繫在一起，而不是與虛構親屬聯繫在一起。許多現代父母會告訴他們的孩子將家庭的友人稱呼為叔叔和阿姨。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和我的朋友們常把他們稱作是我們的假叔叔和假阿姨。而孩子們通常也會更加堅決地抗拒普遍的壓力，不叫他們的新繼父母為爸爸媽媽。
幾千年來，親緣情感甚至塑造出了最大的社會。父母之愛甚至能夠通過贈予禮物和繼承延伸到幾代人之後。父母之愛引出了政治的最基本悖論：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同時保持公正、自由和平等。如果它是公正的，更努力工作的人就能積累得更多。如果是自由的，人們會將他們的財富交給他們的孩子。但那樣就不可能是平等的了，因為有些人會繼承到遺產，而有些人則沒有。自從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讓人注意到這種交替取捨關係，絕大多數政治意識形態都可以根據它們對這些理想所採取的立場來界定。
親緣團結的另一個令人驚訝的結果是，家庭是一個顛覆性組織。這個結論公然對抗認為教堂和國家一直是家庭的堅定維護者的右翼觀點，以及認為家庭被設計用來壓迫女性、削弱階層團結和製造易控制消費者的資產階級的、由男性主宰的機制的左翼觀點。記者費迪南·芒特（Ferdinand Mount）記錄了歷史上每一次政治和宗教運動都是在尋求削弱家庭。原因很明顯，家庭不僅會與其他機構競爭一個人的忠誠，而且還是一個有著不平等優勢的競爭對手：親戚間生來就比同志間更加關心彼此。他們相互之間贈予裙帶關係的收益，原諒通常會消極影響其他組織的日常摩擦，毫無顧慮地對成員的錯誤行為加以報復。納粹主義以及其他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總是要求一種新的、「高於」家庭維繫並與之相反的忠誠。宗教從早期的基督教到統一教會都是如此（「我們現在是你的家人了！」）。《馬太福音》中，耶穌說：
不要認為我是來帶給世界和平的：我來不是要帶來和平，而是要帶來紛爭。因為我來是要叫人與父親分歧，女兒與母親分歧，兒媳婦與婆婆分歧。一個人的敵人將是他自己家裡的人。愛父母甚過愛我的不配做我的門徒；愛兒女甚過愛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門徒。
當耶穌說「讓小孩子們到我這裡來」時，他是在說他們不應當到他們的父母那裡去。
成功的宗教和國家最終認識到，它們不得不與家庭共同存在，但它們竭盡所能控制家庭，特別是那些最有威脅性的家庭。人類學家南希·桑希爾（Nancy Thornhill）發現，在大多數文化中，創造禁止亂倫的法律並不是為了處理兄弟姐妹的通婚，兄弟姐妹一開始就不想結婚。儘管兄弟姐妹亂倫可以包含在禁令之內並有助於使禁令合理化，但該項法律的真正目標是禁止那些威脅到法律制定者利益的婚姻。法律禁止關係較遠的親戚，如（堂）表兄弟姐妹之間通婚，這是由等級社會的統治者制定頒布的，旨在阻止財富和權力聚集到家庭中，可能會傷害未來的對手。人類學家勞拉·貝齊格（Laura Betzig）解釋了中世紀教堂對性和婚姻的統治也是反對家族式王朝的武器。在封建社會的歐洲，父母無法將地產分為均等的幾份遺贈給所有的孩子。小塊土地不能再細分給每一位後代，否則太小的土地就沒有用了，土地的所有權只能落在一位繼承人身上。長子繼承製的慣例就應運而生了，所有的東西都歸最年長的兒子所有，其他的兒子們要自己上路追尋各自的生活，往往是加入軍隊或是教會。因此，教會中滿是些得不到繼承權的年輕兒子們，他們控制了婚姻的制定規則，使得財產所有者和持有者們難於保有合法的繼承者。如果他們死後無子，財產所有權將會歸到本沒有繼承權的兄弟或者他們所服務的教會那裡。根據他們制定的法律，一個男人不能與沒有孩子的妻子離婚，不能在她們還在世時再婚，不能領養繼承人，不能與比第七重（堂）表姐妹還近的女人生育具有繼承權的孩子，或不能在不同的特殊日子行房事累計超過半年。亨利八世的故事提示我們，大量的歐洲歷史都是在圍繞著試圖利用家庭感情來謀取政治收益——戰略性婚姻來爭取有繼承權的且有權勢的人，與試圖阻止他們達到目的的另一些有權勢的人之間的鬥爭。
父母與孩子
對一個由自然選擇而設計的有機體而言，留下後代是其存在的理由，也是所有辛勞和奮鬥的目標。父母對孩子的愛應當是巨大的，實際上也確實如此。但它不應當是沒有邊界的。羅伯特·特裡弗斯（Robert Trivers）發現了遺傳對家庭心理學的一個微妙但深刻的意義。
在大多數物種中，父母將自己50%的基因遺傳給每一個子女。在下一代中最大化基因數量的一個策略就是，盡可能快又多地繁衍嬰兒。大多數有機體都是這麼做的。但嬰兒有機體比成年有機體更易受傷害，因為他們很小又缺乏生存經驗，在大多數物種中，大多數嬰兒都沒能活到成年。所有有機體因而面臨著一個分配自己時間、卡路里和風險的「選擇」：是照顧一個現有的子女提高其存活概率，還是快速製造出大量新的子女讓他們自謀生計。根據物種具體所處的生態環境和身體構造的不同，每種策略在遺傳上都可能是有利可圖的。鳥類和哺乳類動物選擇照顧它們的子女，哺乳動物甚至演化出器官，從自己身體裡虹吸出營養並包起來供子女食用——稱作乳汁。鳥類和哺乳類動物為子女投入卡路里、時間、風險和自己身體的損耗，其回報體現在子女預期壽命的延長上。
在理論上，父母可以走得更極端些，終生照顧自己的初生兒——比方說，餵它哺乳直到父母因年邁而死去。但這樣做沒什麼意義，因為在某個時候，轉化為乳汁的卡路里可以更好地用到養育和哺乳另一個新生子女身上。隨著初生兒的逐漸長大，每一克額外的乳汁對其生存也越來越不重要，新生兒會變得越來越強壯，並足以自己尋覓食物。因此，年紀更小的子女便成了更好的投資對象，所以母親就應該給年紀大的子女斷奶。
父母應當將投入從年長的孩子轉到年幼的孩子身上，尤其當這樣做為年幼孩子帶來的收益超過年長孩子所承擔的成本時。這種推測是基於兩個孩子與父母同等相關的事實。但這種估算是從父母的角度來說的，第一個孩子則不這麼看。他有50%的基因與他的弟弟或妹妹相同，但他與自己共享著100%的基因。他所關心的是，父母應當繼續為他投入，直到弟弟妹妹從對他們的投入中獲得的收益兩倍於他所承擔的成本。父母的遺傳利益與孩子的遺傳利益就此分歧。每個孩子想要的父母關愛都比父母願意給予的要多，因為父母想對所有的孩子都給予相同的投入（相對於他們的需要而言），而每個孩子都想要父母給自己的投入更多一些。這種緊張狀態被稱為父母-子女衝突。本質上，這是一種兄弟姐妹之間的對抗：兄弟姐妹之間競爭獲得父母的投入，而父母最高興的情況則是每個孩子都能接受相對於各自需要的同樣比例的投入。但兄弟姐妹間的這種對抗也可能和父母產生。從演化的意義上講，父母不向一個孩子投入全部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想把投入留給將來的孩子。一個孩子與其父母的衝突實際上是與未出生的兄弟姐妹之間的對抗。
一個實際的例子就是斷奶的衝突。若母親將卡路里轉化為乳汁，就不能用來生育新的孩子，所以養育抑制了排卵。在某些時候，哺乳動物母親給她們的幼崽斷奶，這樣她們的身體就能準備好再生育一個孩子。當它們這樣做時，幼獸就會不斷吵鬧，糾纏母親使其不忍拒絕，這樣在接受斷奶前還可以再吃上幾個星期或幾個月。
我在安慰我的一個同事時提到了父母-子女衝突的理論，這位同事的小兒子出生後，他兩歲的大兒子變得非常討人厭。他卻不耐煩地說：「你說半天的意思就是，人都是自私的！」由於好幾個星期睡不好覺，他這樣誤解我的意思還是可以被諒解的。很顯然，父母不是自私的；父母是已知的宇宙中最不自私的生物了。但他們也不是無限度的無私，否則孩子的每一次哭鬧和耍性子在他們聽起來都是仙樂飄飄了。同時，這個理論也不是說孩子就完全是自私的。如果是的話，他們就會謀殺每個新出生的兄弟姐妹，從而使父母所有的投入都轉給他們自己，而且會要求終生被哺乳。他們沒這樣做是因為他們部分地與他們現在和將來的兄弟姐妹有關聯。一個孩子謀殺他新出生妹妹的基因同樣也有50%的概率毀壞了他自己基因的複製品，在大多數物種中，這樣做的成本超過了獨佔母親乳汁的收益。（在有些物種中，比如像斑鬣狗和一些猛禽，其成本沒有超過收益，兄弟姐妹確實會互相殘殺。）使得一個15歲的孩子仍然想要被哺育的基因會使母親沒有機會在其他兄弟姐妹身體中製造這個基因的新複製品。這兩種成本都超過了兩倍的收益，所以大多數有機體的心中都掛念著其兄弟姐妹的利益，儘管相對於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言要打些折扣。這個理論的要點不在於孩子們想要或是父母不想給，而是孩子們想要的要多於他們的父母想給的。
父母-子女衝突在子宮裡就開始了。懷著孩子的母親彷彿籠罩著一團撫育與和諧的光芒，但在滿面紅光下，其身體內正進行著巨大的爭鬥。胎兒正努力在母親體內掘取營養，以減弱母親未來生育新孩子的能力為代價。母親則是個環境保護主義者，試圖保存身體以供後來的子嗣之用。人類胎盤是胎兒的一個組織，用於侵入母親身體、接入她的血管。通過它，胎兒會分泌出一種荷爾蒙，與母親的胰島素相連，提高母親的血糖水平以供胎兒自己使用。但由此導致的糖尿病會累及母親的健康，而隨著演化的進程，母親通過分泌更多的胰島素進行回擊，從而促使胎兒分泌更多的荷爾蒙與胰島素相連，以此類推，直到荷爾蒙濃度達到它們通常濃度的1000倍。生物學家大衛·黑格（David Haig）首先注意到懷孕期的父母-子女衝突，他指出，升高的荷爾蒙水平就像升高的嗓音，這是一個衝突的標誌。在類似的拔河爭奪中，胎兒增加母親的血壓，強行獲得更多的營養，卻以母親的健康為代價。
這種衝突一直持續到嬰兒的出生。母親的第一個決策就是要不要讓新生兒死去。殺嬰現象出現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中。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一種達爾文主義自殺的形式，並證明了其他文化的價值觀與我們的文化無法相提並論的。達利和威爾遜證明了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
所有物種的父母都面臨著一種選擇，即是否持續對新生兒給予投入。父母的投入是寶貴的資源，如果新生兒可能會死去，哺育它直到羽毛長齊就像花錢打水漂一樣沒有意義。時間和卡路里可以更好地用於哺育其他子女，重新養育新子女或等待情形變好。所以，大多數動物都會聽任它們營養不良或生病的子女死去。人類的殺嬰也基於類似的計算。在原始人群中，女性大約在快20歲時生下她們的第一個孩子，在之後營養匱乏的4年根據需要養育孩子，之後會有許多孩子在未成年之前就死去。如果一個女人幸運的話，她可以將2～3個孩子一直養大到成年。（外）祖父母的一大群孩子使農業導致了歷史性畸變，因為農業為母親的乳汁提供了替代品。即使只是將少數孩子養大成人，母親也得做出艱難的選擇。在世界上的各種文化中，女性會任由嬰兒死去，如果嬰兒的生存概率很低的話：在孩子是畸形、雙胞胎、沒有父親或父親不是這個女人的丈夫時；以及母親年紀還很小（所以還有嘗試機會），缺乏社會支持，新生兒是在上一個孩子出生不久就有的，年長的孩子帶來太多負擔，或者是養育這個孩子會導致處於絕望的境地（如饑荒）時。在現代西方社會，殺嬰行為也是類似的。有統計數字表明，任她們的嬰兒死去的母親都比較年輕、貧窮並獨身。雖然有許多種解釋，但在此方面與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一致性不太可能是巧合。
殺嬰的母親並非狠毒無情，即使在嬰兒死亡率很高時，人們也絕不會隨意處置生命。母親經歷自己的殺嬰行為就是一場無法避免的悲劇。她們為孩子感到悲痛，並且終生回憶起來都會心懷痛楚。在許多文化中，人們試圖疏遠與新生兒的感情，直到他們確定這個嬰兒能存活下來。他們可能對嬰兒不加觸摸、不起名或者不授予法律認可的身份直到危險期結束，這很像猶太人的洗禮和割禮習俗。
新任母親的情緒會驅使她做出保留嬰兒還是任其自生自滅的決定，而她的情緒又會受到這些經過精確計算的事實的影響。產後抑鬱已經被認定是一種由於分泌荷爾蒙而造成的妄想症，但正如對所有複雜情緒的解釋，人們必須提出疑問：為什麼大腦會做此設計，從而讓荷爾蒙發揮它的效應。在大多數人類演化史中，新媽媽有充分的理由停下來做出判斷。她要面臨著在一個確定的悲劇和幾年後可能更大的悲劇之間做出決策，這個抉擇不是那麼容易下的。即使在今天，一個抑鬱新生兒母親典型的反覆思量——我將如何應對這個負擔，也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新任母親的這種抑鬱在世界上另一些地方表現得更為嚴重，甚至會導致母親的殺嬰行為，這種惡劣情形包括貧窮、婚姻衝突以及母親單身等。
一種刻板印象認為，如果女人在嬰兒出生後的一個關鍵期和他或她相互交流，那麼她就會與孩子建立終生的情感依賴，所謂「紐帶」的情感反應也一定比這種刻板印象更為複雜，就像《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小精靈的捉弄對象，熱戀上了它們醒來後看到的第一個人。母親似乎從最初的對嬰兒及其當時前景的冷靜判斷，到大約一周後將嬰兒視為獨特的、美妙的個體，再到之後幾年中培養起逐漸濃厚的愛。
嬰兒是獲益的一方，它用所能使用的唯一武器——可愛，來為自己的利益鬥爭。新生兒對母親的反應超前地敏感：他們微笑、保持目光接觸、聽到母親講話就更加活躍，甚至模仿媽媽的面部表情。這些神經系統發揮作用的昭示足以融化母親的心，在是否保住這個嬰兒的細緻決策中使天平發生傾斜。行為生物學家康拉德·洛倫茨（Konrad Lorenz）指出，嬰兒的幾何形狀——大腦袋、像球一樣的頭蓋骨、大眼睛在臉的較低位置、胖乎乎的臉蛋和短短的四肢，會引發溫柔和愛。這種幾何形狀源自嬰兒加工的過程。頭那端在子宮中生長得最快，另一端在出生後才趕上來；嬰兒的腦和眼睛是逐漸長成的。洛倫茨證明了有同樣幾何形狀的動物，如鴨子和兔子，也會用可愛來打動人。在其《致米奇老鼠的生物學敬辭》（A Biological Homage to Mickey Mouse）論文中，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認為，卡通畫家利用這一幾何特性使他們的人物更有吸引力。可以想像，基因也利用了它，誇大了新生兒的幼稚特徵，特別是那些表示健康狀況良好的特徵，會使得自己在母親眼裡更加可愛。
一旦孩子被允許活下來，不同代際之間的衝突就會持續下去。子女如何在衝突中支撐下去呢？正如特裡弗斯指出的，嬰兒不能將母親摜倒在地，想要照顧時就索取到，他們得使用心理策略。嬰兒得操縱父母真心為其利益著想，誘使他們比原本想付出的給予更多。既然父母可以學會忽略那些「狼來了」的哭鬧，這些策略就得更加陰險些。嬰兒比父母更瞭解自己的狀況，因為嬰兒的大腦與全身的感覺器官都聯繫在一起。父母和嬰兒對父母回應嬰兒的需求都有好處，比如當他餓時餵他，當他冷時抱他。這就給了嬰兒一個好由頭去誘使父母比原本想的付出更多照顧。嬰兒可以在不那麼冷或餓時哭鬧或保持一個微笑直到他的目標得逞。嬰兒實際上不需要假裝。既然父母會隨演化而識別出假哭，嬰兒最有效的策略可能就是真的感覺到很悲慘，即使在沒有生物學意義上的需求時。自我欺騙或許很早就開始了。
孩子還可以用勒索的方法，在晚上嚎叫或是當眾發脾氣，父母討厭噪聲持續下去，所以易於投降。更糟的是，父母對孩子健康的關心使孩子們將他們自己作為人質，比如劇烈地發脾氣時搞破壞或拒絕做雙方都知道自己會喜歡做的事情。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孩子們非常善於使用自相矛盾式的策略（見第6章）。他們可以捂上耳朵、尖叫、不看父母的怒視或者倒退，所有這些都使他們無法接收或理解到父母的威脅。這就是頑童的演化。
另有兩個頗為流行的觀點可以替代父母-子女衝突理論。一個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它假設男孩子們有一種無意識的願望想和母親發生性關係並殺死父親，因而害怕父親閹割了自己。（類似地，在戀父情結中，小女孩們想和父親們發生性關係。）事實上的確有個事實需要解釋，在所有文化中，年幼的孩子有時歸母親所有，對母親的配偶頗為冷漠。父母-子女衝突對此提供了直接了當的解釋。爸爸對媽媽的興趣吸引走了媽媽對我的關注——更糟糕的是，這還威脅到可能再創造一個弟弟或妹妹。孩子們很可能演化出策略，通過減少母親對性的興趣，使父親遠離母親，從而盡量推遲這一令人難過的時刻的到來。這也是斷奶衝突的直接延伸。這個理論解釋了，為什麼所謂的俄狄浦斯情結對於女孩和男孩同樣普遍，從而能避免那種荒唐的觀點，認為小男孩想要和母親做愛。
達利和威爾遜提出了這種替代理論，他們相信弗洛伊德的錯誤是將兩種不同的父母-子女衝突混為一談。年幼的孩子和父親發生衝突爭奪母親，但他們並不是性方面的對手。年長的孩子或許與父母（特別是父親）有性方面的衝突，但並不是對母親的爭奪。在許多社會中，父親與兒子明確地或者暗地裡競爭性伴侶。在一夫多妻制社會中，父親與兒子有可能確實在競爭同一個女人。而在絕大多數社會中，無論是一夫多妻制還是一夫一妻制，父親必須資助他的兒子追求到一個妻子，而且以他的其他孩子或者他自己的慾望難以滿足為代價。而兒子或許等不及父親開始將資源轉移給他就已經不耐煩了，一個仍舊強壯的父親是兒子生涯的路障。許多社會中的殺子或殺父行為就是由此競爭而引發的。
父母們也包辦婚姻，這是他們出賣或交易子女的禮貌說法。這裡會再次出現利益衝突。父母可能會設計出一個打包交易，使得其中一個孩子獲益，而另一個孩子受損。在一夫多妻制社會中，父親可以拿女兒做交易，來為自己換取多個妻子。無論女兒是被用來換得兒媳還是妻子，她的價值都取決於她的童貞狀態：男人不會願意娶一個可能懷著另一個男人孩子的女人。（有效的避孕措施是最近才有的，而且還遠未普及。）因此，女兒對父親在性方面上的興趣看似像戀父情結，但其實雙方彼此之間並沒有性吸引。在許多社會中，男人採取許多令人震驚的方法來確保女兒的貞節。他們會把女兒鎖起來，將女兒從頭到腳遮蓋起來，用那種美其名曰「女性割禮」的殘暴風俗來根除女兒對性的興趣。當這些措施無效時，他們會處死不正派的女兒，以維護所謂的家庭「榮耀」。（1977年，一位沙特公主被當眾處以石刑。由於她在倫敦時的一次輕率風流事給她的爺爺，亦即國王的兄弟，帶來了恥辱。）父母-女兒的衝突是對女性性所有的衝突的特例，這個主題我們後面還會提到。
另一個顛覆父母-子女衝突的流行理論是生物-文化的差異理論，它認為嬰兒有一堆未經開化的本能，父母會將他們社會化為能勝任的、適應良好的社會成員。根據這種傳統智慧，個性是在性格形成時期由父母培養的。父母和孩子都希望孩子在社會環境中茁壯成長，所以既然孩子不能塑造自己，社會化過程就代表了一種對他們利益的彙集。
特裡弗斯推斷說，根據父母-子女衝突理論，父母在試圖社會化教養子女時，並不一定會全心為子女的利益考慮。正如父母行為常常與子女利益相悖一樣，他們也試圖教養孩子使其行為有悖於孩子自己的利益。父母想讓每一個孩子對兄弟姐妹的行為都比孩子所情願做的更加無私利他。這是因為當一個孩子表現得無私利他時，只要對一個兄弟姐妹的收益超過對這個無私孩子的成本，父母就會獲益；但對這個孩子而言，只有兄弟姐妹的收益至少兩倍於對自己的成本時，利他行為對他自己才划算。對於更遠的親戚，比如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以及姑（姨）表親，父母利益與子女利益之間的差異就更大了，因為父母比孩子與這些親戚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類似地，父母會試圖說服子女，待在家中幫助料理家務、同意自己在婚姻中被交易以及其他一些對父母有好處的結果。在各方面的衝突中，父母會欺騙並讓孩子自我欺騙（因為孩子不是傻瓜）。所以，即使子女由於自己年齡尚幼且別無選擇而暫時順從了父母的獎勵、懲罰、例證和規勸，但根據理論，他們不應當任由自己的個性被這些招數所左右。
特裡弗斯冒著風險提出了這個預測，他認為父母塑造孩子的觀點太過根深蒂固，以至於大多數人都沒認識到它是一個可檢驗的假設，而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這個假設現在已經得到了檢驗，且得到了心理學史上最令人驚訝的一個檢驗結果。
個性差異至少體現在5個主要方面：是好社交還是好獨處（外向-內向）、是常憂慮擔心還是平靜而自我滿足（神經質-情緒穩定）、是禮貌而值得信賴還是粗魯而令人懷疑（隨和-對抗）、是自信認真還是不自信認真（勤勉盡責-沒有目標）、是敢於冒險還是循規蹈矩（開放-不開放）。這些性格特徵都是哪兒來的呢？如果它們是遺傳的，同卵雙生子就應當具有相同的性格，即使他們一出生後就被分開養育，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姐妹之間就應該比收養的兄弟姐妹之間具有更多的相同性格。如果這些性格是父母社會化養育的產物，收養的兄弟姐妹就應當有相同的性格，而在同一家庭裡長大的雙生子和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姐妹應當比長在不同家庭中的孩子有更多的相同性格。幾十項研究對許多國家的數千人檢驗了這種預測。這些研究考察的不僅是這些人格特徵，還包括生活中的實際狀況，比如離婚和酗酒。研究結果很明確並可以複製，它們包含了兩項令人震驚的內容。
一項結果已為人所共知。個性中的許多差異——大約50%是有遺傳原因的。剛一出生就分開養育的同卵雙生子性格仍很相近；一同養育的血親兄弟姐妹比收養的兄弟姐妹更相像。這意味著另外50%一定是緣自父母和家庭，是嗎？不是的！是否在一個家庭中養育至多能解釋人們性格差異的5%。一出生就分開的同卵雙生子不僅相像，而且相像程度和在一起養育的同卵雙生子沒有差別。在同一家庭中收養的兄弟姐妹不僅不相似，而且不相似程度和人群中隨意選出的兩個孩子之間的差異一樣大。父母對孩子最大的影響是在受孕的那一刻。
我要趕緊再加一句，父母僅僅是在論及他們之間的差異和他們已長大孩子之間的差異時才是不重要的。在這些研究中，對所有正常父母所做的、影響所有孩子的任何事情都沒有度量。年幼的孩子當然需要神志正常的父母的愛、保護和教導。正如心理學家朱蒂斯·哈里斯（Judith Harris）所說的，這些研究僅僅是暗示，如果你把孩子們置於同樣的家庭和社會背景中，而只是調換父母的話，孩子們仍會成長為相同的成人。
沒人知道其餘的45%來自哪裡。或許性格是由鐫刻在成長的大腦中的獨特事件所塑造的：胎兒在子宮中的位置、母體中血液轉向的數量、出生時的擠壓方式、是否有某些病毒殘存在大腦中或在新出生的幾年中被感染，等等。或許性格是由獨特的經歷所塑造的，比如被狗追逐，或者感受到一個老師善意的行為。或許父母的特質和孩子的特質也在以複雜的方式相互作用，因而相同父母撫育大的兩個孩子的確具有不同的性格。一種父母可能會獎勵喧鬧的孩子而懲罰安靜的孩子；另一種父母可能會剛好相反。對於這些情形並沒有很好的證據，我覺得還有另外兩種情況更為合理，它們都把性格視為源於對父母和子女之間利益差異的一種適應。一個是孩子與其兄弟姐妹競爭的鬥爭方案，我會在下一節進行討論。另一個是孩子在其同伴群體中競爭的鬥爭方案。
朱蒂斯·哈里斯搜集了大量的證據，證明任何地方的孩子都是被他們的同伴群體而不是被父母所社會化的。在各個年齡段，孩子們會加入各種玩耍群體、圈子、團伙、死黨、沙龍，在這些群體中謀求地位。每個群體都是一個文化，從群體外吸收一些慣例，並形成它們自己的慣例。孩子們的文化遺產——街頭遊戲的規則、俚語歌曲的旋律和歌詞以及認為要是你殺了誰，你就得給他買塊墓碑，在孩子們之間口口相傳，有時甚至延續幾千年。隨著孩子們逐漸長大，他們從一個群體轉換到另一個群體，直到最後進入成人社會。在一個層次中獲得的聲譽會使這個孩子在下一個層次中先發一步。最重要的是，青少年幫派中的頭頭總是第一個約會的。在各個年齡段，孩子們都努力想弄明白怎樣在同伴中獲得成功，並將此作為他們優先考慮的策略性做法，而把父母強加的任何東西置於腦後。疲憊不堪的父母知道他們沒辦法和孩子們的同伴抗衡，只好想方設法搬到最好的學區，在那裡把孩子養大。許多在孩提時代移居美國的成功人士一點兒都沒有受到在文化上笨手笨腳的父母的影響，而他們的父母也一直沒學會這個國家的語言和習慣。作為一個語言發展的研究者，我總是驚詫於孩子們能夠如此迅速地跟上同伴們的語言（特別是口音），儘管他們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時間更長。
為什麼孩子們沒有聽任父母擺佈呢？像特裡弗斯和哈里斯一樣，我懷疑這是因為孩子們的遺傳利益只是與他們父母的部分重疊而已。孩子們從父母那裡得到卡路里和保護，因為父母是唯一願意提供這些服務的人，但孩子們的信息則是從他們所能找到的最好來源中獲取的，並為了他們自己的生命而構建應對策略。他們自己的父母不一定是周邊最有智慧、最博學的成人，更糟糕的是，家中的煩瑣規則往往更偏向於這些孩子剛出生或還未出生的兄弟姐妹們，而不是對他們自己有利。就繁殖而言，家庭是一條死胡同。孩子得學會競爭獲得配偶，以及在此之前競爭獲得要找到並保住配偶而必需的地位身份，這些競爭的戰場不在家庭中，也需要不同的規則。孩子們最好掌握這些規則。
在我們關於孩子的公共討論中，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一直沒有得到承認。在大多數時候和地方，這種狀況對父母有利，他們可以像殘酷的暴君一樣施加他們的權力。這種情況在20世紀發生了逆轉。兒童福利專家們撰寫的養育指南充斥了所有書店，政府政策也受到這些專家建議的很大影響。所有的政客都把自己描繪成孩子們的朋友而把競爭對手說成是孩子們的敵人。育兒指南過去曾為媽媽們如何安排一整天的活動提供建議，而以斯波克博士為代表的新型指南則將關注重點轉移到了孩子身上，媽媽成了沒地位的人，她的作用只是為了讓孩子心智健康以及在孩子出現問題時作為被責怪的對象。
兒童福利革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自由運動之一，但就像所有的權力被重新調整了一樣，這項運動可能走得太遠了。女性主義社會批評辯稱，母親們的利益都被這些育兒大師們抹殺了。莎莉·瑟洛（Shari Thurer）在其著作《母親的神話》（The Myths of Motherhood）一書中這樣寫道：
最為普遍的說法就是否認母親具有矛盾心理：母親實際上既愛也討厭她們的孩子。對這種矛盾的心理感受，目前沒有人討論……具有這種心理無異於是一個壞母親。在我的臨床實踐中，生氣與憤怒是很常見的。孩子們永無休止地索要，他們就是要將母親搾乾。母親本不該覺得自己就應當滿足孩子的所有要求。但普遍流行的說法認為，母愛是自然的，而且無時無刻都不會停止發揮作用。
即使是母親權益的擁護者們也往往覺得，他們必須將他們的主張限定在孩子的利益上（一個負擔過重的母親是一個壞母親），而不是限定在母親的利益上（一個負擔過重的母親是不快樂的）。
更多保守的社會批評也開始注意到父母和孩子們的利益會有所不同。芭芭拉·達福·懷特黑德（Barbara Dafoe Whitehead）回顧綜述了一些研究數據，這些數據顯示，性教育在它所宣揚的減少青少年早孕的作用方面並沒有取得成功。當今的青少年都知道關於性及其危險後果的有關知識，但一些女孩子最終還是會懷孕，這很可能是因為她們並不在乎是否懷孕。如果這些青少年的父母在乎的話，他們可以通過控制這些孩子（有年長女伴監護和宵禁）來確保她們的利益，而不僅僅是通過教育。
我提到這些辯論不是為了表明我是支持還是反對，而是為了強調父母-子女衝突可能涉及的範圍廣度。進化論思維往往被視作「一種簡化論方式」，旨在將所有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重新界定為生物學的技術問題。與這種批評所稱的恰恰相反，不考慮演化的討論才是將育兒當作是確定哪種做法能夠養育出最佳兒童的技術性問題，而這種論調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頗為流行。特裡弗斯的洞見在於，關於孩子養育的決策本來就是關於如何分配一種稀缺資源——父母的時間和精力，對這一分配各方均有其合理的主張。如上所述，育兒總會部分地成為倫理學和政治學問題，而不僅僅是心理學和生物學問題。
兄弟姐妹
自從該隱殺害了亞伯，兄弟姐妹之間的情感就變得複雜起來。正如彼此相熟的同代人，兄弟姐妹之間也像獨立的個體一樣會相互做出反應：他們可能彼此喜歡或不喜歡，如果是同性可能會競爭，如果是異性可能會在性方面相互吸引。作為近親，他們會感到程度更深的情感和團結，儘管他們共享彼此50%的基因，但每個人與自己共享的基因則是100%，所以兄弟姐妹之愛是有局限的。作為相同父母的子女，兄弟姐妹在爭取父母的投資方面是對手，無論是斷奶還是遺囑內容。儘管基因上的重疊使一對兄弟姐妹成為自然的聯盟，但同時也使他們相互之間幾乎不會結婚生育，基因煉金術阻礙了他們之間的性愛之情。
假如人們只會生出一連串彼此完全相同的n胞胎的話，那麼父母-子女的衝突就會是兄弟姐妹之間赤裸裸的鬥爭，每個人要求的都比他應得的那一份多。但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同的，即使不考慮他們出生時間的不同。父母不會想把自己的精力平均分成n份投入給他們的n個孩子，而會像精明的投資組合經理，試圖挑出優勝者和失敗者，分別做出相應的投資。這種投資決策並非是對每個孩子預計生出的（外）孫子/女數目所做的有意識的預測，而是由自然選擇調節的情感反應得出的結果，從而在我們所演化的環境中使這個數目最大化。儘管開明的父母極力試圖絕不表現出偏心，但他們往往做得並不成功。在一項研究中，有整整2/3的英國和美國母親們承認她們更愛自己其中的某一個孩子。
父母如何做出這種「蘇菲的選擇」，而在環境迫使的情況下犧牲一個孩子呢？演化理論預測，主要標準應當是年齡。兒童時期是一片雷區，孩子越長大，其父母就越幸運，而這個孩子作為預計的（外）孫子/女的源泉就越是不可替代，一直到性成熟的青春期。（從那時起，生育繁殖的時間就開始不斷消耗，這個孩子預計的後代數量也會逐漸下降。）例如，精算表顯示，在原始社會中，一個4歲大的孩子給父母帶來的（外）孫子/女數量是新生兒帶來的1.4倍，8歲的孩子帶來1.5倍，12歲的孩子帶來1.7倍。所以，如果父母在一個嬰兒出生時已經有了一個孩子，而不能兩個都哺育的話，他們應當會犧牲這個嬰兒。在任何一個人類社會，父母都不會在年幼的孩子出生時，去犧牲年長的子女孩子。在我們的社會中，父母殺死孩子的概率隨著孩子年齡的增加會顯著下降，特別是在脆弱的新生兒出生的頭一年。當父母們被問及設想喪失一個孩子時，他們會說失去一個年長的孩子會令他們更悲傷，悲傷程度的上升一直到孩子的青春期。這種預計悲傷的起落與狩獵採集時代孩子的預期壽命相關度幾乎完全吻合。
另一方面，年幼的孩子由於更無助，父母會給予更多的日常看護。父母們說他們對年幼的子女有著更溫柔的情感，儘管他們似乎認為年長的子女更有價值。而當父母逐漸變老時，這種計算就開始變化了，新生的孩子可能是他們的最後一個了，因此沒有什麼可保留的了，這種家庭出生的嬰兒很可能會被溺愛。父母還會更喜歡那種更有活力、長相更好看、更有天賦的孩子，有人可能會以一種冷血的方式稱之為——更好的投資。
既然父母都會偏心眼，子女根據自然選擇就應當操縱父母的投資決策以利於自己。孩子們對偏心眼極度敏感，這種能力一直持續到自己成年和父母去世之後。他們應當計算出如何最好地利用自然賦予他們的資質以及他們與生俱來的如紙牌遊戲般的動態策略。歷史學家弗蘭克·薩洛韋（Frank Sulloway）認為，個體性格中難以解釋的非遺傳部分其實是一組策略，用於與兄弟姐妹競爭來得到父母的投入，這就是為什麼同一家庭中的孩子會如此不同。每個孩子在不同的家庭氛圍中成長，會形成不同的方案計劃，以便能夠活下來長大成人。（這個觀點也是哈里斯觀點的替代主張，哈里斯認為，性格是在同伴群體中應對的策略，當然可能兩者都正確。）
第一個出生的孩子被發現有幾個優勢。與更小的孩子相比，第一個孩子單憑倖存到現在這麼大，對父母來說就已經是更寶貴的了，而且只要前者還仍是個孩子，與後來者比較起來當然就更大、更強壯，也更聰明。在獨享父母之愛一年或幾年之後，第一個出生的孩子將後出生者視作是「篡位者」。因而他應當與利益一致的父母打成一片，抗拒對現狀的改變，因為之前的狀況對他來說一直頗為不錯。他還應當學會如何最好地運用命運施與他的權力。簡而言之，第一個出生的孩子應當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和橫行霸道者，第二個出生的孩子不得不應對他們的世界中存在著這樣一個對上阿諛奉承、對下頤指氣使的人。既然第二個孩子無法通過暴行和拍馬屁來隨心所欲，只得發展出相反的策略變成綏靖主義者和合作者。由於維持現狀對他們的益處不大，他們應當會接受變化。（這些動態演變還要取決於兄弟姐妹性格中天生的那部分以及他們性別、數量和出生時間間隔，畢竟每個人所處的具體情況會有所不同。）
後出生者不得不靈活些，還出於另外一個原因。對那些顯示出會在這個世界上獲得成功最有希望的孩子，父母會投入得更多。第一個出生的孩子已經昭示了他所最擅長的個人人格與技能。後出生的孩子再在那個地盤競爭則沒有意義，因為任何成功都將不得不以年長的、更有經驗的哥哥姐姐為代價，他將迫使父母選擇出一個優勝者，而他獲勝的概率不大。相反，應當找到一個其能夠勝出的不同定位。這給了父母一個機會可以多樣化他們的投入，因為他在與家庭外的競爭中對他哥哥姐姐的技能給予了補充。一個家庭中的兄弟姐妹會放大他們之間的差異，這與生態系統中物種演化出不同的形式，是基於同一個原因：每一個定位都只支持一個佔有者。
家庭治療師們對這些動態策略已經討論了幾十年，但有確鑿的證據嗎？薩洛韋從196項對於出生順序和性格充分控制的研究中分析了120000個人的數據。正如他預測的，第一個出生的人通常不太開放（更循規蹈矩、傳統，與父母更為一致），更加勤勉認真（更負責任、成就導向、嚴謹和有組織），更有對抗性（不太好相處、不太隨和或受歡迎），還更神經質（不太易於調整，更加容易緊張）。他們還更為外向（更有主見、更有領導力），儘管這項證據不那麼清楚，因為他們更加嚴謹認真，這使得他們似乎更為內向。
家庭政治影響的不僅僅是人們在紙筆測試中所說的，還影響到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利益攸關時所做的。薩洛韋還分析了很多重要人物的數據，包括3894名主張激進科學革命的科學家（比如哥白尼主義革命和達爾文主義）、893名法國1793—1794年恐怖時期法國國民議會的成員、700多名新教改革時的積極主導者和62次美國改革運動（如廢奴運動）中的領導者。在每次風起雲湧中，後出生的人都更可能支持革命，而先出生的人更可能是反對變革者。這種效應不是家庭大小、家庭態度、社會階層或其他干擾因素的副產品。當進化論最初被提出還頗具爭議時，後出生者10倍於先出生者更有可能支持這一理論。對激進主義其他所謂的原因，諸如國別和社會階層，只有很微小的效應。（例如，達爾文自己就屬於上等階層，但卻是後出生者。）後出生的科學家還更少傾向於專業化，而是傾向於涉及更廣泛的科學領域。
如果性格是一種適應，為什麼人們應當將這種在遊戲裡應用的策略一直帶到成年呢？一種可能性是兄弟姐妹從來沒有完全脫離父母的軌道，而在獨自競爭中生活。這在傳統社會中確實如此，包括在原始社會中。另一種可能性是，有主見和保守主義這樣的策略和其他策略同樣是一種技能。隨著年輕人在磨煉這種技能上投入得越來越多，他就越來越不願意在學習曲線上回頭，重新培養新的應對他人的策略。
在同一個家庭裡長大的孩子並不比放到不同星球上長大的孩子更為相近，這一發現表明，我們對性格的發展瞭解是多麼的少。我們唯一所知的就是關於父母影響的金科玉律是錯的。我懷疑，最有希望的假設源於認識到兒童時期就是一個叢林，孩子們生命中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在兄弟姐妹和同伴當中堅持住且不被打敗。
兄弟與姐妹之間的關係又更加曲折：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這也是性關係的組成部分。人們的性活動和結婚對像往往是那些與之溝通交流最多的人——他們的同事、鄰家女孩或男孩以及最像自己的人，如隸屬於同一個班級、相同的宗教、種族甚至外表長相相配。性吸引的力量應當像磁石一樣將兄弟姐妹拉在一起，即使熟悉感會引起一些厭惡，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兄弟姐妹會彼此投緣，那也應該有數百萬的兄弟姐妹們想要相互做愛、結婚。但事實上卻根本沒有。我們的社會沒有，在任何已被研究透徹的社會中都沒有，在大多數野生動物中也沒有。（青春期前的孩子們有時會進行一些性遊戲，但我這裡所說的是成熟兄弟姐妹之間的真正性生活。）
兄弟姐妹之間避免交配是因為父母不鼓勵這樣嗎？幾乎肯定不是。父母試圖讓孩子們彼此相親相愛（去——親親你妹妹！），而不是減少交往。如果他們確實不鼓勵性活動的話，那將是所有人類經歷中性禁止唯一管用的一次——十幾歲的兄弟姐妹沒有偷偷摸摸躲在公園裡或汽車後座上幽會。
亂倫禁忌——公開禁止近親之間的性活動或通婚，這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學研究的熱點，但卻並沒有解釋是什麼將兄弟姐妹分開。避免亂倫普遍存在，但亂倫禁忌則不是，而且大多數亂倫禁忌無關核心家庭內部的性活動。其中一些是關於與虛構親人之間的性活動，它會加強性妒嫉。例如，一夫多妻的男人會通過法律讓兒子們遠離他們年輕的妻子（法定「繼母」）。正如我們看到的，大多數禁忌都禁止遠親，比如姑（姨）表親之間的通婚（而不是性活動），這是統治者用來防止財富在對手家庭中積聚的伎倆。有時，家庭成員之間的性活動會受到反對亂倫的更一般性準則的約束，但在任何社會中它本身都不是這些準則的主要目標。
兄弟姐妹之間就是不會在性方面相互吸引。這是一種不充分的說法：有關性的想法會讓他們感到極其不舒服或是充滿厭惡。（沒有異性兄弟姐妹一同長大的人是無法理解這種情緒的。）弗洛伊德稱這種強烈的情緒本身就是一種無意識慾望的證明，特別是當一個男人在想到與自己的母親性交時會大呼噁心。若以這種邏輯，我們也可以得出結論，人們有一種無意識的慾望去吃狗屎和把針往眼睛裡插。
對與兄弟姐妹發生性關係感到噁心的情緒感受，在人類以及其他壽命較長的可運動脊椎動物中非常普遍且強烈，因而這很可能是一種適應，其作用會是為了避免近親繁殖的成本：後代健康的概率降低。有民間說法認為，亂倫會「導致血稠」，還有那些對有智障的偏遠山區居民和皇家弱智成員的刻板印象，這背後有一定的生物學道理。有害的基因變異會逐漸滲入基因庫中：有一些是顯性的，會嚴重損害它們的承載者，但大多數都是隱性的，暫時沒有害處，直到數量累積起來並在兩位攜帶者交配時遇到了它們的副本。由於近親之間共享基因，如果他們交配的話，就會冒著非常高的風險，使得有害的隱性基因的兩個副本在他們的後代身上交會。既然我們所有人都攜帶著大約1～2個致命的隱性基因，當一對兄弟和姐妹交配時，他們就很可能會危及到他們的一個子女，這在理論上和已經進行的度量這種風險的研究中均是如此。母親-兒子和父親-女兒間的交配同樣如此（而更遠的親戚之間交配的風險程度要小一些），所以很明顯人類（和許多其他動物）已經進化出一種情感，使得自己與家庭成員之間發生性關係的想法令人噁心。
避免亂倫展示出我們對他人情感背後的複雜工程設計。我們對家庭成員會比對熟人或陌生人感到更強烈的親情紐帶。我們會清楚地感知到家庭成員的性吸引力，甚至看著他們就會覺得愉悅。但這種情感和對美的欣賞並沒有轉化為交配的慾望，而如果是一名非親屬引發了同樣的情感，這種性渴望將會是無法抗拒的。若得知其中的血親關係就會將性慾望變成驚恐，這種情節在許多小說、戲劇中都被用來加強戲劇性效果，波爾蒂將此歸類為「不自覺的愛的犯罪」，其中以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最為著名。
避免亂倫也會經歷一些曲折。其一，在家庭中不同的性結合有著不同的遺傳成本和收益，對參與者和旁觀者均是如此。我們因此估計性嫌惡會相應地進行調整。無論對於男性還是女性來說，與一個直系家庭成員生一個孩子的收益是，這個孩子包含75%的每個父母的基因，而不是通常的50%（這額外的25%來自父母因是血親而共享的基因，這部分基因也因此被傳遞給了孩子）。成本是出現有缺陷孩子的風險和放棄與其他人生個孩子的機會。然而，這種放棄的機會對於男女是不同的。此外，孩子們總會確定他們的母親是誰，但不能確定父親是誰。基於這兩個原因，對於一個家庭中每對可能的性結合都要分別計算成本。
無論對於母親還是兒子來說，母親與兒子的父親結合都比母子亂倫能帶來更多的好處，前者可以抵消遺傳風險。而由於男人一般不會被年紀大得可以做他母親的女人所吸引，其最終結果就是母親-兒子亂倫幾乎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對於父女之間和姐弟、兄妹之間的亂倫，成本收益計算會因我們採取的出發點不同而有所差異。假設一個女孩被其兄弟或父親致使懷孕，那麼她在9個月的孕期內將不能再懷上一個非親屬的孩子，而且如果她打算要這個孩子的話，之後的2～4年哺育這個孩子的時間裡，她也不可能再懷孕。她浪費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卻是在生育一個可能是畸形的孩子。亂倫應當被極度嫌惡。而一個使他的姐妹或女兒懷孕的男人可以增加他所生子女的數量，因為女人的懷孕並不能排除他使其他人受孕的機會。這個孩子有畸形的風險，但如果不是的話，這個孩子就是一個純粹的獎勵（更確切地說，是那個孩子包含的他額外的基因是獎勵）。亂倫嫌惡對男性來說可能會更為微弱，使得他更可能去跨越界限。這其實是男性較低生育成本和較弱性慾望鑒別力的一個特例，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這一點。
另外，父親並不能確定女兒是不是他的，所以對他來說，遺傳成本為零。這比起兄弟的遺傳成本來說，更削弱了其對慾望進行壓抑的能力，而姐弟或兄妹可以確定相互為血親是因為他們有同一個母親。對繼父和繼兄弟來說，就一點遺傳成本都沒有了。所以毫不奇怪，在所報道的亂倫案例中，有1/2～3/4是在繼父女之間發生的，其中絕大多數是由繼父發起的。其餘的大部分是在父女之間發生的，幾乎全部都是由父親強迫的。有一些是在女孩和年長的男性親屬之間，女方也幾乎都是被迫的。母親從她的丈夫和女兒之間的媾合中得不到任何遺傳收益（與女兒和女婿之間的結合相比），卻要承擔有一個畸形外孫（女）的成本，所以她的利益與女兒是一致的，她應當是一支反對亂倫的力量。如果母親不在身邊的話，對女孩的亂倫剝削就會更為常見。這些鬥爭都受強烈的情感所驅動，但情感並不是遺傳分析的替代物；遺傳分析解釋的是為什麼它們存在。當然，科學研究就和偵探工作一樣，努力找出犯罪動機並不是為了寬恕犯罪。
人們無法直接感覺到他們與另一個人的基因重疊，就像對其他事物的感知一樣，大腦必須將來自感官的信息與對世界的假設結合起來，再做出智能化的猜測。第4章說明了當現實違背這種假設時，我們會墜入幻覺，在感知親屬關係時的情況也完全一樣。19世紀人類學家愛德華·韋斯特馬克（Edward Westermarck）推測，在早年成長時期與一個人保持親近關係時腦所用的關鍵信息，將這個人歸入「兄弟姐妹」的類別。類似地，當一個成人養大一個孩子時，這個成人應當將孩子視作是「兒子」或「女兒」，孩子應當把大人看待為「母親」或「父親」。這種分類繼而否定了性慾望。
這些計算假設，被一起養育長大的孩子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兄弟姐妹，反之則不是。這對於原始社會的人來說當然是正確的。孩子們和母親一起長大，通常也和父親在一起。當這個假設錯誤時，人們就應該成為親屬關係錯覺的犧牲品。如果他們和一個不是血親的人一同長大，他們就應當在性方面相互不感興趣或排斥。如果他們沒有和一個血親的人一同長大，他們則不應當在性方面排斥彼此。被不厭其煩地告知你約會的對象實際上是你的兄弟或姐妹足以破壞浪漫的情緒，但在幼年關鍵期就起作用的無意識烙印機制當然會更有影響力。
對這兩種錯覺早已有所記錄。以色列被稱為基布茲的社區村是由烏托邦計劃者在20世紀早期建立的，旨在打破核心家庭。同樣年齡的男孩和女孩在出生不久就同住在同一處宿舍直到青春期，並且由護工和教師共同撫養。當他們性成熟之後，一起長大的孩子們之間很少有通婚的，甚至都少有性愛，儘管他們之間的婚姻並沒有遭到反對。在中國的一些地方，新娘往往要住到公婆家，你可以想像這會產生多少摩擦。父母們想到了一個非常聰明的主意：在兒媳婦很小的時候就把她收養到家裡，確保她會永遠聽從婆婆的指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種安排模仿了心理學上兄弟姐妹情誼的情形。當小兩口長大後，相比傳統的夫婦雙方而言，他們彼此都不再覺得對方有性吸引力，因此他們的婚姻也很不幸福、不忠誠、乏味且短暫。在黎巴嫩的部分地區，父系叔伯的表兄弟姐妹會在一起長大，就像親兄弟姐妹一樣。父母施加壓力迫使這些兄妹、姐弟之間結婚，但他們卻在性方面對彼此毫無興趣，基本上不生孩子，而且傾向於離婚。非傳統的育兒安排被發現在各大洲都有著相同的結果，而其他各種可能的備選原因都可以被排除。
反過來，有亂倫行為的人往往不是在一起長大的。在芝加哥的一項針對兄妹、姐弟亂倫的研究發現，唯一打算結婚的那一對是被分開養育長大的。性虐待女兒的父親一般在女兒兒時只花了較少的時間和她們在一起。如果繼父和生父與女兒在一起的時間同樣長，那麼繼父並不比生父更有可能虐待女兒。有傳聞說，被收養的人在尋找生父母和親兄弟姐妹時，往往發現自己在性方面吸引了對方，儘管我還沒聽說過任何相關的科學對照研究。
韋斯特馬克效應解釋了所有亂倫者中最著名的一例：俄狄浦斯。底比斯王拉伊奧斯被一個神使警告說他的兒子將會殺了他。當他的妻子約卡斯塔生下一個兒子時，他便把這個嬰兒綁起來扔到了一座深山裡，一位牧羊人發現了俄狄浦斯並養育了他，然後他又被科林斯國王收養為自己的兒子養大。在去德爾菲的一次訪問中，俄狄浦斯得知他命中注定會殺父娶母，因此他離開了科林斯並發誓再也不回來。在去底比斯的途中，他遇到了拉伊奧斯並在一次爭執中殺了他。然後他又智勝斯芬尼斯獅身人面像，他的獎勵就是底比斯的王冠和牽手守寡的王后約卡斯塔——他成長過程中沒和他在一起的生母。當他最終得知真相之前，他們已經共同生育了4個孩子。
但韋斯特馬克理論的最終勝利已被約翰·托比（John Tooby）證明。男孩想與他的媽媽做愛的想法令絕大多數男人瞠目，認為這是他們聽過的最荒謬的事情。但顯然，這對弗洛伊德來說並非如此。他寫道，兒時的他曾經在看到母親換衣服時產生了性反應。但弗洛伊德有一個奶媽，因而他或許並沒有體會到那種幼時的親密感，而這種親密感本可以告知他的感知系統：弗洛伊德夫人就是他母親。韋斯特馬克理論比弗洛伊德還要弗洛伊德。
男人和女人
當然，有的時候，也可能合適。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可以墜入愛河，關鍵要素是相互付諸承諾，這正如我們在第6章中所看到的那樣。男人和女人都需要對方的DNA，因而可以享受性愛。男人和女人在他們的孩子身上擁有共同的利益，他們持久的愛也是演化而來保護這種利益的。丈夫和妻子可以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並可以終身依賴、相互信任，這正是友誼的基礎（後面會進一步探討）。這些情感根植於這樣的事實：如果男人和女人是一夫一妻、共謀生計、不偏心向著各自的家庭，那麼他們的遺傳利益就是一致的。
不幸的是，那是一個大大的「如果」。即使是最快樂的一對兒，打起架來也像貓和狗那樣，當今美國的婚姻有50%最終都以離婚而告終。蕭伯納寫道：「當我們想看看愛情結束時人們的行為表現時，該閱讀些什麼？去看看謀殺案專欄吧。」男人與女人之間有時甚至會產生致命的衝突，這說明性愛並非人類事務中的凝聚力，而是會造成分裂的力量。陳詞濫調仍須再次強調，因為傳統的智慧對此予以否認。20世紀60年代的一個烏托邦理想是對極度情色、彼此享受、沒有負疚、情感開放、終身一夫一妻制的彼此約束，自性學大師盧斯提出後得到了不斷響應。另一種來自反主流文化，提倡極度情色、彼此享受、沒有負疚、情感開放、循環無盡的狂歡。兩種觀點都可以歸因到我們的原始人類祖先、更早階段的文明或是至今尚存於地球某一隅的原始部落。二者都像伊甸園一樣神秘。
性別之戰並不只是不相干的個人之間戰爭的前哨戰，而是一場會發生於不同場地的戰鬥，其原因由唐納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首先做出了解釋。「至於人類在性方面的事兒，」他寫道，「有一種女人天性和男人天性，這些天性極度不同，男人和女人在性天性上有差異，因為在人類演化歷史中漫長的狩獵採集階段，分別適應彼此性別的性慾望和活動始終都是為了生育繁殖。」
許多人都否認不同性別之間有任何值得討論的差異。在我所在的大學，選修性別心理學的學生曾在課堂上學到，男人與女人之間唯一禁得起質疑的差異就是：男人喜歡女人、女人喜歡男人。西蒙斯的兩種人性論被斥為「性別刻板印象」，似乎這就是這種理論錯誤的證據。認為蜘蛛結網而豬不結也是一種刻板印象，但這並不能證明它是錯的。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一些關於性感受的刻板印象已然經合理的質疑而得到了驗證。事實上，性別差異的研究者們已經發現，許多對性別的刻板印象都低估了已經證實的性別間的差異。
為什麼要以性為開始呢？查斯特菲爾德勳爵（Lord Chesterfield）注意到，性愛的「快樂是瞬間的，體位是怪異的，而代價卻該死得高」。從生物學意義上講，其成本確實是該死得高，那為什麼幾乎所有的複雜有機體都是有性繁殖呢？既然兒子缺乏生育下一代的設備而只能去做精子捐獻者，為什麼女人不能無須性愛就生育出克隆她們自身的女兒，而要浪費一半的懷孕機會去生兒子呢？為什麼人們和其他有機體要為獲得物種中另一成員的基因而換出自己的一半基因，以至於為了多樣化而使自己的後代多樣化呢？這不是為了更快地演化，因為有機體的選擇是根據對當前的適應。這也不是為了適應環境變化，因為一個已經適應的有機體中的一個隨機變化很有可能會更糟而不是更好，難於適應的方式要比適應良好的方式多得多。最佳理論是由約翰·托比、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等人提出的，這個理論現在已經得到了幾種證據的支持。它認為，性是一種對寄生蟲和致病微生物的防禦機制。
從細菌的角度來看，你是一大堆香甜可口的奶酪蛋糕，放在那裡就等著被吃掉。你的身體則有著不同的觀點，而且已演化出一套防禦機制，從你的皮膚到免疫系統，將細菌拒之門外或是直接幹掉。在宿主和致病菌之間進行著一場演化的軍備競賽，儘管更好的一個比喻可能是撬鎖者與鎖匠之間一場不斷升級的競賽。細菌很小，它們演化出毒辣的招數滲入並劫持細胞的設備，撇去它的原材料，將自己混充成身體自身的組織以逃避免疫系統的監視。身體回之以更好的安全系統，但細菌有一個天生的優勢：它們的數量更多，繁殖速度要比身體快幾百萬倍，這使得它們演化得也更快。它們能夠在宿主的一生中大幅度地演化。無論身體演化出什麼分子鎖，致病菌都能夠演化出開鎖的鑰匙。
如果有機體是無性繁殖，那麼一旦致病菌攻破身體的安全防線，它們也就攻破了宿主的孩子和兄弟姐妹的安全防線。有性繁殖是一種改變一次安全鎖的方式。通過將一半基因換為不同的另一半，有機體給了它的子女在與當地細菌競賽中的一個有利開端。它的分子鎖有著不同的銷釵組合，所以細菌不得不從頭開始演化新的鑰匙。惡意致病菌是世界上那些為了改變而改變的事物獲得的獎勵。
性還提出了第二個疑問：為什麼我們有兩種性別。為什麼我們製造一個大卵子和許多小精子，而不是大小相等的兩滴像水銀一樣合併在一起？這是因為將會變成嬰兒的細胞不能只是一包基因，它需要細胞其餘部分的新陳代謝設備。這個設備中的一部分就是線粒體，它有自己的基因，著名的線粒體DNA在追溯演化分裂時間上非常有用。像所有的基因一樣，線粒體中的基因經選擇而無情地複製著。這就是為什麼由兩個相等細胞融合而成的細胞會面臨問題。一方父母的線粒體與另一方父母的線粒體為了在細胞體內存活會進行殘酷的戰爭。每方父母的線粒體都會殺死對方，而將融合後的細胞置於危險的動力不足的境地。細胞剩餘部分的基因（細胞核內的基因）則要遭受細胞的嚴重損害，所以它們演化出一種方式來阻止這場自相殘殺的戰爭。在每一對父母中，一方「同意」單方面裁軍，它貢獻出一個不提供新陳代謝的設備，而只供給新細胞核所需的裸DNA的細胞。物種的繁殖憑藉著將一個包含一半基因和所有必需設備的大細胞，與一個僅僅包括一半基因別無他物的小細胞融合而成。大細胞被稱為卵子，小細胞被稱為精子。
一旦有機體邁出這第一步，其性細胞的專業化就只能不斷升級下去。精子小而便宜，所以生物體不妨製造很多精子，給它們裝上舷外馬達使它們可以迅速抵達卵子，並提供一個器官可以將它們發射到途中。卵子大而寶貴，所以生物體最好給它包裹上食物和一道保護層，使它有了領先優勢。這又使得它更加貴重，所以生物體為了保護投資而演化出器官，讓受精卵在體內生長並吸收更多的食物，而只有當新的子女足夠大並可以存活時再將它釋放出體外。這些結構被稱之為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少數動物雌雄同體，將兩種器官置於每個生物個體中，但絕大多數動物更加專業化，將生物個體分為兩種，每一種都將它們所有的生殖組織分配給單一的一種器官。它（他）們被稱為雄（男）性和雌（女）性。
特裡弗斯弄明白了雄性與雌性之間所有的這些顯著差異是如何來源於它們在子女身上的最小投資差異的。請記住，投資是一方父母為了增加子女倖存機會所做的任何事情，但同時這又降低了父母生育其他可存活後代的能力。這種投資可以是能量、營養、時間或風險。根據定義，雌性開始時有著較大的投資——更大的性細胞，而且在絕大多數物種中，雌性會將自身甚至更多都付諸對子女的這種投資。雄性則只貢獻小小一包基因，通常僅此而已。因為每個子女都需要父母雙方的投資，雌性的貢獻對可以生育多少子女進行了限制：她創造並培育的一個卵子至多可以長成為一個子女。這種差異帶來了兩個後果。
首先，單個雄性能夠使幾個雌性受孕，這迫使其他雄性找不到配偶，這就導致了雄性之間為獲得雌性而進行競爭。一個雄性可以打敗其他雄性以阻止他們接近一個雌性，或者競爭交配所需要的資源，或者追求一個雌性令她選擇自己。因此，雄性在繁殖方面獲得成功的形式有多種。勝利者可以生育許多子女，失敗者會孑然一身。
其次，雄性繁殖的成功取決於他和多少雌性交配，而雌性繁殖成功則並不取決於她和多少雄性交配。這使得雌性更具鑒別力。雄性追求雌性並與任何接受他的雌性交配。雌性慎重選擇雄性，並只與最好的雄性交配：所謂最好就是那些有著最好基因的，最願意也最有能力供養和保護其子女的，或是其他雌性一般會優先選擇的雄性。
雄性競爭和雌性選擇在動物王國中很普遍。達爾文呼籲關注這兩種其稱為性選擇的情況，但他卻很疑惑為什麼應當是雄性競爭、雌性選擇而不是相反。父母投資的理論解決了這個疑問。投資較大的性別一方來選擇，投資較少的性別一方去競爭。因而，相對投資是性差異的原因。所有其他的因素——睪丸素、雌激素、陰莖、陰道、Y染色體、X染色體，都是次要的。雄性競爭、雌性選擇只是因為卵子中稍微多一些的投資，而正是這些投資使雌性之所以成為雌性，而且一般會由於動物其他的繁殖習慣而連翻數倍。在少數一些物種中，所有動物對卵子和精子投資的最初差異顛倒了過來，因而在這些情況下雌性應當競爭而雄性應當選擇。這些例外情況確實證實了這條法則。在一些魚類中，雄魚將幼仔孵在一個袋子中。有一些鳥類中，雄鳥坐著孵蛋並哺育幼鳥。在這些物種中，雌性非常具有侵略性，並試圖追求雄性，而雄性則仔細小心地選擇配偶。
然而在典型的哺乳動物中，雌性做了幾乎所有的投資。哺乳動物選擇了一種身體方案，其中雌性將胎兒攜帶在體內，用自己的血液滋養它，並在它出生後養育保護它，直到幼子長大到足以保護自己的程度。雄性貢獻了幾秒鐘的交配和一枚重達十萬億分之一克的精子細胞。毫無疑問，雄性哺乳動物要競爭與雌性哺乳動物交配的機會，具體細節取決於該種動物的其他生活方式。雌性動物獨居或者群居，生活在小群體中或者大群體中，在一個穩定的或者臨時性的群體中，她們運用著合理的標準來確定生活方式，比如食物在哪裡、哪裡最安全、在哪裡她們可以最容易地生育和扶養幼崽以及她們是否需要大量的力氣。雌性動物到哪兒，雄性動物就追隨到哪兒。例如，雌海象聚集在沙灘沿岸，在那裡雄海象可以輕易地巡邏。單個雄海象可以獨佔整個雌海象群，雄海象之間則殊死搏鬥來爭得大獎。體格大的海像在戰鬥中有優勢，所以雄海像已演化為4倍於雌海象的個兒頭大小。
猿類則有著多樣的性安排。順便提一句，這也意味著，沒有所謂的「猿的遺產」可供人類必須去效仿。大猩猩群居生活在森林邊緣，它們的每個小群體由一個雄性和幾個雌性組成，雄性大猩猩之間為爭奪控制雌性而爭鬥，因而雄性大猩猩演化出兩倍於雌性的大小。雌性長臂猿獨居而且散落地分佈，雄性長臂猿在找到一個雌性的領地後就扮演著一位忠實配偶的角色。由於其他雄性長臂猿遠在其他地域，它們彼此爭鬥的次數並不比雌性長臂猿之間更多，而且體格也並不會更大。雌猩猩也獨居但彼此住得比較近，所以一頭雄猩猩可以獨佔兩頭或更多雌猩猩的領地，它的個頭兒約是雌猩猩個頭的1.7倍。黑猩猩群居，群體數量大且不穩定，所以沒有雄性能夠統治。雄黑猩猩與雌黑猩猩住在一起，雄性之間競爭統治權，這會賦予更多交配的機會。雄黑猩猩的大小大約是雌黑猩猩的1.3倍。由於周圍有很多雄性，雌黑猩猩有激勵因素去和多個雄性交配，這樣單個雄黑猩猩永遠也不能確定小黑猩猩是不是它的，因而不會為了讓雌黑猩猩可以生自己的後代而去殺死幼崽。雌性黑猩猩幾乎是胡亂雜交的，雄性之間爭鬥得較少，且體格也和雌性大致相同。它們的競爭是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在雌性的體內。
精子可以在陰道裡存活幾天，所以一隻濫交的雌性能夠有幾隻雄性的精子在其體內競爭使卵子受孕的機會。一隻雄性製造的精子越多，它的其中一個精子首先抵達的機會就越大。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黑猩猩有著相較它身體大小而言巨大的睪丸。大睪丸能製造更多的精子，因而在濫交的雌性體內有更好的機會。大猩猩的重量是黑猩猩的4倍，但它的睪丸大小卻只有黑猩猩的1/4。被它鎖在深閨的雌性沒有機會去和任何其他雄性交配，所以它的精子不必去競爭。長臂猿是一夫一妻制，它們的睪丸也比較小。
在幾乎所有的靈長類動物中（事實上，是幾乎所有的哺乳動物中），雄性都是飯桶爸爸，貢獻給他們子女的除了DNA外，什麼都沒有。其他物種則更有父愛一些。在大多數鳥類、許多魚類和昆蟲以及像狼這樣的群居性動物中，都有保護和撫養子女的雄性。有些事情有助於雄性父母投資的演化。一是體外受孕，這見於大多數魚類，雌魚將卵產在體外，雄魚在水中使卵受孕。這樣雄魚可以確定受精卵攜帶著它的基因，而由於受精卵還在未發育時就被釋放出體外，因此雄魚有機會幫忙。但在絕大多數哺乳動物中，其繁殖過程則不會導致有一個溺愛的父親。卵子被捲在母親體內，因而其他的雄性也可以使之受孕，所以一個雄性動物永遠也不能確定一個子女是不是它的。它面臨著將自己的投資浪費到另一個雄性的基因上的危險。此外，胚胎大部分的生長時間都是在母親體內進行，父親沒辦法直接幫得上忙，因而父親很容易就背棄離開，而去嘗試與另一個雌性交配，留下母親體內懷著無法除去的胎兒或子女；雌性則不會背棄，因為這樣它就不必再次重新經歷漫長的培育胚胎的過程。當一個物種的生活方式使其收益超過成本時，父親表現得就會更像個父親：比如當子女沒有父親就會很易受傷時、當它很容易給子女提供像肉一樣的高營養食物時以及當年幼的子女容易被保護時。
當雄性成為忠誠的父親時，交配的遊戲規則就發生了變化。雌性可以根據雄性的能力和對投資於子女的意願來選擇配偶，只要它能判斷的話。雌性，而不僅是雄性，要通過競爭才能獲得配偶，儘管獎勵是不同的：雄性競爭是為了使願意交配的雌性受孕，雌性競爭是為了吸引願意投資的雄性。一夫多妻制不再是一個雄性擊敗所有其他的雄性或是雌性都想要被最兇猛的或最漂亮的雄性授精。當雄性的投資比雌性多時，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物種可以是一妻多夫制的，由強硬的雌性來控制雄性的地域（哺乳動物的身體方案已經排除了這種選擇）。當一個雄性比其他雄性有更多資源可投資時（比方說，它控制了一片更好的地域），雌性們共同分享它——一夫多妻制，就比每個雌性擁有自己的配偶要更好，因為一大塊資源的一部分會比一小塊資源的全部要更好。當雄性的貢獻更平均時，對一方心無旁騖的關注就變得更有價值，物種就確定為一夫一妻制。
許多鳥類似乎都是一夫一妻制的。在電影《曼哈頓》（Manhattan）中，伍迪·艾倫對黛安·基頓（Diane Keaton）說：「我覺得人們應當為了生命而交配，像鴿子和天主教徒一樣。」影片上映後，鳥類學家才開始將鳥送去做DNA檢測，令他們感到震驚的是，結果顯示鴿子們也不忠誠。在一些鳥類中，1/3的幼鳥都含有一隻非雌鳥配偶的雄鳥的DNA。雄鳥濫交是因為它們試圖在養育一個雌鳥子女的同時與其他雌鳥交配，希望它的子女能夠自己存活下來，或者頂多被一個戴綠帽子的雄鳥所撫養。雌鳥濫交因為它有機會魚和熊掌兼得：最健壯的雄性的基因和最情願的雄性的投資。被戴上綠帽子的配偶最慘，還不如徹底沒有哺育下一代好，因為它已經將它全部的努力都奉獻給了競爭者的基因。所以在雄性投資的物種中，雄性嫉妒不僅指向雄性對手，而且還指向雌性。雄性會守衛著雌性，圍繞在雌性四周，不斷地與雌性交配，並遠離表現出最近剛交配過體征的雌性。
人類的交配體系和任何其他動物的都不一樣，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擺脫了統治交配系統的法則，這些法則已經在幾百個物種中得到了證實。任何誘發一個雄性被戴上綠帽子，或是讓一個雌性得不到幼崽的父親足夠幫助的基因，都會很快被從基因庫中剔除。任何使得一個雄性可以令所有雌性受孕，或是讓一個雌性生育出最佳雄性的最放縱後代的基因，都會迅速地佔據主導。這些選擇壓力不小。要想讓人類的性活動變得可以「社會建構」並獨立於生物學，正如流行的學術觀點中所說的，它不僅需要奇跡般地擺脫這些強有力的壓力，還必須承擔另一種同樣強勁的壓力。如果一個人發揮出社會建構的職能，其他人就會改變角色，以他或她為代價而興旺發展。有權勢的人會操縱其他人的思想，使他們喜歡獨身或是被戴綠帽子，從而把女人留給有權勢的人自己。任何情願接受社會建構的性別角色的基因都將被選擇剔除出去，而抗拒這些角色的基因會取而代之。
智人是一種怎樣的動物？我們是哺乳類動物，所以一個女人做母親的最小投資也要遠遠大於一個男人做父親的投資。母親貢獻了9個月的時間來懷孕（自然情況下），2～4年的時間哺育幼兒。父親貢獻了幾分鐘性愛和一勺精液。男人的體型約是女人的1.15倍大小，這說明在我們的演化歷史中是男人在競爭，一些男人與幾個女人交配，而另一些男人則孤獨終老。我們和獨居、一夫一妻、性別區分比較不明顯的長臂猿不同，和散落分群、後宮雲集、性別區分同樣不明顯的大猩猩也不同。我們群居，男人女人混居成一大群，時常面臨著和異性配對的機會。相比身體而言，男人的睪丸比黑猩猩的小，但比大猩猩和長臂猿的大，這說明人類祖先的女人沒有大肆地淫亂，但也並不總是一夫一妻。孩子們出生時很無助，而且在很長的一段人生歲月中需要依賴成人，這大概是由於知識和技能對人類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所以孩子們需要父母的投資，而且由於男人們從狩獵中得到了肉和其他資源，他們也有東西可用於投資。男人的實際投資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最小投資，而他們的生理解剖本來會使他們只須付出最小投入就可脫身而逃；但實際上，他們卻養育、保護和教育他們的孩子。這就使得男人們很重視是否會被戴綠帽子，而女人們看重的則是男人們給孩子們投資的意願和能力。由於男人與女人們像黑猩猩一樣一起群居，而男人又像鳥類一樣給後代投資，所以我們發展出了婚姻：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組成一個生殖同盟，這就是為了限制第三者對性方面和父母投資方面的要求。
這些生命的事實從來沒有變過，但其他事實卻在改變。直到最近，一直都是男人狩獵、女人採集。女人在青春期後很快就結婚了，沒有避孕、沒有機構化辦理的非親屬收養和人工授精。性就意味著繁殖，反之亦然。沒有家養植物或動物提供的食物，所以沒有嬰兒配方奶粉；所有的孩子都是乳汁餵養。沒有付費的托兒所，也沒有全職爸爸；嬰兒和幼兒一直在母親或者其他女人周圍晃蕩。在我們99%的演化歷史中，這些情況一直都持續著，並塑造了我們的性愛。我們對於性的思考和感受適應的是這樣一種世界：性愛就會產生嬰兒，無論我們當時是否想要造人。在這樣的世界中，撫育孩子的任務，多半是落在母親身上，而不是父親身上。當我們使用「應當」「最好」和「最優」這樣的詞彙時，它們只是一個簡稱，代表了會導致在這樣的世界中取得繁殖成功的策略。我指的不是在現代世界中什麼是道德上正確的、可以做到的或是會有利於獲得幸福的，那些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關於策略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想要多少個伴侶。請記住，當給孩子的最小投資對於女性而言更大時，男性如果和許多女性交配就可以擁有更多的子女；但如果一個女性和許多男性交配的話，她並不會有更多的子女——一次受精就足夠了。假設一個原始人可以和一個妻子有2～5個孩子。一次婚前或婚後私通而帶來一個孩子，就會將他的繁殖產量增加20%～50%。當然，如果這個孩子由於父親不在身邊而餓死或是被殺掉的話，這個父親在遺傳意義上並沒有得到好處。最佳的策略就是和一個已婚女人私通，而且她的丈夫會把這個孩子撫養長大。在原始社會中，育齡婦女幾乎都是已婚的，所以通常都是和一個已婚的女人發生性關係。即使她沒結婚，沒父親的孩子活著的也比死去的多，所以和一個沒結婚的人私通也能增加繁殖概率。無論哪種算法都不適用於女人。因此，男人心智的一部分就應當是，純粹是為了想要多個性夥伴而想要多個性夥伴。
你以為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唯一差異就是男人喜歡女人、女人喜歡男人嗎？你問的任何酒保或老奶奶都會說，男人的眼睛更不老實，但或許這只是一個老式的刻板印象。心理學家大衛·巴斯（David Bass）尋找刻板印象的對象是那些最有可能否認他們具有這種偏見的人——政治敏感性高漲的女性主義革命之後一代中精英的、自由主義的、美國大學中的男人與女人們。他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特別直接。
他用秘密調查問卷問了一系列問題。「你尋找配偶的願望的強烈程度如何？」男女的答案大致是相同的。「你尋找一夜情的願望的強烈程度如何？」女人們說，不怎麼強烈；男人們說，非常強烈。「你在下個月將會有幾個性夥伴？今後兩年呢？你一生中呢？」女人們說，下個月有8/10個性夥伴正合適。今後兩年中，她們想要一個，一生中有4～5個。男人們在下個月想要2個性夥伴，今後兩年中8個，一生中18個。「你會考慮和一個已相識5年的理想夥伴發生性關係嗎？相識兩年的呢？相識一個月的？一周的？」女人會對相識一年以上的男人說「應該可以」，對相識6個月的表示「中立」，對認識一周或更短時間的說「絕對不行」。男人則只要認識這個女人一周就會說「應該可以」。男人認識女人時間有多短，他就可以說絕對不會和她發生性關係呢？巴斯一直沒能得出答案，他的量表沒有細化到「一小時」的標準。當巴斯就這些研究結果在一所大學做報告時，他從父母投資和性選擇的角度做了解釋。當時一個年輕女子舉起手說：「巴斯教授，我對你的數據有一個更簡單的解釋。」是嗎，他說，那是什麼？「男人就是爛泥。」
男人真是爛泥嗎，還是只是試圖裝成爛泥？或許在問卷中男人試圖誇大他們是優秀的種馬，而女人則想要避免被看得太輕浮。心理學家R.D.克拉克（R.D.Clark）和伊萊恩·哈特菲爾德（Elaine Hatfield）僱用了一些俊男美女，讓他們在大學校園裡接近陌生的異性並向對方說：「我在校園裡注意你好多次了，我覺得你很有魅力。」然後問下面三個問題中的一個：（1）「你今晚願意和我約會嗎？」（2）「你願意今晚到我宿舍嗎？」（3）「你願意今晚和我上床嗎？」有一半女人同意約會，有一半男人同意約會；6%的女人同意去宿舍，69%的男人同意去宿舍；沒有女人同意發生性關係，75%的男人同意發生性關係，剩餘的25%中，許多人表示抱歉，並問能否過幾天再行好事，或者解釋說他們不行是因為未婚妻沒出遠門兒。這個實驗在美國好幾個州都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結果。當進行這項研究時，避孕已經很普及，安全性行為也在被大力推廣，所以不能僅僅由於女人可能會對懷孕和性傳播疾病更為小心而簡單否定這一研究結論。
新的夥伴對男性性慾的喚醒被稱為柯立芝效應（Coo lidge effect），它源自一個著名的逸聞。一天，美國前總統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總統和他的妻子訪問一家政府農場，被分別帶領著參觀。當展示給柯立芝夫人公雞的生殖器時，她問公雞是不是每天交配不止一次。「幾十次。」嚮導回答道。「請把這個告訴總統。」柯立芝夫人要求說。當總統被展示給看雞的生殖器並被告知關於公雞的事情時，他問道：「每一次是和同一隻母雞嗎？」「噢，不是，總統先生，每次都是不同的一隻。」總統說：「把這個告訴柯立芝夫人。」當每一次交配後又出現一隻心甘情願的雌性時，許多雄性哺乳動物都是不知疲倦的。它們不會因實驗者遮掩起前一個性夥伴或是掩蓋它的氣味而被愚弄。這恰恰說明，雄性的性慾並不完全是「不加區分的」。雄性或許不在乎它所交配的是哪種雌性，但它們對於自己所交配的是哪個雌性超級敏感。這又是一個說明了個體和種類的邏輯區分非常重要的例子，我在第2章中批評關聯主義時已經強調過這一點。
男人沒有大公雞那樣的性耐力，但從長期而言他們在自己的慾望中顯示出一種柯立芝效應。在許多文化，包括我們自己的文化中，男人報告說他們對妻子的性熱情在結婚的最初幾年就消退了。是單個體的概念，而不是她的長相或其他品質引發了這種衰退；對新的性夥伴的口味並不僅僅是為了尋求多樣性來調劑人生，就像吃膩了草莓冰激凌想換巧克力味的一樣。在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故事「頭號倒霉蛋」中，一個從神秘村莊海烏姆來的傻瓜出發去旅遊，但卻迷了路，不經意地回到了家。他以為他在經過另一個村莊，而特別巧的是這個村莊和自己的村子非常像。他碰到一個女人看起來長得也和他已經厭倦了的妻子一模一樣，他卻覺得這個女人非常迷人。
雄性性心智的另一部分是會被可能的性夥伴輕易性喚起的能力——確實如此，只要一個可能的性夥伴最微弱的暗示即可。動物學家已經發現，許多物種的雄性都會去追求和雌性有些模糊的相似之處的多種物體：其他雄性、其他物種的雌性、是同一物種的雌性但實際卻是被釘在板子上的毛絨填充玩具，或者毛絨填充玩具雌性動物的一部分，比如一顆懸浮在半空中的頭，甚至是毛絨填充玩具雌性動物的部分卻缺少了眼睛和嘴這樣的重要特徵。人類物種中的雄性一看到裸體女人就會被性喚起，不僅是對真人，而且對在電影、圖片、繪畫、明信片、玩具娃娃都會有反應。男人從這種錯誤的身份識別中獲取愉悅，支持了全世界的色情產業，單單在美國，色情業的年度總產值就達100億美元，幾乎和體育產業和電影業的產值加起來一樣多。在原始文化中，年輕男子在岩石懸垂上用碳塊畫出乳房和陰戶，還在樹幹上雕刻出來、在沙子上畫出來。色情在全世界都很相似，在一個世紀前和現在也差不多。它用有圖形的身體細節描繪，傳承下來的匿名裸女們渴望著隨意的、與個人無關的性愛。
看到一個裸體男人就被輕易地性喚起，這對一個女人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一個正值生育期的女人從來都不缺少心甘情願的性夥伴，在這樣的買方市場中，她可以找到可供選擇的最佳丈夫、最好基因或是對她有性偏好的其他回報。如果她見到裸體男人就會被性喚起，男人們就可以通過暴露自己來引誘她發生性關係，這樣她的討價還價優勢就會被大打折扣。男女對裸體的反應大不相同：男人將裸體女人看作是一種邀請，女人將裸體男人看作是一種威脅。1992年，一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全校聞名的被稱為「赤裸的傢伙」的學生自己選擇光著身子慢跑、上課、在餐廳吃飯，以此作為對西方社會壓抑性傳統的抗議。他最終被開除，因為一些女學生抗議他的行為應當被歸類為性騷擾。
女人們並不想看到陌生男性的裸體，或是匿名的性表演，實際上，色情業並沒有女性市場。《花花太妹》（Playgirl）應當是反例，但很顯然，它服務於同性戀男人。它當中沒有任何女人會買的產品的廣告，當女人作為好玩的禮物收到雜誌的訂閱單時，她們會發現自己被列入了同性戀男性色情和性玩具的郵寄名單。在實驗室中，一些早期實驗稱男人與女人對一個色情信息會有相同的性生理喚起。但男人在控制條件下對於中性信息做出的反應比女人對於色情信息的反應還要強烈。所謂中性信息是由女性調研者選擇的，它描述的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聊一個人類學專業對醫科預科生的相對優勢的話題。男人們發現這個信息非常色情！當女人同意看性愛場面時，有時會被性喚起，但她們不會去主動尋求。西蒙斯指出，女人對於允許性愛與否要比男人更挑剔，但是一旦她們同意了，就沒有理由認為她們對於性刺激的反應沒有男人強烈。對於女人來說，最接近於色情物品的大眾市場商品是浪漫小說和英雄救美的言情小說，其中，性是在情感和關係的背景下被描述的，而不是被描繪為連續的身體撞擊。
對性多樣的慾望是一種不尋常的適應，因為它貪得無厭。大多數健身商品都表現出回報遞減的趨勢或有一個最優水平。人們並不追求海量的空氣、食物和水，而且希望既不熱也不冷。但男人與越多的女人發生性關係，他就會留下越多的後代，永遠不會滿足。這使得男人對於隨意性夥伴的胃口永不知足（或許對於祖先的環境中可以帶來多個性夥伴的物品，如權力和財富也是如此）。日常生活中大多數男人沒什麼機會去探測這種慾望是否有止境，但偶爾會有一個男人很富有、很有名、很英俊，而且也足夠地不道德去嘗試。喬治斯·西米農（Georges Simehon）和休·赫夫納（Hugh Hefner）宣稱有過幾千個性夥伴，威爾特·張伯倫（Wilt Chamberlain）估計他有20000個。假如我們大膽地調整他的誇口，推測張伯倫將他的估計誇大了10倍，那仍意味著1999個性夥伴也是不夠的。
西蒙斯注意到，同性戀的關係對每種性別的性慾望提供了一個清楚的窗口。每對異性戀關係都是男人需要和女人需要的折中，這樣性別間的差異一般會減少到最小。但對同性戀之間則沒什麼可折中的，他們的性生活以更純粹的形式展示了人類的性活動（只要他們性別腦的其餘部分的構成模式不像和他們相反性別的腦的構成模式一樣）。在出現艾滋病之前，對舊金山同性戀的一項研究中，28%的男同性戀報告說有過1000多個性夥伴，75%的報告說有過100多個。從沒有女同性戀報告說有1000個性夥伴，只有2%女同性戀的報告說有100個性夥伴。男同性戀的其他性慾望，如對色情作品、妓女和有吸引力的年輕性夥伴，也反映出或放大了男異性戀的性慾望。湊巧的是，男人的性要求是相同的，無論他們的要求是指向女人還是指向其他男人。這一事實駁斥了認為男性慾望是壓迫女性的工具這種理論。這並不是說每一個男同性戀都會過度沉溺於對性愛的享受，他們只不過是把自己的性慾拿來與男性的性慾互為呼應，而不是與女性的性慾相互作用罷了。西蒙斯寫道：「我想說明，男異性戀與男同性戀同樣有可能經常與陌生人發生性關係，在公共澡堂匿名參加性亂交聚會以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在公共衛生間逗留5分鐘來次口交，前提是女人們對這些活動感興趣的話。但女人們對此並不感興趣。」
在異性戀中，如果說男人比女人更想要多種多樣，經濟學入門課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交配應當被視為是一種女性服務，是女人能夠給予的一種恩賜，或者她們也可以保留不給男人。許多比喻都將和女人發生性關係看作是一件珍貴的商品，無論是從女人的角度（保留你自己、獻出去、感覺被用過了）還是男人的角度（得到任何東西、性口味、幸運地得到）出發。而且性交易常常遵循市場原則，正如所有派別的犬儒主義者早就認識到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安德烈·德沃金（Andrea Dworkin）寫道：「男人想要女人所擁有的——性。他可以偷（強姦）、勸說她放棄（引誘）、租借（嫖娼）、長期租賃（美國的婚姻），或是直接擁有（大多數社會中的婚姻）。」在所有社會中，幾乎全都是男人追求女人、求婚、引誘女人、使用愛情魔力、送禮物來換得性、支付彩禮（而不是收取嫁妝）、花錢召妓和強姦。
當然，性經濟學也取決於個人的慾望，而不只是各性別的平均慾望。人們為性而付出，如現金、承諾、好感——當對像令他們比他們令對像更滿意時。由於女人比男人更挑剔，一般男人就需要為與一般女人發生性關係而付出。一般男人可以吸引比隨意性夥伴質量更高的妻子（假定婚姻承諾也是一種支付的話），而女人則能吸引比丈夫質量更高的隨意性夥伴（後者什麼也無須付出）。理論上講，最高質量的男人應當有大量願意和他發生性關係的女人。丹·沃瑟曼（Dan Wasserman）的一幅卡通作品畫了一對夫婦在看完電影《桃色交易》（Indecent Poposal）後離開電影院，丈夫說：「你願意為了100萬美元和羅伯特·雷德福德睡覺嗎？」妻子回答：「願意，不過得給我一段時間湊夠這筆錢。」[20]
卡通畫家的風趣實際上是利用了我們的驚奇感，但我們不會期望現實生活中就會是這樣的。對女人來說最有魅力的男人不會把自己像妓女一樣租出去，他們自己甚至還會召妓女。1995年，演員休·格蘭特（Hugh Grant）可能算是世界上最帥的男人了，他因與一個妓女在其車前座上進行口交而被拘禁。簡單的經濟學分析在這兒失效了，因為錢和性不是完全可互換的。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男人的一部分魅力來自他們的財富，所以最有魅力的男人不需要錢。而女人最希望接受的付出不是現金而是長期承諾，這即使是對於最英俊、最富有的男人來說也是一種稀缺資源。對休·格蘭特事件的經濟學分析可以在另一部電影裡的一場交易中得到很好的概括，這是根據好萊塢老鴇海迪·弗萊斯（Heidi Fleiss）的故事改編而來的。一位應召女郎問她朋友，為什麼她英俊的主顧還需要花錢來買春。「他們不是為了性而付給你錢，」朋友解釋道，「他們付你錢是讓你完事後走人。」
男人是習得性性多樣的嗎？或許這是一種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就是我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唐·璜被尊為一頭瀟灑的「種馬」，他臂彎中的美女就是獎盃。當然，那些人人都想要而又稀少的東西都可以成為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人人都想要的東西都是由於它們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徵而被人們所追求。我懷疑，假如讓男人們選擇是和許多漂亮女人秘密發生性關係，還是享有和許多漂亮女人發生性關係的名聲但實際上卻沒有，他們會選擇前者。不僅因為性本身就是足夠的激勵，而且因為這種與許多女人發生性關係的名聲是一種抑制。唐·璜不但沒有激發起人們的尊崇，特別是女人們的尊崇，反而激發了男人們的嫉妒——一種不同而且不那麼令人舒服的反應。西蒙斯評論道：
男人們似乎總是如此冥頑不化，他們拒絕習得不去嚮往多樣性，儘管有各種這樣或那樣的障礙。比如，基督教及其關於罪的教義、猶太教及其關於好人的信條、社會科學及其關於同性戀壓抑和性心理不成熟的理論、關於一夫一妻制配對結合併約束限制的演化理論、支持並崇尚一夫一妻制的文化傳統、對多樣性渴望實際上無法被滿足的事實、時間和精力，還有追求多樣性帶來的無數種實際的和情感上的風險，還有學會在性方面滿足於一個女人就會帶來的、顯而易見的潛在回報。
一雙不安分的眼睛，無論是習得還是天生，都不是男人心智的唯一組成部分。儘管慾望常常會導致行為，它也常常不導致行為，因為其他的慾望更強烈，或者因為一些自我控制的策略產生了效力（見第6章）。男人的性口味可以被調整和推翻，這取決於男人的吸引力、可供選擇的對象，還有他對於調戲成本的評估。
丈夫和妻子
從演化意義上說，有短期婚外性關係的男人是在賭他的不合法孩子無須他的幫助就能倖存下來，或是指望被戴綠帽子的丈夫會把這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養大。如果男人能承擔得起，一個最大化後代數量的確定方法是尋求多個妻子，並為所有的孩子投資。男人自然想要許多妻子，而不只是許多性夥伴。事實上，在80%多的人類文化中，有權力的男人都被允許一夫多妻制。猶太教實行一夫多妻制直至基督教時代，直到10世紀時才被宣佈不合法。摩門教一直鼓勵一夫多妻制，直到19世紀晚期美國政府宣佈其不合法，即使在今天也有人認為在猶他和其他一些美國西部的州中仍有數以萬計的秘密一夫多妻制婚姻。只要一夫多妻制是被允許的，男人就會尋求更多的妻子和吸引她們的手段。富有和享有聲望的男人有不止一個妻子，不負責任又懶惰的男人則一個妻子也沒有。一般來說，已經結婚一段時間的男人會去尋找更年輕的妻子。年長的妻子仍然是他的紅顏知己和夥伴，並掌管家務；而年輕的妻子則成為他的性趣所在。
在原始社會中，財富無法積累，但少數幾個猛男、老道的領導者以及優秀獵人可以有2～10個妻子。隨著農業的發明和大規模不平等的出現，一夫多妻制已經到了荒謬的比例。勞拉·貝茨格已經記載下來的是，一個文明接著一個文明，獨裁的男人已經踐行了終極的男性幻想：將數以百計的適齡女子關在深宮，嚴密守衛（往往是由太監來做），這樣任何其他男人都不能接觸到她們。類似的安排也在印度、中國、伊斯蘭世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以及美洲各國不斷出現。所羅門國王有1000個嬪妃。羅馬皇帝將嬪妃稱作奴隸，中世紀的歐洲國王稱之為服務女傭。
相比之下，一妻多夫制則少之又少。當環境非常惡劣，一個男人如果沒有女人就無法倖存時，男人們偶爾會共享一個妻子，但一旦條件改善，這種安排就會自然瓦解。愛斯基摩人偶爾會有一妻多夫制婚姻，但幾個丈夫之間總是相互嫉妒，甚至會彼此仇殺。如前所述，親屬關係會減少敵意。在西藏農民中，兩個或更多的兄弟有時會同時娶一個女人，希望由此凝聚一個家庭以此在荒涼的土地上倖存下來。但年輕一些的弟弟總渴望一個屬於自己的妻子。
婚姻安排通常都是從男人的角度來描述的，不是因為女人的慾望與之無關，而是因為有權勢的男人通常能夠自行其是。男人的體格更大也更強壯，因為他們已被選擇互相爭鬥，他們還可以組成有力的氏族，因為在傳統社會中，兒子住得離家庭很近，而女兒則會搬走。最花心的一夫多妻者總是那些不怕報應而殺戮的暴君。根據《吉尼斯世界紀錄》記載，史上有最多孩子——888個——的男人是一個摩洛哥的皇帝，名如其人，他的名字叫嗜血的穆萊·伊斯梅爾（Moulay Ismail The Bloodthirsty）。超級一夫多妻者不僅必須防禦幾百個被他奪走了妻子的男人，還必須壓迫他的後宮。婚姻多少都會有一點互利互惠之處，在大多數實行一夫多妻制的社會中，男人可能會出於自己情感和財務的需要而放棄多餘的妻子。暴君則會監禁並恐嚇他的妻子們。
但奇怪的是，在一個相對自由的社會，一夫多妻制並不一定就對女人不好。基於經濟以及根本上的演化緣由，女人可能更願意分享一個富有的丈夫而不是獨佔一個窮光蛋，甚至從情感的角度來說也是如此。勞拉·貝茨格概括了其中的原因：你願意當約翰·F.肯尼迪的第三個妻子還是小丑波索的第一個妻子？多個妻子之間往往相處得還可以，她們分享彼此的專長並共擔育兒責任，儘管在下一級家庭之間往往會爆發嫉妒；一夫多妻制家庭很像繼父母家庭，只不過它有更多的派系和成年參與者。如果婚姻真的是一個自由市場，那麼一夫多妻制社會中男人對供應有限的伴侶的更大需求和他們固有的性嫉妒會給女人們帶來好處。履行法律的一夫一妻制則對女人不利。經濟學家斯蒂文·蘭德斯伯格（Steven Landsburg）解釋了這個市場原則，他的例子用的是勞動而不是金錢：
今天，我妻子和我對誰該洗碗發生了爭論，在開始時我們還大致勢均力敵。如果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話，我妻子可能就會暗示她已考慮離開我嫁到我們的鄰居艾倫·辛迪他們家——而我則會不得不退讓，落得個刷鍋洗碗滿手油污的下場。
……反壟斷法律[21]是卡特爾理論的一個教科書式的例子。起初是競爭性的生產商勾結在一起，與公眾作對，或者更確切地說，與他們的顧客作對。他們達成協議，每家公司都將限制產量，從而保持高價格。然而高價格誘發欺騙，也就是說，每家公司都試圖擴大自己公司的產量——超過協議所規定允許的產量。最終，卡特爾土崩瓦解，除非有法律規定強制實施，即使如此，違規者也甚眾。
這個故事在任何經濟學教科書中都會講到，它也是浪漫愛情產業中男性生產商的故事。他們起初激烈地競爭，然後陰謀勾結在一起，對抗他們的「顧客」——他們將在婚姻中牽手的女人們。在達成這個陰謀的協議下，每個男人都會限制他的浪漫企圖和行動，以增加男人們整體討價還價的地位。但男人們地位的改善引發了欺騙，也就是說，每個男人都試圖追求比協議規定數量更多的女人。卡特爾只是由於法律規定強制實施才得以倖存下來，但即使這樣，違規者也大有人在。
法定的一夫一妻制在歷史上是那些有一定權勢和無甚權勢的男人們之間達成的協議，而不是男人與女人之間達成的協議。它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盤剝浪漫產業中的顧客（女人），還不如說是為了使生產商（男人）之間的競爭的成本最小化。在一夫多妻制下，男人們爭奪的是異乎尋常的達爾文式利益——許多妻子VS。孑然一身，這種競爭是非常殘酷的。許多兇殺和大多數部落戰爭都直接或間接地事關女人。當首領們需要聯盟那些沒什麼權勢的男人們，並需要他的臣民同敵人戰鬥而不是彼此爭鬥時，他們就從法律上廢除了一夫多妻制。早期的基督教吸引了窮人，部分原因是由於它對一夫一妻制的承諾令窮人也有機會討到老婆，並在社會中有一席之地，因為平等主義和一夫一妻制的關係就像暴君獨裁和一夫多妻制的關係一樣，是一對孿生現象。
即使在今天，不平等已經使得另一種一夫多妻制得以迅速發展。富人養得起一個妻子和一個妾，或者在結婚20年後和妻子離婚並付給她生活費和子女撫養費，再去和另一個更年輕的女人結婚。記者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推測，輕易的離婚和再婚就像公然的一夫多妻制，會導致暴力的增加。適齡女人們被富裕的男人們所壟斷，導致較低社會階層中的妻子的供應量緊缺，這迫使最窮的年輕男人們陷入絕望的競爭之中。
所有這些爾虞我詐都只來自性別之間的一項差異：男人比女人更想要多個性夥伴。但是，男人也不是完全不必選擇，女人也並不是在所有社會中都沒有發言權，只是在暴君獨裁的社會中才是如此。男性和女性都有各自選擇私通和婚姻對象的標準。就像其他難以改變的人類口味一樣，這些選擇標準似乎也是適應而來的。
兩性都想要配偶，男人比女人更想要私通，但這並不意味著女人不想私通。如果她們從來不想的話，男性想玩弄女性的企圖就不會演化而來，因為這種企圖永遠不會得到回報（除非玩弄者總是可以欺騙他的征服對象，令其以為他想追求她作為妻子——但如果這樣的話，一個已婚女人就應當永遠不會有婚外情，或成為被調戲的對象）。男人的睪丸比例就不會演化得比大猩猩還大，因為他們精子的數量永遠也不會處於被超過的危險中。對妻子的妒嫉之情也不會存在。但正如我們所見，它確實存在。人種志記錄表明，在所有社會中，兩性都會濫交，女人並不總是飲鴆自盡或是跳樓輕生。
遠祖的女人們從私通中能得到什麼，從而使這種慾望能夠演化而來呢？一種回報是資源。如果男人想要性是出於性本身的目的，女人則可以讓男人為此而付出代價。在原始社會中，女人會從情人那裡公開索要禮物，通常是肉類。當想到我們的遠祖母親為一頓牛排大餐而獻出自己時，你可能會覺得被冒犯了，但對於艱難歲月中的遠古人來說，肉絕對令人癡迷，因為那時的高質量蛋白質太稀缺了。在《賣花女》（Pygmalion）中，當杜立德想把女兒伊莉薩賣給希金斯時，平克林大喊道：「你不要道德了嗎，爺們兒？」杜立德回答：「我付不起啊，長官。你要是像我這麼窮，你也一樣的。」乍一聽這似乎是賣淫，但對於身處其中的人來說，這不過是尋常的禮儀。這很像在我們現代社會中，如果一個比自己更有錢的情人從不帶她外出用餐，也不為她花錢的話，一個女人會感覺到受侮辱，儘管雙方都會否認兩人有任何交換報償的關係。在調查問卷中，女大學生報告說，奢華的生活方式和送禮物的意願是在選擇短期情人時考慮的重要因素，儘管在選擇丈夫時不是這樣。
像許多鳥類一樣，一個女人可以尋求最優質雄性的基因，同時也兼有自己丈夫的投資，因為他們不大可能是同一個男人（特別是在一夫一妻制下，當她對自己的婚姻沒有什麼發言權時）。女人們報告說，外表和力量對情人比對丈夫更為重要；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外表是基因質量的指示符。當女人們有婚外情時，她們一般會選擇比丈夫地位更高的男人，而帶來地位的品質幾乎一定是可遺傳的（儘管對高地位、高聲望情人的品位還會有助於滿足第一個動機——獲取資源）。與更優秀的男人私通還可以讓一個女人檢驗自己在婚姻市場中的交易能力，這樣或者可以熱熱身，或者可以改善她在目前婚姻中進行討價還價的地位。西蒙斯將私通中的性別差異歸納為：女人有婚外情是因為她覺得那個男人在某種程度上比她丈夫更優秀，或者是她丈夫的一個補充；而男人有婚外情則是因為那個女人不是他的妻子。
男人們對於隨意性夥伴的要求除了兩條X染色體之外還有別的嗎？有時，答案似乎是：沒有。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報告說，特羅布裡恩島的一些婦女因過於令人憎惡而被禁止性交。儘管如此，這些女人還是能夠設法有幾個子女，這被特羅布裡恩島的居民看作孤雌生殖的確鑿證據。但更系統的研究顯示，男人，至少是美國的大學生們，確實對短期性夥伴有偏好。他們看重外表；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美是生育能力和基因質量的一個符號。濫交和性經驗也被視為一種資產。就像梅·韋斯特（Mae West）所解釋的：「男人喜歡有過去的女人，因為他們希望歷史會自動重複。」但當這些男人被問及作為長期伴侶時，這些資產就變成了負債。他們認同臭名昭著的「麥當娜-妓女」二分法，將女性分為可以像易於征服的獵物一樣轉手打發的輕浮女人和可以看作未來妻子的靦腆女子。這種心理往往被稱作是厭女症的症狀之一，但對於所有物種中給自己的後代投資的雄性來說，這卻是一個最優遺傳策略：和任何接受你的雌性交配，但同時確保你的配偶不和任何其他雄性交配。
女人在丈夫那兒應該尋求些什麼呢？20世紀70年代的一個保險槓貼紙上這樣寫道：「一個沒有男人的女人就像一條沒有自行車的魚。」但至少對於原始社會中的女人來說，這個論斷有些言過其實。當一個遠古社會中的女人懷孕、哺乳、育兒時，她和她的孩子們很容易受到飢餓、蛋白質缺乏、捕獵、強姦、綁架和謀殺的威脅。任何讓她生出這些孩子的男人都應當被好好利用，協助其哺育孩子和並保護她們。從她的角度來看，這是他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但從他的角度來看，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去競爭和追求其他的女人。男人們在給孩子投資的能力和意願上各有不同，所以，女人應當謹慎地選擇。她應當被財富和地位所打動，或者，對於那些太年輕，以至於還沒有擁有這些的男人們，女人應當看重他們未來獲得財富與地位的徵兆，比如野心和勤奮。然而，這些都毫無用處，除非這個男人在這個女人懷孕時照顧左右，而男人們無論是否真心實意，他們都說自己會照顧左右，因為這對他們有好處。正如莎士比亞所寫的：「男人的誓言是女人的叛徒。」因此，女人應當尋找穩定和真誠的跡象，而自我保護的能力傾向遲早也會派得上用場。
男人該在妻子那兒尋求些什麼呢？忠誠可以確保他的父親身份，除了忠誠外，她還應當能夠盡可能地多生孩子。一如既往地，我們的品位也是被這麼設計出來的；但這並不能推導出一個男人真得想要許多許多的嬰兒。她應當很豐腴，這意味著她很健康，過了青春期，但還沒到停經期。但是，一個女人當前的生育能力與一夜情的相關度應當比與終身婚姻的相關度更大。重要的是，男人從長期關係中所能估計出的子女的數量。儘管一個女人可以每幾年生育並撫養一個孩子，但她的育兒年限是有限的，新娘越年輕，未來的家庭就越大。即使最年輕的新娘，即十幾歲的少女，在某些程度上比二十出頭的女人的生育能力要差些，但上述論斷也是正確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於男人是爛泥的理論，看重適齡女子可能是出於婚姻和父親身份的緣故才演化而來的，而不是基於一夜情的目的。黑猩猩父親的職責結束於交配，對它們而言，一些滿身皺紋、胸部下垂的雌性是最性感的。
這些預測只是些老式的刻板印象嗎？巴斯設計了一個調查問卷，詢問性伴侶們對18項品質的重要性的看法，他將問卷發放給了6大洲和5個島嶼上37個國家的10000多人——他們所處的文化有一夫一妻制也有一夫多妻制，有封建的也有自由的，有社會主義也有資本主義。所有地方的男人與女人們都最看重智力、善良和通情達理這些品質。但每個國家的男人與女人對其他品質的看重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女人比男人更看重謀生能力；差異的大小從1/3多到一倍半多不等，但差異總是存在的。幾乎在所有國家，女人都比男人更看重地位、野心和勤奮。在絕大多數國家中，她們都比男人更看重可靠性和穩定性。在所有國家，男人都比女人更看重年輕和外表。一般來說，男人想要個比他小2.66歲的新娘，女人想要個比他大3.42歲的新郎。這些調查結果在許多同類研究中都有同樣的結論。
人們的行為也驗證了這一結論。根據個人徵婚/友廣告的內容，男找女找的是年輕和外表，女找男找的是財務狀況安全、身高和真誠。一家月老服務機構的所有者注意到，「女人們確實仔細讀了我們提供的個人資料表格，但男人們只看照片」。在已婚夫婦中，丈夫比妻子平均大2.99歲，似乎他們已經分開了彼此偏好的差異。在原始社會文化中，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性感，這些人通常是年輕貌美的女人和聲望很高的男人。例如，雅諾馬馬男人說最想要的女人是moko dudei——用於水果時表示其完全成熟，用於女人時的意思是15～17歲的女性。當觀看幻燈片時，西方觀察者無論男女都同意雅諾馬馬男人的看法，認為moko dudei的女人最有吸引力。在我們的社會中，對一個男人財富的最好預示是他妻子的長相，對一個女人長相的最好預示是她丈夫的財富。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約翰·塔沃爾（John Tower）這樣外貌醜陋的內閣總理也被叫作性感標誌和追女仔。像保羅·蓋迪（Paul Getty）和霍華德·馬歇爾（Howard Marshall）這樣年逾八旬的石油大亨娶的女人年輕得都足以做他們的重孫女了，比如模特安娜·尼科爾·史密斯（Anna Nicole Smith）。不那麼英俊的搖滾明星像比利·喬（Billy Joel）、羅德·斯圖爾特（Rod Steward）、萊勒·拉維特（Lyle Lovett）、裡克·奧卡塞克（Rick Ocasek）、林格·斯塔爾（Ringo Starr）和比爾·懷曼（Bill Wyman）都娶了非常漂亮的女演員和超級模特。但前眾議員帕特裡克·施羅德（Patricia Schvoeder）說，她注意到，中年女國會議員沒有像中年男國會議員一樣，對異性放射出相同的動物磁性。
一個顯而易見的反駁是女人更看重富有和有權勢的男人，是因為男人才擁有財富和權力。在一個性別歧視的社會中，女人只好嫁給男人才能獲得財富與權力。這種替代解釋已經經過檢驗而被否定。享有高薪水、研究生學歷、社會地位高的職業以及高自尊的女人比其他女人更加看重丈夫的財富和社會地位。女性主義者組織中的領導者們也是如此。窮光蛋男人並不比其他男人更看重妻子的財富或賺錢能力。在喀麥隆的貝克維裡人中，女人比男人更富有、更有權力，她們仍堅持讓男人掙錢。
滑稽演員弗蘭·列勃維茨（Fran Lebonitz）在一次訪問中曾說：「因為相愛而結婚的人犯了一個荒謬的錯誤。和你最好的朋友結婚要更合理得多。你對你最好朋友的喜歡程度要勝過對你將要愛上的任何人。你不會因為你最好朋友的漂亮鼻子而選擇其做朋友，但你對象的漂亮鼻子卻可能是你們成婚的理由；你會說，「我將與你共度餘生，由於你的下嘴唇』。」
這是一個謎，要想找到答案，最明顯的做法就是要注意下列事實：你沒有和你最好的朋友生孩子，你和你的配偶生孩子。或許我們在乎這幾厘米的肉體，是因為它是一種無法直接度量的、代表深刻特質的感知標誌符：要想成為你孩子的另一個父母，這個人的身體究竟裝備如何。母獸或種馬的健碩就像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任何特徵，它沒有明寫在標籤上，卻一定能從外表上推斷得出，只要運用對世界是如何運轉的這一假設即可得出結論。
我們真的具備一隻審美的內眼嗎？那《國家地理》雜誌中的印第安人呢？他們將牙齒歸檔，脖子上套著一疊環，在臉頰上燙出傷疤，嘴唇上放著盤子。魯本斯油畫中的胖女人和20世紀60年代的纖細女子呢？難道這些沒有說明的美的標準是隨意且反覆無常的嗎？它們沒有說明。誰說過人們在自己身上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為了要顯得更性感？那是《國家地理》雜誌論斷背後的隱含假設，但它顯然是錯誤的。人們裝飾自己的身體可能出於很多原因：為了看起來更富有、看起來社交廣泛、看起來很強悍、看起來是「圈內的」、通過忍受一次痛苦的入門儀式而獲得一個精英群體的成員資格。性吸引力則不同。一個文化之外的人通常也同意這個文化內的人對「什麼是美而什麼不是」的評判，任何地方的人都想要好看的配偶，甚至連三個月大的嬰兒也更喜歡看一張漂亮的臉。
怎樣才能變得性感？無論男女都想要一個發育正常、沒有傳染病的配偶。不僅因為一個健康的配偶精力充沛、沒有傳染病，也更有生育能力，而且因為這個配偶對當地寄生蟲的遺傳抗阻性將會遺傳給孩子們。我們沒有演化出來聽診器和壓舌板，但審美內眼的功能與這些儀器有一些類似之處。對稱、沒有畸形、乾淨、無瑕疵的皮膚、清澈的眼睛和完好的牙齒在所有文化中都是吸引人的。牙齒矯正師們發現，一張好看的臉的牙齒下顎相對位置是利於咀嚼的最佳對齊方式。濃密茂盛的頭髮也總令人愉悅，可能因為它顯示的不僅是當前的健康狀況，還表明了多年前的健康記錄。在頭髮從頭皮中長出來時，營養不良和疾病就會削弱頭髮，在發軸上留下一塊脆弱的地方。長頭髮意味著長時間良好的身體狀況。
基因良好的微妙標誌符處於平均水平。當然不是指在吸引力上處於平均水平，而是指臉的每個部分的大小和形狀都處於平均水平。對當地人口中某個特質的平均度量，就是對自然選擇所青睞的優化設計的良好預測。如果人們對周圍異性的臉進行合成，他們就能得出最適應自然選擇的理想配偶的臉部特徵。當地種族或族裔群體確切的臉部幾何特徵是不需要內設的。事實上，一張合成的臉，無論是通過將放大的負面特徵疊加起來，還是通過複雜的計算機圖形運算，都比現實生活中原型個體的臉要更漂亮或更英俊。
一張平均水平的臉是一個好開端，但有些臉比處於平均水平的臉更有吸引力。當男孩子到青春期時，睪酮會令他們的下顎骨、眉骨和鼻樑更突出。女孩的臉則更勻稱。三維幾何模型呈現出的差異使我們可以區分出男人的頭和女人的頭，即使它們都是禿頂無毛的。如果一張女性臉的幾何特徵類似於男性的，她的長相就很普通；如果不怎麼相似，她就更漂亮。女人的美麗來自短而精緻、曲線柔和的顎骨，小下巴，小鼻子和小上顎，還有沒有眉脊的光滑前額。漂亮女人的「高顴骨」根本就不是骨頭而是軟組織，高顴骨顯得美是因為一張美麗的臉的其他部分（下巴、前額和鼻子）相比起來都很小。
為什麼擁有男人相的女人就不那麼有吸引力呢？如果一個女人的臉長得像男人，很可能是她的血液裡有太多的睪酮（許多疾病的徵兆）；如果她血液裡有太多的睪酮，她很可能不能生育。另一個解釋是，漂亮監測器實際上就是女性臉的檢測器，其設計是用來把女性臉從世界上所有其他物體中選擇出來，並調節到使對男性臉的錯誤報警提示風險最小化的狀態，因為男性臉是最接近於女性臉的物體。臉部越不男人化，監測器的蜂鳴聲就越大。相似的工程設計還可以解釋為什麼有著非女性化臉的男人更英俊：長著一個寬大有稜角的顎、大而有力的下巴，還有突出前額和眉骨的男人，毫無疑問是一個有著正常男性荷爾蒙分泌水平的成年男性。
根據自然選擇冷酷無情的推算，還沒生過孩子的年輕女人是最好的妻子人選，因為她們未來還要經歷最長時間的生育期，也沒有同別的男人生的孩子跟隨她們左右。年輕和從未懷過孕應當令一個女人更漂亮。十幾歲的少女有著更大的眼睛，更飽滿紅潤的嘴唇，更光滑、濕潤、緊致的皮膚和更堅挺的乳房，所有這些都被識別為美麗的要素。衰老拉長並加粗了女人的面部骨骼，懷孕也會如此。所以，一張小下巴、骨骼輕盈的臉是4項生育優點的證明：女性、有適當的荷爾蒙、年輕、沒有懷過孕。在年輕和美麗之間劃等號常被責怪是由於美國太迷戀年輕，但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進行推理，每種文化都很迷戀年輕。要真說起來，當代美國並不是那麼年輕人導向的。《花花公子》雜誌模特的年齡幾十年來一直在增長，而在大多數時候，20多歲的女人被認為已經過了最風華正茂的時候了。隨著男人年齡的增長，他們的外表並不會變化得那麼快，這不是因為我們社會中的雙重標準，而是因為男人的生育能力沒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衰退得那麼快。
青春期時，女孩的臀部開始變寬，因為她們的骨盆在生長，也因為脂肪在臀部的堆積，卡路里的儲備是為了供應身體在懷孕期的需要。育齡期的婦女腰臀比例降低到0.67～0.80之間，而絕大多數男人、小孩和絕經期後婦女的比例則在0.80～0.95之間。女人的低腰臀比例已被發現與年輕、健康、生育能力、沒有懷孕以及從未懷過孕都相關。心理學家德文德拉·辛格（Devendra Singh）將不同身材體形女性的全身照片和計算機產生的圖像展示給數百名年齡、性別和文化各異的人，每個人都覺得0.70或更低的腰臀比例是最吸引人的。這個比例驗證了對沙漏體型、蜂腰和36-24-36理想身材的傳統觀點。辛格還度量了70多年來《花花公子》雜誌插頁女郎和選美競賽優勝者的腰臀比例，發現她們的體重在下降，但她們的腰臀比例一直沒有發生變化，甚至幾萬年前雕刻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維納斯雕像們都有著恰當的腰臀比例。
美的幾何特徵曾經是年輕、健康和沒有懷孕的標誌，現在卻不一定是了。如今的女人比起她們的祖先，生的孩子更少、更遲，較少暴露在風吹雨打與烈日暴曬中，營養更好，也較少受到疾病的侵襲。她們直到中年也可以看上去像祖先時代的十幾歲少女那樣。女人還有一種技術來模仿和誇大代表她們年輕、女性特徵和健康的標誌：眼部化妝（使眼睛更大）、唇膏、修眉（來減弱男性化眉脊的樣子）、化妝（利用了第4章中陰影表現形狀的原理），增加頭髮光澤、厚度和顏色的產品，模仿年輕乳房的胸罩和衣服，還有幾百種宣稱能使皮膚保持年輕的護膚品。節食和鍛煉可以使腰部更細、腰臀比例更低，還可以通過緊身衣、緊身胸衣、環箍、襯布、裙撐、腰帶、褶皺、錐度和寬帶子的設計來造成一種錯覺。女人的時尚史上從未流行過笨重的腹帶。
除了科學文獻外，關於女人體重的文章要比任何其他有關美的方面的文章都要多。在西方，圖片中女人的體重在過去幾十年越來越輕。這被當作來證明美的隨意性和對女性壓迫的證據，並希望女性遵守這些標準，無論它們多麼不合理。苗條的模特們被普遍責怪為是十幾歲少女患神經性厭食症的原因。一本書名叫《肥胖是一個女性主義問題》（Fat Is a Feminist Issue）。但體重可能是美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了。辛格發現，非常胖的女人和非常瘦的女人都被評判為缺乏吸引力（事實上她們的生育能力也較差），被認為吸引人的體重是有一個範圍的，體形（腰臀比例）比大小更重要。對瘦的大肆宣傳更適用於為其他女人擺姿勢的女人們，而不適合於為男人扭胯擺臀的女人們。20世紀60年代的纖纖女子和凱特·莫斯（Kate Moss）是時尚模特，不是招貼畫女郎；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和傑恩·曼斯菲爾德（Jayne Mansfield）是招貼畫女郎，不是時尚模特。體重大多數情況是在女人為地位的競爭中才算是一個因素，這種競爭所處的時代是：富有的女人更可能比貧窮的女人苗條，這與通常的關係恰好相悖。
即便如此，今天為兩性都擺姿勢的女人們要比她們歷史上的同行們更苗條，其原因可能不僅是地位標誌的變化。我自己的推測是，今天苗條的插頁女郎和超級模特們放在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不會發愁找對象，因為她們並不像幾個世紀前所忌諱的瘦削女人。身體的各個部分並不是彼此獨立地變化。高個子的男人一般有雙大腳，有肥腰的人一般也會有雙下巴，依此類推。營養不良的女人一般可能會有更為男性化的身體，而營養良好女人的身體則更為女性化，所以歷史上的漂亮女人或許也更重一些。這兩種女人的體形都不是所能察覺到的最美麗的——比如，兔子傑西卡，因為真實的身體並沒有演化得像卡通人物一樣性感誘惑，它們綜合了吸引力、奔跑、上舉、生育、哺養和在饑荒中倖存等各種需求。或許現代技術所製造的性感尤物，並不是運用卡通人物的畫筆，而是利用了人工選擇。在一個70億人口的世界中，一定會有長著寬腳和小腦袋的女人、大耳朵和細脖頸的男人和你能想到的任何其他身體部分的組合。也會有幾千個魔鬼身材的女人，她們組合了纖細腰身、平坦小腹、大而堅挺的乳房和曲線玲瓏而大小勻稱的臀部——這種視錯覺將人們生育能力和尚未生育的測量儀表的指針指向了紅色警示區域。當不斷有人說她們可以利用自己的魔鬼身材來獲得名譽和財富時，她們就甩開手頭的粗活，用化妝、鍛煉和富有魅力的攝影技術來進一步強化她們的天賦。啤酒商業廣告中的美妙胴體也許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美麗並不像一些女性主義者所宣稱的那樣，是男人們的一種合謀，用以物化和壓迫女人。真正種族歧視的社會用披風把女人從頭到腳都遮起來。在整個歷史中，對美的評判來自有權勢的男人、宗教領袖，有時是年長的女人，還有醫生，他們總是會說現在對美的狂熱是對女性健康有害的。熱衷者是女人自己，其解釋是簡單的經濟學和政治學分析。這卻不是正統的女性主義者分析——順便說一下，後者才是對女性的極大中傷。因為根據這種理論，女人是被洗了腦的傻瓜，她們努力爭取的其實並不是她們想要的東西。在開放社會中，女人們想要看起來漂亮，因為這給她們帶來優勢去競爭丈夫、地位和有權勢人的關注。封閉社會中的男人憎恨美麗，因為這會使他們的妻子和女兒不加鑒別地吸引到其他男人，從而給了女人們一定程度的對她們自身性別所帶來的利益的控制，並從男人那裡拿走這種利益（對女兒而言，是從母親那裡拿走控制權）。類似的經濟學分析使得男人也想要看起來漂亮，但這種市場驅力要更弱且不同，因為女人對男人外表的重視比男人對女人外表的重視要少。
儘管美的產業不是針對女人的一種合謀，它也不是無害的。我們根據所看到的人來校準我們對美的審視，這些人包括我們在大眾傳媒中看到的虛幻鄰居。每天都要消費些魔鬼般美麗的虛擬人物，這會重新校對我們的量表，使真實的人物，包括我們自己，看起來醜陋無比。
與鳥類一樣，兩種生殖習慣使得人類的生活很複雜。男性/雄性對子女投資，但受孕發生在看不見的女性體中，所以男性/雄性永遠不知道哪個子女是自己的。相比而言，女性/雌性可以確定，凡是出自她身體的嬰兒/蛋，都攜帶著她的基因。一個戴綠帽子的男性/雄性從演化爭鬥的意義上講，比一個獨身的還要糟，因而雄鳥對此演化出一種防禦機制。人類也是如此。性嫉妒廣泛見於所有文化中。
兩性一想到配偶不忠都會感到強烈的嫉妒，但他們的情感表現則不同。女人的嫉妒似乎置於更複雜的軟件控制之下，她們可以對情況進行評估判斷，來確定男人的行為是否對她們的終極利益產生威脅。男人的嫉妒則更原始，也更容易被激起。但女人的嫉妒一旦被激發，也似乎與男人的一樣強烈。在大多數社會中，一些女人願意分享一個丈夫，但在任何社會中，男人都不願分享一個妻子。女人如果和另一個男人發生性關係，就會對其丈夫的遺傳利益構成威脅，因為這可能會愚弄他丈夫為競爭者的基因而辛苦勞作；而和另一個女人發生性關係的男人則並不必然威脅到他的妻子的遺傳利益，因為他的不合法孩子是另一個女人的麻煩。只有當這個男人將他的投入從妻子和他們的孩子身上轉移到另一個女人和另一個孩子那裡時，這才構成威脅，無論這種投入轉移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在遺棄的情況下）。
所以，男人與女人應當對不同的東西產生嫉妒。男人應當為想到他們的妻子或女朋友與另一個男人發生性關係而抓狂；女人應當為想到他們的丈夫把時間、資源、關注和感情給予另一個女人而憤怒。當然，沒有人會樂意自己的配偶把性或愛送給其他任何人，但即使那樣，原因也有所不同：男人可能會因愛而難過，因為愛可能會導致性；女人可能會因為性而傷心，因為性會導致愛。巴斯發現，男人和女人在想到性背叛和感情背叛時，都會產生同樣的嫉妒，但當被問到在兩種痛苦中選擇其一時，大多數男人說，想到配偶的性不忠比情感不忠更令他們難過，而大多數女性的反應則剛好相反。當男人與女人想像他/她們的配偶在性和感情上都不忠誠，並被問及哪方面的背叛更令他/她們煩惱時，發現結果存在同樣的差異。這說明性差異不僅僅是男人與女人對他/她們配偶行為的預期差異，即男人擔心發生了性關係的女人一定也墜入了愛河，而女人擔心戀愛中的男人一定也會發生性關係。巴斯接著把電極片接在被試身上，請他/她們想像兩種背叛。男人在想到性背叛的情形時會出更多的汗、更頻繁的皺眉和心跳加速；女人在想到情感背叛時會出更多的汗、更頻繁的皺眉和心跳加速。我在第4章中引用了這個實驗，來描繪心理意象的強大力量。在歐洲和亞洲幾個國家的研究中都發現了類似的結果。
需要兩個人才能完成通姦行為，而男人們——這個總是傾向於更暴力的性別，將他們的怒火指向私通的雙方。虐待配偶和殺害配偶的最大原因是性嫉妒，幾乎總是男人們的嫉妒。男人們會毆打並殺害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以懲罰她們的異心或想像的不忠，從而阻止她們背叛或離開自己。女人毆打和殺害丈夫常常是被虐待多年後出於自衛。對女性主義的批評常會利用一些偶然的統計數字，大力宣稱美國男人被他們的配偶毆打和殺害的次數幾乎與女人被毆打和殺害的次數一樣多。但這對於絕大多數社群來說都是不正確的，即使在少數社群中的情況確實如此，丈夫的嫉妒和恐嚇幾乎總是悲劇的原因。一個病態嫉妒的男人常常將妻子囚禁在家裡，把每個來電都認為是妻子不忠的證據。當女人們威脅要離開或確實離去時，她們面臨的安全風險最大。被離棄的男人會跟蹤、追捕、殺害她，這幾乎都是出於同樣的理由：「如果我不能擁有她，那麼其他任何人也不能。」這種犯罪是毫無意義的，但它是一種詭異策略的不情願後果，是一種末日武器。每一起殺害妻子或女朋友的犯罪背後一定有數千次的威脅，這表明這個男人已憤怒得發狂，且會不顧一切地實施殺戮。
許多所謂的專家譴責對女性的暴力體現在美國社會這樣或那樣的特徵中，比如割禮、戰爭玩具、詹姆斯·邦德或橄欖球。但這些事物全世界都有，包括原始社會也有。在雅諾馬馬人中，懷疑妻子不忠的男人可能會用一把砍刀砍傷她，用一隻箭射她，用燒紅的木炭燙她，割掉她的耳朵，甚至殺死她。即使在南非卡拉哈里沙漠過著田園牧歌般生活的！Kung桑人中，當男人們懷疑妻子不忠時也會毆打她們。順便提一句，所有這些觀點並不是在「縱容」暴力，或是暗示「這不是男人的錯」，確實有時會有人這麼說。那些不當結論可以依附在任何解釋上，比如通常的女性主義理論，即認為崇尚對女性暴力的傳媒形象給男人們洗了腦。
全世界的男人都會痛毆和殺死給他戴綠帽子或者涉嫌給他戴綠帽的人。回想一下，為女人而與人爭鬥是原始人進行暴力、兇殺和戰爭的首要原因。正如《聖經》的《箴言篇》中所寫的：「因為嫉妒是男人的暴怒：所以在報仇時他會毫不留情。」
然而與鳥類不同，人類將他們的性嫉妒插入了一種怪異的認知機器中。人們用隱喻來思考，最常用的隱喻是將妻子比作財產。威爾遜和達利在他們的文章《錯把老婆當動產的男人》（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Chattel）中，說明了男人不只想要控制他們的妻子並擊退對手，他們還宣稱對妻子的所有權，特別是對妻子生殖能力的所有，等同於一個所有者對無生命財產的權利一樣。一個所有者可以出售、交換或處置他的所有物，可以不受干涉地修改它們，還可以對偷竊或損壞的行為要求恢復原狀。這些權利得到了社會其他成員的認可，並可以通過集體報復強制實施。在所有文化中，男人配置了他們全部的所有權認知儀器來設想他們與妻子的關係，直到現在他們都一直將這種隱喻形式轉化為法律規定。
在大多數社會中，婚姻是將對一個女人的所有權從他父親那裡公然轉移到她丈夫那裡的行為。在我們自己的結婚典禮上，新娘的父親仍然是將女兒「送出去」，但更常見的是父親將女兒賣出去。在70%的社會中，兩人結婚時總有人要付錢，其中90%的情況是新郎或他的家庭付給新娘的家庭，有時是以現金或付出一個女兒的形式，有時是以新郎服務的方式——新郎為新娘的父親工作一段時間。在《聖經》中，雅各布為拉班工作了7年，以便換得娶她女兒瑞秋的權利，但拉班在婚禮上用他另一個女兒莉婭掉了包，所以雅各布只得繼續工作7年，才能得到瑞秋作為他的第二個妻子。嫁妝則更常見，它並不是新娘-財富的鏡像，因為嫁妝給的是新結婚的小兩口，而不是給新娘的家庭。丈夫通告其他男人他所有權的風俗慣例至今仍被許多現代夫婦所保留。女人而不是男人，戴訂婚戒指，改姓丈夫的姓，並且被冠以一種新的稱呼——夫人（Mrs.）「……的太太」的簡稱。
人們可以控制自己的財產，丈夫也已經控制了妻子的性（在丈夫之前，是父親和兄長實現了控制）。他們曾用過女伴、面紗、假髮、大披風、性別隔離、禁閉、裹腳、切除生殖器官以及許多設計巧妙的貞操帶。暴君不僅控制了後宮，而且還守衛著後宮。在傳統社會中，「保護一個女人」是保留她的貞操的委婉說法。梅·韋斯特注意到，「男人總說他們在保護你，但他們從不說保護你遠離什麼」。只有育齡婦女被用這種方式加以控制，孩子和絕經後的女人則享有更多的自由。
單詞adultery（通姦）與單詞adulterate（摻雜）有關，意為通過引入一種不當的物質而使一個女人不純潔。一個性不檢點的已婚女人會比同樣的男人受到更嚴厲的懲罰，這種臭名昭著的雙重標準在各種社會的法律規定和道德準則中都很常見。其理由在以下對答中得到了簡潔的概括，當詹姆斯·波斯維爾（James Boswell）說：「男人不忠的罪行和他妻子的不忠罪行有很大的區別。」薩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回答道：「這種區別是茫茫無邊的。男人不能給他的妻子強加一個私生子。」已婚女人和她的情夫通常都會被懲罰（一般是死刑），但這種對稱是一種假象，因為是女人的已婚身份而不是男人的已婚身份使之成為罪犯，具體來說就是對她丈夫的犯罪。一直到最近，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體系都將通姦罪視作財產侵害或侵權。丈夫有權對損失要求補償：退還彩禮、離婚或暴力報復。強姦是對這個女人丈夫的侵犯，而不是對這個女人的侵犯。私奔被視為是從父親那裡綁架了他的女兒。直到最近，丈夫對妻子的強姦都不是一種犯罪，甚至都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概念：丈夫享有和他的妻子發生性關係的獨家佔有權。
在整個英語世界，普通法在三種情況下會將謀殺認定為誤殺：自我防衛、為近親進行防衛、發現第三者和自己的妻子有染的情況下時。威爾遜和達利注意到，這是對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的三種主要威脅。在美國的幾個州，如得克薩斯，直到1974年，一個男人將他的妻子捉姦在場，遂怒殺其妻的情人，最終被判無罪。甚至在今天的許多地方，這種兇殺都不予起訴，或者殺人者會被從輕處理。目睹妻子通姦而妒火發作被視為一個「理性」男人可以被預見到的一種作為。
我本希望可以討論性的演化心理學而無須顧及女性主義理論，但在當今的思想文化風氣下，這是不可能的。達爾文主義對性的研究方法往往被詬病為是反女性主義的，而這恰恰是錯誤的。其實，這種指責僅僅是困惑於達爾文主義的表面，對於許多發展並檢驗了這一理論的女性主義者來說更是如此。女性主義的核心當然是以結束性歧視和性剝削為目標，這種道義和政治立場不可能受到任何科學理論和發現的反駁，即使是科學研究的精神也沒有對女性主義的理想構成威脅。已被記錄在案的性差異是關於繁殖心理學的，而沒有任何經濟或政治價值，而且，它們表現的是對男性的反感，而不是對女性的反感。這些差異強調的是對亂倫、剝削、騷擾、盯梢、毆打、強姦（包括約會強姦和婚內強姦）和歧視女性的法律法規的關注。如果這些研究結果表明，男人尤其容易犯某些針對女性的犯罪，其意義就在於對男性的阻止措施應當更加明確、更加嚴厲，而不是說這些犯罪在某種程度上並不那麼可憎。即使對傳統性別勞動分工的演化解釋也並不表示它是不可改變的，或者這是「自然」的，或者說應當將某些事情強加給並不想要它的個別男人或女人身上。
演化心理學挑戰的不是女性主義的目標，而是現代正統學說中關於心智的部分，這種正統學說已經被女性主義思想基礎所佔據。一種觀點認為，人們被設計來執行其所屬階層和性別的利益，而不是從他們自己的信念和慾望出發去行動。另一種觀點認為，兒童的心智是由其父母所塑造的，成人的心智則是由語言和傳媒形象所塑造的。第三種觀點是浪漫主義學說，認為我們天生的傾向是好的，那些卑鄙的動機都來自社會。
許多反對達爾文人類性理論的觀點的隱含前提都是自然的就是好的。它的推斷是暢快無忌的性愛是自然的、好的，所以如果有人宣稱男人比女人更想要這種性愛，那就說明男人的心理是健康的，而女人則是神經質和心態壓抑的。這個結論讓人難以接受，所以這種認為男人比女人更想要無拘無束的性愛的說法是不可能正確的。與此類似，性慾望是好的，所以如果男人實施強姦是為了性（而不是為了表達對女人的憤怒），那麼強姦就不應當是罪惡的。強姦本身就是罪惡的，所以認為男人實施強姦是為了性的說法自然也是錯誤的。還有一種更普遍的說法，人們本能喜歡的就是好的，所以如果人們喜歡美，那麼美就應當是一種價值符號。但美並不是一種價值符號，所以認為人們喜歡美的說法也不可能是正確的。
以上論證綜合了糟糕的生物學（自然的就是好的）、糟糕的心理學（心智是由社會創造的）和糟糕的倫理學（人們喜歡的就是好的）。女性主義如果放棄這些東西，並不會損失什麼。
對手
任何地方的人都在竭力爭取一種幽靈般的物質，它被稱作權威、權力、尊嚴、統治、名譽、自尊、面子、職位、卓越、聲譽、等級、尊敬、尊重、地位、境界或者身份。人們忍饑挨餓、冒著生命危險、耗盡財富，去追求那些綵帶和勳章。經濟學家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注意到，人們犧牲了如此之多的生命必需品就是為了給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似乎是在回應一種「更高的精神需求」。身份和美德在人們心中是相似的，正如我們看到的以下詞彙：chivalrous（有騎士精神的），classy（優雅的），courtly（溫文儒雅的），gentlemanly（紳士風度的），honorable（體面的），noble（高貴的）和princely（王子般高貴的），它們的反義詞是ill-bred（缺乏教養的），low-class（低級的），low-rent（廉價的），mean（卑下的），nasty（齷齪的），rude（粗魯的），shabby（破舊的）和shoddy（低劣的）。當論及個人外表的細節時，我們巧妙地運用一些倫理隱喻，如right（對的），good（好的），correct（正確的）和faultless（完美無缺的），以表達我們的尊敬，而譴責俗氣時則用一些通常用來描述罪惡的詞彙，這種態度被藝術史學家昆汀·貝爾（Quentin Bell）稱之為「裁縫道德」。
這是構建有機體的一種方式嗎？這些有力的動機都是來自哪裡呢？
許多動物都會被毫無意義的裝飾和儀式所驅動，這種自然選擇的原因早已不再神秘。以下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不同的生物在傷害或幫助其他生物的能力上有所差異。比如，其中一些更強壯、更兇猛或毒性更大，或者有更好的基因，或更多稟賦的生物想要所有生物都知道它們是強大的，而那些它們能侵犯的生物也想知道哪些生物是強大的。但是，若要所有生物都能探究彼此的DNA、肌肉質量、生物化學構成、兇惡程度等特質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高大威猛的生物就會用一種信號來昭示它們的價值。不幸的是，一些無足輕重的生物可以偽造這一信號來攫取收益，這就貶低了信號對其他生物的價值。這種競賽仍在持續進行，高大威猛的生物會製造出一種難於仿製的展示信號，無足輕重的生物則會變得更加善於偽造，而第三方的鑒別能力也在不斷提高。這就像紙幣一樣，它發出的信號花哨無比，其實毫無內在價值，卻被視為是有價值的，它也確實是有價值的，因為所有人都這麼認為。
這種信號背後展示的寶貴東西可以分為兩類：統治力——可以傷害你的，身份地位——可以幫助你的。它們常常結合在一起，因為可以傷害你的人也可以通過傷害別人的能力來幫助你。但把它們分開來看更為方便。
大多數人都聽說過在動物王國已經司空見慣的統治等級、權勢等級和頭牌雄性。同一物種的動物並不是每次為了競爭一些有價值的東西而戰鬥至死。它們有一種儀式化的爭鬥，或軍備展示、或互瞪比賽，然後其中一方就會退卻。康拉德·洛倫茨（Konrad Lorenz）和其他早期的動物行為學者認為，投降者的身體姿態有助於使該物種避免血腥的自相殘殺，而人類由於缺乏這種姿態表達而處於危險的境地。但這種觀點源於認為動物演化是為了物種利益的謬見，它無法解釋為什麼一個來勢洶洶的遺傳突變會永不屈服，而殺死臣服者的突變基因則不會在競爭中獲勝並很快將物種賦予這一特徵。生物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Smith）和傑弗裡·帕克（Geoffrey Parlcer）給出了一個更好的解釋，他們用模型模擬了動物們可能採用的不同進攻策略，這些策略是如何疊加起來針對對方以及如何令自己反受其制的。
對動物來說，每次爭鬥都戰鬥至最後一刻是一種糟糕的策略，因為很有可能它們的對手經演化也採取相同的策略。戰鬥對失敗者而言成本很高，因為它會受傷甚至死去，所以還會不如在一開始就放棄目標。對勝利者而言，成本也可能會很高，因為它們在勝利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傷。如果雙方提前判斷出誰會獲勝，而處於劣勢的一方乾脆退讓，那麼結果對雙方而言都會更好。所以，動物們會相互打量看誰的塊頭更大，或是比劃著它們的武器看誰的更具殺傷性，或是扭作一團直到明顯分出誰更強大。儘管只有一方會獲勝，但雙方都會走開。失敗者會退卻，因為它可以到別處去碰碰運氣，或是留得青山在，待到條件成熟時再圖起事。當動物們相互打量時，它們演化出了各種方式來誇大它們的身量大小：頂毛、氣圈、鬃毛、毛髮直立、聳起後脊，還有低吼，因為低音展示了動物體內共鳴腔的空間很大。如果爭鬥的成本很高，勝利者也不容易預測，孰勝孰負可能會靠一些任意的差異來決定，比如誰先到的，就像人類的敵對雙方可以用擲硬幣來迅速解決爭端一樣。如果動物們勢均力敵，且目標利害攸關（比如為爭奪對一群雌性動物所在區域的統治權），那麼一場全力以赴的戰鬥就會隨之而來，甚至直至一方在爭鬥中死去告終。
雙方如果都在戰鬥結束後走開，之後失敗者會臣服於勝利者。當一群動物中的許多個輪流相互掂量並彼此較勁時，其結果就是權勢等級的形成，具體的排序與每個動物在決鬥中的獲勝概率有關。當概率變化時——比方說，當一個領頭動物年老或受傷時，或當一個下屬積聚好力量或經驗時，這個下屬就可能會發起挑戰，而等級順序可能就會改變。黑猩猩的統治力不僅取決於其戰鬥力，還取決於政治敏銳性：聚集一處的一群動物可能會罷黜掉一個更強大但獨來獨往的對手。許多群居靈長類動物都有兩種統治等級，分別由兩種性別佔據。雌性為食物競爭，雄性為雌性競爭。處於統治地位的雄性交配得更多，既因為他們能夠將其他雄性推趕在外，也因為雌性更願意和它們交配。對雌性動物來說，如果沒有其他影響因素的話，地位高的性伴侶一般會繁殖出地位高的兒子；而地位高的兒子與地位低的兒子相比，能給這個雌性帶來更多的子孫。
人類沒有嚴格的尊卑順序，但在所有的社會中，人們都認識到有一種統治等級制度，特別是在男人中。等級高的男人可以命令他人服從，在群體決策中有更大的影響力，通常佔有更多份額的群體資源，並總是有更多的妻子與情人，有更多與其他男人的妻子進行婚外情的機會。男人們竭力爭取地位與等級，所採用的其中一些手段類似於動物群體，另一些則是人類獨有的。善鬥者常常有更高的等級地位，善於鬥爭的男人也有著更高的地位等級。在這個將自己稱為理性動物的物種中，絕對身高的作用大得讓人驚訝。詞彙「領導者」（leader），在大多數原始社會中的意思是「高個子男人」，而事實上，領導者們通常也都是高個子男人。在美國，高個子男性的就業率更高，能得到更多的晉陞，掙得更多（年薪1厘米300美元），被選作總統也更多：高個子候選人贏得了1904—1996年間24次總統選舉中的20次。隨便瞥一眼徵婚廣告就會發現，女人想要個子高一些的男人。就像其他由雄性競爭的物種一樣，在人類中，男性比女性的個子更高大，甚至還演化出了看上去顯得更高大的方式，如低沉的聲音和鬍鬚（使得頭看上去更大，獅子和猴子也分別各自演化出了這種方式。）勃列日涅夫稱他之所以能身居最高層是因為他的眉毛。任何地方的男人都會誇大自己腦袋的型號（用帽子、頭盔、頭飾和皇冠）和肩膀的大小（用墊襯、板子、肩章和羽毛）。在一些社會中，男人甚至還會誇大他們的陰莖（用令人歎為觀止的鱈魚片和葉鞘，有些長達一碼）。
但人類也演化出了語言和一種新的方式來傳達有關統治力的信息：聲譽。長久以來，社會學家一直感到很困惑的是：為什麼美國城市中的謀殺案的最大動機，不是搶劫、毒販子內訌或其他有形的外界刺激因素，而是一類被稱之為「以相對瑣碎的小事為起因的口角，如侮辱、咒罵、爭搶等」。兩個年輕人爭論該誰用酒吧的檯球桌。他們彼此推搡，相互辱罵對方。失敗一方覺得在眾目睽睽下被羞辱，暴怒之下抄起一把槍又折返了回來。這種謀殺是「無意義暴力犯罪」的典型縮影，犯下這種罪行的男人往往被視為是瘋子或動物。
達利和威爾遜指出，這些男人的行為表現出了比誰佔用檯球桌重大得多的利害關係：
男人被他們的同夥們分為「可以被欺負的那種」和「渾不吝的那種」；說到做到的人或是誇誇其談的人；你可以和他的女朋友閒扯淡而不怕被他追究的男人或是你不願去招惹的男人。
在絕大多數社會環境中，一個男人的聲譽部分地取決於他對一個可信的暴力威脅的維護。利益衝突在社會中很普遍，一個人的利益很有可能被競爭者所侵犯，除非這些競爭者服從於他。有效的威懾就是使我們的對手信服：任何打算以犧牲我們為代價而謀求他們利益的企圖，都會導致嚴厲的懲罰，這種懲罰將使得競爭行為會以他們無法承受的慘痛損失而告終。
威懾的可信性會因為沒有勇敢面對一次公開挑戰而被削弱，即使這次挑戰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利害關係。此外，如果挑戰者知道他的目標是一個冷靜的成本收益計算專家，他可以威脅採用對雙方都很危險的爭鬥來逼迫對手退縮。但一個會不惜一切捍衛自己聲譽的莽漢（一台末日武器）則是不受任何事務逼迫的。
貧民窟的黑幫成員捅了對他不敬的傢伙，這在世界各地都屢見不鮮，且頗受推崇。榮耀（honor）的意思在許多語言中（包括它在英語中的一個含義）就是指對侮辱的斷然報復，如有必要甚至不惜流血犧牲。在許多原始社會中，一個男孩只有在他殺過人後才能獲得男子漢的身份。而一個男性得到的尊榮會隨著他殺害人數的劇增而快速提升——因此種種如割頭皮或獵人頭的殘忍風俗才會應運而生。「榮耀之士」間的決鬥在美國南方是一種傳統，許多男人升至領導地位都得益於他們在決鬥中的勝利。10美元鈔票上的男人——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死於與副總統艾倫·波爾（Aaron Burr）進行的一場決鬥；20美元上的男人安德魯·傑克遜（Anelrew Jackson）總統，贏過兩場決鬥，還企圖對他人尋釁滋事。
為什麼我們沒見過牙周病大夫或是大學教授為了一個停車位而決鬥呢？首先，在他們生活的世界中，國家壟斷了對暴力合理合法的運用。在國家政府觸及不到的地方，像城市的地下黨或邊遠鄉村，或是在國家不存在的時候，例如原始氏族部落時期，一種可信的暴力威脅是一個人僅有的自我保護手段。其次，牙周病大夫和教授們的資產，比如房子和銀行賬戶，很難被偷竊。當有必要對威脅做出快速反應時（因為一個人的財富可能被其他人帶走），「文化的尊嚴」就應運而生了。它們是在原始遊牧人群中發展起來的，因為他們的動物可以被偷走；而在種植莊稼的原始人群中則比較少見，因為他們的土地搬不走。「文化的尊嚴」還發展於其財富有著其他流動形式的環境中，比如現金。但也許最大的原因是牙周病大夫和教授們不是男人，也不窮，歲數也不小了。
男性迄今為止是暴力的最大風險因素。達利和威爾遜從14個國家的謀殺案統計記錄中抽取了35個樣本，這些國家包括原始的、尚未出現文字的社會和13世紀的英國。在所有的記錄中，男人殺死男人的次數以壓倒性優勢超過女人殺死女人的次數——平均而言，高出26倍。
另外，檯球廳的復仇者和受害者們都是一些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沒受過教育、沒結過婚、事事不順，往往還都沒有工作。在像人類這樣實施一夫一妻制的哺乳動物中，雄性的繁殖成功率彼此差異很大，而最激烈的競爭就在社會底層，在那些前景處於零與非零之間搖擺不定的雄性之中。男人憑借財富和地位來吸引女人，所以如果一個男人沒有這些而又沒有辦法得到的話，他就身處一條不歸路上，其終點就是在遺傳上一無所獲。小鳥在快餓死時會冒險進入危險的地域；冰球教練會在比賽僅剩一分鐘結束而球隊仍落後一球時將守門員也遣上場，權當多一名冰球手；一個沒結婚又沒前途的男人將會願意承擔任何風險。正如鮑勃·迪倫所說的：「當你一無所有時，你就沒什麼可失去的了。」
年紀輕的話會讓情況變得更糟糕。人口遺傳學家艾倫·羅傑斯（Alan Rogers）曾根據精算數據得出：年輕男子的未來折現率曲線會非常陡峭，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年輕男人犯罪、超速駕駛、無視疾病，還會選擇危險的生活習慣，如極限運動、在電車車頂和自動扶梯上玩滑板等。男性、年輕、拮据、沒有希望，還有無政府狀態，各種因素綜合在一起，使得年輕男人在捍衛他們的聲譽方面異常魯莽。
教授們（或是任何處於競爭激烈職業中的人們）是否會為爭檯球桌而決鬥，這一點並不太清楚。學界人士被他們的同行分為「可以被欺負的那種」和「不會接受任何妥協的硬漢」；說到做到的人或是誇誇其談的人；你可以批評他而不怕被他追究的傢伙或是你不願去招惹的傢伙。在學術會議上劍拔弩張或許有些不合時宜，但在稿件評審和科研基金項目評估中，總會有尖銳的問題、致命的還擊、義憤填膺的發作、毀滅性的謾罵、憤怒的反駁，還有各種實際行動的方式。當然，學術機構試圖盡量減少這種情緒發作，但很難杜絕。爭論的目標是為了使一個觀點強大有力（注意這個隱喻），以至於懷疑者被迫相信它——他們在宣稱理性的同時無力對此觀點做出反駁。原則上，應該是思想觀點本身令人信服，但觀點的勝利並不會摒棄那些有助觀點傳達的語言統治力，其中包括恐嚇（「很顯然……」）、威脅（「……將是不科學的」）、權威（「正如波普所表明的……」）、侮辱（「這項研究缺乏對於……的必要論證」），還有貶低（「現在很少有人真的相信……」）。或許這就是為什麼H.L.門肯（H.L.Mencken）寫道：「如果是教授而不是學生參加的話，大學橄欖球比賽會更有意思。」
身份地位是一種公共知識，即知曉你擁有一定的資產使得你可以幫助別人，前提是你願意的話。這種資產可以包括美麗、不可替代的天賦和專長、有權勢之人的信賴，尤其是財富。身份地位和有價值的資產一般可以互換。財富可以帶來關係，反之亦然。美麗可以作為賭注轉化成財富（通過禮物或婚姻），能夠吸引到重要人士的關注或者招來眾多的追求者，令美麗之人招架不住。因此，資產持有者不僅僅是持有其資產的人，他們散發出一種芬芳或人格魅力，使人們願意蒙受他們的恩典。人們也傾向於接受他們的恩寵、聽從他們的召喚，所以身份地位本身就值得去覬覦。人生有限，奉承者總要選對向之討好獻媚的人，所以身份地位是一種有限的資源。如果A擁有更多，那麼B擁有就更少，所以他們必須競爭。
即使在由部落領導的狗咬狗的世界中，身體上的統治力也並不是全部。查岡報告說，雅諾馬馬人的某些首領的確是飛揚跋扈的惡霸，但另一些則是通過精明和審慎才獲得了他們的位置。例如，有個人名叫Kaobawa，儘管沒什麼能耐，但他通過倚靠兄弟和堂（表）兄弟們的支持，並和那些他與之交易妻子的男人們形成了聯盟，因此贏得了權威。他只在確信所有人都會跟隨時才發號施令，從而保住了權威；又通過治理打架鬥毆、解除揮舞砍刀的瘋子的武裝，並在入侵者已確定犯進時勇敢地獨自探察村落，從而使他的權威更加發揚光大。他的這種低調的領導風格的回報是6個妻子和多次婚外情。在原始社會中，身份地位也青睞於優秀的獵手和淵博的博物學家。假定我們的祖先偶爾也會任人唯賢，那麼人類的演化就並不總是彪悍者生存了。
浪漫的人類學家曾常常聲稱，原始人不會被財富所打動，那是因為他們所研究的原始人什麼財富也沒有。20世紀從事狩獵採集的原始人在某一方面對人類而言是不具代表性的。他們居住的土地是沒人願意住的，也無法進行耕種。他們也許並不那麼喜歡住在沙漠、雨林和苔原，只不過像我們這樣的農業人群已經佔據了其他地盤。雖然狩獵採集人群中沒有出現源自種植和儲存食物的大規模不平等，但他們中的確存在不平等現象，這既體現在財富上也體現在聲譽上。
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誇扣特爾人享受著一年一度遷徙來的鮭魚潮和數量充足的海生哺乳動物和漿果。他們以村落的形式定居，由富有的酋長負責領導，每位酋長都曾在被稱為「炫富宴」的競爭性宴請中試圖勝過其他人。炫富宴的客人們被鼓勵狂吃海塞三文魚和漿果，作為主人的酋長炫耀性地提供給客人們一箱箱魚油、一籃籃漿果和一堆堆毛毯。遭到羞辱的客人們灰溜溜地回到村裡，謀劃更大的盛宴來報復對方，在宴席上他們不僅會奉送有價值的東西，還招搖擺闊地毀掉有價值的東西。這個酋長會在自己房子的中心點燃熊熊篝火，將魚油、毛毯、毛皮、獨木舟槳、獨木舟都投入其中當作燃料，有時甚至將房子本身都付之一炬。這種令人驚歎的消費方式恐怕除了美國酒吧的成人禮之外別無僅有了。
凡勃倫提出，威望心理過程受三種「金錢上的經典口味」所驅動：顯赫性休閒、顯赫性消費和顯赫性浪費。對身份地位象徵的標榜和垂涎，並不一定是因為它們有用或吸引人（卵石、雛菊和鴿子都很美麗，當它們令小孩子喜不自禁時，我們才對其作用有了新的發現），而往往是因為它們非常稀少、奢靡，甚至毫無意義但只有富人才支付得起。這些東西包括極度精緻、體積龐大、精巧或者易於染色的衣服，作為日常使用太易破碎或由很難得到的材料製成的物品，耗費了巨大勞力製成又毫無實際功能的物品，消耗能量的裝飾品，蒼白的皮膚（所在地的平民們是在田野裡工作）以及棕黑色的皮膚（所在地的平民們是在室內工作）。這種邏輯是：你看不到我所有的財富和賺錢的能力（我的銀行賬戶、我的土地、我全部的盟友和奴才），但你能看到我的黃金浴室設備。任何沒有充足財富的人都付不起它們，所以你一定知道我有錢了。
炫耀性消費有些反直覺，因為揮霍財富只能減少它，使得揮霍者降到其對手的水平。但如果獲得他人的尊敬值得這樣破費，而且並沒有犧牲掉所有財富和賺錢能力的話，這樣做就是有用的。如果我有100美元，你有40美元，我可以給出50美元，而你不能；那麼，我就可以讓別人對我印象深刻，同時仍舊比你更有錢。這條原則正被一個來源不太可靠的證據所證實，這個來源是演化生物學。自達爾文以來的生物學家對像孔雀尾巴這樣的展示一直感到很困惑，它打動了雌孔雀，卻消耗了營養、阻礙了移動並招來捕食者。生物學家阿莫茨·扎哈維（Amotz Zahavi）提出，這種展示的演化是因為它們確實是一種缺陷。只有最健康的動物才支付得起這種缺陷，而雌鳥會選擇最健康的雄鳥來交配。理論生物學家起初持懷疑態度，但阿蘭·格拉芬（Alan Grafen）後來證明了這個理論是合理的。
當只有最有錢的人才能支付得起奢侈品時，炫耀性消費就起作用了。當等級結構鬆動或者奢侈品（或好的仿製品）隨處都能買得到時，上層中產階級就能夠看齊上流階層，中產階級能夠看齊上層中產階級，以此類推，往下遞延。一旦上流階層落入與庶民相類似的境地時，他們大多不會袖手旁觀：他們必須採用新的外觀修飾。但接著這種外觀再次被上層中產階級看齊，並開始遞延下去，這進而促使上流階層再度跳躍到一種不同以往的外觀，如此往復。其結果就是時尚。在一個年代顯得別緻的外觀到了下一個年代就變得寒酸或放蕩、書獃子氣或浮華俗氣，時尚風格的混亂週期被解釋為製衣商的陰謀、民族主義的表現、對經濟的反映，不一而足。但昆汀·貝爾在其對時尚的經典分析《人類服飾》中表明，只有一種解釋說得通：人們遵循這樣的規則，「設法看上去像在你之上的人；而如果你處於頂端，就設法看上去和你下面的人有所不同」。
動物又一次發現了個中伎倆。動物王國的另一個花花公子——蝴蝶，其多樣色彩的演化並不是為了打動雌性。其中一些品種的演化是為了具有毒性或使其口味不佳，並用華麗俗氣的顏色來警告它們的捕食者。另一些有毒的品種複製了這些顏色，利用了業已傳播開的恐懼。但接著，一些無毒的蝴蝶也複製了這些顏色，從而能既受到保護又避免把自己弄得味道不佳。當這種模仿被泛化後，色彩就不再能傳遞同樣的信息，也不再能阻止捕食者了。口味不佳的蝴蝶又演化出新的色彩，之後又被可口的蝴蝶所模仿，如此循環往復。
財富並不是人們標榜和艷羨的唯一資產。在一個複雜的社會裡，人們會在多個團體中競爭，並非所有的團體都是由財閥統治的。貝爾在凡勃倫的清單上添加了第4種「金錢上的經典口味」：炫耀性侮辱。絕大多數人都需要他人的讚許與承認。我們需要得到老闆、老師、父母、客戶或者未來岳父母/公公婆婆的首肯，這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尊重和恭謹。肆意妄為昭示了一個人對自己的位置或能力充滿信心，所以他敢於危害別人的善意，而不會因此遭到排斥或落得一貧如洗。這等於說，「我這麼有才華、富有、受歡迎或者人脈廣泛，所以我有本錢得罪你」。19世紀有穿著長褲、叼著雪茄的喬治·桑（George Sand）男爵夫人和穿著過膝馬褲、留著長髮、手拈一枝向日葵的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20世紀後半葉，炫耀性狂漫已經成為一種慣例，我們有幸見識了一連串乏味的展示：反叛、暴徒、粗野之徒、放蕩不羈的文化人、離經叛道的吸毒者、朋克、雜談節目主持人、異性癖、茅茅黨人、壞男孩、黑幫歹徒、性感女歌手、上位女王、吸血女鬼、長途流浪者，還有物質女郎。嬉皮士精神取代優雅格調成為時尚的原動力，但身份地位的心理是一樣的。潮流確立者是上流階層的成員，他們採用了下層社會的風格，以示自己與中產階級的區分，後者死也不會穿著表現得像下層社會的風格，因為他們正是那些很容易被錯認為是下層社會的主兒。這種風格滲透的錯置，使得嬉皮士只好再度出發去尋找新形式的桀驁不馴。隨著傳媒和商家更高效地學會營銷推廣每一次新潮流，時尚前衛的旋轉木馬走得更快，也更加暴烈了。都市報紙的一個定期專欄就是友情通告一支「另類」樂隊的演出，通知後面還跟著一些傲慢的來信建議說樂隊在沒什麼知名度時就正好，而現在他們的專輯都銷售一空了。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的諷刺社會評論《塗寫之詞》（The Painted Word）、《從包豪斯到家宅》（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激進的時尚》（Rallical Chic）記錄了以嬉皮士精神的形式對身份地位的渴求是如何驅動著文化精英階層的藝術、建築和政治世界的。
朋友圈
即使在彼此沒有血緣關係也沒有性趣時，人們也會相互扶持和提攜，甚至連最自私的生物體也可能會這麼做，這並不難理解。如果彼此交換幫助，雙方都會得益，只要他們所得的價值大於他們所放棄的價值即可。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呈收益回報遞減的商品。如果我有兩斤肉但沒有水果，而你有兩斤水果卻沒有肉；第二斤肉對我而言的價值要少於第一斤肉（因為我一次只能吃得了那麼多肉），而你對第二斤水果也是同樣的感受。如果我們用一斤肉換一斤水果的話，雙方都會更好。經濟學家把這種收益稱為貿易所得。
當交易者同時交換商品時，合作是很容易的。如果另一個傢伙食言的話，你就抓著你的肉不鬆手或是把它奪回來。但是絕大多數恩惠是撤不回來的，比如信息分享、救起一個快淹死的人或者在打架中助拳。另外，絕大多數幫助也無法同時交換。需求可能會變化，如果我現在幫了你，作為回報你要保護我尚未出生的孩子，那麼直到孩子出生前我都不能收回這種回報。而且剩餘往往也發生重疊：如果你和我剛剛獵取到羚羊，交換完全相同的羚羊屍體是毫無意義的。只有你今天獵取了一隻，而我一個月內也會獵取一隻，這樣的交易才有意義。錢是一種解決方法，但它是一種新近發明，不可能是在我們的演化中謀劃出來的。
正如我們在第6章中看到的那樣，延遲交換或互惠回報的問題在於，有可能出現欺騙，即現在接受幫助而之後不給予回報。很顯然，如果沒有人欺騙的話，對每個人都會更好。但只要另一個傢伙可能會欺騙（這在個體有差異時是不可避免的），我就不太願意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儘管相互幫助長期來看對雙方都有利。這個問題已經被壓縮成一個寓言，被稱為「囚徒困境」。犯罪的兩個同夥被分開關在不同的牢房裡，檢控官答應提供給每人一筆交易。如果你出賣你的同夥而他閉口不言，你就會獲得自由而他被判10年；如果你倆都拒絕承認，你倆都被判6個月；如果你倆都招供，你倆都被判5年。同夥之間不能交流，誰也不知道對方會怎樣。每個人都會想：如果我的同夥招供，我死抗到底，我就會被判10年；如果他招供我也招供，我會被判5年；如果他死抗到底我也死抗到底，我會被判6個月；如果他死抗到底我招供，我就無罪釋放。那麼不管他怎麼做，出賣他對我來說都是更好的選擇。在這種心理驅使下，每個人都出賣了同夥，結果兩人都被判了5年——比每個人都信任對方的結果要糟糕得多。但兩人都無法抓住這個機會，因為如果對方不信任自己的話，自己就會受到更嚴厲的懲罰。幾十年來，社會心理學家、數學家、經濟學家、道德哲學家以及核戰略家都為這個悖論大費腦筋，因為沒有人有解決之道。
然而，真實生活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並不是一場囚徒困境。神秘的囚徒只會置身於他們的困境一次，而現實中的人則要一次又一次地處於合作的困境中，因而人們能夠記住他人曾經的背信棄義或是知恩圖報，並據此採取相應的行為。他們能夠感到同情並表現出善意，感到委屈而尋求報復，覺得感激並投桃報李，或是感覺懊悔而做出調整。回憶一下特裡弗斯提出的構成道義感的情緒，它的演化是由於各方不斷地重複互動、相互影響，用之後的合作來回報現在的合作，用之後的背叛來懲罰現在的背叛。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和威廉姆·漢密爾頓在一次單循環計算機比賽中證實了這一推測，比賽中的參賽者運用不同的策略相互競爭，重複應對囚徒困境的博弈情境。他們將困境簡化到最基本的要點，給予等同於使監獄時間最短的策略獎勵分值。一個被稱之為「針鋒相對」（Tit-for-Tat）的簡單策略——起初合作，然後根據你的同夥在前一輪的行為做出相應的行動——擊敗了其他62種策略。然後他們進行了一次人工生命模擬仿真，將每種策略根據獲勝的比例予以「繁殖」，再在這些副本策略之間進行新的單循環競爭。他們將這個過程重複了許多代，發現「針鋒相對」策略佔據了整個「人口」。當各方不斷重複互動，記住彼此的行為，實施以投桃報李或以牙還牙後，合作就演化而來了。
正如我們在第5章和第6章中看到的，人們很善於發現欺騙者且具備一定的道德情感，從而促使他們懲罰欺騙者並回報合作者。這意味著「針鋒相對」策略是人類合作的基礎嗎？它當然是在我們社會中許多合作的基礎。收銀機紙帶、考勤打卡器、火車票、收據、會計賬簿，還有其他不依賴於人們「尊嚴系統」的交易裝備，都是機械化的騙子識別器。欺騙者，比如內盜的員工，有時會被控犯罪，但更多時候他們只是被剝奪將來互惠互利的機會，即被解雇。類似的情況是，欺騙顧客的公司很快就會失去其顧客。不受拘束的求職者、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流動商販，還有來電稱「有投資機會」的陌生人往往都會遭到排斥，因為他們看上去像是在玩一錘子買賣，而不是重複遞延的合作遊戲，故而不受制於「針鋒相對」策略。即使是要好的朋友私下裡也都記著最近收到的對方的聖誕禮物和餐會邀請，並計算合適的回報方式。
所有這些計較都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的異化和小資產階級布爾喬亞價值觀嗎？許多知識分子都喜歡的一種信念是，在有些文化中，所有人都會自由免費地分享。但在許多原始社會中，人們主要是和他們的親戚交流互動，所以從生物學的意義上講，他們是在與延伸的自己分享。許多文化中還有一種理想化的共享，但那沒什麼實際意義。當然，我會宣稱，當你做到與人分享是多麼棒時，但問題是，輪到我時，我會與人分享嗎？
確切地說，原始人的確會與非親非故的人分享，但這並非出自不加區別的慷慨大方或是對道德原則的謹遵恪守。來自人類學的數據表明，分享是由成本收益分析和對互惠的仔細心理記錄而驅使的。如果不分享就無異於自戕時，人們就會分享。一般來說，如果採集食物的成功變數很大時，各個物種都會願意分享。比如，這幾周我比較幸運，搞到了我吃不完的食物，但後面幾周我可能運氣不佳，瀕臨餓死的境地。我怎麼能在富裕的幾周儲存下額外的食物，用來熬過收穫不佳的幾周呢？冷凍冷藏的方法先不作考慮。我可以現在狼吞虎嚥把它轉化成肥膘儲存，不過那樣做收效甚微：我做不到一天吃撐，之後一個月都不餓。但我可以把它儲藏在其他人的身體和腦子裡，化作記憶的形式，讓他們記住我的慷慨大度，並使其感到有義務在時運逆轉時做出回報。當前景充滿風險時，共擔風險是有好處的。
這個理論已經在非人類的物種中得到了證實，比如吸血蝙蝠。對人類也有兩項設計精巧的研究對此加以證實。這些研究通過在一種文化中對比分享形式，從而控制了文化間差異的影響因素。巴拉圭的阿奇人狩獵並採集植物性食物。狩獵很大程度上是憑運氣：一名阿奇人獵手平均每天有40%的概率可能空手而歸。而採集則在很大程度上靠努力：你工作的時間越長，你帶回家的食物就越多，空手回家的採集者很可能是由於懶惰而不是運氣不佳。不出意料，阿奇人只在直系家庭中分享植物性食物，但在整個氏族部落分享肉食。
卡拉哈里沙漠的布希曼人或許是世界上最接近於原始平均主義的族群了。對他們來說，分享是神聖的；而誇耀和囤積是可恥的。他們在嚴酷、易遭乾旱侵襲的生態系統中狩獵採集，交換食物和水窪的使用權。這群人鄰近的一支部落，Gana San人，則種植儲水的西瓜、畜養山羊。他們不像布希曼人那樣在豐收的日子和收穫不佳的日子之間搖擺不定，不同之處還有，他們通過囤積食物發展出了財富和身份地位的不平等。阿奇人和布希曼人都分享變數高的食物，而囤積變數低的食物。
這些人並沒有掏出計算器計算其中的利差。他們在決定分享時心理過程是怎樣的呢？考斯邁德斯和托比指出，這種心理並非神奇得難以捉摸；它和我們的公平感和惻隱心相吻合。想一想是什麼促使人們或多或少都願意幫助無家可歸的人。那些敦促我們都應當與無家可歸者分享的人們是在強調，我們應當從那種隨機的、由變數驅動的視角來看待無家可歸者。無家可歸的人值得被援助，因為他們運氣正不佳。他們是某種環境條件的不幸犧牲者，如失業、歧視或者心理疾病。贊成幫助無家可歸者的人們敦促我們去思考，「你現在這樣不過是因為運氣好」。而另一方面，那些反對分享的人們則強調，我們的社會會對任何願意投入工作的人給予回報。無家可歸的人不值得幫助，因為他們有能力工作但卻懶得去做，或者選擇酗酒或吸毒而自作自受。為無家可歸者辯護的人回應說，酗酒本身就是一種疾病，這種疾病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即使是在他們最雍容大度的時候，原始人的行為表現的也並不是真正發乎充滿仁愛的內心。他們在實施分享的道德規範時，對曾經幫助過的人有著極其詳細的記憶，對回報有著明確的期盼，並會傳播謠言詆毀那些不協力參與貢獻的人。所有這些仍舊不能抹去自私的感受。人類學家邁爾文·康諾爾（Melvin Konner）曾與布希曼人一起生活多年，他充滿敬意地記錄下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並告訴他的讀者們這樣一段話。
自私、傲慢、貪財、貪心、暴怒、垂涎，所有這些形式的貪慾，就像簡單的貪吃一樣，在他們傳統的情境中都要予以抑制：換句話說，它們沒有發生是因為環境不允許，而不是像有些人假定的那樣，因為他們本身或是他們的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更好。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有一次，一個布希曼人——一個家庭的父親，大約40歲，在社群中很受尊重，從任何方面講都是一個好人、實在人，他請我幫他保留一隻他剛殺死的羚羊的腿。他已經把這只羚羊的大部分都給出去了，因為他不得不這麼做。但他看到有個機會可以藏一些，以便日後留給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他找到了我。當然，通常情況下，偌大的卡拉哈里沙漠都不會有地方藏：要麼因為食腐動物而不安全，要麼由於掠奪成性的遠親而藏不住。但外來人的出現提供了一個與另一個世界的接口，他想順走這塊肉，通過這個接口的空子，暫時放進這個唯一可想到的隱藏之處。
當論及友誼時，互惠利他主義聽起來就不像是真的了。被邀用餐的客人掏出錢包，向主人提出要為這頓飯付錢，那一定是為人處世有問題。第二天晚上立刻就回請主人也好不到哪裡去。一報還一報無法使友情更牢固，反而會使關係更緊張。對好朋友來說，沒什麼比在他們之間進行商業交易更讓人尷尬了，比如買賣一輛車。對一個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配偶來說，情況也一樣：對對方為自己所做的事情保持密切關注的夫妻，是最不快樂的兩口子。
伴侶之愛，這種在緊密友誼和持久婚姻紐帶背後的情感（這種愛既不是羅曼蒂克式的也不是性愛），有著它自己的心理過程和狀態。朋友或配偶覺得彼此好像都欠著對方的債，這卻是一筆無法衡量的債務，而償還這筆債務也不會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完成它卻又能帶給當事人極深的滿足感受。人們在幫助朋友或配偶時，會感到一種自發的愉快，而沒有期盼回報，或者如果永遠也沒有回報也不後悔已經施與的恩惠。當然，這種恩惠可能會在內心的某個地方被悄悄記錄下來，如果這本賬簿變得太不均衡時，人們可能會召回債務，或者取消今後的信用——終止友誼。但這種債務的信用額度很大，而且償還條款很寬鬆。所以，伴侶之愛實際上與互惠利他主義理論並不衝突，但它確實體現了一種彈性化的變體。其中，情感的擔保——喜歡、同情、感激和信任，都被延伸至了極限。
關於伴侶之愛的事實已經夠清楚的了，但它是怎麼演化來的呢？托比和考斯邁德斯提醒人們關注交易邏輯的一個方面——他們稱之為「銀行家悖論」，借此來反向推理友誼的心理過程與狀態。許多心力交瘁的借款者都領悟到，銀行會借給你錢的數額恰好是你能證明你已有的數額。正如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所表述的：「銀行是這樣一個地方，它們在天氣不錯時借給你雨傘，然後在開始下雨時要求歸還。」銀行會說，它們只有那麼多用來投資的錢，每筆貸款都是一次賭博。它們的資產組合必須帶來利潤回報，否則它們就會倒閉，因此它們會對信用風險進行衡量，淘汰掉最差的。
同樣殘酷的邏輯也適用於我們祖先之間的利他行為。一個為是否施與一次大恩惠而苦苦思索的人就像一家銀行。他不僅要擔心騙子（受益人願意償還嗎），還要擔心不良信用風險（受益人有能力償還嗎）。如果接受恩惠者死了，致殘了，身無分文了，或是離開所在的群體了，那這次恩惠就作廢了。不幸的是，正是那些具有不良信用風險的——患病的、瀕臨餓死的、受傷的和被排斥的人最需要幫助。任何人都有可能走背運，特別是過著嚴酷生活的原始人。一旦被拋棄，受到打擊的原始人就會不久於世。那麼，由此可能會演化出怎樣的思想和感情，可以作為一種保險，即使壞運氣可能使你面臨風險時，仍然確保他人會給你延展「信用」呢？
一種策略是使你自己變得不可替代。通過培養發展所在群體中無人能複製的專業技能，如工具製造、尋路或衝突調解，使自己被需要，如果被所在群體拋棄，他們會付出高昂成本：因為每個人都依賴於你，所以，任由你去死的風險太大。今天的人們也在花費大量的社會生活來廣而告之他們獨特、有價值的才能，或是尋找一個派系團伙使自己的才能在其中展示出獨特的價值。這種對身份地位的追求，也是為使自己變得不可替代的一種動機。
另一種策略是與一種人建立關聯，這種人從中獲益的東西也能令你得益。過你的生活，追逐你自己的利益，單憑這樣，作為副效應你就能提高其他一些人的利益。婚姻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丈夫和妻子在他們的孩子的幸福上有著共同的利益。第三種策略是擁有令他人受益的同時也使自己受益的技能，比如善於找到回家的路。其他的例子還有，和喜歡同樣室溫的人或是喜歡同樣音樂的人住在一起。所有這些例子都是一個人的行為使一些人受益，而其行為表現無須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利他；由於這種行為並不需要他付出額外的代價，因此他就不會期待對方在將來會有所回報。利他主義的挑戰吸引了眾多關注，以至於自然界中一種更為直接的幫助形式往往遭到低估：共生現象。即兩種生物體，如組成青苔的藻類和真菌相互關聯，因為彼此生活方式的副效應恰好使另一方受益。共生生物既施惠也受益，但任何一方都沒有付出成本。對音樂有著同樣口味的室友就是共生的一對，每個人都看重對方，且無須交換施惠。
一旦你對於他人有價值，這個人對你也就變得有價值了。你看重他，因為如果你碰到麻煩，為你解困與他們也有利害關係——儘管是自私的利害關係。但既然你看重這個人，他們也應當更加看重你。你的價值不僅體現在你的才能或習慣上，還因為在困難時刻挽救他與你也利害相關。你越看重這個人，這個人就越看重你，如此往復。這個你追我趕的過程就是我們所稱的友誼。如果你問兩個人他們為什麼是朋友，他們很可能說：「我們喜歡同樣的東西，而且我們知道我們總是會在對方需要時立刻出現。」
友誼，像其他的利他行為一樣，容易受到欺騙者的破壞，對這些騙子有個特殊的稱呼：酒肉朋友。酒肉朋友會與一個有價值的人建立關係並從中受益，並努力模仿出友好的樣子，以使自己也變得有價值。但稍微有些風吹草動，他們就不見了蹤影。人類天生有一種情感反應，似乎就是設計來驅逐酒肉朋友的。在我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一隻援助之手會令人沒齒難忘。我們會心懷感動，永不忘記這種慷慨大度，並感到有義務告訴這個朋友自己對此永遠不會忘懷。唯有艱難時刻才會讓你知道誰才是真正的朋友。那是因為朋友的意義，用演化的術語來講就是在艱難的時刻幫助了你，而其他人則不願為此勞力費心。
托比和考斯邁德斯繼續推測，人類友情的設計或許解釋了為什麼現代社會中會有如此多的人感受到異化和孤獨。明確的交易和依序互惠是當友誼缺乏、信任度降低時，我們退卻而依賴的一種利他行為。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我們以前所未有的頻率與陌生人交換幫助和恩惠。這或許造成了一種知覺，即以為我們沒有與同伴真正融洽相處，且在困難時刻容易被他人拋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舒適的環境使我們在身體上更加安全，但同樣也可能會使我們在情緒上感覺更加不安全，因為身體安全盡可能地減少了危機，而危機才會告訴我們誰才是真正的朋友。
盟友與敵人
任何對於人類關係的描述如果缺乏對戰爭的討論都算不上完整。戰爭不是普遍的，但所有文化中的人都會覺得他們才是一個群體中的成員（群落、部落、氏族或者國家），並懷有對其他群體的敵意。而戰爭本身就是遠古部落生活中的一項主要事務。許多知識分子認為，在遠古社會中，戰爭很少見、而且這些戰爭都具有形式溫和又具有高度儀式化的特性，或至少在高尚的野蠻人與西方人的接觸且被污染前是這樣的。但這是羅曼蒂克式的胡說八道，因為戰爭從來都是地獄。
雅諾馬馬人的村落相互間會永無休止地彼此侵襲。所有40歲以上的成年人有70%都曾因暴力而失去一位家庭成員，30%的男人被其他男人殺死，40%的男人殺過人。雅諾馬馬人把自己稱作兇猛的人，但其他原始部落也給出了相似的數字。考古學家勞倫斯·基利（Lawxence Keeley）記錄了新幾內亞人、澳大利亞原住民、太平洋島嶼的居民以及印第安人都曾被戰爭所蹂躪，特別是在不列顛統治下世界上的許多地方結束這種滋擾，而代之以殖民管理前的幾個世紀中尤其如此。在原始戰爭中，調動更加完備，戰鬥更加頻繁，傷亡率更高，俘虜更少，武器也更具破壞力。說得客氣一點，戰爭，是一種主要的自然選擇壓力，既然它在我們的演化史中似乎是一種經常性事件，它一定對我們的一部分心理進行了塑造。
為什麼人們會如此愚蠢地發動戰爭呢？部落人可以因任何有價值的東西而戰鬥，部落間戰爭的根源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一樣難於解開。但有一個令西方人驚訝不已的動機一遍又一遍地出現。在原始社會中，男人進行戰爭是為了得到或保留女人——並不一定是武士們的明確目標（儘管往往的確如此），但是使戰鬥的意願得以發展的最終報償。獲得女人是男性繁殖成功的限制性因素。有兩個妻子可以使一個男人的孩子翻兩倍，有三個妻子可以翻三倍，以此類推。對一個沒有瀕臨死亡的男人來說，再沒有其他任何資源能對演化適應產生同樣大的影響了。部落戰爭最常見的贓物就是女人。侵略者殺死男人，綁架適齡女人，輪姦她們，並把她們分配做妻子。查岡發現，殺死過一個敵人的雅諾馬馬男人的妻子和孩子的數量是沒有殺過人的男人的妻子和孩子數量的3倍。大多數殺過人的年輕男人都結婚了，大多數從沒殺過人的年輕男人都沒結婚。這種差異不是因殺人者和未殺人者之間的其他差異而帶來的巧合，比如體格、力量或者親戚的數目。殺人者在雅諾馬馬村落受人尊重，他們會吸引更多的妻子，也被分給更多的妻子。
有時，雅諾馬馬人謀劃侵犯僅僅是為了綁架女人。更經常的是，他們謀劃侵犯是為了報復曾經遭受的殺戮或者綁架，但他們也總會試圖綁架女人。為報血海深仇，親戚們要拿命償命——殺人者的命或者是他的親戚的命；這是任何地方暴力氾濫的主要原動力，這種驅使他們的動機有著明顯的威懾作用，如我們在第6章中所看到的那樣。血海深仇可以持續幾十年或更長，因為每一方所記錄的數字都不同，所以任何時候雙方都會記著那些必須血洗的不公。設想一個鄰居殺害了你丈夫、你兄弟，還有你兒子，或者強姦並綁架了你妻子、你女兒，還有你姐妹，你對他會有什麼感受。但報世仇者絕不只限於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如果他們看到有機會可以屠殺對手，從而一勞永逸地除掉眼中釘，他們一定會這樣做，還會加上女人作為額外的激勵。對女人的慾望不僅讓世仇之火燒得更旺，而且還有助於點燃這把火。通常第一次殺戮就是為了一個女人：一個男人誘惑或綁架了某人的妻子，或食言反悔一項出賣女兒的交易。
現代人難以相信原始部落會為了女人而發動戰爭。一位人類學家給查岡去信寫道：「女人？為了女人而戰鬥？黃金和鑽石我可以理解，但是為了女人？絕不會。」這種反應從生物學上講當然是顛倒黑白的。其他人類學家則辯稱，雅諾馬馬人身體裡缺乏蛋白質，因此為獵物而戰鬥。但當測量他們的蛋白質攝入量時，結果發現比正常的還要多。全世界吃得最好的原始人是最喜歡打仗的。當查岡對他的雅諾馬馬人訪問對像提到這個肉類缺乏假設時，他們不相信地笑了。他們說：「儘管我們喜歡肉，但我們對女人的喜歡要多得多。」查岡指出，他們跟我們沒多大差異。「星期六的晚上去常有打架的建築工人酒吧看看，這些打架常為了什麼？難道這些起衝突的人是因為對方的漢堡包裡放了比較多的肉嗎？或者研究一下西部鄉村歌曲的歌詞，有哪句歌詞寫著『別把你的奶牛帶到城裡』嗎？」
西方人的戰爭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於原始人的戰爭，但至少在一方面是相似的：入侵者強姦或綁架女人。《聖經》中對此有所記錄。
他們就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與米甸人打仗，殺了所有的男丁……以色列人擄了米甸人所有的婦女孩子，並將他們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財物都奪了過來，當作擄物……摩西對他們說，你們要保留所有這些婦女的活命嗎？……所以，你們要把所有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殺了。但女孩子中，凡沒有出嫁的，你們都可以保住她們的命，留給你們自己。
你臨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時候，先要對城裡的人宣告要和睦的話……若不肯與你和好，反要與你打仗，你就要圍困那城：耶和華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殺盡這城的男丁。唯有婦女、孩子、牲畜和城內一切的財物，你可以取為自己的掠物。
你出去與仇敵征戰的時候，耶和華你的神將他們交在你手中，你就擄了他們去。若在被擄的人中見有美貌的女子，戀慕她，要娶她為妻，就可以領她到你家裡去；她便要剃頭髮，修指甲，脫去被擄時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裡哀哭父母一整個月，然後可以和她同房。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
根據《伊利亞特》（Iliad），特洛伊戰爭是緣於對特洛伊海倫公主的綁架。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期間，基督教士兵們從歐洲到君士坦丁堡一路上都在強姦。莎士比亞描寫亨利五世在百年戰爭期間威脅一個法國村落說，如果他們不投降，那就是他們的錯，導致他們「貞節的少女落入被暴烈強姦的境地」：
如果不降，為何不呢，頃刻間就將眼見：
粗暴血腥的士兵用骯髒的手
玷污你們淒厲尖叫著的女兒的貞節；
你們的父親被扽著銀鬚
將他們令人尊敬的頭顱摜向牆壁；
你們赤裸的嬰兒被長矛劈成兩半，
而瘋了的母親在旁邊絕望地嚎哭；
伏地受降吧，就像猶太人的妻子們那樣
臣服於大希律王嗜血的屠夫士兵前。
女性主義作家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記錄了實施大規模有組織強姦的進犯蘇格蘭高地的英格蘭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入侵比利時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入侵東歐的德國人、侵略中國的日本人、入侵孟加拉的巴基斯坦人、大屠殺期間的哥薩克人、迫害亞美尼亞人的土耳其人、美國南部的三K黨人，還有，程度稍輕的，僅駐柏林的蘇聯士兵和越戰中的美國士兵們。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和盧旺達的胡圖人也把自己加入了這個清單。嫖娼，在戰爭期間往往很難與強姦區分，它是對士兵們的一種普遍的額外津貼。領導者們有時會用強姦作為一種恐嚇策略來實現其他的目的，正如亨利五世所做的，這種策略之所以極其有效，是因為士兵們非常渴望去實施它，就像亨利煞費苦心地去提醒法國人。事實上，它往往事與願違，為抵抗者繼續戰鬥提供了一種無法估量的激勵，很可能是出於這個原因，而不是由於對敵人女人的同情，現代軍隊中才取締了強姦。即使當強姦不再是我們戰爭中的突出部分時，我們仍對我們的戰爭領袖投入了莫大的威望，正如雅諾馬馬人所做的，到目前為止，你當然知道這種威望的效果體現在了一個男人的性吸引力以及他繁殖上的成功。
戰爭，或者一夥人聯盟起來進行的侵犯，在動物王國裡很少見。你可能會想到第二、第三和第四強大的海象會聯合起來殺死最強大的雄海象，並瓜分它的後宮，但實際上它們從沒這樣做過。社會性昆蟲不尋常的遺傳系統使它們成為一個特例，除它們外，只有人類、黑猩猩、海豚，或許還有長臂猿，會勾搭4個或數目更多的同夥來進攻其他雄性。這些是大腦體積最大的一些物種，暗示出戰爭可能需要複雜的心智設備。托比和考斯邁德斯推斷出了聯盟進犯的自然適應性邏輯，以及支持它所需的認知機制。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自然的」，進而說是「好的」。
人們往往被招募參軍，但有時他們本身就對入伍饒有興致。激發沙文主義是驚人地輕而易舉，即使無須因稀缺資源去搏殺爭取。在亨利·泰費爾（Henri Tajfel）和其他社會心理學家所做的無數實驗中，人們被分作兩組，實際上是隨機劃分的，但表面上是根據一些細微的標準，比如他們是否低估或高估了屏幕上一個點的數目，或者他們是更喜歡克利的油畫還是康定斯基的作品。一旦被劃分後，每一組人立刻就開始不喜歡另一組的人，認為對方更差勁，並在行為表現上拒絕給他們獎勵，即使這樣做對他們自己的小組來說成本也很高。即使實驗人員是用點或畫做猜謎遊戲，當著他們的面通過擲硬幣進行的分組，也能夠激起這種即刻的種族優越感！其行為後果決非不重要。在一個經典實驗中，社會心理學家莫扎弗·謝裡夫（Muzafer Sherif）仔細選擇了一群適應環境能力良好的中產階級美國男孩組成了一個夏令營，隨機將他們分作兩組，然後進行體育運動和戲劇小品的競賽。沒過幾天，兩組男孩就開始用棍子、棒球棒和包在襪子裡的石塊，相互施暴和襲擊對方，迫使實驗人員不得不介入干涉以保護孩子們的安全。
戰爭之謎即是為什麼人們會自願參與一項死亡概率很高的活動。玩俄羅斯輪盤賭的慾望是怎麼演化來的？托比和考斯邁德斯的解釋是根據這一事實：自然選擇青睞於那些可以平均而言提高適應性的特質。對每一項特質有貢獻的基因都會包含在許多代的許多人的身體中，所以如果一個攜帶這種基因的個體死了且沒有子嗣，那麼其他攜帶這種基因的人的成功可以給予彌補。設想一下俄羅斯輪盤賭的遊戲，如果你沒被殺死，就會多一個後人。加入這個遊戲的一個基因會被選擇出來，因為有5/6的概率它會在基因庫裡多留下一個複製品，只有1/6的概率它什麼也留不下。平均而言，這會比不參加這個遊戲多產出0.83個基因複製品。這與加入包含另外5個男人的同盟能虜獲5個女人，但其中一個男人會死掉的選擇結果相同。這裡的關鍵思想是，一個同心協力的聯盟能夠收穫其成員獨自做不到的收益，並且贓物是根據共同承擔的風險來分配的。雖然涉及一些複雜變體，但都不會改變這一要點。
事實上，如果贓物確定且分配均勻的話，危險的程度是沒有關係的。比方說，你的同盟有11個成員，可以伏擊5個人的敵人團伙，搶走他們的女人。如果你的同盟中有一個成員很可能會被殺，你就有10/11的倖存機會，這使得你有權以1/2的機會（5個虜獲的女人，10個男人）得到一個妻子，期望收益為0.45個妻子（對有這些回報的許多情境予以平均所得）。如果有兩個成員可能會被殺死，那麼你就有更小的生存機會（9/11），但如果你確實倖免於難，你就會有更大的機會獲得妻子，因為你死去的盟友不會拿走她們。平均收益（9/11×5/9）是一樣的，0.45個妻子。如果有6個成員可能被殺死，這樣你的生存機率會降至不足一半（5/11），而如果你倖存的話，你將確保能得到一個妻子，期望收益仍然是0.45個妻子。
托比和考斯邁德斯的計算假定一個男人即使死了，他的孩子也一樣能生活，所以死亡導致的適應損失是零，而不是負數。當然這不是真的。但他們指出，如果群體相對而言比較興旺的話，失去父親的孩子的倖存機會可能不會降低得太多，所以男人去侵略還是值得的。他們預測，當所在群體在食物上比較安全時，男人們應當比缺乏食物時更願意去戰鬥，這和蛋白質缺乏假設恰好相反。數據也支持了他們的預測。另一個推斷是，女性應當從未有興趣發動一場戰爭（即使她們有武器或同盟來彌補她們較小的體格帶來的優勢）。女性從來都沒有演化出同夥一起侵犯鄰里村落搶奪丈夫的需求，原因是女人的繁殖成功並未受到可供男性的數量的限制。所以，任何因尋求額外配偶而給其生命帶來的風險，都是對預期適應的淨損失。（然而，原始女人們確實鼓勵男人們去戰鬥以保衛群體，並為被殺害的家庭成員復仇。）這一理論還解釋了為什麼在現代戰爭中，大多數人都不願意派女人去戰鬥，以及當女人傷亡時會感到道義上的憤怒，儘管並沒有任何倫理上的論證說明女人的生命比男人的更寶貴。直覺認為，戰爭是一場令男人受益的遊戲（對人類的演化歷史來說，這也是事實），這種直覺很難動搖，所以男人應當承擔風險。
這一理論還預測，只有當男人對勝利有信心、而且沒有人提前知道誰會受傷或被殺死時，才會願意集體戰鬥。如果有可能被擊敗，那麼繼續戰鬥就沒有意義了。如果你承擔了超過你份額的風險——比如，如果你的戰友因去尋找自己的藏身之處而將你置身於危險中，那麼繼續戰鬥也就毫無意義了。這兩個原則塑造了男人參與戰爭的心理過程。
在原始社會，交戰各方通常是同一撥人的內部派系，他們有著同樣的武器裝備，所以人類演化歷史中對勝利的預測結果只是數目。有更多戰士的一方是難以征服的，而勝利的概率可以根據各方的人力來預測。雅諾馬馬人癡迷於自己村落的大小就是基於這個原因，他們常常組成聯盟或者考慮脫離聯盟，因為他們知道較小的村落在戰爭中是無助的。即使在現代社會中，你這一方的一大群人可以壯膽，而對方的一小群人則更容易示弱。召集一大群人是激勵愛國主義的一種常見策略，群眾示威遊行即使在軍隊支撐的統治下也能夠引發恐慌。戰場策略的一個主要原則是包圍敵人的部分隊伍，使勝利看起來唾手可得，並造成恐慌和潰敗。
同樣重要的是公平地分配風險。戰爭一方面臨著利他主義的問題。每個成員都有誘因去欺騙，使自己遠離危險，而將他人置於更大的風險中。這就像善意的合作無法演化而來，除非恩惠的施與者查處並懲罰欺騙者一樣；侵犯的合作也無法演化而來，除非戰鬥者查出並懲罰懦夫或逃兵。戰士執著於勇敢和紀律，這影響著一切——從士兵想和誰同處一個散兵坑，到誘導士兵以為風險均等以及獎勵英勇、懲罰背棄的指揮結構。戰爭在動物王國中很罕見，因為動物像人一樣，也是膽小懦弱的，除非它們能夠組成多派別聯盟來分擔風險。和遠祖人類不同，動物沒有認知設備，能夠讓他們自然而然地演化出能夠用來執行這種契約關係的計算能力。
關於戰爭的邏輯和心理還有另一個特殊之處。一個男人應當會同意待在聯盟中，只要他不知道自己將會死去。他也許知道這個概率，但他不可能知道死亡輪盤正在逐漸緩慢地在他這裡停下來。但到了一定時候，他可能就會看到死亡的來臨。他可能會瞥見弓弩手正將他瞄準在射程內，或者察覺一次臨近的伏擊，或者注意到自己已經被派往履行一次自殺式的使命。就在那一刻，所有的事情都會改變，唯一理性的動機就是逃離。當然，如果不確定性的坍塌僅僅是在死前的幾秒，那就太晚了。一個戰士能越早提前預測到自己將成為一具無名烈士，他就越容易逃跑，而聯盟也就越容易被拆散。在動物聯合進攻另一支聯盟或單個個體時，如果一個進攻者被選定為反攻對象，會有一些警示，它能夠在自己被追逐之前就逃之夭夭。正因為這一原因，動物聯盟很容易就會被拆散。但人類所發明的武器——從長矛和弓箭到子彈和炸彈，使得命運直到最後一秒仍是未知的。在這個無知的面紗背後，男人被激勵戰至最後一刻。
在托比和考斯邁德斯推出這個邏輯的幾十年前，心理學家阿納托爾·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悖論對此進行了描述。（他相信這個情景是真實的，只是無法進行驗證。）在太平洋的某個轟炸機基地，一位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只有25%的機會生還。有人計算如果將每架飛機搭載的炸彈增加一倍的話，完成任務就只需要一半的飛機。但增加搭載量的唯一方法就是減少燃油，這意味著飛機將只能飛一次單程任務。如果飛行員們願意抽籤，賭1/2的概率去飛一次確定的死亡任務，他們生還的機會會增加一倍：只有一半的人會死，而不是3/4。不用說，這個提議永遠沒辦法實施。很少有人會接受這樣的出價，儘管它完全公平，還會挽救許多生命，其中有可能就還包括我們自己的生命。這個悖論耐人尋味：我們的心智被說服自願在聯盟中承擔死亡的風險，但這只在我們不知道死亡何時降臨時才會如此。
人性中的善
那麼，我們應該乾脆現在就吞下毒藥，就此了結嗎？有些人認為，演化心理學宣稱，已經發現人性是自私和邪惡的，但他們是在奉承任何宣稱發現了相反情況的研究人員或他人。沒人會需要一個科學家來測量人類是否天生傾向於邪惡。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歷史書、報紙、人種志記錄以及給安·蘭德斯（Ann Landers）的信中都已經有所記錄了。但人們似乎把它當成了一個開放性問題，好像有朝一日科學可能會發現，這只是一場噩夢，而我們會從夢中醒來發現彼此相愛才是人的本性。演化心理學的任務不是去度量人類本性，這個任務最好還是留給其他人吧。它是為了給只有科學才能提供的那種令人滿意的見解添磚加瓦：將我們對人性的所知與我們對這個世界如何運轉的知識聯繫起來，並用最少的假設來解釋最多的事實。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經在實驗室和實地現場得到了驗證，無非都是基於親緣選擇、父母投入、互惠利他和心智計算理論的少數幾個假設。
人類本性就注定了我們的人生就是一場被殘酷無情的適應最大化者盤剝的噩夢嗎？同樣，向科學尋求答案是愚蠢的。每個人都知道人們能夠表現出巨大的善行和犧牲精神。心智中有許多組件，適應而來的不僅是醜陋的動機，還有愛、友誼、合作、公正感和預測行為後果的能力。心智的不同部分奮力踩下或松起行為的離合器踏板，因而壞的想法並不總會導致壞的行為。吉米·卡特（Jinmy Carter）在其著名的《花花公子》訪談中說：「我曾色迷迷地看過許多女人。我曾在心中多次犯下了通姦罪。」但喜歡窺探的美國新聞界還沒有找到證據，證明他在現實中曾經犯過哪怕一次。
在更大的舞台上，由歷史見證的一些滔天大禍已經永久地消失了，數年的血腥殺戮之後，彷彿一股煙霧瞬時即散。奴隸制、妻妾成群的暴君、殖民征服、血海世仇、女人被虜為財產、制度化的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童工、隔離制度、法西斯主義還有戰爭，都已經從世界的絕大部分地方消失，而那些廣袤的土地曾經飽受它們摧殘長達數十年、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最凶險的美國都市叢林中的謀殺率也只有許多原始社會中的1/20。現代英國人被謀殺的可能性只是他們中世紀祖先的1/20。
如果大腦沒有在這幾個世紀間發生變化，人類的境遇怎能得到如此改善呢？我認為，部分答案是由於識字、知識和觀點的交流已經削弱了一部分盤剝與利用。並非人們有一眼善良的心泉，並由道義規勸使之行善，而是信息可以表達為一種方式使得盤剝者看起來像是偽君子或傻瓜。我們的一項基礎本能——以仁慈和能力為借口而自稱權威，可以被狡猾地運用到其他人身上。當所有人都看到人們遭受苦難的畫面，就不可能再宣稱沒有人造成任何傷害。當受害者用加害者可能會使用的第一人稱進行表述時，就很難再堅稱受害者只是一種更低下的人類存在。當發言人被發現是在附和敵人的話語，或是呼應其政策導致災難的以往發言人的調子，他的權威就會崩潰。當和平的鄰國被廣泛傳播，就很難再堅稱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馬丁·路德·金說：「我有一個夢想，終有一天這個國家將會巍然提升，並實踐它信條的真正含義：『我們堅信這些事實是不言自明的，所有人都生來平等。』」當他這樣說時，他使得種族隔離者們不可能再維持愛國者的形象，反而看上去更像是騙子。
正如我在一開始就提到的，儘管衝突是一種人類的普遍現象，但消除衝突的努力也是普遍現象。人類心智在嚴酷的經濟狀況下，偶爾也會抓住一抹微光，對手們會放下干戈，均分和平創造的剩餘，使得雙方都從中受益。甚至一些雅諾馬馬人也看出了他們所用方式的徒勞無功，渴望找到一種手段來打破這種冤冤相報的循環。在人類歷史中，人們發明了巧妙的技術將心智的一部分用來對付另一部分，對並非因為善良而被選擇的人類本性做出了文明的增補：修辭、揭露、保住面子的方法、契約、威懾、機會均等、冥想、法庭、強制執行的法律、一夫一妻制、對經濟不平等的限制、放棄報復等。烏托邦的理論家看到這些實踐智慧時，應當會自愧不如。這些做法，比起改變育兒方式、語言和傳媒的「文化」提議以及掃瞄黑幫成員的大腦和基因以排查侵犯性和在貧民窟派發反暴力藥丸的「生物」提議來說，可能會更為持續且有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