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說
「白板」是對古老的拉丁語「tabularasa」一詞的一種比較寬泛的解釋，從字面來看，「tabularasa」意指「被擦得乾乾淨淨的寫字板」。通常這一說法要追溯到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儘管他實際上使用的是另一種隱喻的說法。下面是選自其經典著作《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非常著名的一段話：
讓我們假設，人類的心靈如同通常所說的那樣，是一張沒有任何印跡的白紙，不存在任何思想。那麼，人的心靈是如何形成的呢？人類大腦中所具有的複雜且無窮無盡的想像力是從哪裡來的呢？人類擁有的推理知識和能力又從何而來呢？對於該問題，我的回答是來源於「經驗」。
洛克針對的是那些強調先天觀念的理論。這些理論認為，數學理念、永恆真理以及關於上帝的概念都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洛克提出的另一套理論，即經驗論，既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心理學理論（即人類的心智是如何運作的），又可以被看作一種認識論（即我們是如何認識事實真相的）。上述雙重目標激發了他的政治哲學思想，而這通常又被人們尊奉為自由民主的基石。洛克反對那些維護政治現狀的教條主義論斷，比如教會的權威以及國王的神聖權力，而這些在當時被吹捧為不證自明的真理。洛克認為，社會契約應該通過協商來制定，而且還應當獲得雙方的認可，還應該以每個人都能理解的知識為基礎。既然思想來源於經驗，而每個人獲得的經驗都是不同的，那麼觀點的差異就並不是因為一種思想掌握了真理，而另一種思想存在缺陷，而是因為這兩種思想都有其不同的歷史成因。因此，這些差異應該被包容而不是被壓制。洛克的「白板說」瓦解了皇室世襲制和貴族特權，因為這些皇親貴族和其他人一樣，大腦原本都是白板一塊，他們無法再聲稱自己擁有先天的智慧和優越性。「白板說」還抨擊了奴隸制，認為不能把奴隸看成是天生低人一等或者原本就應該居於受奴役的地位。
在20世紀，「白板說」成了許多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議題。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心理學試圖用一些簡化的習得機制來解釋所有的思維、情感和行為。社會科學試圖把所有的風俗習慣以及社會安排看成是兒童在文化環境影響下不斷社會化的產物。這些文化環境包括詞彙系統、形象、刻板印象、角色模型和獎懲條件等。從人類的思維方式來看，一系列數量不斷增加的概念（諸如情感、血緣關係、性行為、疾病、天性和世界等）似乎是天生就有的，而現在卻被認為是「被創造的」或「由社會建構而成的」。
「白板說」也已成為政治理念和倫理觀念的聖典。依照這種學說，我們看到的有關種族、民族、性別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任何差異都並非源自先天素質方面的不同，而是源自經驗上的差異。通過改變個人經歷，包括重塑父母養育子女的方式、教育、媒介和社會獎勵機制，就能改變個人本身，而學業不良、貧困以及反社會行為等問題也能得到改善，而不這樣做就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依據所謂先天性別或者種族特質而造成的歧視，也是非常盲目和不理性的表現。
高貴的野蠻人
「白板說」通常伴隨著另外兩種理論學說，它們在現代知識界也擁有著神聖的地位。第一種理論通常要追溯到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儘管這一觀點真正的出處是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1631—1700）1670年發表的《格拉納達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Granada）：
我像大自然最早創造出的人類那般逍遙，
束縛人的規則尚未運行，
那高貴的野蠻人在林中縱橫馳騁。
「高貴的野蠻人」這一概念是歐洲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以及（後來的）大洋洲發現當地的土著居民時產生的。它認為，人在自然狀態下是天性無私、崇尚和平、無憂無慮的，而貪婪、焦慮以及暴力等負面事物都是文明的產物。盧梭在1755年寫道：
許多人竟草率地得出結論：人天生是殘忍的，需要借助文明制度來約束。實際上，當大自然讓人類同樣遠離野獸的愚昧和文明人狡黠的智慧時，再沒有比原始狀態中的人更為高貴的了……
對此，我們越加以深思，便越覺得這一狀態極不容易發生變革，而且也是最適合人類的一種狀態。除非由於某種不幸的偶然事件，否則自然人會永遠停留在他的原始狀態。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這種偶然事件最好永遠不要發生。我們發現的野蠻人幾乎都處於這種狀態。他們的事例似乎可以證實：人類生來就是為了停留在這種狀態的。這種狀態是人世真正的青春，後來的種種進步（指脫離自然狀態）表面上使人的理性趨於完善，實則卻使整個人類敗壞了下去。
在盧梭參考的作家群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霍布斯提出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論斷：
由此，我們顯然可以看出，在沒有一個公共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只能處在所謂的戰爭狀態中，而且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在這種狀況下，產業是無法存在的，因為其成果帶有不確定性。因此，土壤栽培、航海、使用進口商品、舒適的建築、移動與卸除需花費巨大力量的物體的工具、地貌知識、時間記載、文藝、文學和社會等都將不存在。而最糟糕的是，人們會處在暴力死亡的持續恐懼和威脅之中，他們的生活孤獨、貧困、卑劣、殘忍而短壽。
霍布斯認為，人們只有將自己的自主權交給一個統治者或統治集團，才能夠脫離這種悲慘、恐怖的生存狀態，他將這一統治者稱為利維坦（leviathan）。利維坦是一種希伯來語的說法，指的是耶和華在創造萬物之前降服的巨型海中魔獸。
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擅長紙上談兵的人類學家中，誰的說法是正確的？如果人類確實是「高貴的野蠻人」，那麼專制獨裁的利維坦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事實上，由於強迫人們劃定私有財產並由國家進行認可（原本他們是可以共享這些財產的），利維坦引發了貪婪和爭鬥，而人們設計利維坦的初衷是要對這兩者加以控制。追求幸福的社會生活將成為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消除阻礙我們獲得幸福的制度壁壘。
反過來看，如果人們天生就是卑劣的，那麼最理想的情形就是借助警察和軍隊等強制手段來阻止人與人之間的爭鬥。對於個人生活來說，上述兩種理論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每個孩子在出生之時都如同一個野蠻人，即處於未開化的狀態。如果野蠻人天生就是高貴的，那麼養育孩子就是為他們提供各種機會以促進其潛能的發展，可見，邪惡者是由於社會原因才走向墮落的。如果野蠻人天生就是卑劣的，那麼養育孩子就相當於將其放置在一個充滿約束與衝突的訓練場，邪惡者正是表現出了其未被完全馴服的陰暗面。
哲學家們的原著往往比他們在教科書中提出的那些理論複雜得多。事實上，霍布斯和盧梭的觀點之間並不存在太大的分歧。與霍布斯一樣，盧梭也錯誤地認為，野蠻人是與世隔絕的，不存在絲毫的愛與忠誠，他們既不勤勞，也不具備任何技能。盧梭甚至還認為，野蠻人不具備任何語言能力。因此，與霍布斯相比，盧梭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霍布斯把利維坦描繪成集體意志的化身，而這種集體意志要通過某種形式的社會契約才能得以實現；盧梭最為有名的著作是《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在這本書中，他呼籲人們要使自我利益服從於「公共意志」。
儘管如此，霍布斯和盧梭卻對人類的自然狀態做出了截然相反的描述，而這一問題在過去的數個世紀裡一直激發著思想家們的靈感。所有人都意識到「高貴的野蠻人」學說對當代人的觀念產生的影響。可以看到，當下人們崇尚各種天然事物（如天然食物、天然藥物、自然分娩），質疑各類人工製造的事物，而權威式的撫養和教育方式已經陳舊過時，人們認為社會問題屬於制度中可以補救的缺陷，而不是人類生存狀態中固有的災難。
機器中的幽靈
另一種常常伴隨「白板說」的聖典要追溯到科學家、數學家兼哲學家的勒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
心靈和肉體之間有很大差別，這個差別在於，就其性質來說，肉體永遠是可分的，而心靈完全是不可分的……當我考慮我的心靈時，也就是說，當我把自己僅僅作為一個正在思考的事物時，在我心靈裡劃分不出任何部分來，只能把我自己理解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且，儘管整個心靈似乎與整個肉體結合在一起，可是當一隻腳或一隻胳膊或別的什麼部位從我的肉體上脫離開的時候，一定沒有從我的心靈上截去什麼東西。我能意識到自己的心靈中什麼也沒有缺失。從真正意義上來說，願望、感覺和理解等功能也不能算是心靈的一部分，因為心靈是服務於願望、感覺和理解等活動的。而物質性的或者有廣延性的東西就完全相反，因為凡是物質性的、有廣延性的東西，無一例外地都可以很容易被我用思維劃分成很多部分……無須從別處知道，單憑這一點就足以告訴我，人的心靈或靈魂與肉體是完全不同的。
三個世紀後，批評家、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1900—1976）為笛卡爾的這套學說賦予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名稱：
有這麼一套關於心靈本質及其棲居地的學說，它在理論研究者當中非常盛行，甚至在普通人當中也非常盛行，因而應稱之為「官方理論」……這套官方理論主要來自笛卡爾，它的主要思想大致是這樣的：可能除了白癡和襁褓中的嬰兒之外，每個人都擁有一個軀體和一個心靈。有些人則寧願說，每個人都既是一個軀體又是一個心靈。通常，他的軀體和心靈是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軀體死後，他的心靈可能依然存在並發揮作用。人的軀體存在於空間之中，並服從於支配著空間內存在的其他一切事物的機械法則……但心靈卻不存在於空間之中，它們的活動也不受機械法則的支配……
……上述就是這種官方理論的大致情形。我經常貶斥這個理論，並稱之為「機器中的幽靈的教條」。
「機器中的幽靈」與「高貴的野蠻人」一樣，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出於反對霍布斯的觀點而提出的。霍布斯認為，生命和心靈都可以用機械主義的詞彙來解釋。光線使我們的神經和大腦活動起來，形成了所謂的「看見」。大腦也可以持續動作，就像船划過水流的尾跡或者是被撥動的琴弦的顫動，形成所謂的「想像」。大量的事物不斷出入大腦，就形成了所謂的「思維」。
對於「心靈是按照物理法則運行的」這一觀念，笛卡爾是拒絕接受的。他認為，行為，尤其是言語行為，不是由其他原因導致的，而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笛卡爾注意到，與軀體和其他自然物質不同，意識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在空間中呈現出來。他指出，我們不能懷疑心靈的存在（事實上，不可否認，我們每個人就是一個心靈存在），因為思維活動本身就預先設定了「心靈是存在的」這樣一個前提。但我們可以懷疑軀體的存在，因為我們可以把自己想像成非實體的精神，只有在夢境、幻覺情境下，我們才是有軀體的。
笛卡爾還在他的二元論（即認為心靈與肉體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事物）中發現了道德紅利：「可以想像一下，動物的靈魂在本質上與我們是相同的，因此在生命終結之後，我們就如同昆蟲和螞蟻一樣，沒有任何值得擔憂或期待的東西了。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更為有效的方式可以將人類孱弱的精神引向通往美德的光明大道上。」賴爾對笛卡爾的兩難困境做了如下解釋：
當伽利略表明，他的科學探索方法能夠提供一種力學理論，可以說明任何存在於空間中的事物時，笛卡爾的內心出現了兩種彼此衝突的狀態。作為一個科學天才，他只能選擇贊同力學主張，但作為一個有信仰和講道德的人，他卻不能像霍布斯那樣接受這些力學主張的附加條款，即認為人性僅僅在複雜程度上不同於鐘錶構件，這令他感到特別沮喪。
將我們自己視為經過美化的齒輪和發條，這確實讓人很不舒服。機器本身沒有知覺，它只是製造出來供人使用的工具。而人類則具有感知能力，擁有尊嚴、權利以及至高無上的尊貴感。一台機器只具有一些普通的功能，如碾磨穀物或者削鉛筆，而人則具有更高級的功能，如喜愛、崇拜、善舉以及創造知識和創造美。機器的活動表現主要由那些不可違背的物理和化學定律所決定，但人的行為表現卻是其自由選擇的。有選擇才會有自由，我們才會對未來的可能性持一種樂觀的態度。同時，選擇還意味著責任，因此人們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當然，如果心靈與肉體是相分離的，那麼當肉體毀滅時，心靈仍然可以繼續存在，我們的思想和歡樂也不會在某一天永遠消逝。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許多美國人仍然堅信靈魂是不朽的，認為它是由一些非實體的物質構成的，而這些物質能夠與肉體相分離。然而，即使是一些沒有明確承認上述觀點的人也仍舊會這樣猜想：我們的大腦中除了電波活動和化學反應外，必定還有某些不甚明瞭的東西存在。正是由於選擇、尊嚴和責任等人類所獨有的天賦，才使我們與宇宙中的其他萬事萬物從根本上區分開來，這一看法似乎與那種認為「人類只是分子的有機組合」的觀點格格不入。那些試圖用機械論的術語解釋行為的人，往往被指責為「還原論者」或「決定論者」。事實上，那些指責者們並不確切地知道這些詞語的真正含義，但所有人都明白，他們是在用這些詞語指代那些不好的事情。靈肉分離的思想已經普及到了日常用語中，比如，當我們說「動動你的腦子」，其實意指的是「身體之外的經驗」；當我們說「約翰的身體」或「約翰的腦袋」時，其實已經預設了一個所有者—約翰，並且這個所有者與其大腦之間是可以分離的。專欄作家有時候會探討「大腦移植」的問題，但事實上應該稱之為「大腦器官移植」，因為正如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指出的那樣，這是一種器官移植手術，而最好的是成為捐贈者而不是受贈者。
從邏輯上看，「白板說」「高貴的野蠻人」以及「機器中的幽靈」（或者像哲學家稱呼的那樣，經驗主義、浪漫主義和二元論）這三者之間是沒有關聯的，然而在實踐中它們卻經常彼此交織在一起。如果大腦如同白板一塊，嚴格來講，它就不可能發出行善或作惡的指令。但善與惡之間並不是對稱的：傷害人的途徑比幫助人的途徑要多，善行對人的幫助並不足以抵消惡行對人的傷害。因此，與一個擁有各種動機的大腦相比，如同白板一塊的大腦注定會給我們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因為它不單單無法行善，更為重要的是，它也不能作惡。事實上，盧梭並不認為人的大腦是白板一塊，但他卻認為，不良行為是學習與社會化的產物。盧梭寫道：「人是邪惡的，持續不斷的悲慘經歷使得關於這一論斷的任何證明都顯得毫無必要。」但人的邪惡又源於社會：「在人的心靈中，根本就沒有生來就有的邪惡，任何邪惡我們都能說出它是什麼樣子又是從什麼地方進入心靈的。」如果日常話語中的隱喻可以作為一種線索的話，那麼我們所有人都會像盧梭那樣，將大腦的空白狀態與美德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和空無一物聯繫在一起。嘗試去思考一下這些詞語所蘊含的道德內涵，形容詞：清白的、公平的、無瑕的、純粹的、純真的、純潔的、未玷污的、未受污染的；名詞：污點、傷痕、瑕疵、污染。
既然大腦是白板一塊，那麼它就很適合作為幽靈棲居的場所，這樣一來，「白板說」自然就可以與「機器中的幽靈」學說共存了。如果幽靈掌管了機器，那麼工廠就能以最小部分的設備來運載這一機器裝置。不需要高科技的執行程序、操控系統或者中央處理器，幽靈就可以解碼身體的各種信息，操控身體這個機器。行為控制與鐘錶結構之間的區別越大，我們就越不依賴於像時鐘那樣受控的機械行為。基於同樣的原因，「機器中的幽靈」理論與「高貴的野蠻人」學說之間也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如果機器做出了一些可恥的行為，我們可以責備幽靈，因為那些不義的行為是由它決定執行的，我們也就無須深究機器設計上的缺陷了。
時下，哲學已經不再受人尊崇。很多科學家把哲學看作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思考。當我的同事內德·布洛克（Ned Block）告訴他的父親自己準備主修哲學時，他父親的回答是「Luft」，即猶太語中「空氣，不真實」的意思。還有這樣一個笑話，一個年輕人告訴他的母親自己即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的母親說：「太好了！但是……但是哲學是哪種疾病？」[1]
雖然哲學現在被認為毫無價值和不切實際，但是許多世紀以來，哲學家們的思想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白板說」以及伴隨它出現的其他學說已經滲透到了我們這個文明社會的傳統智慧中，並且經常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提及。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1756—1835）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寫道：「兒童是被放在我們手中的原材料，他們的心靈就像一張白紙。」沃爾特·迪斯尼（Walt Disney）也受到「白板說」隱喻的啟發，他寫道：「我認為孩子們的心靈就像一本空白的書，在個體生命的前幾年，生活將會在這本書上進行濃墨重彩的刻畫。刻畫的質量將會對這個孩子未來的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
洛克肯定想像不到的是，他的話會在某天導致「小鹿斑比」這個形象的出現，迪斯尼創作《小鹿斑比》（Bambi）這部動畫片的意圖是教導人們自力更生；盧梭也不可能想像到「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這個最後的「高貴的野蠻人」的出現。甚至，盧梭的觀點似乎與《波士頓環球報》的一位社論作者之間頗有幾分相似之處，該作者在其新近發表的一篇感恩節社論中這樣寫道：
我認為，與今天的社會相比，美國土著居民擁有更加穩定和幸福的生活環境，那裡的野蠻現象也更少……不存在任何就業問題，社會更加和諧，人們根本不知道藥物濫用這種事情，犯罪現象也幾乎不存在。部落之間的衝突多是通過儀式來解決的，很少會發生不分青紅皂白的肆意屠殺。即使在艱苦的歲月裡，對大多數人來說，生活仍是比較穩定和有保障的……因為土著居民尊重自己周圍的一切事物，根本不會出現因污染或生物滅絕而導致的水資源短缺或者食物資源的浪費問題，而諸如籃子、船隻、小木屋以及木柴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不會出現短缺。
當然，有人也對此提出了質疑：
Calvin and HobbescWatters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All rights reserved.
當今，「機器中的幽靈」依然能夠讓人們感覺到它的存在。2001年，喬治·布什宣佈，如果科學家為了提取干細胞而不得不毀壞新的胚胎，那麼美國政府將不再對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進行資助（美國之前的政策允許研究者從胚胎中抽取干細胞群進行研究）。為了推行這項政策，布什不僅咨詢了科學家，還咨詢了哲學和宗教領域的思想家。在這些思想家當中，許多人都用「賦予靈魂」一詞來指代其中的道德問題，該詞指的是「將來能成長為一個人的細胞群被賦予靈魂的時刻」。一些思想家認為，賦予靈魂雖然是在概念層面發生的，但從道德層面來看，它意味著卵泡（受精卵發育5天後的胚胎形態，干細胞就是從其中取出的）與一個人是等同的，因此毀壞卵泡也是一種謀殺行為。這些觀念被證明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意味著美國在制定這項有關21世紀最具發展前景的醫學技術的政策時，考慮的這個道德問題實際上與幾個世紀前就出現的問題一樣：「幽靈是何時進入機器的？」
這些僅僅是「白板說」「高貴的野蠻人」以及「機器中的幽靈」學說在當代知識界的部分影響。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會看到，啟蒙哲學家的這些看似不切實際的觀點在現代人的觀念中是如何得以鞏固的，以及它們又是如何被最新科學研究發現質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