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裡德裡希·尼采與約瑟夫·佈雷爾未曾碰過面。因此，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當然不是兩人邂逅下的產物。儘管如此，本書主要角色的生活狀態系以事實為本，這部小說的基本組成要素——佈雷爾精神上的痛苦、尼采的絕望、安娜·歐、路·莎樂美、弗洛伊德與佈雷爾的關係、處於醞釀階段的心理治療——都發生在1882年。
弗裡德裡希·尼采在1882年的春天，由保羅·雷介紹給年輕的路·莎樂美，並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跟她發展出一段短暫但深刻雅致的愛情。路·莎樂美既是一位才華洋溢的文學女性，也是一名職業的精神分析學家；她同樣為人所知的，是她與弗洛伊德親密的友誼以及她的浪漫韻事，特別是跟德國詩人裡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一段情。
尼采與路·莎樂美的關係因保羅·雷的存在而複雜，因為尼采妹妹伊麗莎白的從中作梗而悲慘收尾，多年以來，尼采為失去愛情而悲痛，為遭人背叛而耿耿於懷。本書所架設的舞台是在1882年的最後幾個月，尼采此時深陷於抑鬱的泥淖之中，甚至出現了自殺的傾向。本書引述了部分尼采寫給路·莎樂美的絕望信函，都是尼采親筆所撰，只是有些僅是草稿，有些在當時已被寄出。出現在第一章中，瓦格納寫給尼采的那封信，同樣是真人實事。
1882年，約瑟夫·佈雷爾投注心力在化名安娜·歐的貝莎·帕朋罕的治療上。該年11月，他開始與他年輕的門徒兼朋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討論這個病例。如本書所述，弗洛伊德是佈雷爾家中的常客。12年之後，弗洛伊德與佈雷爾的書《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書中第一個討論的案例就是安娜·歐，這本書掀起了精神分析的革命。
貝莎·帕朋罕就像路·莎樂美一樣，是個傑出的女性。在她被佈雷爾治療多年之後，她成為一個具有開創性的社會工作者，她身後，原西德政府在1954年發行紀念郵票向其致敬，以表彰其貢獻。然而，她就是安娜·歐的身份，卻一直沒被公開，直到1953年，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在他所撰寫的傳記《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傳》（The Lifeand Workof Sigmund Freud）中，首次將安娜·歐的真實身份公之於世。
真實歷史上的約瑟夫·佈雷爾，是否沉迷於對貝莎·帕朋罕的情慾之中呢？佈雷爾的內心生活鮮為人知，不過，相關的學術研究並不排除這項可能。相互牴觸的歷史記錄間僅有的共識是，佈雷爾對貝莎·帕朋罕的治療，對兩者都引出了複雜強烈的情感。佈雷爾對這位年輕的病人全神貫注，並撥出了相當多的時間去探訪她，以至於他的太太瑪蒂爾德的確變得憤慨嫉妒。弗洛伊德曾對其傳記作者瓊斯直言不諱地談到過，佈雷爾在情感上對他年輕病人的牽扯過深，在他當時寫給未婚妻瑪莎·伯奈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曾再三保證，絕不會有相同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精神分析學家喬治·波洛克（George Pollock）曾指出，佈雷爾之所以對貝莎有如此強烈的情感，根植於他早年失去了他同樣名為貝莎的母親。
安娜·歐戲劇性的懷孕幻覺、佈雷爾的驚慌失措以及其後治療的突然終止，這是長期流傳在精神分析學界的傳說。弗洛伊德首度對這件意外的敘述，是在1932年一封寫給奧地利小說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信中。瓊斯在弗洛伊德傳記中提及此事，直到近年，這個故事才受到質疑。艾爾拜羅伊特·希爾施穆勒（Albrecht Hirschmuller）1990年的弗洛伊德傳記中，所提出的說法是，這整個意外事件是弗洛伊德的虛構。佈雷爾從未對此事做出澄清，他在1895年出版的個案記錄中，極盡所能地吹噓他的治療功效，再一次加深了環繞在安娜·歐一案上莫衷一是的迷思。
佈雷爾在心理治療的發展上，有著深遠重大的影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將注意力放在心理學上僅有一段非常短暫的時間。醫學上對約瑟夫·佈雷爾的記述，不僅稱道他是呼吸作用與平衡作用的一位重要研究者，同時是一位出色的診斷專家，19世紀末的維也納，整個時代傑出人物的醫生，就是佈雷爾。
終其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尼采都為健康所苦。雖然在1889年時，他崩潰並陷入嚴重局部麻痺癡呆（末期梅毒的一種形態，他於1900年死於這種疾病），然而一般都同意，早年的尼采（我根據茨威格1939年生動的傳記概要，來刻畫他就醫的情境）受苦於嚴重的偏頭痛。為了治病，尼采的求診記錄涵蓋了遍佈歐洲的多位醫生，以此來看，他極可能輕易地就被說服，求治於當時聲名顯赫的約瑟夫·佈雷爾。
依照路·莎樂美的真實性格來看，她不會苦惱地去拜託佈雷爾幫助尼采。根據她的傳記作者所述，她不是個會為罪惡感所嚴重煩擾的女性，並且，以她結束緋聞時罕有悔恨而聞名。在大多數事情上，她捍衛著自己的隱私，我所能確定的是，她未曾公開提過與尼采的個人關係。路·莎樂美給尼采的信無一倖存，極可能全數毀於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之手，她與路·莎樂美的反目，持續了一輩子。路·莎樂美的確有個弟弟耶拿，於1882年在維也納讀醫科。然而，佈雷爾極不可能在當年的學生討論會中，發表安娜·歐的案例。尼采給友人兼編輯彼得·嘉斯特（Peter Gast）的信（列在第十二章末），伊麗莎白給尼采的信（列在第七章末），勞森醫療中心、費雪曼以及佈雷爾的連襟麥克斯，以上皆為虛構。（不過，真實世界的佈雷爾的確熱衷於西洋棋。）除了兩個尼采的夢之外：他的父親從墳墓中起來以及老人瀕臨死亡時的咕嚕聲，其他在本書中出現的夢，皆為虛構。
1882年，心理治療尚未誕生，尼采當然不曾正式把他的注意力轉到那個方向。然而，我在閱讀尼采的過程中發現，他深切並大量地關注於自我認知與個人變遷。為了年代先後的一致性起見，我約束自己只擷取尼采在1882年之前的作品，主要是《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不合時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lations）、《曙光》（Dawn）與《快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1882年告終之後的數個月，尼採完成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然而，我在小說裡假設，該書的偉大思想，在小說背景的1882年，已經在尼采的心智中醞釀。
斯坦福大學宗教研究教授馮·哈維（Van Harvey），允許我旁聽他卓越的尼采課程，並且接納我參加長時間的學院討論會，同時對我的手稿有著批判性的閱讀，我從哈維教授處受惠甚深。我的哲學系同仁們，尤其是Eckart Forster及Dagfinn Follesdal，容許我出席德國哲學與現象學的相關課程，為此，我深切感激。許多人對這份原稿給予了建議，我在此致上謝忱：Morton Rose、Herbert Kotz、David Spiegel、Gertrud and George Blau、Kurt Steiner、Isabel Davis、Ben Yalom、Joseph Frank以及Barbara Babcock與Diane Middlebrook指導的斯坦福傳記文學講座。斯坦福大學醫學史圖書館館員Betty Vadeboncoeur，對於我的研究提供了無價的幫助。書中所引用的尼采寫給路·莎樂美的信，是由Timothy K.Donahue-Bombosch翻譯的。著書過程中，許多人提供了編輯上的指導與協助：Alan Rinzler、Sara Blackburn、Richard Ellman以及Leslie Becker。Basic Books的工作人員，尤其是Jo Ann Miller，提供了無比的支持；如同他對先前書籍的幫助，Phobe Hoss對此書也做出許多化腐朽為神奇的指點。內人瑪麗琳一直是我第一個也是最徹底無情的書評家，對本書從初稿到最終定稿，她同樣表現得淋漓盡致，不但提供了延綿不斷的批評，並且建議了本書的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