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並強制性地將固有思想——特別是一些政治思想——從人的頭腦中移除，然後用另一套思想取而代之；在極權國家裡，這個過程是針對持不同政見者而實施的一種強制轉變。
《牛津英語詞典》中對「洗腦」一詞的定義
洗腦的目的是從根本上改變一個人的思想，繼而控制這個人，使其變成一個像機器一樣的人，但為達到此目的而實施的暴行卻不為外人所知。洗腦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機器，將全新的信仰和思維模式植入非自願的個體。這就等同於尋找一個奴隸族群，不同於過去，他們完全可以被相信且永遠不會反叛，會像昆蟲一樣本能地服從命令。
愛德華·亨特
，《洗腦》
「洗腦」一詞誕生於嚴酷的戰爭。戰爭能夠對人類造成眾多奇怪的影響。莎士比亞曾提到戰爭的瘋狂，《聖經》也一樣。再近一點，威廉·薩金特1957年出版的書《頭腦戰爭》詳細地講述了「二戰」期間他作為精神病醫生與老兵相處的故事。他們大多患有一種叫做「彈震症」或「戰鬥疲乏症」的病症，而今這種病被稱為「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薩金特指出：無論是士兵還是平民，在創傷經歷的影響下，都顯示出了性格的反常變化，情緒和行為的強烈波動，暗示感受性的驚人增強，以及自控能力的喪失。很明顯，戰爭的壓力會對人類的大腦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但是，洗腦並不僅僅像神經症或精神病那麼簡單。這種闡述或許僅能被歸納為洗腦過程的一部分，但這也僅是迫使受害者邁向屈從洗腦者蠱惑這一目標的一小步而已。中情局特工愛德華·亨特1950年公開提出洗腦的概念，其所著《洗腦》一書本身就是對洗腦很好的宣傳。「洗腦」被看作一種精神掠奪，它完全進入了貶義詞的行列：它是由施害人實施於受害人的行為，它的意圖在於打破受害人對於先前信仰的忠誠，捐棄前嫌以便接受新的信仰。
起源和同源詞
亨特指出「洗腦」可以追溯到西方人所熟知的孟子時代（孟子是公元4世紀的一位儒學家）。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洗腦」便成為長久以來人們用「洗刷」和「清潔」這兩個詞暗喻人類大腦、精神或靈魂清理的早期例證。在英國，17世紀詩人露西·哈欽森對該現象作了很好的闡釋，這遠在孟子之後，卻比愛德華·亨特早了近三個世紀。這個虔誠的女基督教徒在翻譯了哲學家盧克萊修的作品後，發現其作品「褻瀆了上帝」，然後她寫道：「求諸真理之泉，蕩滌內心的醜惡和野蠻，服用良藥以抵禦一直以來被人類才智所荼毒的思想。」最終，哈欽森選擇用（基督教的）真理之泉洗滌了她因翻譯異教徒盧克萊修作品而產生的腐濁。
「洗腦」一詞的誕生反映了人們希望標記那些可怕而新近之危險的需求。「洗腦」這個概念使美國人避免了直面自身就罪大惡極的想法，這就是基督教教義中所暗示的原罪（還有來自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正如卓乎林和歐波同在《心靈機械手》一書中所提到的：洗腦「聽起來像是辯解」，表面上將責任轉移他處，以免把自己看得太緊；這種安撫人心的能力使它成為「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想法」。
「洗腦」最初是一個國家掌控的過程，由極權主義政權實施的針對持不同政見的公民或外國人的過程。但是，「洗腦」一詞的使用決不僅限於其原始的政治領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樣，廣告、媒體、教育、宗教和心理健康等行業，都被指控有洗腦傾向。這擴大了亨特提出的「洗腦」一詞的用法。羅伯特·利夫頓哀歎道，「通過反對公共飲用水氟化處理，反對心理健康立法，或是反對任何團體組織的方法而不負責任地濫用該詞，都無疑把槍口指向了他們真實的對手乃至假想的敵人」。在「洗腦」一詞進人英語語言的第11個年頭，他的書於1961年第一次出版。今天，「洗腦」並不僅僅只是非正式的貶義詞，通常還有諷刺意味。
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反共熱潮中，「洗腦」只不過是一個非正式的概念。但它卻令人生畏——懼怕失去控制、自由意志乃至身份。作為紅色恐怖的另一致命要素，它迅速開始激起大眾的憤怒。這與「邪惡」一詞（也因其通俗易懂而流行），還有更早的「巫術」及「鬼附身」（自從審巫案或更早的時期開始，就困擾著美國人）很是相似。儘管「鬼附身」這一概念在社會的日益世俗化中逐漸失去了市場，但可以說洗腦」事實上就是「鬼附身」的世俗等價物，只不過那並非是一人之力而是超自然作用的洗腦罷了。當然，「洗腦」這一概念自從誕生，就不時地反覆出現在公眾的意識裡。它通常針對一些特定而備受矚目的事件作出回應，在這些事件似乎用其他解釋都行不通時，這「不得已而姑且採用」的概念，掩蓋的是人們對自身的瞭解還存在諸多缺憾這一事實。
如上所述，亨特提出「洗腦」這個概念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人類自從覺察自己有意識起，便開始試圖改變他人的思想。通常是出於好意：希臘語ευαγγελτον（福音，好消息）為我們帶來了「福音主義」，而拉丁語propago（延展，栽培）卻衍生出了傳道部（由羅馬天主教會設立的一個紅衣主教委員會，目的是監視外交使團）。「教育」一詞來自educere的字面意思，「再教育」只不過是第二次嘗試教育而已。同樣，「思想改造」帶有認知改善的積極意味。「教化」一詞源於拉丁語doctrina，意思是有知識或有學問的人，但自17世紀進人英語詞彙便越來越帶有負面色彩。此外，「條件反射」一詞源於condicere，是委派、安置或安排的意思，因伊凡·巴普洛夫訓練狗聽到鈴響便分泌唾液而為人所知。傳播喜訊，展現最好的一面，學習，籌備，沒什麼比這些更加有益了。只有「強制勸說」——精神病專家埃德加·施恩在他的同名書中用以代替「思想改造」的近義詞——暗示了影響技巧的黑暗面。
如果有人反對你，你可以把他幹掉，但這很冒險。其實可替代的方法早已被早期人類創造並發展起來了。利夫頓 指出了四種方法：脅迫、勸告、治療和領悟。「脅迫」意味著：「你必須按照我們的要求改變，不然……有可能包括處死這一極刑。」「勸告」則通過調用更高層次的道德權威來遊說：「你應該按照我們的建議進行改變，這樣才能變得更好。」「治療」意味著：「你可以在我們的指引下改變，這樣就會變得健康，並且可以擺脫痛苦。」最後，「領悟」意味著：「如果你願意面對新的思想和方法的話，那麼你可以改變，並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像很多勸說方法一樣，思想改造也同樣運用這四個層面的方法。但是，利夫頓所說的「思想極權主義」（傾向於極端，具有極權主義政權思想特有的孤注一擲的思考模式）更傾向於運用前兩種方法，即「脅迫」和「勸告」。
在部落間相互征服的時期，各種類型的遊說藝術已經頗受重視。《聖經·舊約》的「出埃及記」（第4章，10—16節）記錄了摩西面對神的安排時，說，「主啊，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來硬著心腸拒絕神。神回答道：「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亞倫嗎？我知道他是個能言善道的人……他可以做你的代言人。」甚至更早的記載要到偉大的猶太先驅亞伯拉罕，他在和耶和華商議罪惡之城「所多瑪」的命運問題時，成功地讓耶和華應允了一個承諾：只要能在所多瑪城找到十個善良的人，那麼就可以赦免該城。儘管不幸的是最終只找到了一個善良的人——亞伯拉罕的侄子羅得，但亞伯拉罕這種善辯的態度卻並未遭到懲罰。「這一切很快就過去了，當耶和華毀滅平原諸城的時候，他想起了亞伯拉罕，就把羅得從傾覆的廢墟之中救了出來。」對當代的公關專家來說，能夠成功遊說萬能的上帝幾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就思想改造而言，很明顯《舊約》中「脅迫」「勸告」的例子很容易找到，而「治療」和「領悟」卻不太容易。）
隨著帝國行政負擔的加重，想要控制國民的慾望也越發迫切。軍隊暴動被視為最大的威脅，但軍隊不可能隨處安置。而且，在與猶太人作戰時，羅馬帝國發現以犧牲大量將士為代價其實是事倍功半的。某些體制，比如波斯帝國（大約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年）就採取了務實、自由的方式：繳納稅款，保持和平、風俗和自己的信仰，而其他體制則比較專制。每種文化都不斷發展著各自複雜的管理系統：間諜網絡，為了維持稅收正常運作而進行的階層管理，脅迫或賄賂地方官員、法律部門和社會機構。其中很多都主要依賴於強制這一方法，比如殘酷地進行身心折磨的嚴刑拷問。我們從有關強制的豐富遺產中發現洗腦的諸多技巧都與強制的特徵有關。的確，洗腦和心理折磨的界限十分微妙，而費力地對其進行區分也是毫無意義的。我將會在第5章詳細闡述這個問題。
「洗腦」諸方面
很明顯，關於「洗腦」一詞，有很多方面需要澄清。第一，我們談到「洗腦」就必然要涉及政治：這兩者是相互交織的。像上帝、愛、自由一樣，「洗腦」對不同人來說有著不同的意義，這是由個人背景和人生規劃所決定的。這一點本身並沒有醜化「洗腦」。如果我們能解釋人與人間互相改變思想的各種不同機制，那我們還需要亨特提出的這個術語嗎？我想那就不需要了。可能會有無神主義者說自己可以避免使用「上帝」一詞，決定論者確信自由意志僅僅是幻覺，並且他們從不說「我選擇」，生理學家認為激情就等同於「親愛的，我的荷爾蒙正大量分泌」。但是，我們大多數人還是在用愛、選擇和（弱化了的）宗教這些詞。同樣，「洗腦」這一術語的運用也並不局限於那些用來解釋它的過程。無論解釋圓滿與否。
第二，洗腦有很多方面是能夠得到清楚解釋的。「洗腦」不僅可以作為貶義詞用在政治上，也可以作為完成控制類科學過程的功能性說明。那些聲稱「洗腦簡直是一派胡言」的懷疑論者認為「洗腦」這一過程根本不存在，反對人的思想會按照《滿洲候選人》中展現的那樣被完全地主宰。劇中主角在被洗腦後按照指令行兇殺人，殺害的對象甚至包括了他所仰慕的女孩。我會稍後再回到懷疑論者這個話題上。現在，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異議只考慮了洗腦機制方面的某些內容，卻忽視了其他方面。但洗腦並不僅僅是一系列的技巧。它也是一個夢想，想像著我們可以最終控制人的思想和行為。馬修·阿諾德在他的《吉普賽學者》中如下描述這種神秘的能力：
……按照他們的意願統領的藝術，
大腦的運作，
可以按照他們的意願加以約束。
阿諾德，《吉普賽學者》，第45—47行
洗腦比普通的遊說更具野心，也更具有強制性。與其他早期同根詞（比如教化）不同的是，它更緊密地同現代機械論技術聯繫在一起。洗腦是一個系統處理未馴化人類的過程，一旦得逞，便可以重塑他們的身份。它具有大量洗滌人類身心的技術，這也給20世紀留下最慘痛的記憶——奧斯威辛大屠殺和廣島事件。夢想著控制他人是行動強有力的決定因素，他們不應該被輕易地忽略。
最後，洗腦作為「不得已而姑且採用」的概念，它可以被偽裝起來，拉一道屏風遮住無知的深淵。當我們沒有其他更好的解釋，或是懶得去尋找其他解釋的時候，我們便會使用它。當面對一些特別的事件——比如自願性的集體自殺，或是被綁架者同情綁匪——我們第一個本能反應就是將之歸為「被洗腦」，例如，瓊斯鎮慘案或帕蒂·赫斯特案，我們必須給它找個說法，但又沒有其他說法可以充當。在第二章我會再次回到瓊斯鎮的案例上來。但目前，帕蒂·赫斯特的故事就是我們所提供的三個案例研究的第一個。我們可以以此闡述自誕生以來的半個世紀裡，洗腦這一概念的一些運用方法。
案例研究：帕蒂·赫斯特
1974年2月4日，美國媒體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
同年4月14日，帕蒂·赫斯特製造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件。她在舊金山同共生解放軍一起參與銀行搶劫，在此之後，她公開譴責她的家人，並表示效忠於該共生解放軍。最後，她於1975年9月被捕。在此之前，她至少還參與了另外一場武裝搶劫，在與警察的槍戰中，6名共生解放軍成員喪生。她把自己所做的事描述為「城市游擊戰」，並且宣佈了她的革命信仰。在審判之時，爭論的焦點集中在了搶劫時她是否出於自願。被告方指出她是被迫的，是被洗過腦的，這雙管齊下的辯論把「洗腦」的概念推到了風口浪尖。原告方反駁說：如果她在搶劫銀行時是被迫的，那就不存在被洗腦；如果她被洗過腦，那就不存在被迫搶劫。原告方還將問題集中在了一些事實上：帕蒂曾經與共生軍分開居住長達好幾個月；她有足夠的機會逃跑，並獲得槍支；舊金山銀行搶劫案的錄像帶顯示她完全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而且她曾42次以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當回答可能遭到控訴或有危險時，公民有權不作回答）作為庇護。最後，陪審團站在了原告一方，將帕蒂·赫斯特送進監獄。
帕蒂·赫斯特被洗腦了嗎？她的案例闡明了「洗腦」這一概念的四個重要方面：目的明確性；受害者在被洗腦前後所持信仰上的「認知差異」；信仰發生變化的時間尺度；以及之前已經說過的，「洗腦」是作為「不得已而姑且採用」的概念。
目的明確
洗腦是一個有目的、有意圖的行為，也就是說，洗腦者蓄意行為的實質就是洗腦。這種目的未必就是惡意的——洗腦者可能由衷地認為被洗腦者將從「再教育」中受益——但是判斷一個行為是否具有惡意則是由看問題的角度決定的，所以敵意並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真正重要的是這個行為是否是有意的，並且是為了改變被洗腦者而施行的。
然而，有目的地試圖改變他人思想本身並不構成洗腦，否則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政府就得把所有律師逮捕了（在英美國家的司法體系中，改變陪審團成員和法官的想法起著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瞭解「洗腦」這一概念的另外三個重要方面。
認知差異
首先，與舊信仰相比，新信仰具有一種陌生感。試想，如果一個狂熱的足球迷宣稱，他被洗了腦後才認為他所在球隊的隊長事實上是全世界最好的球員。這或許不會引起太多人的同情或興趣。但是，一個被綁架而後因武裝搶劫被捕的美國年輕女繼承人卻又是另一回事了。帕蒂·赫斯特優越的出身背景與共生解放軍的理想之間的差異太大，以至於在她受審時「洗腦」成為了一個很受重視的解釋。
其次，在當前環境下，洗腦受害者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新獲得的信仰究竟是什麼。對於在集中營裡接受改造的戰俘來說，接受特定的信仰體系是他們唯一有望免除折磨的辦法。就像通過其他常規方法獲得的信仰一樣，通過洗腦而得到的信仰或許不能真正惠及其信仰者。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可能是有害的。
時間尺度
信仰和性格伴隨成長而不斷變化。我現在對於聖誕老人是否存在的看法和我年輕時就是完全相反的。我是不是被成人世界洗腦了？不。我僅僅是長大了，慢慢地接受了其實根本沒有聖誕老人這個事實。但是，再來看我的朋友基斯，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如果基斯消失了一個月，然後以一個無神論者的身份重新出現，那麼我可能懷疑他被什麼人施以了某種不正當的影響；但如果我十年沒有見他，那我很可能將這個轉變歸因於自然因素的影響。換句話說，新舊信仰轉變的時間越短，被洗腦的可能性就越大。
權宜之計
最後，正如之前提到的，洗腦（當它不是用作貶義詞使用時）通常是一個「不得已而姑且採用」的概念，一般是在其他概念都解釋不通的時候，我們便會使用「洗腦」一詞。比如，在帕蒂·赫斯特案例中，她是否被洗過腦的爭論源於一種差距，即她作為典型資本家後代出身和表明自願加入激進暴力左翼集團之間的差距。
我們還需要把洗腦的另外兩方面考慮進去。第一是信仰的力量，以及在洗腦過程中和洗腦之後，被洗腦者在新觀念受到衝擊時所作出的情感反應。例如，應對邪教受害者的工作人員注意到，新信仰和極端情緒狀態有關。理智地挑戰這一信仰即使並非完全不可能，但也是相當困難的。被洗腦者對任何挑戰都持有敵對態度，並拒絕參與理性辯論；他們認為新信仰是「神聖的」，是理性所不能及的。在一定程度上，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的想法，但被洗腦者的敵對反抗卻是極端的。新信仰的內容也可能使局外人感到怪誕不已——儘管這又僅僅是一個視角問題。
一般認為，洗腦就是從一個堅定信念轉變為另一個的過程。但事實並不一定如此。因瞭解遭受洗腦的人而感到震驚的美國人認為，他們最初的美式生活方式的信仰與那些洗腦之後的人所接受的信仰是一樣堅定的。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美國是二戰的戰勝國，他們的生活方式逐漸成為主宰。在一個剛贏得戰爭，並且自由和個人主義是重要思想的相對自由的社會中所持有的信仰，並不需要像那些認為自己受到外界威脅的專制社會中那樣堅定不移。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那些持有堅定思想的人，其強烈的觀念也會隨時間漸漸淡化，通常還伴隨著極度困惑以及偶發的心理疾病。
第二個方面是使用武力和恐嚇：即強制勸說過程中所用到的強制措施。儘管在洗腦過程中會經常實施武力，但這並不是問題的本質。相反，許多邪教會向他們的受害者示好，而不是採取暴力。況且判斷某種行為是否屬於暴力，其實也是相當困難的，就像帕蒂·赫斯特案一樣。最值得令人關注的是：某些聲稱自己被洗腦的受害者，實際上是非常崇尚自由意志的，並且習慣於自己選擇命運，而不是被他人脅迫。
接下來的案例清楚地展示了洗腦的這兩個方面；同時也證明了亨特所提出的洗腦技巧大多都是以古老方法為依托的，尤其是在刑訊方面。這是一個不成功的洗腦案例，它發生在「洗腦」一詞誕生的四個世紀之前。其受害者是英國新教大主教及神學家托馬斯·克蘭默。
案例研究：托馬斯·克蘭默
克蘭默大主教是一名學術大家，也是亨利八世統治時期的新教改革家。在亨利狂暴的天主教女兒瑪麗繼承英國王位之後，克蘭默在1553年9月14日被遣送到了倫敦塔。生於1489年的克蘭默，已年過六旬，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老人。他被判為叛國罪，並處以死刑，
而11月13日審判那天卻沒有被告律師出席。但由於他在新教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瑪麗政權的軟弱，他沒有被立即執行死刑。他反而成了系統地進行試驗的目標，最後使得他公開放棄自己的信仰，並且皈依天主教。
1554年3月，克蘭默同獄友拉提美爾和裡德利主教被遣送到了牛津。從那時起一直到他去世的兩年間，克蘭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折磨，生活質量上發生了重大而不可預料的變化。他被籠罩在他人的勢力之下，被剝奪了自由以及讀書的特權。他所信賴的密友圈也
被轉移了。孤獨、恥辱、恐懼使他陷入了極度的心理壓力。公開迷責、私下勸說，還有宗教辯論，這些都嚴重打擊著他知識上的自信和精神上的自足。
有時，這種壓迫會迸發為一種公然的恐怖行為，就像克蘭默被迫看著拉提美爾和裡德利在大火中痛苦地死去一樣。那景象使他心驚膽戰，他顫抖著簽署了那些需要他簽署的文件。隨後，他發現自己妥協的舉動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他期望從女王那裡得到的寬恕也落空了。他確信瑪麗的嚴酷是因為自己沒有滿足她的要求，於是他徹底宣佈放棄自己的信仰並公開認錯。最後，天主教接受了他，並對他表示熱烈歡迎。從被迫害開始，克蘭默周圍的牧師們就同情他，像同情被救贖的罪人那樣。儘管他仍然得死，但他的靈魂得到了救贖。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非但克蘭默沒有辦法逃脫即將來臨的死亡（無論一個人多麼堅信靈魂不朽，但面對死亡仍然是恐懼，甚至痛苦的），就連監獄長也犯了兩個致命錯誤。第一，允許他聯絡了他依然活躍的新教徒妹妹。她對他說了些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無疑削弱了他對新信仰的崇敬。第二個錯誤是當克蘭默想到自己兒子而失聲痛哭時，一位牧師的反應極其冷酷。一位「父親」嘲笑另一位父親的不幸。克蘭默透過自己的痛苦看到了這種諷刺了嗎?對於這位極度孤獨的老人來說，原本為他信仰的轉變而表示熱烈歡迎如今卻變得如此虛偽。其實，一丁點兒的同情也許就能夠贏得他，但這個對他遭遇的無情蔑視無形中衝垮了之前的所有威逼。克蘭默對於自身心理扭曲的不安也必定隨之增長，因為沒有寬容施捨於他，他沒有什麼可在乎的了。最後，令其抓捕者驚駭的是，他進行了一場刑前演說，當眾譴責了自己的背信棄義，最後毫不後悔地英勇就義。
克蘭默經受了數月所謂的心理折磨。被剝奪了特權、朋友，還有最終的希望。當他看到自己的同僚以他曾被威脅過的方式痛苦地死去的時候，他理性的根基以及作為新教徒的身份遭到了打擊。恐懼、悲傷、孤獨等主要情緒和威逼都表現得十分明顯。對於克蘭默信仰的理性攻擊似乎已經動搖了他，但這絕不是他決心歸順的唯一原因。他的屈服是由巨大壓力造成的：命運的持續不確定，失去心愛書籍以及朋友的離開，目睹同僚被火活活燒死，這一切都對他造成了極大的壓力。積極情緒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為克蘭默一直希望自己的屈服可以平息瑪麗的憤怒，並使其免於火刑。在所有強烈的感情下，他感到極度疲勞並難以招架，最終選擇了一條唯一可以逃離這個大漩渦的方式：順從。同樣，不久之後，出現了兩個強烈的情感刺激——與妹妹相見，以及當他因兒子而哭泣之時，一位牧師表現出嘲弄的態度——導致他信仰轉變最終失敗。
克蘭默的案例表明：洗腦技巧是歷史悠久的強制說服的一部分，往往包括身心方面的折磨。我們會在第5章中瞭解到：洗腦的諸多方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優化，在克蘭默生活的時代已經很完善。將不確定性當作一種心理武器來運用；使被洗腦者暴露在一群懷揣目的信仰的人群中；迫使被洗腦者遠離舊信仰環境，並掃清一切可能加強其舊信仰的機會，比如：同朋友交談；以性命相要挾，製造生理痛苦，或二者兼施；孤獨，喪失隱私，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牧師在控制克蘭默時有意地運用了這些手段。
對於那些在集中營裡改造的戰俘來說，半個地球之遙，四個世紀之後的遭遇與克蘭默經歷的基本相同。因為他們與家人和朋友隔絕，有時甚至還脫離了其他獄友，有時受到性命的威脅，或是受到身體上的虐待。通常他們並不清楚自己的命運會如何，就像克蘭默一樣，在監獄裡的大部分時間都面對著自己。每個個體通常都被放進一個「信徒」的小團體裡，被迫參與長時間的討論會，在討論會上每個人都要作詳盡的自我批評，並要求接受其他組員的批評。這種用在戰俘身上的批評的目的是「提出政治思想觀點」，「克服錯誤思想，糾正各種意識形態的錯誤，提升覺悟，有助進步」。如果有人堅持記日誌的話，那麼日誌就成了公共文件，在會議上經過審查，評估其思想的進步性，擁擠的生活環境根本不可能有隱私。最後，像很多學者所強調的那樣，當單純的重複達到一定量的時候，那些經受改造之人的思想也就麻木了。成年累月，通過每天數小時的講座、宣傳報、廣播，或是討論會，穩固了其思想。精疲力竭無疑促使被洗腦者從精神上投降。克蘭默在與天主教神學家長期、乏味的口水戰中，也必定有過極度的疲乏。
被洗腦者與環境
人不是獨居動物。
伯特蘭·羅素，《西方哲學史》
從有關洗腦的文獻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洗腦——一種邪惡而令人恐懼的把人從自由公民變成行屍走肉的魔力——實質上是一個需要至少兩個參與者的社會過程。周圍的信號一直在改變著我們的大腦，但我們並不會把引人注意的鳥鳴、新鮮麵包的氣味，或是疾馳而過的車聲稱為「洗腦」。洗腦需要一個或多個強制方或被迫方，像其他勸說形式一樣，不管洗腦過程中發生了什麼，都會涉及洗腦者和被洗腦者在社會層面的相互作用。
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辦法直接改變人類大腦（除了通過粗暴的方式，比如：刀、子彈、藥物和額葉切除術），我們不得不依靠間接的方法：改變大腦接收的信號。這只能通過操控被洗腦者的生理或社會環境來完成。當然，我們每個人都在改變著他人的環境：我們都是影響他人的技師，但有程度之分。洗腦是一種極端形式：洗腦者的目標是完全控制被洗腦者的世界，繼而最終控制他的思想。
夢想著控制他人的人更有可能訴諸極端的、非雙方自願的勸說方式，政府便是如此。我們將前者稱為精神變態，將後者稱為極權主義，但他們有很多共同之處：都喜歡專制，都喜歡將世界簡單地分為好與壞，都贊成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並且都對被洗腦者表現出極度的不尊重。「洗腦」一詞是從極權主義政府演化而來的，這些極權主義者向世人展示了洗腦的主要職能，這個部分會在第2章討論邪教時重現。
那麼，極權主義國家或個人怎樣才能實現對他人的控制呢？對於政府，羅伯特·利夫頓提出了八個心理主題，這些主題都具有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思想的特徵（見表1.1）。「環境控制」就是試圖主宰「個體與外界的交流（包括所有看到的和聽到的，讀到的和寫到的，經歷的和表達的），甚至其內心的自我流」。「神秘操控」是指「用一種在自身環境中自發產生的方式操控他人，激發其特定行為和情感模式」。神秘操控往往指較高的目標或超自然的力量，比如命運、歷史之手，或上帝，或選民，或指代表超自然力量的某個控制機構的神性或半神性地位。然後就是「要求純潔」，這是伴隨極權主義思想與生俱來的二元對立思想，包括：政黨與非政黨；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信徒與非信徒；善與惡。正如英國小說家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中的那句口號「四條腿的都是好的，兩條腿的都是壞的」，這便是動物們遵循的基本指導方針。所以，那些老套的善惡二元論導致了有毒害的又不切實際的純潔上的要求：上帝選民國度之外的元素都應該摒棄，以免玷污那些被拯救的人。
表1.1 羅伯特·利夫頓的極權主義八大主題
1.環境控制
控制個體與外界交流，繼而控制個體對現實的認知
2.神秘操控
以一種看起來自發的方式喚起特定的行為和情感模式
3.要求純潔
深信所選定組織以外的元素都應該被排除，以免玷污組織成員的思想
4.懺悔崇拜
利用並堅持懺悔從而最大程度降低個人的隱私
5.神聖科學
將意識形態的基本教義看作是道德上不可挑戰，科學上極其精確，以此來提高權威
6.語言加載
將複雜的思想壓縮為簡明扼要的短if以阻止獨立思考
7.教義至上
教義比任何人類經驗都更加真實
8.決定存亡
控制組織成員及非成員生活質量和最終生死存亡的權利
利夫頓的第四個主題是「懺悔崇拜」，它反對個人隱私，推崇將懺悔作為最終目的，將其用於剝削和控制，而不是安慰。他還列出了「神聖科學」，就像神秘操控試圖操控道德和精神諸多方面那樣，神聖科學被應用於意識形態教育，神聖科學，在道德上是不可挑戰的——挑戰將使挑戰者淪為「非人」一在學術上則是精準的；「這樣，終極的道德景象就變成了終極科學」。「語言加載」是一個麻木精神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最深遠、最複雜的人類問題被壓縮成為簡單的、高度簡化的、權威且好聽的語句，方便記憶也容易表達」。這個過程的目的是制止獨立思考。這些「阻止獨立思考的話語」暗示了群體團結，以及政黨對語言的控制，最終控制思想。
最後，利夫頓認為極權政體的另外兩個特徵是：「教義至上」，即教義比人類個體的任何經歷都要真實；「決定存亡」，也就是給予政黨的特權，政黨不僅決定著其信徒的命運，同樣也決定著那些控制範圍之外的非信徒的命運。該權利源於政黨的信仰：通往真理的路只有一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由我，沒人能到聖父那兒去」（《約翰福音》，第14章6節）——只有他才知道這條路，錯誤的道路必須排除。就像基督教的諸多分支（除了加爾文教派，此教派相信宿命論），他們認為思想改造可以將非人改造為人。因此原則上並不能進-步作出以下假設：不光錯誤的道路，就連信徒也同樣要被毀滅。這點不同於其他意識形態，尤其是臭名昭著的納粹：正如歷史學家丹尼爾·戈德哈根所說，「納粹思想最具毒害性的因素是，他們深信猶太族的生物特性使他們無法得到救贖」。
案例研究：《1984》
喬治.奧威爾書中孤獨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
但書中的極權主義政黨並不僅僅局限於操控歷史。利夫頓提出的八個主題（見表1.1）也明確體現了，這個體制就是思想極權最有力的例證。環境控制保證了黨員在任何清醒之時都能嚴格遵守思想控制的紀律。每家每戶都能收到政黨控制的頻道，通過此頻道來瞭解外部世界的所有信息。這個頻道是雙向的，是潛在的當局監視手段。「思想警察」可以通過電屏在任何時候監視任何人。當局鼓勵人們定期地通過「兩分鐘仇恨」釋放群眾情緒，他們可以群情激奮地直接反對政黨的敵人。「黨員是不能有私人情感的，需要一直保持熱情。黨員應該始終生活在對外敵和內奸無比仇恨、對勝利無比鼓舞、對黨的力量和英明感到五體投地的那種狂熱情緒之中。由清貧、不如意的生活引起的不滿情緒被刻意地顯露出來，然後通過『兩分鐘仇恨』的手段將其消散掉。這樣，可能產生懷疑或反抗情緒的投機思想被提前扼殺在了習以為常的內在紀律中了。」
像「兩分鐘仇恨」這樣刻意安排的節目體現了神秘操縱計劃「自發性」的特徵以及懺悔崇拜的瘋狂自虐。《1984》一書自始至終提倡純潔和共鳴：溫斯頓的工作就是淨化歷史。該政黨美化他們的專制政府，認為他們的神聖科學不容挑戰。即使教義一天天變得自相矛盾，他們還是被置於個人經驗之上。溫斯頓的工作要求他接受，甚至強化這樣的政策主張：大洋國正在並一直以來都在與歐亞國交戰，儘管他記得有段時間東亞國才是他們的敵人。另外，毫無疑問政黨有權決定生死。
溫斯頓是一個被記憶折磨的反叛者。他從反叛的視角講述了政黨施行思想控制的過程。這是一個語言修正的過程。政黨逐步地推行「新話」——一種刪減版的英語——「危險」詞彙，比如「自由」都已不復存在。目的是缺少了這些詞彙表達的某些概念也將逐漸淡化直至消失：「新話不是為了延展思想而是縮小思想範圍。」那些留存下來的詞彙都承載著意識形態，都是利夫頓「阻止獨立思考的話語」的明顯例子。
但政黨的真正實力和駭人之處在於它的不確定性。溫斯頓從來不知道哪些人支持他——所有人都是潛在的間諜。更糟的是，因為沒有法律，所以嚴格地說，無所謂什麼叫做違法；然而，任何非傳統的行為都會遭到懲罰，而這懲罰就是消滅 個人就這樣簡簡單單地消失了。沒人知道什麼是危險，什麼不是，到底誰是「思想警察」，甚至不知道該如何抵禦錯誤的主張，所以他們生活在持續的恐懼之中，而且因為信息都掌握在政黨手中，所以他們又生活在極度的無知裡。模糊地記得事物曾有所不同的溫斯頓渴望朋友，渴望有人和他說話，渴望有人理解他。這想法本身就是「思想罪」，他知道這種想法將促使他做出越來越多的魯莽行為。當局旋即介入。溫斯頓經受了拷打、精神崩潰和「再教育」。從對專制政府的憎恨和懼怕，轉而愛上了專制政府。
但這都還好，一切都還好，鬥爭結束了，他戰勝了自己，愛上了專制政府。
奧威爾，《1984》，第240頁
作為過程的洗腦
奧威爾斯巴達式的小說將我們帶進了一個受害者和施害者都在運用強制手段的世界。他闡述了政黨控制方法的目的性之本質，溫斯頓改變信仰前後的認知差異，以及轉變發生的較短的時間跨度。就像克蘭默、帕蒂·赫斯特一樣，武力、強烈情感、重複，以及身心折磨都很明顯地施行於溫斯頓。溫斯頓所遭受的「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當他被帶進當時帶有神秘性的101房間，他被這一終極恐懼震懾了：老鼠將從他的臉上啃過。這使得他徹底屈服。
《1984》也表明洗腦本身不止是簡單的勸說。第一個是受害者採納的信仰類型。它們不僅與先前的信仰相差甚遠，而且可能與現實或絕大多數信仰無關，甚至是對受害者不利的（正如宗教信徒被迫害的時候）。政黨自己創造的現實可能與真實世界所發生的一切毫不相干。這一點在《1984》裡明顯貫穿於整本書，書中描述了無處不在的毫無意義的配額、勝利，以及永無休止的反對無常敵人的征戰。
聲稱被洗腦的受害者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感性。當他們處理親戚或是局外人問題的時候會顯得有些手足無措，他們可能會對一切挑戰新信仰的行為表現出強烈的敵對情緒。故事的結尾，溫斯頓回憶他先前的態度是「造成痛苦的、無用的誤解！」回想起之前，他對自己的評價是「固執」「任性」。亨特引用了宣傳短劇中一個學生憤怒的話語：「看到隱藏在美國教師和教授面具之後的殺人刀鋒，我無法忍受；聽到他們音樂劇背後的槍聲和轟炸聲，我無法忍受。現在我徹底明白整個形勢了。」行為上的改變可能表現得非常極端，比如：信徒的親屬經常抱怨他們的親人「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1984》的結尾，溫斯特確實像完全變了一個人，和之前書中的那個變化無常的主角大相逕庭。在反抗的日子裡保持的激情消失了，他所關心的事情已經集中到了眼前的生活。淡忘了所有真理、記憶和歷史，取而代之的是無休止的電視和酒單。
作為觀念的洗腦
人們曾居住的世界和現在一樣……，都分不清究竟是崇尚秩序還是嗜好壓迫？
德·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洗腦」通常被看作是一個「不得已而姑且採用」的概念。但新的解釋會促使人們不再需要這些概念，這使得提出「洗腦」這一用法顯得多此一舉。本書餘下的部分將介紹一旦被標籤為「洗腦」後的另外幾種解釋，這些解釋都是在該詞被創造之初就已經存在的。可以看到心理學——尤其是社會心理學——以及神經科學能夠為我們研究「人們如何相互影響」提供大量的啟示，從日常交流中偶然、短時間的影響到通過刑訊和威逼而引起的改變其人生的後果。儘管很多人（包括美國政府）都花費時間、金錢去研究「洗腦」這一過程，但這些案例研究並沒有為這一「神秘」過程提供任何證據。當然，這些研究認為：作為一個過程，洗腦最好是用作一個集合名詞來描述各種在雙方非自願情況下思想變化的技巧，這種技巧已逐漸得到了認知和理解。
但這種解釋與洗腦的另一方面毫不相關，即其作為潛在極權主義威脅的概念性本質。我們再次回到奧威爾的《1984》，在溫斯頓極度痛苦的轉變時期，對他實施刑訊的奧勃良給出了一個明確而帶有明顯福音派特徵的聲明，指出了洗腦和極權主義之間的聯繫：
最後你向我們投降的時候，這肯定是出於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們並沒有毀滅異教徒，因為他是抗拒我們的：只要他抗拒我們，我們就不可能毀滅他。我們改變他的信仰，我們捕捉他的內心，我們重新塑造他。我們把他所有的邪惡和幻想統統燒掉；我們把他拉進我們的陣營，並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誠的、全心全意的。在殺死他之前，我們要將他變成我們的一份子。對於我們來說，錯誤思想在世界任何地方存在都是不可容忍的，不管這思想有多麼隱秘，多麼無力。
奧威爾，《1984》，第205頁
這種說法讓人心寒地想起了托馬斯·克蘭默的案例，這是極權主義的終極幻想：不單是行為，還包括世界上每個大腦的每個想法都遵循一種思維模式。人們渴望成為真正的超人，這超人不是被基督教徒頂禮膜拜的上帝，也不是被穆斯林歌頌讚美的真主阿拉，而是一個瘋狂獨裁的上帝。他要求我們不斷完善，粉碎一切自由、越軌或是改變的可能性。除了徹底的毀滅，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更為可怕的觀念；這種觀念令人毛骨悚然，這一特徵是單純的毀滅所不具備的。
※本章小結
弄清洗腦這一根本變化過程，或許可以幫助解密眾多常人思想的運作情況。那些促成這一突變發生的因素首先以不同組合方式，隨著時間不知不覺地對鑄就我們的性格發揮著同樣的作用。這促使我們質疑其根本原因而非表面現象。
丹尼斯·威英，《被操控的思想》
本章介紹了「洗腦」這個概念，並探究了其不堪承受的歷史，概述了洗腦作為「不得已而姑且採用」的概念，作為一個或多個過程的描述，以及作為危險觀念的情況。在之後的章節裡，我們將探討這個極權主義的終極幻想究竟有沒有實現過，以及能不能實現。而且，我們也將討論洗腦的主張一夢想完全控制。它對我們和我們的自由意志作出了何種評價？在追逐這個夢想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帶來的負面影響？
- Edwaid Hunter（1902—1978）：美國記者，中情局特工，因其開創性地使用「洗腦」一詞而為人所知。
- William Sargant（1907—1988）：一位很有爭議的英國精神病學家，因其傳教熱情以及他所提出的精神病治療方法，如外科手術、深度睡眠療法、電休克療法和胰島素休克療法而聞名。
- Lucy Hutchinson（1620—1681）：英國傳記作家，同時是過渡期（1649—1660）將盧克萊修的長詩《物性論》完全翻譯成英語的第一人。
- Lucretius（公元前99年一公元前55年）：羅馬詩人，哲學家，其唯一著作是有關伊壁鳩魯學說信仰的哲學史詩《物性論》。
- Alan W．Scheflin：美國聖塔克拉拉大學法學教授，心理和行為控制專家。
- Edward M．Opton：同卓乎林合著《心靈機械手》，另著有《福利母親就業的相關因素》 《人格》等。
- Robert Lifton（1926—）：美國精神病學家、作家，主要因其在戰爭和政治暴力心理以及思想改造理論方面的研究而聞名，是心理歷史學技術的早期倡導者。
- Ivan Pavlov（1849—1936）：俄羅斯著名生理學家，1904年獲諾貝爾生理學獎。
- Edgar Schein（1928—）：精神病學家，前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
- 見《創世紀》，19章29節。
- 《滿洲候選人》：一部拍攝於1962年的美國電影。
- Matthew Araold（1822—1888）：英國詩人、評論家。
- Patty Heaist（1954—）：美國報業女繼承人、社交名媛、女演員、綁架受害者、被判刑的銀行搶劫犯。她的綁架案件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典型案例。
- 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美國報紙出版商。他建立了美國最大的報業連鎖，其管理方法對美國新聞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Thomas Cranmer（1489—1556）：亨利八世、愛德華六世在位期間，英國宗教改革的領導者，坎特伯雷大主教。但他被瑪麗皇后革職，於1556年在牛津被處以火刑。
-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20世紀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歷史學家，無神論或者不可知論者，也是20世紀西方最著名、影響最大的學者和和平主義社會活動家之一，羅素也被認為是與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懷特海一同創建了分析哲學。他與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對邏輯學、數學、集合論、語言學和分析哲學有著巨大影響。195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 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國記者yj、說家、散文家和評論家。其代表作有《動物莊園》和《1984》。
- Daniel Goldhagen（1959—）：美國作家，哈佛大學前政治學及社會研究副教授。他因兩部有關大屠殺的作品《希特勒心甘情願的劊子手》 U996）《道德審判》（2002）而引起國際關注和廣泛批評。
- Winston Smith：喬治·奧威爾小說《1984》中的主人公。外圍黨員，在真理部記錄司從事篡改歷史的工作，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對所處的社會產生懷疑。
-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政治思想家，歷史學家。著作有《論美國的民主》（1835，1840）和《舊制度和法國大革命》（1856）。
- O' Brien：喬治·奧威爾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中的人物。核心黨員，思想警察頭子，參與對溫斯頓的拷打。
- Denise Winn：英國記者，專攻心理學和醫學。是《今日心理學》雜誌的編輯。代表作有《被操控的思想：洗腦、調節和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