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自律的不斷加強，愛和人生經驗一併增長，我們會越來越瞭解周圍的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不過，由於天賦以及成長環境的不同，每個人對人生體驗的廣度和深度常常有著天壤之別。
我們對於人生都有各自的認識，有著或廣闊或狹隘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可以說，人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對人生的認識和瞭解就屬於信仰的範疇。雖然我們常常沒有意識到，但這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通常，我們對信仰的定義過於狹隘。我們認為，擁有某種信仰，就意味著要相信神靈，加入某個信徒組織，舉行某種宗教儀式。如果一個人從來不去教堂，也不相信超自然的神靈，我們就會認為他沒有信仰。有的學者還發表這樣的言論：「佛教不是真正的信仰。」「一神論者沒有任何信仰的成分。」「神秘主義是哲學而不是信仰。」我們容易把信仰過於簡單化和單一化，正因為如此，某些事實令我們大惑不解，比如：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為什麼都以基督教徒自居？為什麼和某些經常做彌撒的天主教徒相比，某些無神論者更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規範？
我在指導新來的心理醫生實習時，經常發現他們對患者的人生觀、世界觀毫不在意。患者不信神靈或從不參加教會活動，並且自稱沒有宗教信仰，醫生就認為這些患者確實沒有信仰，因此也就不必再去瞭解其信仰。事實上，對於世界的規律和本質，每個人都有特定的看法與信念，只是未必說出來而已。例如，患者是否認為世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混沌狀態，只有及時行樂才是最現實的活法？是否認為他們生活在人吃人的世界裡，只有殘酷無情的人才能變成強者？是否認為世界充滿善意，人人都會得到幫助和支援，所以任何人都不必為身處困境而過分煩惱？是否認為世界欠他們很多？是否認為世界自有嚴厲的「隱形」法律，任何人行為不端，終將受到懲罰？
人們的世界觀各不相同，甚至彼此相去甚遠。醫生遲早都會與患者的世界觀發生衝突，甚至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所以應該從一開始就在這個問題上多下工夫。患者的心理問題，常常與世界觀有著密切關聯，因此，對於他們的治療，就涉及對其世界觀的糾正和調整。我總是這樣提醒接受我指導的實習醫生：哪怕患者自稱不信宗教，也要弄清他們所信奉的東西。
一個人的信仰與世界觀，只有一小部分屬於意識層面。多數患者無法體驗到自己的潛意識內容，以及對世界真正的看法和整體的觀念。他們自認為篤信某種宗教，其實信仰的卻是另一種東西。
斯圖爾特是位出色的企業工程師，他50多歲時，突然極度消沉起來。他的事業一帆風順，又堪稱理想的丈夫和父親，他卻覺得自己毫無價值，甚至是個壞傢伙。他抱怨說：「也許我哪天死掉了，對這個世界更有好處。」他的話完全是內心感受。他感到自卑，經常失眠，煩躁不安——這是憂鬱症的典型症狀。他還曾兩度自殺未遂。病情嚴重時，他甚至無法吞嚥食物。他覺得喉嚨嚴重梗塞，有時只能進食流質食物，但是體檢證明，他的身體沒有任何問題。他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和科學工作者，對於這樣的信仰，他沒有懷疑也沒有抱怨。他對我說：「我只相信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據說信奉充滿愛心的上帝，或許對我的成長更有好處，可是我從小就聽夠了這一套謊言，我是不可能再上當的。」他的童年是在觀念保守、民風淳樸的美國中西部度過的，父親是個牧師，母親也是虔誠的教徒，不過斯圖爾特長大以後，很快與家庭和宗教脫離了關係。
經過幾個月的治療，斯圖爾特在我的鼓勵下，開始對我說起他做過的短暫的夢：「我回到童年時代，回到了在明尼蘇達的家鄉。我好像還是個幼小的孩子，可我分明知道，我仍舊是現在的年齡。有一天晚上，一個男子突然走進房間，想要割斷房間裡每個人的喉嚨。我好像從沒見過這個人，但奇怪的是，我知道他是誰——他是我高中約會過的一個女孩的父親。夢做到這裡就結束了，我驚恐地醒過來。我知道，那個男人想割斷我們的咽喉。」
我讓斯圖爾特盡量回憶過去，把他瞭解的那個男人的情況都告訴我。斯圖爾特說：「其實很簡單，我根本不認識他。只是有幾次，我把他的女兒送回家，或是去接他的女兒參加派對。我和她很少有過真正的約會。」他拘謹地笑了笑，又說：「我在夢裡覺得，我接觸過他本人，而在現實中，我頂多是從遠處望見過他。他在我當年居住的小鎮火車站當站長。夏天的傍晚，我去看火車進站，偶爾會看見他站在站台上指揮。」
他的話讓我產生了共鳴。小時候，我也在火車站附近消磨過不少慵懶的夏日，也喜歡看著火車在車站進進出出。火車站是熱鬧又有趣的地方，而站長是這裡的總導演。他似乎是個無所不能的人，擁有無上的權力。他知道火車經過哪些大城市，哪趟火車停靠在我們這個不起眼的小站，哪趟火車會疾馳而過，一刻也不停留。站長還負責安排鐵路的轉軌，設置火車進出的信號，負責收發無數郵件。他還會在車站電報室裡，使用我們當時無法理解的密碼，與世界各地保持聯繫。
我對斯圖爾特說：「你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我相信你的話。不過，我想你的潛意識中，可能有一部分是信仰上帝的——你信仰的是個可怕的、想割別人喉嚨的上帝。」
我的懷疑沒有錯。斯圖爾特也意識到，他有一種古怪而可怕的信仰——世界被邪惡的勢力所操控，它想割開他的喉嚨。任何冒犯或者錯誤的行為，都會遭到最嚴厲的懲罰。而他心目中的冒犯或者錯誤，不過是些無傷大雅的調情行為，例如偷偷親吻站長的女兒。他表現出的症狀，就是頭腦中自我懲罰的潛意識。他希望通過被人割斷喉嚨這樣的意象，來逃避上帝對他的懲罰。
斯圖爾特的心裡，為什麼隱藏著邪惡的神靈與邪惡的世界？這種消極的觀念從何而來？人們怎樣形成各自的信仰？世界觀的形成取決於哪些因素……這些問題很複雜，本書無法一一解答，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人的信仰都來自其文化環境。歐洲人大概認為上帝應該是白人，非洲人則相信上帝是黑人。印度人更容易成為印度教徒，並形成相對悲觀的世界觀；生長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的人大多會信奉基督教，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也比印度教徒樂觀得多。我們通常很容易接納周圍人的信仰，並把口耳相傳的東西視為真理。
形成信仰的基本因素來自我們成長的家庭環境。父母是我們信仰的培植者，他們的影響不僅在於話語，更在於他們處事的方式。比如，他們之間如何相處？他們如何對待我們的兄弟姐妹？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如何對待我們自己？如果說世界是大宇宙，那麼家庭就是小宇宙，在家庭的見聞和感受，決定了我們對世界本質的看法。父母的言行舉止，為我們創造了獨有的外在世界，在此基礎上，我們逐漸形成自己的世界觀。
「我同意你的說法。」斯圖爾特說，「是的，我相信世界上有一個邪惡的上帝，他會割斷我們的喉嚨，可我不清楚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小時候，父母就說：『上帝是愛芸芸眾生的，我們也要去愛上帝和耶穌，而且愛無所不在。』」
「既然如此，想必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是嗎？」
他瞪大眼睛說：「你是在開玩笑嗎？我根本不幸福。我的童年太痛苦了。」
「為什麼痛苦呢？」
「我幾乎天天挨打。皮帶、木板、掃把，都是父母教訓我的工具。不管做錯什麼，我都會挨打。他們還說，每天打我一頓，可以讓我的身體更加健康，而且能促進我的道德修養。」
「他們是否威脅過要掐死你，或割斷你的喉嚨？」
「沒有。不過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小心謹慎的緣故，不然他們真的可能那樣做。」說到這裡，斯圖爾特突然停住了，他沉默了好久，臉上露出沮喪的神情。他面色凝重地說：「我好像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斯圖爾特不只是唯一相信「惡魔上帝」的人，另一些患者對上帝也有類似的看法，提到上帝，他們就感到恐懼。當然，在人們的頭腦中，「惡魔上帝」的觀念並不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情形。我說過，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就像是神和上帝，父母處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宇宙間的至高法則。孩子對所謂神性的瞭解，往往來自父母的人性——父母充滿愛心，悲天憫人，孩子們就會相信上帝充滿愛心，普度眾生。這樣，即便到了成年，在他們的心中，世界仍和童年時一樣，充滿愛和溫暖。假如父母言而無信，睚眥必報，孩子成年後就會感覺世界充滿邪惡。從小得不到關心的孩子，長大後就會缺乏安全感，對世界充滿戒心和敵意。
我們的信仰和世界觀，常常取決於童年經歷的影響，這就構成信仰與現實的對立，也就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對立。在斯圖爾特心中，世界充斥著邪惡和凶險。童年時代，他必須嚴格地遵循「家庭小宇宙」的法則，不然喉嚨就會被上帝割斷。他生活在近乎殘暴的成年人的陰影之下。當然，並非所有父母都像斯圖爾特的父母那樣不可理喻。在世界這個「大宇宙」中，有著不同的文化環境，也有著不同的孩子和父母。
要建立與現實相適應的信仰與世界觀，我們必須不斷學習，增進對世界的認識。我們必須突破自我界限，涉足更廣闊的領域，修正我們的地圖。斯圖爾特的信仰和世界觀，可能僅僅適用於他成長的家庭，而在更加廣闊的世界裡，他的認知顯然不切實際。儘管事業一帆風順，他卻生活在恐懼中，認為上帝隨時會割斷他的喉嚨，這是典型的移情現象。許多成年人的信仰，其實正是移情的產物。
我們畢竟不是超人，無法超越文化、父母和童年經驗的影響，只能依據狹窄的人生參照系來待人處事。人們的感受和觀點起源於過去的經驗，卻很少意識到經驗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則，他們對自己的世界觀並沒有完整而深入的認識。專門研究國際關係的心理學家布蘭恩特·韋吉曾對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深入研究，發現美國人和俄國人在對人性、社會和世界的理解上存在著驚人的差異，這些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操縱著雙方的交往和談判，而雙方卻渾然不覺。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美國人覺得俄國人怪裡怪氣，在談判桌上的言行不可理喻，甚至可能心存歹意，而俄國人對美國人也有同樣的反感。我們都熟知「盲人摸象」的寓言，其實我們就像寓言裡去摸大象的瞎子，沒人知道這個巨大的怪物究竟是什麼樣。我們一味堅持自己的「小宇宙觀」，為此不惜與別人對抗，不惜把每一場爭執擴大化，甚至將其演變成一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