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畢生致力於心理治療和人類精神世界的探索，因此，他同樣關心人類社會的現實與未來。榮格認為，從本質上講人是一種社會存在，這種社會存在是人類精神的源泉。正如普勞格夫（I.Prog off）所說：「榮格不是從個人經驗中，而是從人類共有的經驗中發掘出更深層潛意識的，因此他把社會因素視為精神的源泉。」[1]根據這種解釋，社會或集體的因素對潛意識的作用比對意識的作用更大。但也有人把榮格視為一個「向他的同時代人解釋現代新潮之本質的社會評論家」。霍曼斯（P.Homans）就是這樣評價榮格的：「現代人的特點是一種呆板的人格面具，榮格把它與外傾和過度理智聯繫起來了。這種呆板的起因是現代人和他過去的根分離了或疏遠了。換句話說，他與集體潛意識的原型失去了聯繫，而原型就是一切傳統的根源。呆板的人格面具的社會後果，是對國家所指定的角色和期望的徹頭徹尾的無鑒別的接受和屈從。」[2]
儘管普勞格夫和霍曼斯相信榮格的思想與當代西方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有密切的聯繫，但是，在將自己的理論直接應用於具體社會問題方面，榮格寫得並不多。他雖然提倡建立「一個能夠保存其內在的協調和集體價值觀，而與此同時又為個人提供最大限度自由的社會」[3]，但是他並沒有說明如何建立這樣一個社會。
儘管如此，榮格關於倫理道德的論點在今天看來仍然適用於個人生活，也適用於社會和政治問題。例如，他曾針對所謂品格高尚的人迴避邪惡現實——特別是自己身上的邪惡現實——的社會趨勢提出警告。在他看來，這種迴避的手段主要有兩種：一是否認邪惡存在，二是把邪惡投射到其他人、階級、種族或國家身上。所謂「不道德的社會怎麼能夠培養道德的人」，就是這種人迴避邪惡現實的一種托詞。榮格指出，經常運用這些手段就會產生一種以為自己永遠正確的態度。榮格稱這種態度為「理想癖」。他說：「任何形式的癖都是壞的，無論這種麻醉劑是酒精、嗎啡還是理想主義。」[4]從總體上看，雖然榮格對社會問題的觀察側重於它們在心理上的表現和結果，但同時也包含著對其道德和倫理上的評價。
1.種族問題
種族問題一直是困擾世界很多國家的一個長期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發生的許多戰爭暴行，都和種族問題有關。榮格認為，白人對有色人種的藐視態度是潛意識中陰影的投射。一個人為了獲得更多的意識而必須認識到陰影的投射，榮格認為對作為整體的社會文化來講也是如此。社會只有認識到這種投射，才有可能停止投射。榮格把種族之間相互敵對、仇視甚至導致殺戮的責任，歸咎於那些把人類自己本性中的邪惡和劣勢方面投射到其他種族的人身上。這種觀點顯然帶有「性惡論」的色彩，而且在當代遺傳基因的研究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人試圖在這方面找到有關的證據。但是，不管他們能否找到諸如此類的科學證據，有一點必須承認，榮格起碼在他的著作中忽略了對不同膚色種族之間關係產生影響的歷史、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這些因素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解釋種族之間的隔閡，以及有色種族內部的歧視，其中膚色較淺者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由於集體陰影投射，這些問題可能在遠古時期就已經存在了，但僅從這一個方面來考察這個問題是不夠的。
2.戰爭與社會危機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戰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榮格認為，國家間的敵意與侵略是某種深層危機的表現，他把這種危機歸咎於人類個體內部和群體之間心理與宗教的分歧。在1934年，榮格把當時的時代描述為一個「分崩離析和病態的時態……如此經常聽到的『危機』一詞是一個醫學用語，它總是告誡我們這種病態已經達到了一個危險的高峰」[5]。其實，這一論斷不僅適用於榮格所描述的那個時代，而且同樣適用於當今時代。即使是在號稱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也同樣存在著戰爭的危機。今天我們完全可以說，戰爭就是病態的社會所造成的價值觀危機的必然產物。
20世紀50年代，榮格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未被發現的自我》一書。這本書反映了榮格對所謂「集體心理」或集體「佔有」問題的日益關注。在當時的世界上存在著兩大政治陣營，榮格認為，這種不同陣營之間的分歧是一個宗教問題，因為其根源是個人靈魂中的分歧，這種分歧是認同善和排斥陰影的結果。集體心理同樣是一個宗教問題，因為「只有當生命外部條件之外有一個參照點時，人們才有可能對它們產生某種態度。宗教提供或聲稱提供了這樣一個點，從而使個人能夠行使其判斷權和決策權」[6]。因此對主權國家權力的最好防禦是具有一個更高的權威，它超越了每個國家對它的每位公民和附屬地的絕對忠誠的要求。這個更高的權威可以被看作上帝或上帝的意象，也就是榮格所一再強調的自性。
顯然，榮格仍然是用他的分析心理學理論來解釋諸如戰爭之類的社會問題的。這種觀點如果運用在相互對立的個體身上，或許還能自圓其說。但是，把它強加於社會政治問題，就顯得有點牽強附會。例如，榮格認為，如果有足夠多的人能夠承受其本性中相互對立的因素所造成的緊張，那麼，集體心理就可以減弱，戰爭也可以防止。榮格的這個觀點曾被很多人引用，看來這是一個在榮格學派中被廣泛接受的觀點。但是，這個觀點的基礎是信仰而不是證據，如果僅僅憑借信仰就可以解決社會問題，那顯然是不可思議的。即使是榮格本人也是反對以信仰為依據的，在他看來，信仰不適宜代替經驗。當然，榮格在提出這種觀點時，他是在把信仰與人的宗教經驗進行對比。但即便如此，要解決這類問題也不是那麼簡單的。
另外，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生活在這樣一個飛速變化的時代，人們必須與各種集體的力量和制度化的結構打交道，而個體心理的發展絕非它們的對手。而且，由於國際交流的擴大使這種觀點現在更顯而易見了。社會發展的實踐證明，這些集體的力量和制度化的結構有自己的生命，它們的生命一般不會受到個人心理狀態的影響。即使身居高位的人對重大事件的發展也常常是無能為力的。但是，當一個國家或者這個國家的領導人被權力慾征服時，集體的邪惡力量就會產生。他就會憑借自己手中的權力，命令他的國民和軍隊採取暴力和殘酷的手段，那麼，戰爭也就不可避免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事實已經向世人證明了這一點。因此，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那麼，無論每個人的人格整合得多麼正常，任何由個人組成的集體都將無法直接或間接地對這些力量進行控制。這就是榮格用他的理論對我們時代的戰爭和社會危機所做的解釋。
3.女權運動
女權運動（過去稱為婦女解放，現在有時稱為婦女運動）在榮格心理學中有特殊的意義，這是由於這一運動與女性心理學的關係，而榮格的理論對女性心理學做出了獨特而重要的貢獻。另外，根據榮格觀點，女性在人的意識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潛在作用。這也是榮格重視女性心理學的一個原因。當這場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末如火如荼地發展時，許多榮格學派的心理學家們認為，它表達了對阿尼姆斯的認同。不過，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當一個新生事物出現時，總會有人站在它的對立面說三道四。當時就有人形容女權運動的參加者「聲音刺耳」和「好鬥」，還指責她們不考慮自己的行為會對他人，特別是她們的家庭，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女權運動已經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女權運動是對傳統的父權制男性統治地位的反抗，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可以理解的。在過去，許多婦女成為「女性信條」這種傳統的文化觀念的犧牲品，它使婦女們相信，她們應該把自己的生活圈子限於早婚、生育及撫養孩子和管理家庭。這使她們過多地認同於傳統的女性角色，同時還要遭受許多「無名煩惱」的困擾。另外，在生活中把其他的女性看作與自己爭奪男性注意力的對手，這就更加重了她們的苦惱。
女權運動的衝擊，使許多婦女意識到自己有選擇的機會。所以，越來越多的婦女開始接受高等教育、堅持單身，接近30歲甚至更晚才結婚的女性也越來越多，她們對生育和收養子女開始做明智的選擇。她們為自己是女性而自尊和自豪，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對男性注意力的競爭，她們同樣可以在其他女性身上找到心靈的夥伴，並且以與她們交友為樂。
當然，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它的兩面性，新的問題總會取代老問題，人類意識的發展都是如此。女權運動雖然使女性有了更多自由和自主的選擇，但是，選擇的多樣性也給她們帶來了新的內部壓力。此外，由於尚未找到新的相處方法，男女之間相互交往的關係變得更為困難。與其他女性的競爭已逐漸脫離了以性為主要內容的舞台，而轉向了職業和政治等領域。
然而，女權運動畢竟帶來了一些文化態度上有價值的變化。大家比較一致地認為，女權運動在經濟和法律上提出的目標是可取的，例如，同工同酬、與男性有同等的法律權利等，這是女權運動在社會政治地位上取得的最大成就。不過，女權運動的心理意義還不很明顯，有時甚至有矯枉過正的傾向，在心理上也產生了相反的作用。例如，女權運動的發展當然會有一切集體現象所具有的危險，人們往往被眾人的熱情所征服，而自我價值卻得不到發展。有的婦女則熱衷於表達對男性的不滿，稱他們是「壓迫者」，以致對男性不再有任何積極的關心。但是，從其最好的方面來看，女權運動對社會文化的變革做出了貢獻，這種變革當然也在心理上對個體施加了影響。
女權運動的發展使我們的文化在社會生活中趨向於對每一個人，不分性別，按其與「男性」價值一致的程度來進行評價，例如果斷、有競爭力、客觀性及力量。我們的文化也要求女性有許多「女性」的價值，例如細心、溫柔、接受能力、優雅，甚至被動和軟弱。這就常常使女性在雙重束縛中掙扎，一方面，為了在社會上有所成績，她們必須「男性化」；另一方面，為了能在人際關係，特別是在與男性關係中能被對方所接受，她們又必須「女性化」（男性也有自己的困難，他們得時時保持男子漢氣概，這意味著在女性面前絕對不允許表現出自己懦弱的情緒和軟弱）。顯然，女權運動的發展對男女兩性的心理發展都有影響。從好的方面講，男子和婦女都能更自由地根據自己的價值來發展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從不好的方面講，雙方的心理壓力都增大了。或許這也是當前婚姻和家庭問題增多的另一個原因。
對那些把自己完全禁錮在女性天性中的婦女給予幫助，是女權運動對人的心理發展的另一個貢獻。對這些婦女來說，有意識地發展阿尼姆斯對情緒的健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許多女性開始認識到，她們可以獨立地做出決定，可以為自己的幸福主動地採取行動。至少在這些方面她們發現，一種與阿尼姆斯有關的意識關係正在建立。換句話說，有「聲音刺耳」的地方說明消極的阿尼姆斯在那裡仍佔優勢，積極的阿尼姆斯尚未得到全面發展。
女權運動的發展不僅影響了女性，對男性也同樣具有深遠的影響，幾乎每個男子都被迫重新評價自己作為男子的概念。例如，在現代社會中許多男子和婦女一樣，也可以照看孩子、洗衣做飯、整理家務；女人也可以成為企業的主管，而人的天性並不會因此而失去平衡。這與榮格的一個基本假設是一致的，即每個人必須在自己的態度和行為中發現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綜合。
但是，也有一些女權運動的參加者認為，榮格的一些觀點使這種變化推遲了。她們認為，榮格關於女性心理學的許多觀點受到了在文化上對女性歧視的影響，因為在他所處的時代，歧視女性的心理比現在要嚴重得多。榮格的許多觀點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提出的，顯然已經不完全適用於21世紀，但是，用歷史的眼光來看，榮格在最初剛提出這種觀點時卻是最先進的，他對在女權運動中達到頂峰的文化變革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榮格反覆強調這樣一個觀點：女性原則（女權主義者現在支持這一原則）在歷史上被貶低了，所以現在比男性原則更有發展的必要。榮格高度評價女性特徵，並且尊重她們的男性氣質（阿尼姆斯）的發展，從而使男女平等有了內容。同樣，在有關阿妮瑪的理論中，榮格強調通過敦促他們發展自己身上的女性因素，從而使男人身上的男性氣質少一些。正是男性和女性身上的這種天生的異性傾向，才使男女之間的相互交往有了融洽的基礎。
4.政治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問題都具有政治決策意義，因此也都屬於政治問題。但是，作為心理學關心的對象，政治又具有自己的特點。尤其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團體的政治，榮格本人及其追隨者們很少涉及，參與的就更少了。但是，我們從榮格所談論的一些心理學觀點中仍然能夠看到他對社會政治問題的一些基本看法。
榮格認為，權力慾是人的本能。如果一種本能沒有被意識到，沒有用建構的方式進行表達，那麼，它就必然會被壓抑。如果這種壓抑長期存在，或者過分強烈，被壓抑的內容遲早會破壞性地爆發出來。被壓抑的權力慾一旦表現出來，它所採用的方式是，獲得對某個人或某一群體的控制，這純粹是為了滿足權力的佔有形式而表現出來的。通過社會團體，如教會和其他社會組織，可以觀察到這種壓抑產生的後果。這些團體可以公開地反對崇尚權力，但是，由於他們的敵對行為得不到政府機構的承認，因此在政府的政策上通常不會反映他們的聲音。對個人來說，這種壓抑的結果會導致破壞性的人際關係和個性化過程被堵塞。但是，通過承認每個人都具有權力慾，從而開放政治渠道，就可以使壓抑得到緩解。對於那些社會地位低下，只關心經濟狀況，甚至只關心身體溫飽的人來說，參與政治對潛在整體的實現可能具有更廣泛的重要意義。他們的需要只能通過國家的或國際的政治決策來滿足。當然，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主要探討的是人的內心世界，他並不太關心討論這方面的需要。
除了論述過權力慾是一種本能之外，榮格還把政治問題同原型聯繫起來。在他看來，政治和每個人的情結一樣都可以在原型中找到根源。例如，在如何解決貧困問題的爭論中，一方主張維護現有的社會體制和秩序，主張政府的支出必須低於收入的經濟「理性」原則；另一方則主張社會應該承擔起贍養和關懷弱者和無力自助者的責任。按照榮格的觀點，出現這種分歧的原因可能在於是遵循以建構為特點的父親原型，還是遵循以養育為特點的母親原型。
有些榮格學派的心理學家用榮格的人格類型理論來解釋政治問題。他們推測，對同一個政治問題，內傾者與外傾者可能持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自由與平等是人類長期以來一直奮力追求的兩種社會美德，但是，在歷史上人們卻對它們在思想領域內的統治地位展開過長期的爭論。內傾者可能更嚮往自由，至少當自由的含義為「不干涉」、不受法律和其他形式規章的禁錮時是這樣。但是，外傾者則更強調平等的重要性，他們會立即指出各種不同的社會現實情形，這些情形表明，除非政治和法律能明確提供實現平等的途徑，否則人民就會遭殃，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總之，不管政治觀點的原型和類型的基礎是什麼，在現代社會中積極參與政治表述已經成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所謂不參與政治就意味著把決定自己政治命運的權利交給他人，給他人以濫用權力的機會，結果使邪惡當道。根據榮格的觀點，不願意與邪惡抗爭和人的正常心理的發展是不協調的。儘管榮格對此談得很少，但他下面的話對我們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由於個體不只是單獨的、與世隔絕的人，而是只要生存他就必須預先假設某種集體關係。結果個性化過程就必然促成更密切、更廣泛的集體關係，而不是導致孤立。」[7]
不管怎麼說，榮格及其追隨者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評論甚少，這表明這些領域尚未吸引住他們的想像力。他們的興趣一直集中於個人心理的內在方面。但是，正如榮格所說，一個人只要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他就不可能與世隔絕，因為個人的心理現象與社會政治領域的現象有許多一致的地方。我們的語言就可以表達出這些一致性。例如，在心理治療中，我們經常發現患者有抑鬱症，你認為這首先是一種情緒狀態還是社會政治或經濟條件引起的？但不管先考慮哪一種，這兩個方面可能都是不可分離的。再比如，通貨膨脹是心理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整合是心理的還是社會政治的？所有這些問題既和個人心理的條件有關，也和政治體制的條件有關。當然，對這方面的研究，榮格及其追隨者們做的還很不夠。目前，後榮格學派作為一種新生的力量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或許在不久的未來，人們會看到他們在這些領域的新創見。
【註釋】
[1] 普勞格夫，《榮格心理學及社會意義》，1973年英文版，第141頁。
[2] 霍曼斯，《處在前後關係中的榮格：現代性與心理學的構成》，1979年英文版，第178頁。
[3]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493頁。
[4] 榮格，《榮格自傳：夢、記憶和思考》，1963年英文版，第329頁。
[5]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10卷，第290頁。
[6]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10卷，第506頁。
[7]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6卷，第7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