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人們普遍認為，集體潛意識是榮格對心理學的一大貢獻，但是，追根溯源，集體潛意識這個觀念卻並不是榮格首創的。早在榮格之前的西方哲學、文學，甚至心理學的著作和有關宗教的文獻中就已有人做過論述。就連明確否認榮格的集體潛意識概念的弗洛伊德，似乎也曾含蓄地接受了這一概念。例如，弗洛伊德曾用「古代的殘餘」來表示每個人心理活動中所重新展示出來的古代神話，例如他所推崇的俄狄浦斯神話，就是這種古代殘餘在現代人心靈中的重現。
在給集體潛意識下定義和描述原型的作用及內容方面，榮格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使原型和集體潛意識變得相互依存。我們在前面所概述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型，就是集體潛意識的一些主要的表現形式。在這裡，我們將首先探討榮格是怎樣提出這一理論的，進而通過對本能和原型的進一步探索，通過現代心理學的研究，來論證這一概念的是非曲直。
1.理論的緣起
理論和實踐是密不可分的，理論必須根據實踐經驗才能提出，也只有在實踐經驗基礎上才能檢驗它的真假虛實。榮格的集體潛意識理論當然也不能例外。不過，促使榮格提出這一理論的實踐經驗卻是他在1909年所做的一個夢。他是這樣描述這個夢的：
「我在一所並不熟悉的房子裡，這所房子有兩層樓，這就是『我的房子』。我發現自己在樓上這一層，那裡有一間大會客室，擺放著一些具有洛可可風格的、纖巧美觀、古色古香的傢俱陳設，牆上掛著許多珍貴的古代油畫。我感到納悶，這是我的房子嗎？繼而又覺得，這房子不錯，但這時我突然想到，我還不知道樓下那一層是什麼樣子的。於是我走下樓梯來到底層。那裡的一切看上去要古老得多，我覺得樓下這間屋子一定建於15或16世紀。傢俱是中世紀的，地面是紅磚鋪就的，四處都很黑暗。我從這間屋走到那間屋，思考著仔細檢查一下整座房子。我走到一扇沉重的大門前把門打開，在門後我發現了一個通往地下室的石頭階梯。我又走下樓去，發現自己在一間看上去非常古老的、拱狀的漂亮房子裡。我審視了一下四壁，發現牆壁是用普通的石塊兒夾雜著一層層的磚砌成的，灰漿是用磚末製作的。我一看到這些馬上就明白了，這些牆起源於古羅馬時代，至此我的興趣大增。我更加仔細地審視著地面，這是用石板鋪成的，在一塊石板裡我發現了一個圓環。我一拉動它，石板便抬起來了，我又看見了一個樓梯，是用很窄的石塊砌成的梯子，它通往下面更深的地方。我又走了下去，進入了一個在岩石上挖出的洞穴。地面上有一層厚厚的塵土，塵土裡散佈著一些骨頭和破碎的陶器，就像是原始文化的遺跡。我發現了兩個人的頭蓋骨，它們顯然已經非常古老，並且已經有些破碎了。」[1]
這個夢是1909年榮格和弗洛伊德赴美國克拉克大學講學期間做的。他倆每天相聚在一起長達7個星期之久，並且在一起相互分析對方的夢，榮格把這個夢告訴弗洛伊德後，弗洛伊德催促他去發現那兩個頭蓋骨所顯示的某種被壓抑的願望。當榮格獲悉弗洛伊德設想的是「這兩個頭蓋骨表示死的願望」時，或許是為了維護弗洛伊德關於死亡本能的概念而不至於和弗洛伊德鬧翻，榮格表面上同意了弗洛伊德的分析，說他的妻子和他的小姨子可能是這種死亡願望的對象。當時榮格是這樣做了，而且沒有提及自己對這種解釋的「強烈抵抗」，因為他「當時還不太相信自己的判斷，而且也想聽一聽弗洛伊德的意見」[2]。但是，這個事件卻迫使榮格承認他和弗洛伊德在某些基本問題的看法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榮格在當時雖然還沒有形成對釋夢的明確看法，但卻記住了這個事件是「在個人精神內部的一種先驗的集體性的第一次印跡」[3]。在榮格看來，弗洛伊德是用他自己的學說來迴避問題，他其實並不真正理解榮格的內心世界。大約是在這次事件發生50年之後，榮格才細緻地敘述了他的這些印象：「我清楚地認識到這幢房子代表一種精神的意象——就是說，代表我當時的精神狀態，以及所增添的那些潛意識的東西。會客室代表著意識，儘管它是古代風格的，但卻有一種居室的氣氛。
「樓下這一層代表著潛意識的第一種水平，我越往深處走，景象就越離奇古怪，裡面也越黑暗。在洞穴裡我發現了原始文化的遺跡，也就是發現了我自己內部的原始人的世界——這是一個意識很難達到的或照亮的世界……
「這個夢說明我已經進一步涉及我剛才所描述的意識階段：長期無人居住的具有中世紀風格的底層地面，然後是古羅馬地下室，最後是史前時代的洞穴，所有這一切都代表過去的時代和意識的過去階段……
「這樣，我的夢便構成了一幅人類精神世界的結構圖，它假定在該精神內部潛藏著一種完全非人性的東西……我起初把它看作是早期功能模式的遺跡。後來隨著經驗的增加並依據某些更可靠的知識，我認識到它們就是……原型。」[4]
榮格以後的工作和生活經歷進一步支持了他關於集體潛意識的假設。他在伯格爾斯精神病醫院的臨床研究向他展示了許多病人的夢、幻想和幻覺。病人向他陳述的這些內容使他確信，在作為弗洛伊德夢研究對象的那些被壓抑的活動之外，必然存在著一個潛意識的精神世界。榮格在許多不同的論文中曾多次敘述過一個病人做的一個特殊的夢。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在醫院裡我遇見一位病人，他正透過窗戶對著太陽眨眼睛，而且很奇怪地把頭擺來擺去。他抓住我的胳膊，說要給我看一樣東西。他說，我必須把眼睛半閉著，這樣我就能看見太陽的陰莖了。如果我把頭左右擺動，太陽的陰莖也會擺動，這就是風的源頭。
「我大約是在1906年進行這項觀察的，在整個1910年，當我沉浸在深入研究中時，我得到了迪特裡希（Dieterich）的一本書。
迪特裡希認為這是米斯雷克崇拜的一種禮拜形式，它由一系列指令、符咒和幻象組成。其中有一個幻象是這樣描述的：『這根所謂的管子，它就是風的源頭。因為你會看到有個東西從太陽光環裡懸垂下來，他看上去像一根管子。』」[5]
據說迪特裡希的這本書是在1903年出版的，顯然這位病人不可能看過這本書，因為他早在幾年以前就已經住進了醫院，而且他也不可能從其他渠道聽到過關於米斯雷克崇拜的情況。對此，榮格的看法是，書中所描述的意象和病人所看到的意像有一個共同的潛意識的來源。換句話說，這位病人關於太陽陰莖的幻覺，是對某種心理假設的暗示，但這種假設還有待更多證據的檢驗。在一段時間裡，榮格曾認為，這些與過去有關的內容可以用種族遺傳來解釋。例如，他曾通過研究美國南部黑人的夢來調查這種假設。當他在這些黑人的夢中發現了古希臘神話的某些主題之後，他便斷定，這些夢的意像是全人類所共有的，而並非僅屬於某個種族。例如，一個黑人夢見一個人被綁在車輪上，遭受著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折磨的意象。這個做夢的黑人只受過很少的一點教育，不可能從書本上對這種意象獲得有意識的瞭解，因此，榮格解釋說：
「如果他不曾有過關於這種觀念的任何模式，那麼，這就是一種原型意象，因為被綁在車輪上遭受著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折磨是一個神話主題。車輪就是太陽輪，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則是向太陽神獻祭，目的是為了贖罪，就好像以前用人和動物獻祭是為了使土地肥沃一樣。太陽輪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觀念，或許是最古老的宗教觀念。我們可以把它追溯到中石器時代和舊石器時代，津巴布韋的雕刻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現在只有在青銅器時代才能發現真正的車輪；在舊石器時代車輪還沒有被發明出來……由此可見，津巴布韋的太陽輪是一個最早的幻象，很可能是一個原型的太陽意象。」[6]
從這些論述可以發現，榮格的集體潛意識確實是相當複雜和有深遠的人類歷史起源的。他用畢生的精力從事這一理論的研究，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值得思考的人類精神之謎。他對集體潛意識的探索最初是以原型的概念在1912年的《潛意識心理學》（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中提出來的，這本書後來在《榮格全集》第5卷中被翻譯成《轉化的象徵》，它的出版加速了榮格與弗洛伊德的決裂。榮格用「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來表示一些神話、傳說或有關神話的主題，其他意象則表示關於人類知覺和行為的普遍主題。1916年榮格在《分析心理學的兩篇論文》中正式引進了「集體潛意識要素」這個術語，1919年之後，榮格便把「集體潛意識」作為他的分析心理學理論的一個基本支柱，從此開始了他對人類精神世界的不屈探索。
2.內容的分析
為了把集體潛意識和主觀的自我意識區別開來，榮格把集體潛意識的特點確定為「客觀的精神」，因為它是非人的，而且就其有力量產生各種意象和概念而言，它也是不受意識支配的。雖然個體潛意識也能自發地發揮作用，就是說，它也不受自我的支配，但它在內容上卻要依賴於意識，這些內容是一直受到壓抑的。相反，集體潛意識的內容是非常明確的，因為它們是所有的人類共有的，而且比被壓抑的每個人的經驗的遺存要廣泛得多。簡言之，榮格的集體潛意識在內容上是客觀的和非人的、是不受意識支配的、是具有更廣泛含義的，它們主要通過原型和本能而表現出來。
（1）原型
集體潛意識的內容主要以「原型」（archetypes）的形式表現出來，但這個術語本身也不是榮格首創的。在榮格之前就有一些哲學家使用過這一術語，而且其含義也和榮格的有所不同。例如，古代哲學中原型用來表示在世界萬物產生之前的神靈中所存在的自然對象的觀念和形式。一些通俗出版物的作者們有時把這個術語用來表示一些約定俗成的陳規舊俗，即某種固定不變的意向。而榮格則把原型描述為「一種典型的（始終如一的和一再有規則呈現的）理解方式」，[7]也就是說，是人的一種獨特的知覺方式。榮格說道：「一個人潛意識的內容主要由帶感情色彩的情結所組成，它們構成了心理生活中個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體潛意識的內容則是所說的原型。」[8]他還說：「我們在潛意識中發現了那些不是個人後天獲得而是經由遺傳具有的性質……發現了一些先天固有的直覺形式，也就是知覺與頓悟的原型。它們是一切心理過程必不可少的先天要素。正如一個人的本能迫使他進入一種特定的存在模式一樣，原型也迫使知覺與頓悟進入某些特定的人類範式。
和本能一樣，原型構成了集體潛意識。」[9]因此，我們又可以認為，原型是人的潛意識心理活動的一種獨特的「表現的可能性」，是意象的一種先天傾向或最初的模式，通過它就可以瞭解人的各種心理活動的意象。
顯然，在榮格看來，人們所經驗到的並不是原型本身，而是它的結果。所以，在具體使用中，榮格經常用形容詞「archetyp-al」來說明這個概念的真實內涵。但是，有人認為，在關於原型與原始意象的關係問題上，榮格的具體表述常常是含混不清的。例如，榮格說過：「原始意象，有時也稱為原型……它對於所有民族、所有時代都是共同的。」[10]他還說：「為了解釋我們知覺的這種一致性和規律性，我們必需求助於這樣一個概念，這個概念與決定著我們的頓悟模式的要素相關聯，我把它稱為原型或原始意象。」[11]我認為，從這種表述本身來看，這兩個概念似乎並沒有區別，但是，綜觀榮格的全部思想，我們就會發現，榮格雖然有時候使用原型來表述原始意象或情緒，但他實際上對原型本身和受原型影響的原始意象、情緒及其他行為都做了基本的劃分。例如，除了我們上面列舉過的四種主要的原型之外，榮格曾識別和描述過大量的原型，如出生原型、再生原型、死亡原型、力量原型、巫術原型、英雄原型、兒童原型、騙子原型、上帝原型、魔鬼原型、智慧老人原型、大地母親原型、巨人原型以及由許多自然物組成的原型，如樹林原型、太陽原型、月亮原型、風原型、水原型、火原型、動物原型，還有一些人造的原型，如圓圈原型、武器原型等。正如榮格所說：「人的一生中有多少典型的情境就有多少種原型，這些經驗由於不斷重複而被深深地銘刻在我們的心理結構之中。這種銘刻，並不是以充滿內容的意象形式，而是最初作為沒有內容的形式，它所代表的不過是某種類型的知覺和行為的可能性而已。」[12]顯然，雖然榮格有時候交替地使用原型和原始意象，但其基本的用法卻是有明確區分的。換句話說，原始意象可以看作是原型的結果，但它本身卻不是原型。
一個具有榮格傾向的人類學家詹尼特·瓊斯（Jennette Jones）曾對原型進行了一次範疇歸類，把榮格所列舉的原型進行了重新組織和增補。她把原型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幾何圖形組成的原型：如圓形、四面體、菱形和錐形；第二類包括一些模式和自然的形式：如螺旋形的、曲線形的、分岔形的和爆發形的模式和諸如太陽、月亮、星星、地球、山脈和水火土氣這四大要素，以及一些植物和動物原型；第三類是榮格所列舉的一些典型的範例；第四類則是對煉金術過程的分類，如「鍛燒」原型，就是人的精神個性化過程在煉金術活動中的一種投射。
為了進一步區分原型和原始意象，我們有必要指出，原型並非等同於人的一生中所經歷的各種往事的記憶表象，因此，不能被看作是在人的心目中已經定型的清晰圖像。例如，母親原型並非意味著一個人心目中所保留的他的母親的照片或形象，也不是任何其他女人的照片或形象，而是一張需要經過後天經驗來檢驗的照相底片。榮格曾明確指出：「在內容方面，只有當原始意象成為被意識到的並且充滿了意識經驗時，才可以說它是確定了的。」[13]
原型材料常常是難以確認的，因為它往往和個體的材料交織在一起。但是，在榮格看來，這些材料在神話故事裡實際上是以非常純正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例如，榮格曾證明說，在羅得西亞舊石器時代的岩石畫中，有一種抽像的圖像——圓圈中有一個紅十字。「這種圖像實際上在每一種文化中都曾經出現過。今天我們不僅在基督教的教堂內，而且在西藏的寺院裡也能夠找到它，這就是所謂的太陽輪。而既然它產生於車輪尚未發明出來的年代，它也就不可能起源於外部世界的經驗，而毋寧說是某種內在體驗的象徵。」[14]這樣，榮格一方面證明，早在現代社會的群體把世界不同的民族聯合起來之前，在各種不同的文化中就已經出現了幾乎同樣的主題和神話傳說；另一方面，也否認了神話和藝術是對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把它們看作是人心中固有的宗教衝動和神話傾向。在這一點上，榮格又確實具有拉馬克主義的嫌疑。
（2）本能
在榮格的集體潛意識理念中，本能（instincts）是僅次於原型的集體潛意識內容。因此，在榮格看來，集體潛意識就是本能的來源。既然原型是人理解外部世界和內部心靈活動的一種典型的方式，那本能也就成為行動的典型方式了，用榮格的話說，是「始終如一地和一再規則地發生的行動方式」[15]。換句話說，「只有那些來自遺傳的、普遍一致的和反覆發作的潛意識過程才能稱為本能過程」[16]。
對本能所下的這個定義是榮格在1919年所寫的《本能與潛意識》一文中做出的。這時，美國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已經於1913年在華生的竭力倡導下誕生了，它給予諸如本能之類的心理學術語致命的打擊。但是，並沒有跡象表明，榮格認識到了這種來自美國學院心理學的反對。和弗洛伊德一樣，榮格也認為，諸如飢餓和性慾之類的動機是和人類共有的行為模式相伴而生的。隨著行為主義心理學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逐漸被認知心理學和人本心理學所取代，關於本能的研究又恢復了其在心理學研究中應有的地位。現代西方學院心理學常常以「驅力」或「種屬特有行為」這樣的術語來表述「本能」這個概念。
榮格使用的本能這個概念不僅在形式上和學院心理學有區別，在表達方式上也有很大差異。榮格把本能看作是集體潛意識的一種反映。他說：「本能和原型共同構成了『集體潛意識』。我把它稱為『集體的』，是因為與個體的潛意識不同，它不是由個人的、具有獨特性的心理內容所構成，而是由普遍的、反覆發生的心理內容所構成。本能本質上是一種集體現象，也就是說，是一種普遍的、反覆發生的現象，它與個人獨特性沒有任何關係，原型也和本能具有同樣的性質，它也同樣是一種集體現象。」[17]
原型和本能就像光譜上的顏色一樣是相互聯繫的。可以說，原型位於紫外線這一端，本能則位於紅外線那一端。兩者都是潛意識中同一種生命活動——能量——的獨特表現形式。榮格認為，不能說原型和本能哪個是主要的，或者說對某一情景的理解和對某一活動的推動方面哪一個更重要。榮格指出：「在我看來，如果不考慮原型，本能問題就不可能從心理學角度獲得處理。因為，在最深的深處，本能和原型是彼此決定的。」[18]從這個意義來說，原型和本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兩者沒有本質的區別。按照榮格的觀點，「本能是典型的行為模式，任何時候，當我們面對普遍一致、反覆發生的行為和反應模式時，我們就是在與本能打交道，而無論它是否與自覺的動機聯繫在一起」[19]。顯然，本能是人的行為模式，而原型則是人的意象的先天傾向或最初的模式。所以，儘管榮格本人不願意將它們區分主次，但實際上，他有時也把本能描述為原型的一個亞種。
（3）原型的內容及其性質
雖然榮格把原型看作是一種遺傳的先天傾向，但傾向並不等同於遺傳本身。所以，如果由此而認為某種特殊的意象、觀念或主題是遺傳的，那就大錯特錯了。榮格明確指出：「倘若假定這些可變的表現形式是遺傳的，那是十分荒謬的。相反，原型是人類心靈的一種遺傳的傾向，它能構成主題的各個方面——這些方面雖然變化很大，但不會失去其基本的模式。」[20]從這個意義來說，原型是各種文化所特有的，或者說，每個人都繼承著某種基本的原型意象。例如，全世界的兒童天生就有母親原型，這種原型只是一種傾向性，還不是固定的形象。通過和現實生活中母親的接觸和聯繫，兒童的母親原型才成為一種固定的形象。但由於不同文化和不同種族的差異，兒童與母親的關係也表現出很大的差異，因此，母親原型的外現也表現出基本的個性差異。例如，不同的個體、文化或種族都有不同的「好母親」或「壞哥哥」的意象，但不論折中意象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其主題卻是相同的。就是說，原型是人類所共有的，而意象則是某一特定歷史、文化或個體的產物。這樣，榮格又進一步把原型和意象做了明確的區分。
原型內容的每一個範疇都可以產生各種不同的、具有某一特定文化特徵的意象。例如，每個人的心靈中都有「英雄原型」，但具體到不同的個體，這個英雄可能是有很大差別的。根據西方一些心理學家對做夢者所做的實驗研究，發現做夢者夢中的「英雄」可能是一位中世紀的騎士、一位足球運動員、一位軍事首領或一位反對戰爭的抗議者。其中並不存在任何固定的形象，但他們都是「英雄」。
榮格還注意到，原型的內容及其意象常常採納神話學的形式。在西方文化中，人們常常把古希臘的神話作為其原型，但它的意象卻又以現代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在做夢者的夢中，他們常常用飛機來取代宙斯鷹或大鵬鳥；用鐵路撞車事故來取代與龍作戰；把龍殺死的英雄則用歌劇中的男高音來代替；一個身體強壯的賣菜婦女代表的是大地母親；一個粗心大意的司機則代表誘拐冥後普西芬尼的冥王普路托，等等。
無論原型的內容有多麼大的差別，但其性質卻只有兩個，那就是積極和消極的性質。從積極的方面講，無論原型在哪裡出現，它們都具有喚醒緊張情緒的傾向。通常它們是一種對神既敬畏又嚮往的感情交織，因此它們來自不同水平的潛意識。在現代西方的超個人心理學研究中，有人認為服用某種引起幻覺的藥物，就可以使人進入某種超個人的精神層面，從而使人產生一種積極的精神狀態。還有些原型意像甚至會具有某種廣闊無邊的宇宙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時間和空間都是無限的，運動的速度極快或者距離非常遙遠，甚至會出現占星術的聯想或身體比例的變化。這些不同的原型和意象都表明了人的積極進取的一面。
事物的兩極性在原型的性質上也同樣表現出來。榮格指出：「正如它們具有積極的、適宜的、光明的和向上奮進的一面一樣，它們也有向下的一面，這一面是部分消極的、不適宜的和部分陰暗的。」[21]在這一點上，榮格用「陰影原型」來說明人的集體潛意識中的消極方面，對此我們已在前面做過論述，故不在此贅述。但是，有一點必須重申，原型及其意象雖然具有這種兩極的性質，但這並不是說，某種原型或意象必定就是積極的或消極的。有時候某種意象至少在意識看來既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因此，雖然有許多人認為某個關於原型的夢是積極的，但事實上它可能既反映了某些建設性的方面，也反映了人的毀滅性的方面。因此，對夢的解釋需要慎之又慎，只有在積累了相當豐富的釋夢經驗基礎上，才能相對比較清晰準確地對夢的意象進行解讀。但不管怎麼說，目前的釋夢尚未達到真正科學解讀的水平。
3.概念的支持和應用
榮格是根據他自己的經驗和直覺獲得集體潛意識和原型概念的，因此，他主要是在與其他不同領域的知識進行類比的基礎上，根據所得出的結論而堅持這些觀點的。榮格是一位精神病醫生，他觀察到人們通常都有一種意識不到的傾向，人們不僅意識不到通常的精神結構，而且也意識不到我們司空見慣的身體結構。例如，榮格指出，人們意識不到自己身體的某一部分或某一心理特點，但這並不能否認它的存在。「人們知道他應該有一個附屬物嗎？他天生就有的。成千上萬的人並不知道自己有一個胸腺，但他們的確有。」[22]我們知道，人的身體及其器官是人類長期生物進化的產物。我們的身體中有些已經發生退化的器官（如尾骨），就是人類有機體世世代代變化的結果。據此推理，人的精神結構也同樣是人類長期進化的產物，原型就是人的精神器官。因此，關於原型的研究就可以推論人的精神或心理發生和發展的過程。
除了人的身體發生了生物進化之外，幾千年來，人類的大腦也同樣發生了進化，人類的心理伴隨著這些變化也相應地發生著漸進的變化。榮格指出：「毫無疑問，心理力量的強大是和人類新大腦的大腦皮層的迅速擴展同時發展的。」[23]反之，當大腦較少發展時，心理所產生的某些意象的潛能就以「遺跡」的形式表現出來了。按照榮格的觀點，如果說心理活動能夠保留身體器官的遺跡，那為什麼它不能保留思想模式的遺跡呢？從這個意義來說，榮格把人的心理發展同大腦的發展聯繫起來，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他忽略了大腦、心理與現實的關係，這是我們必須反對的。
為了證明其原型理論的正確，榮格使用植物學體系的比較法作為數據觀察的方式。他說：「來自各個方面的批評往往自以為是地認為並不存在這類原型。當然，它們的存在不同於植物學體繫在自然界中的存在，但是，難道有人會否認某些在形態和功能上非常類似的事物會出現和持續不斷地重複發生嗎？這在原則上和潛意識的典型形象是同一碼事。它們是先天存在的形式或心理活動的生物學標準。」[24]這種比較的說法，揭示了原型和原始意象的古老的、母體存在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來說，原型並不是毫無內容的思想和邏輯框架，而是人類所有的歡樂與悲哀、希望與憧憬、想像與情感乃至認識與存在的原始根基或母體。它伴隨著人類的生物進化已經存在了千萬年，而且還將隨著人類的發展而繼續存在下去。在現代社會生活中許多轉瞬即逝的東西，只不過是從這一原始的古老根基上生長出來的短暫的人生花朵。這些花朵雖然很美麗，但只有通過對其美麗根源的認識，才能把握這些事物美的性質，才能探索到人生永恆而又持久的價值。因此，榮格把原型比作「水晶的軸系統，雖然它沒有自己的材料存在，但卻可以說它在母液中表現為水晶結構」[25]。所以，原型是通過一種比較過程，把人的精神世界中的成分安排到某些意象中去的。
除了榮格自己對原型所做的經驗推論和理論分析之外，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在各自的學術著作中也用不同的術語表述過類似的概念。例如，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曾使用「集體表象」（rep-resentationscollectives）來表示人類的集體潛意識內容。早在人類文明產生之前世界各民族的風俗習慣也同樣反映了潛在的原型，人類學家們對這些風俗習慣的考察和瞭解，引起了他們對榮格所謂「原始的實踐活動」的興趣和研究。
另一位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和心理學家讓·皮亞傑也進行過類似的科學研究，他們的研究共同構成了當代西方的結構主義哲學和心理學思潮，並且為榮格的原型理論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證據。這兩位學者曾經假設，人的心靈已經預先形成了一些范型，這些范型可以使人在大不相同的社會中獲得產生語言和其他類似的組織形式的潛能。列維-斯特勞斯認為：「和個體的人一樣，（在遊戲、睡夢和譫妄狀態下）人類社會是絕不會獨立地有所創造的，它們所能做的就是從形形色色的觀念中選擇某些可以結合的東西。」[26]當然，這些形形色色的東西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從原型中區分出來的，必須對它們進行深入細緻地分析和鑒別。同樣，皮亞傑也強調人有一種積極的知覺結構，它能幫助人們對視覺的序列和錯覺做出某些判斷，這些積極結構實際上就是原型，是人的一種潛在的先天傾向。
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也是一位結構主義者，在他看來，人類學習語言的能力足以證明人的心理活動的內容具有某種普遍性的特徵。人類在這方面的例證表明，兒童在5~6歲時就能理解甚至創造出比他們實際上遇到的數量大得多的短語和句子。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正是因為在兒童的心靈深處有一種先天存在的模式，一種原始意象的先天傾向。
此外，在科學研究、人類的各種相互關係以及人類所從事的其他領域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證來說明，人類的創造性和許多超個人的經驗都與集體潛意識及其原型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在科學研究中，我們經常發現，研究者在進行了大量的、長期艱苦的研究之後，仍然找不到研究的突破口。但有時一次偶然出現的靈感火花，就可以使問題得到解決。例如，牛頓在蘋果樹下看到蘋果落地而頓悟到地心引力，笛卡爾通過夢中的靈感提出瞭解析幾何學，等等。雖然我們不能否認科學家本人的知識經驗及其艱苦的思維活動，但這種頓悟或靈感同樣也可以用以前學過的東西來解釋，它深深地隱藏在人的心靈之中，或許就隱藏在人類的集體潛意識之中。隨著科學的發展，現代遺傳基因的研究或許能夠在人的大腦中發現促使人類創造性的特殊大腦定位。這樣一來，就能夠證實榮格的這一假設，創造力是人類天生的，但要依賴於人的經驗和能力。
生活在這樣一個理性至上的時代，人們強調的是意識的自我，而對潛意識的、非理性的自性則相對比較忽略。因此，我們對人的看法便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某種片面性，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我們和我們的共同根源及發展的聯繫切斷了，從而使我們把創造性看作是一個完全後天形成的、知識與勤奮的共同結晶。其實，如果榮格使用的術語不是「集體潛意識」而是「創造潛意識」，或許它能夠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除了來自理論的這些推論性支持之外，我們還可以在實證研究中找到許多支持的證據，以證明確實存在著集體潛意識。首先，我們來看看生理學關於大腦的結構和功能的研究。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生理學家潘菲爾德（Penfield）就發現，對人類被試的大腦施加電刺激時，感覺區的心理活動模式不同於記憶區的心理活動模式，他因此得出結論認為，感覺區的心理活動模式是天生的。為什麼這麼說呢？潘菲爾德認為：
「對視覺皮層的刺激會使人看到明亮的、淡色的物體，例如星星、正方形或條紋形的東西，或者相反，如黑暗的物體……它們有形狀、會活動，但卻根本不同於被試在其生活環境中所見到的任何東西。他沒有看到人，沒有看到能記得住的東西，沒有形成對一系列事件的全部印象。
「隨之而來的對感覺區域施加刺激的反應是一些所謂先天模式的東西。它們同樣絲毫也沒有觸及個體過去的經驗可能是什麼。」[27]
在20世紀70年代，羅西（Rossi）提出的假設認為，大腦不同區域在功能上的差異和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大腦左右兩半球之間的差異有關。他說：「自我和情結概念與左半球使用字詞有如此密切的聯繫，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榮格的原型、集體潛意識以及象徵概念則和右半球的功能是使用意象的、格式塔的以及視覺空間的特點有更密切的聯繫。」[28]羅西的假設固然很有誘惑力，但他缺乏實證的依據，因而不如潘菲爾德的發現更有說服力。
在美國加州大學神經生物學中心主任米歇爾·蓋扎尼格進行的關於大腦功能的研究中，他以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基因是人的行為衝動的基礎。例如，他和他的同事通過對大腦兩半球分離病人的研究發現，神經元的結構就像一些小的心靈，在獨立地起作用。由於人的每一隻眼睛都和其對側的大腦兩半球相聯繫，而且，如果大腦某一側發生損傷，大腦兩半球就不能像通常那樣進行聯絡和溝通。這樣，科學家們通過遮住一隻眼睛、手裡舉著一個書寫的標記，而同腦損傷患者的另一個健全的大腦半球進行「談話」。這些研究以及隨後所進行的有關的研究，使他們得出結論：在人的大腦中有一個「解釋器」，它是以基因為基礎的。它不僅能夠解釋群體行為的含義，甚至還能說明某些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29]
另外，一些現實生活中的情況也對榮格的集體潛意識理論提供了支持。例如，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在遠古時代並沒有什麼聯繫，但他們卻發明了類似的或相同的產品。在埃及、泰國和墨西哥，人們都可以發現形態相似的金字塔。再比如，青銅器時代的地中海地區出現了車輪，並且被應用在由動物拉的車輛上。而在中美洲，瑪雅人也發明了車輪，只不過他們沒有把車輪用在動物拉的車輛上，而只是應用在玩具上。對此，人類學家霍克斯（K.Hawkes）曾明確指出：「當兩個相距一定距離的民族具有某些共同特性的玩具、設施和神話時，這種情況是完全可以通過貿易、遷居或傳播影響而傳遞的。這些聯繫總是應該尋找的。但是，如果發現不了這些聯繫，那麼，就還有另一種可能，即這種特質代表一個共同的心理模式的兩種獨立的表現形態。」[30]
這種共同的心理模式的一種形式是，它把某種刺激強加給人的知覺結構，使這種知覺結構比以原始的刺激為依據的知覺結構更具有確定性。相聯繫的一些實驗似乎證實了這種假設。例如，羅西發現，當實驗中的視覺目標是一些正方形，並要求被試在視覺刺激消除後描述他所看到的刺激物的輪廓。這時，被試往往把目標看作是「比任何真正的正方形更完全的正方形，它們的四條邊更完美無缺」。換句話說，被試給目標強加上一種理想的正方形性質，它類似於榮格所謂原型的心理根源。或者說，早在人的心靈深處，就有某種類似於柏拉圖的理念形式的東西。當然，這裡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也昭然若揭。
語言學家們曾描述過共同心理模式的第二種形式，即出生後14~18周的嬰兒能夠把具有相同輔音和沒有相同輔音的音節區別開來。這種區別能力絕不是後天學會的，他們憑借的或許是一種非習得的根源，這個根源可以提供給人類共同具有的心理模式。通過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大量類似的心理功能的實例。
共同心理模式的第三種形式是通過投射測驗所引起的各種意象。把一滴墨水滴在一張實驗用紙上，然後把這張紙對折，便形成了一個對稱的圖形，讓被試對這個圖形進行充分的想像和描述，從而發現人的一些個性特徵。這種方法就是心理學上著名的羅夏墨跡測驗。研究發現，對羅夏墨跡圖的許多反應都表現了原型的主題。例如，一位22歲的年輕女子把一幅圖（這個圖的細節經常被描述為一幅女人圖像）描述為：「兩個鷹頭獅身的怪物，它有兩個翅膀、四隻腳，一半是鷹，另一半是獅子。」研究者認為，這個鷹頭獅身怪物就是被試心靈中的神話人物，而對這幅圖的解釋就是以她心目中的這個原型為基礎的。
主題統覺測驗（TAT）也提供了對投射測驗進行原型說明的例證。就連該測驗的發明者，著名人格學家默裡（H.A.Murray）也說：「傳記事實並不能使我們相信，外部表現出來的現象……是嬰兒情結的主要決定因素……我認為我們最終將被迫接受榮格的（由原型）決定的幻想系列這一概念。」[31]很多研究者也發現，主題統覺測驗的許多反應都可以用原型來理解。例如，主題統覺測驗中的「父親卡」可以形成一個人的父親原型及其派生物，可以把它描述為自己的親生父親、他的父親的替代者或其他類似於父親這個角色的人。
榮格本人曾列舉了大量關於原型意象的實例，並且根據人類的經驗對這些實例進行了放大和解釋。例如，再生意像是榮格學說中最具有原型意義的例證，榮格指出：「關於再生的觀念隨時隨地都可以發現。在醫學的最初階段，這是一種魔術的……經驗；這是中世紀的神秘哲學的核心觀念。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在於，這是一種在無數個大大小小的兒童身上發生的嬰兒期現象。兒童們相信，他們的父母並不是他們真正的父母，而只是寄養他們的養父母。正如本韋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在他的自傳中所說的那樣，他也有這種觀點。」[32]
心理治療學家們也提出過這種具有再生意象的原型性質的證據。他們發現，緊張症患者比非緊張症患者具有更多的再生幻想。按照榮格的觀點，緊張性精神分裂症是一種被原型所征服的狀態，那麼，在這種患者身上所發現的再生幻想就一定具有原型的性質。有些人可能在基督教的洗禮或非基督教徒的皈依中體驗過這種再生，也有人在生活發生某些重大變故時體驗到生命的毀滅和再生。然而，再生意象雖然在每個人身上可能都存在，但並不一定都能表現出來。
【註釋】
[1] C.G.Jung，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A.Jaffe,ed.)。New York:Pan theon,1963,pp.158-159.
[2] 同上書，第159頁。
[3] 同上書，第161頁。
[4] C.G.Jung，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A.Jaffe,ed.)。New York:Pan theon,1963,pp.160-161.
[5]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317-318頁。
[6]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18卷，第81頁。
[7]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208頁。
[8]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2分冊，第4頁。
[9]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133頁。
[10]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6卷，第433頁。
[11]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136頁。
[12]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1分冊，第48頁。
[13]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1分冊，第79頁。
[14]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15卷，第96頁。
[15]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273頁。
[16] 同上書，第274頁。
[17]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277頁。
[18] 同上書，第278頁。
[19]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280頁。
[20]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18卷，第523頁。
[21]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1分冊，第413頁。
[22]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18卷，第84頁。
[23] J.Hawkes，History of mankind: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63,p.165.
[24]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1分冊，第309頁。
[25] 同上。
[26] 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44.
[27] 潘菲爾德，《記憶機制》，載《神經症與精神病學檔案》，1952,67，第181頁。
[28] E.羅西，《作為對立面的思維與直覺》，載《分析心理學雜誌》，1977,22(1)，第42頁。
[29] 威廉·賴特著，郭本禹、楊韶剛等譯，《基因的力量》，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1頁。
[30] 霍克斯，《人類史：文化與科學發展》，第1卷，第1部分，1963年版，第163頁。
[31] 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48.
[32]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9卷，第1分冊，第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