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能繼續在我們所創造的複雜世界裡生存，我們需要允許思想漫遊——讓它去玩耍、去發明、去創造。
大腦永遠都不會休息，思想也永遠不會停息。在我們生命中至少有一半時間，我們的大腦遠離生活瑣事——作業、納稅申報單、董事會、要做的晚飯，甚至是開車。在我們清醒時，大腦隨時會神遊到九霄雲外，但我們可以稍微控制它漫遊的去處——是回顧過去，還是計劃未來，抑或是猜測孩子到底在做什麼、想什麼。而在我們睡覺時，大腦以做夢的形式繼續漫遊，我們知道自己何時做夢，卻無法預測夢的內容。雖然我們的思想意志會對我們在夢中的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不過大多數情況下夢會按照自身目的運轉，其劇情不會被我們改變），但是我們實際上是無法控制夢的內容的。幻覺也像夢一樣，導致神經興奮的藥物和感官剝奪也許會稍稍影響幻覺裡的一些表象內容，但卻不能改變其本質內容。
如果說人的思想有什麼獨特之處的話，那就是構建複雜故事的能力，並通過語言將這些故事與他人分享。這些故事可能來源於過去的經歷、未來的計劃，或者僅僅是編造出的——幻想中的人在幻想中的地方做幻想的事情。這就是那些偉大的、口口相傳的、塑造了工業革命之前文化的神話故事的產生方式，這種方式同時也產生了《荷馬史詩》、《聖經》、莎翁戲劇、簡·奧斯汀或者巴爾扎克的小說、現代偵探故事，以及我們電視屏幕上經久不息的肥皂劇。大腦神遊本身存在於故事講述者的口中或筆下，而聽眾們，抑或是讀者們在導遊引導下完成一場場旅行——這種旅行是另一次大腦的神遊，去的是遠離此時此刻的另一個時空。
大腦神遊也有些缺點。有說法稱思想總走神是不開心的表現，也許會縮短我們的壽命。這一觀點受到目前占主流的正念（或專注力）理論的支持，還得到其他的冥思方法的推崇，這些冥思方法的設計目的就是使人們集中思想，最好把思想牢牢地、一動不動地固定在要做的事情上。不過，走神和專注之間的區別也不是絕對的。提升專注力的技巧之一就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身體上，從腳開始，逐漸將注意力上移，雖然這與在花園散步以及在沙灘徜徉不同，但實際上這也是一種漫遊。也可以這樣認為，當我們專注時，漫遊的大腦可以得到休息，思想可以得到滋養，休息之後呢，當然還會繼續漫遊。
自然賦予我們思維，使我們不會成為依照固定程序行事的機器人。我們的大腦被賦予了額外的資源，可以時不時逃離當下，逃離面前的任務，出去玩耍一番。隨時間推移，這種玩耍也在不斷進化，因為其本身具有適應性，可以幫助我們應對未來複雜的世界。但是這種玩耍本身也會增添世界的複雜度，形成一種信息反饋機制，使我們對於更加具有創造力的玩耍的需求不斷提升。也許正是這種循環機制讓我們愈發地想要溜號，想要讓思想無拘束地遊走，想要創造更多的故事。為了能繼續在我們所創造的複雜世界裡生存，我們需要允許思想漫遊——讓它去玩耍、去發明、去創造。
創造力
我感激泥土，因為裡面生長出了糧食
我更感激生活，因為它哺育了我
可我最感激的是真主，因為他賦予了我
大腦中獨立的兩面。
我可以拋棄我的衣服、鞋子，
也可以不要朋友、香煙或者麵包
但我一秒也不願意失去
我大腦的任何一面。
——拉迪亞德·吉卜林，節選自《雙面人》
那麼，創造力為何物呢？讓我們先來消除一個錯誤認識，那就是創造力只來源於我們大腦的一側——右側。如果你在谷歌搜索「右腦」，你會得到6.6億個結果，而被認為是主導一側的左腦卻只有2.7億個結果。麥吉爾克裡斯特希望大腦的掌控權可以存在於右腦，也就是他筆下的「主人」，從搜索結果的數量對比來看，也許他的願望就快實現了。如果你搜索「右腦創造力」，你將會得到1450萬個結果。右腦還被列入到字典裡，第四版的《美國傳統詞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對於「右腦」的定義如下：
右腦的（形容詞）：1.讓右腦佔有支配地位。2.形容創造和想像所涉及的思想過程，與右腦總體相關。3.形容被情緒、創造力、本能、非語言交流和總體推理而不是邏輯和分析主導行為的人。
我們也不能忘記，朱利安·傑恩斯說過，上帝是通過我們的右腦和我們溝通的。
開篇那首吉卜林的詩發表於1901年，體現了在19世紀60、70年代時左腦被發現主導生產和語言理解之後，世人對大腦左右兩個部分的好奇心。對左腦的深入瞭解也使得大家開始思考右腦的功能，一部分科學家開始意識到大腦兩個部分的關係更多的是互為補充，而不是右腦從屬於左腦。左腦被認為是人道和文明的資源庫，而右腦則帶有我們本質的原始性和野性。大家對左右腦像「兩重人格」似的對立都非常感興趣，比如在羅伯特·劉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中，哲基爾博士象徵著受過良好教育的、舉止文明的左腦，而海德先生則象徵著粗魯的、激情的右腦。如書裡所示，這兩者需要平衡，因為不平衡只能導致瘋狂，尤其是當右腦佔上風的時候。而和瘋狂，也就是和右腦聯繫在一起的，是創造力。
從1920年前後開始，早期研究左右腦的風潮漸漸被大家遺忘，可在20世紀60、70年代，在羅傑·斯佩裡（Roger Sperry）和他加利福尼亞的合作夥伴對大腦的兩部分的研究結果發表後，這種潮流又再次回歸[23]。一些患有頑固性癲癇的患者接受了胼胝體切除手術，通過切除左右腦之間的胼胝體——連接左右兩側大腦半球的橫行神經纖維束，來徹底治療病症。儘管兩側半球的腦組織都蜷縮在腦殼中，可是在高級的腦功能方面——例如語言、記憶、理解，甚至於想像——兩側半球都是彼此獨立、沒有聯繫的。這種手術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阻止癇樣放電從一側腦部擴散到另一側。手術的成果大大超出預期，在很多案例中接受過手術的病人都基本擺脫了癲癇，或者有效控制了癲癇。然而，被分裂後的大腦引發了很多哲學和心理學的問題。大腦的分裂是否會導致思想的分裂呢？大腦的兩個半球在它們的官能方面又有哪些不同呢？
羅傑·斯佩裡和邁克爾·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們設計了研究大腦兩個半球獨立能力的方法。斯佩裡後來獲得了1981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恰好同吉卜林在190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遙相呼應。斯佩裡和加扎尼加詳細記錄了左腦在語言領域的獨特功能，雖然這一方面在19世紀60年代的研究中已經取得了廣為人知的成果。他們二人的研究成果同時也顯示了右腦在空間和情緒方面的主導地位。這樣的結果再次印證了左右腦互為補充，左腦主導邏輯和理智，右腦主導本能、情緒和創造力的理論。
我在上一章曾寫道，大腦的二元性在一定程度上被誇大了，過度地被引用來解釋我們生活中的兩極分化。這些兩極分化在某種程度上是由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政治分歧所引發的。左腦象徵著占統治地位的西方世界的軍事、工業成就，而右腦則代表東方愛好和平的國家。20世紀60、70年代的女權解放運動同樣也對右腦宣告主權，作為對男性壓制女性的一種反抗——這種二元性還要追溯到19世紀末期，當時左腦被看作是男性氣質的代表，而右腦則是女性氣質的代表。隨著1972年羅伯特·奧恩斯坦（Robert Ornstein）推出了他的暢銷書《意識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大腦的二元論迅速成了大眾的話題。
同二元論一起出現的還有一個想法，即右腦是創造力的引擎——這種想法本身可以解釋朱利安·傑恩斯的「上帝通過右腦和我們溝通」這一觀點，也可以解釋伊恩·麥吉爾克裡斯特的「右腦是主人、左腦是使者」這種觀點。1979年，一位叫作貝蒂·愛德華（Betty Edwards）的藝術教師寫出了《用右腦繪畫》（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一書，聲稱可以教授人們通過開發右腦的空間和創造能力來繪畫[24]。這本書比奧恩斯坦的書還要暢銷，一直高居圖書銷量榜的前幾名。卡爾·薩根（Carl Sagan）是知名的宇宙學家、科普作家，他在1977年出版的《伊甸園的飛龍》（The Dragons of Eden）一書中對右腦的描述如下：「有創造力，但是有點妄想偏執；大力鼓吹科學想法，但常常看到不存在的規律和陰謀。而理智嚴謹的左腦則負責詳細審查這些科學想法。」
右腦的概念還悄悄進入了商界。1976年，麥吉爾大學的一位管理學教授曾經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面發表過以下一段話：
管理一個機構的重要決策過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大腦右半球識別出的員工的能力。高效能的管理者在含糊不明、錯綜複雜、神秘無序的系統中反而會如魚得水。
這樣的評價肯定會引起巨大反響，所以如果現在我們再去谷歌搜索「右腦商務」，你會得到3.5億個結果。
越來越多的評論分析表明這一切未必是正確的。最近的一項研究中，藝術設計專業的學生被要求創作圖書的封面圖案，而他們的腦活動則處於核磁共振掃瞄儀的監控下。雖然被試的學生具有藝術背景且被要求從事藝術設計任務，但並無測試證據顯示他們用大腦的右半球繪圖。相反，他們大腦中被激活的區域還包括負責執行能力的大腦額葉區、以及與思想漫遊相關的默認模式網絡。在完成任務時，學生們並沒有更多地使用任何一半大腦。
在廣泛地研究了與創造性認知相關的腦成像數據之後，雷克斯·榮格（Rex Jung）和他的同事們得出結論：作為「第一近似值」，創造力依賴思想漫遊的最關鍵機制——默認模式網絡。創造力的源泉很大程度上可能存在於無處不在的大腦網絡中，我們的思想漫遊得越遠，我們越有可能找到新的東西。
愛德華·德·波諾（Edward de Bono）被稱為「創造力之父」，他鼓勵他的讀者們「跳出固有的思維模式」。他並不贊同右腦的相關理論，可是他以下的話有點欲抑先揚的意味：「我們相信大腦的右半球代表創造力，但事實不是這樣，它代表的是天真純潔，在創造力產生中起到了一些作用——特別是在藝術表達方面。」右腦負責藝術創造、左腦負責語言創造，這種說法或許有那麼一點兒正確性，但是我們應該放棄對於大腦二元論的過度解讀，選擇接受它。
如果創造力依賴於廣泛的網絡而存在，我們應該在更具創造力的人的大腦中發現比其他人更多的遠距離連接。這些連接形成了「腦白質」，而一項研究顯示，發散式思維與左右腦的腦白質數量無關。但是，令人驚奇的是，更具創造力的人都有較小的胼胝體。這項研究的負責人表示，較小的胼胝體使得大腦的兩個半球可以更加獨立於彼此。也許，更多的創造力靠的並不是跳出固有思維模式盒子，而是可以使用兩個盒子來思考。看來還是詩人吉卜林說得對。
隨機性
著名心理學家、知識學家唐納德·T.坎貝爾（Donald T.Campbell）曾把創造力的本質形容為「盲目的選擇和選擇性保留」。盲目的選擇正是從神遊的概念中捕捉到的，無論是在現實中還是在思想中遊走，我們都是從一條已知的路徑走向未知的領地。在未知的領地我們能發現什麼，完全要靠運氣。我們思想漫遊的隨機性為創造力提供了火花，但是當我們撞上了新的、重要的東西，我們需要具備辨認出它們的能力——就是坎貝爾所說的「選擇性保留」。
實際上，隨機性不僅充斥著我們變化無常的思想，更是瀰漫了整個宇宙。根據物理學裡的不確定性原則，我們無法精確地知道次原子粒子的位置。或者更確切地說，當我們試圖測量粒子在亞原子空間中的確切位置時，便無法百分之百精準測量粒子的速度；而當我們企圖測量粒子的速度時，則無法精準確認粒子的位置。位置和速度，這二者我們獲得其一便不能獲得其二。因此只能根據概率分佈來定位它們，似乎它們的漫遊範圍被局限了，只能自己爭取自己的空間。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對馬克斯·玻恩（Max Born）說過一句很出名的話：「上帝不會擲骰子。」可是也許擲骰子這件事上帝真的會做，如果根據概率分佈存在上帝的話。
我們也不知道下一步天氣將會怎樣變化，每一滴雨水都會掉落到哪裡，或者下一次地震會在何時何地發生——因為儘管地震學家們勤奮研究，可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在2010和2011年的兩次大地震還是發生得毫無預警。在這個幸運的星球上產生了生命這件事本身同樣也是一個偶然事件——配料齊全的生命原始湯加上一道閃電，一切就從無到有了。從開始到現在，隨機性一直在我們今天所生活的、生生不息的星球的建設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基因的隨機改變為自身增加了生存值，而進化利用了這種隨機改變，我們自己也是大量隨機事件經過漫長的選擇、組裝的產物。學習也依賴隨機的活動——哪怕是行為主義者也認同，行為必須要先「發出」之後才能被反覆強化，最終被印刻到動物的大腦裡成為固定行為模式。鴿子會反覆叼起鑰匙以期獲得食物的獎勵，但鴿子第一次叼起鑰匙肯定是偶然的，然後它才會發現這樣做的好處。
只要是會動的生物都傾向於在廣闊的空間裡漫遊。有時候它們的目標很明確，選一條天天都走的路去酒吧小坐，或者一條交通擁堵的道路去上班；但有時它們只是漫無目的地走，探索新的領地，又或者好奇轉過下一個彎之後會看到什麼。這種漫遊可以改變進化。當鳥類找到更好的棲息地時，它們就開始遷徙，它們在新環境的繁衍率要高出原來的地方。例如，生長於熱帶的鳥類可能會發現向北遷徙會獲得更多的日照時間，這樣利於繁衍更多的後代，然後它們會在冬天來臨、白天變短之前從北方返回原來的棲息地。這種遷徙模式會漸漸被納入到基因結構中。我們人類在遷徙方面更是碩果纍纍，7萬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從非洲出發，最後將足跡踏遍了全球。雖然也有冬天時加拿大人遷往佛羅里達，新西蘭人遷往澳大利亞的黃金海岸這些由於天氣、環境等原因的移動，但除此之外大部分的人類遷徙都是為了探索、發現，這種探索和發現最終把我們引向了新的大陸、新的氣候、新的生存方式和更加綠油油的草地。
正是通過漫遊，無論是身體的還是思想的，我們將隨機性引入到我們的生活裡，從而發現了新的事物，所以當威廉·華茲華斯在英格蘭東北部的湖區漫步時，才能收穫許多詩歌的靈感。
我獨自漫遊像一朵浮雲，
高高地漂浮在山與谷之上，
突然我看見一簇簇一群群，
金色的水仙在開放；
靠湖邊，在樹下，
隨風起舞樂開花。[25]
華茲華斯不僅僅是在散步，同時他的思想也在遨遊，然後將自己的見聞用詩意的神來之筆渲染，這個過程本身充滿偶然性。
本書的前幾章所探討的漫遊只限於在我們的大腦裡，比如精神時間旅行、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思考、做夢、幻覺。所有這些都具有隨機性的元素，隨機元素將我們帶入思想的領地，在那裡所有的意想不到和微弱的可能都會被證明。我們大部分的思想漫遊（比如空間遨遊）將我們引至的領地都無關乎我們的未來，或者我們人類的未來。但是，我們偶爾也會在那裡發現寶藏。
夢是一種不受控制的思想漫遊，如果我們能夠記住我們的夢境，它們就能夠帶來具有創造性的想法。奧托·勒維（Otto Loewi）憑借在神經脈衝的化學傳遞方面的傑出成績，於1963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據說他就是在夢中找到了證明自己理論的方法。羅伯特·劉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的情節也是來源於夢境的啟發。奧古斯特·凱庫勒（August Kekule）在白天小睡時夢到一條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突然就想到苯分子的環狀結構——不過至今有些人還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而著名高爾夫球員傑克·尼克勞斯（Jack Nicklaus）也是因為一個夢而改進了自己的揮桿動作。
但你不能過於依賴夢。威廉·詹姆斯講過亞摩斯·平肖夫人（Mrs Amos Pinchot）的故事，她曾做過一個夢，在夢裡她發現了人生的秘密。在半睡半醒之間，她將自己的夢寫了下來。當她完全從睡夢中醒來時看見自己寫下的內容：
吼卡姆思，伊卡姆思
男人很花心
伊卡姆思，吼卡姆思
女人很專一。
也許夢並不像我們以為的那樣充滿啟示，而且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會忘記夢裡的內容。
影響大腦的神經類藥物的作用可能是一種更強烈的靈感來源，因為這些藥物在我們清醒時發揮作用，過後給我們留下的印象也更持久一些。和夢一樣，其作用不受我們控制，為我們帶來更強的隨機性，但在增強創造力方面藥物的作用不大。但是，許多藝術家和作家都使用這些藥物，有時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尋求藝術創作的靈感和啟發。鴉片在18世紀時被進口到英國，19世紀的英國浪漫主義作家們靠吸食鴉片找到了他們的靈感。華茲華斯也曾經嘗試過，鴉片也許給他詩中水仙的金色光澤也增添了風采。比較而言，華茲華斯的朋友柯爾律治更加依賴鴉片以尋求詩歌的靈感，他一開始用鴉片來緩解風濕病痛，但後來愈發覺得鴉片使他的身體和思想更加和諧，不過很顯然華茲華斯不贊同這一點——隨著柯爾律治的毒癮加深，這對昔日的好友也漸行漸遠。柯爾律治的兩首著名詩歌——《古舟子詠》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據說都是在鴉片所帶來的幻象的影響下創作完成的。
托馬斯·德·昆西也是由於同樣不得已的原因開始吸食鴉片——為了減輕牙痛，可是他也很快屈服於藥物帶來的超脫感。1821年，他寫下了《一個英國癮君子的自白》，他在該書中寫道：「一便士就可以買到快樂。」書中描繪了在當時社會狀態下，鴉片酊（一種鴉片和酒的混合物）很便宜，在街上的小販手裡就能買到。後來，通貨膨脹不斷加劇，鴉片工業也被列為非法工業，鴉片的價格越來越高。德·昆西所描述的鴉片作用下的夢境和被改變的意識，極大地影響了後來的作家——埃德加·愛倫·坡、夏爾·波德萊爾、尼古萊·果戈理，不過德·昆西也曾講述過毒癮所帶給他的無盡的痛苦和折磨。
19世紀時，也有許多作家吸食鴉片以尋求靈感，包括伊麗莎白·芭蕾特·布朗寧、威爾基·柯林斯、查爾斯·狄更斯、阿瑟·柯南·道爾、約翰·濟慈、埃德加·愛倫·坡、沃爾特·斯科特爵士、珀西·比希·雪萊、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看了以上的名單我們不禁想到，如果沒有鴉片，19世紀的文壇是否還會存在。不僅是作家，就連美國博學家、發明家、科學家本傑明·富蘭克林也嘗試過印度大麻和鴉片。20世紀使用鴉片的名人包括比莉·荷莉戴、讓·科克托、約瑟夫·麥卡錫。巴勃羅·畢加索也說過：「鴉片的氣味是世界上最不愚蠢的氣味。」
印度大麻及其多種衍生產品似乎帶給我們更多的饋贈，兼具娛樂功能和啟示作用。印度大麻由拿破侖的軍隊在埃及取得勝利後發現並引入歐洲。喬治·華盛頓和托馬斯·傑斐遜都曾種過大麻。而後大麻成為美國政治家們的消遣方式，包括托馬斯·傑斐遜、阿爾·戈爾、比爾·克林頓、紐特·金裡奇和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在內的很多政客都曾使用大麻。薩爾瓦多·達利曾說過：「大家都應該試試大麻，不過只能試一次。」他還說過：「我不使用毒品，我本身就是毒品。」
還有一種後來居上的麻醉品——麥角酸二乙基酰胺（簡稱LSD），這種毒品在1938年首次被人工合成，能令人產生強烈的幻覺和精神錯亂。在哈佛大學的蒂莫西·利裡的支持下，LSD成為致幻劑橫行的60年代的首選麻醉藥品。在他自己的自傳《閃回》中，他聲稱75%嘗試過LSD的教授、學生、研究生、作家、專業人士都認為服用LSD後獲得了對生命更多的理解和感知。英國小說家、散文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親身體驗過麥司卡林和LSD之後，也曾經撰文讚美過吸毒所帶來的創作啟發，臨終前還留下了想要100毫克LSD的著名遺言。赫胥黎在他1954年的書《眾妙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之中記錄了自己的吸毒史，而這本書的書名來自於威廉·布萊克的《天堂與地獄的婚姻》一書（寫於1790年至1793年間）。布萊克的寫作和藝術創作從特點上看很接近服用毒品後所獲得的感知和啟示，但是沒有證據顯示他服用了毒品，如果用20世紀60年代的話說，就是他沒有吸毒。LSD也為音樂人士帶來了靈感，披頭士樂隊、吉米·亨德裡克斯、吉姆·莫裡森、發明之母樂隊、滾石樂隊，還有演藝界的彼得·方達、加裡·格蘭特、傑克·尼科爾森都曾使用LSD。史蒂夫·喬布斯是蘋果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之一，曾使用大麻和LSD。實際上，LSD也許幫助建立了整個計算機互聯網產業，因為硅谷在加州的崛起和LSD爆發為文化標誌幾乎是同一時間發生的。
我們不能漏掉酒精——酒精可能是被最廣泛禁止的影響神經的藥物了，但在很多方面，酒精都是最危險的。酒精是溫斯頓·丘吉爾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首選致幻劑，同時也是很多作家的創作靈感來源——包括杜魯門·卡波特、約翰·契弗、歐內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納、詹姆斯·喬伊斯、傑克·凱魯亞克、多蘿西·帕克、狄蘭·托馬斯。在她的小說《瓶中美人》中，西爾維婭·普拉斯寫道：「我開始覺得伏特加是我最喜歡的酒。它沒什麼獨特味道，但是它就像吞劍表演者口中的那把利劍，直衝我的胃腸，使我覺得充滿力量，像上帝一般。」奧格登·納什的表達更簡潔：「糖果，不錯；但酒精，簡直妙極。」
我相信人們會繼續使用致幻劑，不只是為了尋求靈感，更多地是為了獲得超出平常人類的體驗。藥物的確能為我們的思想增添隨機性，從而給我們帶來創造力——可能在藝術和寫作方面要比在科學方面多一些。但是，藥物也有嚴重的副作用，其中一點就是被藥物催生的隨機性有可能缺乏意義——有時只是混亂無章的幻覺，沒有任何深遠意義或者審美價值。另外一點是，在清醒之後發現依靠藥物獲得的啟發本身就是一種幻覺。而最嚴重的一點則是藥物的作用越強，也越容易上癮，為了戒毒所受的痛苦十分巨大，遠遠超出了藥物引發靈感所帶來的愉悅感。另外，我還需要提醒一下，大部分的神經致幻類藥品都是非法的。
我們都有過以下經歷——參加無聊的講座、晚飯吃得很飽之後去聽交響樂、在飛機上昏昏欲睡，這些經歷使我們知道，不需要藥物我們的思想也可以自由地漫遊徜徉。哪怕是毫無目標的瞎想也會間接地刺激我們的創造力，當然，這都要經過「孵化」過程，即當我們在想其他事情時，一些想法在我們的思想裡生根發芽。這一過程已經被實驗演示證明了：在實驗中，研究人員讓被測試者想出一些熟悉物品的新用途（這種任務經常被用來測量創造力），實驗進行了幾小時後，大部分被測試者都被允許休息一會兒。在休息過程中，一些人被叫去參加一個需要他們全神貫注，要求很高的記憶測試；另一些人則參加了一個要求不高的記憶測試；而剩下的人只是靜靜地坐著休息，什麼都不用干。當實驗恢復進行後，那些參加要求不高的記憶測試的人表現得最為出色，很可能因為他們在要求不高的活動中思想游離、漫遊了一番。其他研究顯示，要求不高的活動容易引發思想漫遊，甚至比什麼都不做更容易。如果你正在尋找靈感，也許可以試試休息一下，做一些要求不高的事情，比如洗碗或者看一些輕鬆的電視節目。又或者你可以試試織毛衣，這就解釋了阿加莎·克裡斯蒂筆下的神探馬普爾小姐為什麼總能夠解決謀殺案的疑團，因為她時時刻刻都在織毛衣。也許阿加莎·克裡斯蒂本人就有點編織強迫症，所以才能寫出一本本精彩的偵探小說。
一位匿名的物理學家曾經告訴德國心理學家沃爾夫岡·柯勒：「我們經常說的3B——公交車（Bus）、浴缸（Bath）、床（Bed）——正是很多偉大科學發現的發源地。」[26]這個人可能就是想暗示龐加萊的數學靈感是在一隻腳踏上公交車時產生的，也可能是指當阿基米德踏進浴缸，水面上升時，他的那句著名的「有了」。而說到床，夢的確能夠帶來一些創意，那些輾轉難眠的時刻往往更是靈感迸發的良機，那時我們的思想在飛速地漫遊，而我們又足夠地清醒，可以抓住一些閃光的想法。也許我們還可以加上第四個B——會議室（Boardroom），會議室為我們提供了具有創造力的思想漫遊和「孵化」的絕佳環境。或者這四個B可以被統稱為另個一B——無聊（Boredom）。曾獲諾貝爾獎的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寫道：「無聊對我們而言是時間序列上的一扇窗戶，為了維持心理平衡，我們時常忽視它。它是我們通向時間永恆的窗戶，一旦它開著，就不要試圖去關閉它，相反，讓它大大地開著。」
無論你選擇怎樣漫遊，不要氣餒，不要以為這只是浪費時間。當然，老師的批評也不總是錯的——我們偶爾還是需要集中精神去學習和工作。但是做夢是我們的本性，我們通過做夢才能擺脫束縛我們的種種限制。還記得第一章喬納森·斯庫勒和他的同事們所做的實驗麼？他們測試人們在閱讀《戰爭與和平》的過程中的走神頻率，而那些走神次數最多的人也是在創造力測試中得分最高的人。如果在討論重要事務時，你的老師或者老闆發現你正望向窗外出神，你可以解釋說，你只是正在打開通往創造力的大門。
最後，如果你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思想偶爾走神，我希望那些神遊將你帶去的地方能對你有所啟發、讓你充滿創造力——最重要的是，真正讓你開心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