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說一個人不理性時，並非是在指責他的缺陷已無可救藥。相反，我們是在敦促這一類人發生積極的改變。
——喬納森·巴倫，《理性和智力》，1985
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常常過度關注智力，而低估了理性思維的重要性，這樣的做法極具諷刺意味，也讓像我一樣的認知科學家感到憤怒。在本書中，我已經闡述了幾種不同的理性思維和知識庫是如何影響人們生活的。然而，我們的學校並沒有教授這些思維工具，社會也不願對這個問題給予關注。與之相對應的，從高檔昂貴的私立幼兒園到研究生院，各個等級的等教育機構一直都在使用智力作為選拔工具。企業和軍隊中的情況也很相似，都過度關注IQ，把它當成重要的評估標準[1]。
想想看美國的常春籐大學，這些學校選拔的是未來社會的精英。他們使用的選拔機制（例如SAT）滿足了什麼樣的社會目標呢？社會批評者認為，這些測試只不過為社會遴選出了經濟精英。可是，社會批評者沒有繼續追問「為什麼只按智力來選拔，而完全忽視了理性？」真是錯失了痛批當前選拔機制的絕佳機會。
簡而言之，我們一直以來都很關注對算法心智的評估，卻忽視了反省心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歷史事件的機緣巧合造成的。我們先有了評估算法層面加工效率的衡量標準，過了很久之後，才出現了理性思維的衡量標準以及對反省心智的操作化。早期智力測驗的主導性和普遍性使人們除了關注算法水平效率之外，不關注認知的其他方面。我們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致力於消除這個歷史淵源造成的錯誤（高估了心智的算法部分）。
相對於智力，理性受到嚴重的低估。為了闡明這一現象，我想援引認知心理學家喬納森·巴倫在1985年的著作中提出的思維實驗，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闡述。巴倫要我們設想一下，要是我們能給每個人服用一種無害的、又能增加他們的算法水平能力（例如，區分速度、工作記憶、去耦能力）的藥，結果會是怎樣呢？正如我們在這本書中所討論的，這種藥會增加他們的智力水平。試想一下，要是北美洲的每個人在睡前都服用這種藥，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他們有了更強的記憶力，處理信息的速度也變快了，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呢？我和巴倫都認為，如果從提升人類幸福感的角度來看，發生戲劇性變化的可能性很小。人們不可能在服用了這種藥之後的第二天就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願望。事實上，人們很可能只是做著平時做的事，只不過效率更高罷了。如果人們有了更強的記憶力和更快的處理速度，大概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由於沒有想到備擇原因，而繼續接受無效的治療（第10章）；由於過度自信而一直做出糟糕的金融投資決定（第8章）；受到信息生動性的影響，不斷地錯誤評估環境風險（第6章）；成為龐氏騙局和金字塔傳銷騙局心智程序的宿主（第11章）；因為關於概率的證詞是錯的，而使得陪審團做決定時受到錯誤的影響（第10章）。智力提高之後，人們繼續做著前幾章所討論的那些差強人意的決定。唯一的區別就是，他們做這些事情的速度變快了！
我將這個思維實驗作為直覺泵（intuition pump），希望借此引起人們的思考和討論：使用這種特定的認知屬性評估方法，我們的社會會損失什麼？這個實驗有著明顯的警示意義。在第9章討論的例子中，更多的認知能力有助於增加人們的理性反應——在這些例子中，算法心智沒能改寫自動化心智的加工傾向。但是在很多情況下，當次優理性思維傾向出錯了，它也無濟於事。
在「IQ之辯」中，另一個讓研究推理和理性思維的認知科學家感到憤怒的問題是關於智力可塑性的無休止爭論[2]。沒有人否認這是一個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但是，它使得其他與智力同等重要且可以被傳授的認知技能黯然失色了。同樣地，我們也沒有重建人們容易犯理性錯誤的環境，進而改善理性思維困難造成的糟糕後果。倘若我們繼續只關注智力而忽視其他的認知技能，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我們會錯失教會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理性思考的機會；也會錯失通過重建環境以減少因心智程序問題和認知吝嗇鬼傾向而付出代價的機會（有益於個體自身，或是有利於整個社會）。
鑒於人們完全忽視了理性思維心智構件和程序（這一組與智力有同等社會影響的心理技能），在這種情況下，將大把的注意力花在智力上（培養智力、讚揚智力、擔心智力不夠高等）似乎是在做無用功。暢銷書告訴父母如何養育出更聰明的孩子；教育心理學教科書在討論如何提高學生的智力；聽到某一身體缺陷不會損害智力時，人們常會長舒一口氣。父母不是很關心他們的孩子能不能成長為理性的人，學校也沒把相應的注意力放在學生能否進行理性推理上。智力對於不能適應社會的孩子而言是毫無用處的，這一觀點卻並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可。
我認為，社會沒有意識到如果不將非理性作為一個真正的社會問題，將會引發怎樣的後果。這些技能和思維傾向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生活的世界。由於沒有發展出完善的理性思維能力（即本書所討論的加工偏見和心智程序問題），醫生選擇了效果更差的治療；人們未能準確評估環境風險；在法律訴訟中，信息被誤用；政府和私營行業在不需要的項目上花費了數百萬美元；父母沒有給孩子注射疫苗；病人接受了不必要的手術；動物遭到掠殺，瀕臨滅絕；數十億資金被浪費在無效的醫療方案上；人們為糟糕的金融決策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代價[3]。扭曲的信念形成過程體現在多種形式的民族優越主義、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以及對同性戀的憎惡中。
由於未充分發展的理性思維傾向和知識所帶來的廣泛社會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現代世界中，部分地區的非理性思維和決定的影響會通過信息科技在全球範圍得到傳播並被放大，進而影響更大範圍的人群。也就是說，即使你自己沒有做出非理性行為，你也會受到其他人非理性思維的影響。舉例來說，偽科學觀念的傳播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例如，儘管有大量研究表明巫師根本無法協助警察開展調查，但警察部門還是會僱用巫師參與調查。有的陪審員被發現依靠占星術做出決定。儘管有大量證據表明筆跡與人格無關，但是一些大型銀行和世界500強企業在招聘時還是會聘用筆跡學家幫助他們做出人事決定[4]。偽科學判斷得出的筆跡線索使僱主忽視了更有效的評價標準，最終造成經濟上的低效和人為的不公正。你願意僅僅只是因為寫豎彎鉤時不夠標準而失去一份你很想要的工作嗎？你願意因為星座運勢而被判有罪嗎？
不幸的是，這些例子不在少數。當這種污化心智程序在社會中瀰漫時，儘管我們自己想免受污化心智程序的影響，但事實上無人可以倖免，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響。諸如占星術之類的偽科學現在已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鏈，涉及報紙專欄、電台節目、書籍出版、互聯網、雜誌文章等多種傳播手段。美國眾議院人口老齡化特別委員會預計，全美花費在醫療騙術上的金額高達數十億美元。醫生也開始越來越關注醫療騙術在網上的傳播及其健康成本。
偽科學信念源自於思維傾向、心智程序缺陷和污化心智程序的複雜結合。偽科學信念與確信偏差傾向、忽略備擇假設、忽視結果隨機的可能性、認同某些信念而不去批評它們和各種概率思維謬論都有關係[5]。在本書中，我已經討論了這些理性思維屬性和智力水平關係不大。但是，我們對這些心智屬性能做什麼呢？我們暫且將數十年來關於智力可塑性的爭論擱置一旁，試問關於理性思維傾向的可塑性我們又知道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