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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智商-理性相關度的分類

討論過斯波克先生問題之後,現在為大家介紹更為完整的理性思維謬誤分類。如圖12-3所示,6個分類分別對人類的非理性思維和行為提供了解釋。每一類都在一定程度上與智力相互獨立,都可能是導致理性障礙發生的原因。在這一部分,我將重點討論這些類別與智力相互獨立的實證證據和相關理論。

圖12-3 思維謬誤的基本分類

斯波克先生問題在高智商群體和低智商群體中的發生率相仿,這種現象充分說明了該問題與智力之間的相互獨立性。來自自主心智(比如情緒管理模塊)的輸入信息不足(或是輸入不正確)是導致此類問題發生的主要原因。自主心智子程序加工方面的個體差異與智力是相互獨立的。

圖12-3中所示的默認使用自主心智(類型二加工完全不參與)是最為膚淺的認知吝嗇鬼加工傾向。保持類型二加工的能力與智力之間關係密切,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採取這種加工方式的傾向,或是選擇自主心智作為默認加工方式,這就屬於反省心智的職責範圍了,而反省心智並不在智力測試的評估範圍之內。想想看萊維斯克問題(傑克正看著安妮,但安妮正看著喬治),就是避免類型二加工的一個典型例子。單從智商方面來看,答對的被試並不比答錯的被試智商高,至少在瑪姬·托普萊克以大學生為被試的研究中,兩個群體的智商並無顯著性差異。

在解決完全析取推理問題時(比如萊維斯克問題),需要個體進行認知表徵去耦化,並通過去耦表徵(算法心智的重要操作,也是智力測驗的核心內容)對所有可能的情況進行計算。不過,為了保證答案的正確性,個體需要準確識別使用完全析取推理的情境。在此過程中,個體必須避免啟髮式反應,比如:「哦,既然我們不知道安妮是否已婚,那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無法確定的。」在解決這些問題時,高智商完全派不上用場。參與去耦操作的目標指令並非是由高級的反省心智的策略控制向算法心智下達的。毫無疑問,高智商個體更擅長維持去耦操作。但是,在任務的完成過程中,智力只有在建構可能世界模型時才能派上用場。

單從理論方面分析,智力應該與反省心智發動類型二加工的傾向存在正相關。由於高智商個體更認可類型二加工的潛在效力,所以更有可能使用這種加工方式。事實確是如此,隨著智力水平的升高,被試在有些研究任務上的表現更加優異。比如第6章中介紹的球拍與球任務:一個球拍和一隻球的總價格為1.1美元,球拍比球貴1美元,球的價格是多少?然而,這一類任務與智力之間僅為中度相關,相關係數在0.43~0.46之間,給理性障礙留下了很大的生存空間[1]。研究者謝恩·弗雷德裡克發現,很多來自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的高才生在完成這一類任務時都傾向於使用粗糙原始的認知吝嗇鬼策略。

帶有焦點偏差的連續性聯結加工是一種有較高認知需求的認知吝嗇鬼策略。由於類型二加工參與其中,所以這種策略對認知資源的需求更高一些。不過,這種策略並沒有進行具體化的心理模擬,所以我們也將其歸類為認知吝嗇鬼策略。框架效應是認知吝嗇鬼進行焦點偏差加工的典型例證。對框架效應的個體差異進行研究後發現,這種思維偏差是獨立於智商的。被試內研究發現,避免框架效應影響的傾向與智力之間關係微弱[2]。在非理性框架效應方面,高智商群體與低智商群體表現無異。因此,框架效應導致的理性障礙非常常見。

接下來介紹的思維謬誤是壓制失敗,即類型二加工試圖取代自主心智發起的類型一加工,用類型二加工後得出的答案取代類型一加工的反應,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去耦化操作失敗,進而導致對類型一加工反應的壓制失敗。如果僅從理論層面分析,這一類思維謬誤與智力的相關度(負相關)理應最高。因為去耦化操作需要算法心智的計算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可以用智力測試評估的。不過,我們應該意識到,兩者之間的相關度不可能完美。在去耦化操作發生之前,反省心智必須要觸發壓制操作,而觸發壓制與維持壓制之間的關係並非是完美相關。

以上是從理論角度的分析,有什麼實證證據可以支持這些觀點嗎?若想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從區分熱壓制和冷壓制講起。前者指的是對情緒、本能驅力和短期誘惑的壓制(對應「熱」認知的類比)。後者指的是對內化的規則、達爾文進化模塊、類型一加工傾向等驅力的壓制(對應「冷」認知的類比)。

在熱壓制領域,最有名的莫過於對兒童延遲滿足的研究。心理學家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首創了延遲滿足的研究範式,該範式有很多種變式,其核心程序如下:研究者提供與年齡相匹配的獎勵物(玩具、零食等),兒童被告知他有可能獲得小獎勵(一塊棉花糖)也有可能獲得大獎勵(兩塊棉花糖)。實驗房間中有一個可以用來呼叫實驗員的鈴,實驗員離開房間後,兒童可以選擇一直等待,直到實驗員再次返回房間,獲得大獎勵;兒童也可以選擇按鈴呼叫實驗員,但中途按鈴的兒童只能獲得小獎勵。此研究的因變量是兒童的等待時間[3]。

羅德裡格斯、米歇爾的研究發現,兒童的智商與等待時間之間的相關僅為0.39。大衛·豐德(David Funder)和傑克·布洛克(Jack Block)使用相似的實驗範式,結果表明智商與等待時間的相關為0.34(該結果與預期一致,即這個任務範式同時涉及反省心智與算法心智,在排除智商帶來的變異之後,人格測量結果可以預測等待時間)。成年人在該任務上的表現與兒童研究結果一致。

在現實世界中,壓制失敗與智商之間僅存在中等程度的相關。例如,人們常常從壓制失敗的角度對吸煙、賭博、毒品等成癮行為進行分析。伊麗莎白·奧斯汀(Elizabeth Austin)和伊恩·迪爾瑞(Ian Deary)對愛丁堡動脈縱向研究(Edinburgh Artery Study)的數據進行了深入分析,試圖探索智商是否是吸煙和酗酒的長期保護性因素(假設智商有助於保持對自主心智的壓制)。結果發現,高智商並不能確保某個人今後不會成為酒鬼。智商與吸煙之間僅有著微弱的相關[4]。

前面我所說的「相關」皆是指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性,從相關值的絕對量來看,無論使用何種統計評估方法,都僅為中等相關。這就使得智力與成功壓制自主心智之間的分離成為可能,智力與「冷」壓制失敗之間的關係也是相似的狀況。第9章討論過的信念偏差任務(「玫瑰是生物」)和愛潑斯坦橡皮糖任務(從兩隻碗中抽取紅色糖,兩隻碗中紅色糖的比例分別是1/10和8/100)是兩個典型的冷壓制任務。信念偏差任務中成功壓制與智力之間的相關值範圍在0.35~0.45之間;愛潑斯坦任務中兩者的相關在0.25~0.30之間[5]。相關關係具有統計學意義,但是兩者之間的相關強度並不大,智力與成功壓制兩者之間的分離給理性障礙留下了很大的發揮空間。

依圖12-3列出的順序,導致理性障礙發生的第5個原因是決策時缺乏恰當心智程序(認知規則、策略、知識和信念系統)。由於心智程序缺陷與教育程度低下和經驗缺失有關,由此我們推測這一點與智力之間關係較為密切。然而,雖說智商越高學到的知識越多,但是,與理性有關的知識(以及思維傾向)並非全部來自於書本,很多都是源自生活。任何層次的教育系統都沒有專門開設心智程序課程。心智程序方面受教育水平不一致,意味著有些聰明人並沒有機會學會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方面。認知能力與概率推理任務之間的相關(絕對值)約為0.25~0.35,與假設檢驗任務的相關約為0.20~0.25,與貝葉斯推理之間的相關約為0.05~0.20。如此低的相關度說明智力與理性思維所需的心智程序缺失之間存在不一致[6]。

圖12-3列出的第6類是污化的心智程序。由於高智商個體的學習能力更強,他們理應獲得更多的心智程序,進而產生更多的理性思維。可是,學習能力強並不能幫助高智商群體免受污化心智程序的影響。許多寄生信念系統的概念都很複雜。例如否認屠殺、一夜暴富的金融騙局、偽避稅騙局等,都是複雜寄生心智程序的典型案例。鑒於這些心智程序的複雜性,只有足夠聰明的人才能夠被誘惑。對金融騙局被害者特點進行分析的研究支持了該推測[7]。偽科學信念流行於高智商群體中的現象也支持了這個觀點。

[1] 弗雷德裡克等人的研究也發現了智商與此類洞察力任務之間的中等程度相關(Frederick,2005;Gilhooly and Murphy,2005;Toplak and Stanovich,2002)。由於多數研究都是以大學生為被試,被試群體的智商範圍較小,因此研究結果的相關度都會因此而被削弱。

[2] 使用兩種不同的研究設計對框架效應個體差異進行的研究參見:Bruine de Bruin et al.,2007;Stanovich and West,1998b,1999,2008b。

[3] 很多研究使用了米歇爾研究範式(Ayduk and Mischel,2002;Funder and Block,1989;Mischel and Ebbesen,1970;Mischel,Shoda,and Rodriguez,1989;Rodriguez,Mischel,and Shoda,1989)。成年人被試的研究結果參見:Kirby,Winson,and Santiesteban,2005。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有些研究者並不把米歇爾任務中未能完成延遲等待視為壓制功能失敗,而是將其歸為自主心智的獎勵折扣機製出現障礙(Sonuga-Barke,2002,2003)。如果這個解釋是對的,那麼被試在完成米歇爾任務範式時的糟糕表現就應該被視為斯波克先生問題,而不是壓制失敗。

[4] Austin and Deary,2002。

[5] 相關係數來自一系列的研究(Kokis et al.,2002;Macpherson and Stanovich,2007;Stanovich and West,1998c,2008b)。

[6] 這些相關係數來自於多個不同的研究(Bruinede Bruin et al.,2007;Kokis et al.,2002;Parker and Fischhoff,2005;Saet al.,1999;Stanovich and West,1998c,1998d,1999,2000;Toplak and Stanovich,2002;West and Stanovich,2003)。針對兒童的研究,涉及不同能力狀況的兒童。以成年人為被試的研究,絕大多數都是大學生樣本。

[7] 關於金融詐騙的研究,參見:Consumer Fraud Research Group,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