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閉症是一種以人際互動障礙、語言發育遲滯以及重複性行為和特殊興趣愛好為特徵的一種發展性精神疾病。對於一些外表看起來完全正常，但是不與任何人進行交流的自閉症兒童來說，他們的父母很難接受自己的孩子是自閉症患者這個事實。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這些孩子的父母聽說一種源於澳大利亞的技術能夠讓之前完全不能使用語言進行交流的自閉症兒童可以正常與他人溝通時，他們的興奮和激動之情可想而知。
這種技術被稱為「輔助溝通」，聲稱可以幫助沒有語言溝通能力的自閉症患者恢復溝通能力。有幾家極具社會影響力的媒體對這種療法進行了不加批判的大幅報道，比如《新聞60分》、《遊行雜誌》和《華盛頓郵報》等。這些報道聲稱，一位性情溫和的「輔助者」把自己的手和胳膊與那些因自閉症或其他發展性障礙而無法進行語言溝通的兒童的手一起放在打字機上時，兒童可以用鍵盤打出極具文采的文字信息。當那些只能斷斷續續地說出隻言片語的自閉症兒童表現出令人驚異的語言能力時，他們的父母無一例外地倍感振奮，不免重新燃起對孩子未來的希望。報道還宣稱，這種技術對於那些智力嚴重低下且語言能力受損的兒童也有效。我們可以理解患兒父母的激動之心，他們熊熊燃起的希望之火著實令看者動容。
然而，不幸的是，這個故事並非像所有人期望的那樣有一個美好的結局。在20世紀90年代，行為科學研究者在恐怖的預期中展開了對這種療法的研究工作，這就好像以慢動作觀看一起車禍一樣，一場可以預見的悲劇慢慢地展現在人們眼前。這起悲劇之所以是可以預見的，原因在於研究者試圖彌補這個心智程序缺陷（以教學為手段），使得這場悲劇成為不可避免的必然事件。
此處的心智程序缺陷源於缺乏科學性思維，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實驗過程中沒有通過設置對照組的方式對備擇假設進行檢驗。在使用對照組被試對結論進行進一步檢驗之前，有關方面就將關於「輔助溝通」神奇作用的消息散佈給了那些心懷希望的家長。在這個研究中，由於觀察到的現象實際上可以有多種可能的解釋，因此，開展進一步的對照組研究是非常必需的。研究中的「輔助者」通常是一位富有同情心，並且發自內心希望孩子成功克服溝通障礙的人，在研究中，他們有無數的機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患兒的手向著正確的按鍵上引導。一些實驗觀察記錄佐證了患兒有可能受到「輔助者」引導這一事實，研究者觀察到，患兒有時在眼睛沒有看鍵盤的情況下，也可以敲打出複雜的信息。另外，一些還沒有開始學習ABC的患兒，在實驗中也打出了美妙的英語散文。
現在，十幾年過去了，研究者設計開展了很多設計巧妙又嚴密的對照研究，以檢驗輔助溝通法的有效性[1]。這些研究無一不揭示了這樣的事實：自閉症兒童在打字方面的優異表現，有賴於輔助者提供的觸覺線索。有的實驗是這樣操作的：輔助者和患兒分別看到一張靜物素描畫，兩人互相不能看到對方所看到的畫。當輔助者和患兒看到的是同一幅畫時，患兒可以在打字機上正確打出該靜物的名稱，而當兩人看到的是不同的畫時，患兒打出的是輔助者看到的靜物名稱，而非自己看到的靜物。也就是說，打字機打出的內容是由輔助者決定的，而非患兒。毫不誇張地說，輔助溝通法確實導致了一些悲劇的出現。例如，在有的兒童訓練中心，自閉症兒童在輔助者的「幫助」下，通過打字的方式敘述自己曾遭到父母的性侵犯。這些患兒隨後就被強制帶離了他們的父母家，直至後來法院判斷這項指控無效，患兒才重返父母身邊。
在這場由輔助溝通導致的悲劇中，那些應該為此負責的臨床醫生並非是愚蠢的笨蛋。然而，他們的信念和行為都是非理性的。由於他們存在心智程序缺陷而導致了很多傷害的發生。他們缺少可以防止妄下因果推論的批判性思維策略。他們是由於存在心智程序缺陷而表現愚蠢的聰明人。
另一起因心智程序缺陷導致的悲劇發生於2003年。英國律師薩利·克拉克曾因謀殺自己的兩個嬰兒而被捕入獄，2003年，她的判決被推翻而釋放出獄。5個月後，英格蘭梅登黑德的藥劑師特魯珀提·帕特爾謀殺親生子女的案件也得以昭雪[2]。克拉剋夫人和帕特爾夫人的案件存在很多共同點。她們的家中都不只一次發生過嬰兒死亡事件；她們都被指控謀殺自己親生的嬰兒；用以給她們定罪的證據含混不清。最後一點，她們之所以被判有罪，都是由於法官、陪審團尤其是專家證人的心智程序缺陷。
在兩起案件中出庭作證的專家證人是一名兒科醫生。據他推測，兩位母親都患有「代理型孟喬森綜合征」，具體症狀是父母親讓健康的子女接受沒有必要的醫學治療，這是一種很殘忍的兒童虐待方式。比兒科醫生的說辭更能打動陪審團的，是這位兒科醫生作證時出示的一組概率數據。這位兒科醫生作證說，同一個家庭中兩個嬰兒都死於「搖籃猝死症」的概率是1/73000000。這個誇張的數據讓陪審團印象深刻，使得他們認為這種事情幾乎不可能在非人為的情況下發生。但是，這位兒科醫生在計算概率時誤用了一條最基本的規則。他只是簡單地把發生一次搖籃猝死的概率進行了平方，進而得到了1/73000000這個數據。但是，在進行概率計算時，只有當兩起事件完全獨立時，才可以使用這種算法。而在嬰兒猝死的案例中，並不滿足兩起事件完全獨立的假設，已有很多研究表明，由於共享很多基因和環境因素，在發生過嬰兒猝死的家庭中再次出現嬰兒猝死症病例的概率會升高。
就在克拉剋夫人被定罪不久，英國醫學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因數據錯誤而定罪？》的文章，指出了兒科醫生的法庭證詞中出現的概率邏輯錯誤。就某種意義來說，兒科醫生所犯的錯誤，是一個很小的概率推理錯誤。一旦被指出來，多數人都可以理解他錯在哪裡。相信所有的概率入門課程老師在講授「概率平方」的使用規則時，都會強調事件獨立性是它的基本使用原則。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小錯誤又是一個大問題。關於基本概率理論的心智程序並非人人具備，這位兒科醫生沒有，法官、陪審團成員也都不知道。多數人在高中畢業時搞不懂概率的操作規則，只有少數選修了統計相關課程的大學生才有機會獲取這一類知識。智力測驗更是不會對這些方面進行測量。認知心理學家發現，當處理這一類概率信息時，人們並不能通過自然思維傾向（認知吝嗇鬼即依賴於此）得出正確的估計[3]。多數人的心智程序中並沒有存儲一些重要的概率理論規則，因為這些知識無法通過基礎教育獲得。簡而言之，缺乏概率理論知識是一種心智程序缺陷，也是很多非理性思維和行為的根源。
通過這兩個例子（輔助溝通和由不恰當使用概率而導致的誤判），我試圖向大家說明心智程序缺失如何導致非理性的決策和行為。我所展示的這兩類心智程序缺失（分別是科學性思維規則的缺失和概率思維規則的缺失）是經過我精心挑選的。因為這兩類缺失現象可以用來解釋很多非理性思維和行為。這兩類心智程序的存在與否，決定了人們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由於較少面對此類情境，或缺乏這方面的指導，這些心智程序在高智商人群中也會常常會缺失，這是導致理性障礙出現的主要原因之一。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原因在於智力測驗並不對概率推理能力進行測量，因此，很多高智商個體依然會受到非理性概率決策的困擾。雖然很多智力測驗都對個體的事實類信息（比如詞彙量）掌握情況進行了測量，但並沒有對科學化思維方式和概率的心智程序進行檢測。如果加入這兩部分的內容，人們的智力測試結果會大不相同。我們也許會發現，有些高智商個體並沒有之前認為的那麼聰明，而有些之前被認為是低智商的個體，也許並不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