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擅長分析。你知道的，我並沒有花很多時間自省，並思考自己做事的原因。
——喬治W.布什總統於空軍一號，2003年6月4日
多年來，關於喬治W.布什的智力高低一直存在爭議。他的不少反對者似乎從不疲於指出他的心理缺陷。總統用語雜糅、措辭不當（「現在有太多的好醫生失業，有太多的婦產科醫生沒法對全國的婦女施行他們的愛。——2004年9月6日」），以及對眾多問題缺乏瞭解，都被他的反對者當作把柄，證明他真是智力低下。就算是其支持者做出的辯解，也常有意無意地同意這個觀點，說他雖「學業聰明」（school smart）不夠，但用「街頭智慧」（street smart）補足。因此，當總統多年來大學考試成績以及三軍資格測驗分數被轉換為智商分數後，讓不少人大跌眼鏡。總統的智商在120左右——用同一個公式去轉換其2004年總統競選的對手約翰·克裡（John Kerry）年少時的考試成績，結果與此不相上下[1]。
這個結果使很多總統的批評者（以及支持者）大為吃驚，而我作為一名研究認知能力個體差異的科學家，卻絲毫不感到意外。幾乎所有對總統的認知能力發表過評論的人，都認為布什的思維能力多少有點不盡如人意，這其中包括過去為他撰寫演講稿的戴維·弗魯姆（David Frum），他可是布什的忠實擁躉。這些批評者的錯誤在於，他們假定所有的智力缺陷都能從低智商分數上體現出來。
儘管弗魯姆對總統的描述總體而言算是積極，但還是提到「他不太有耐心，容易動怒；有時說話沒有經過仔細考慮，非常武斷；對事物缺乏好奇心，常表現得一問三不知」。保守派評論家喬治·威爾同意上述說法，提到總統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時「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對詮釋憲法的對立觀點做出明智的判斷」。
簡而言之，大家都同意布什總統的思維多少有點問題：怠於思考、缺乏認知彈性、閉合需要、信念固著、確信偏差、過度自信以及對前後矛盾不敏感。這些都是心理學家研究過，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測量的認知特徵。另外，這些特徵也是智力測驗沒有觸及的思維風格的典型例證。因此，一個人有上述各種認知缺陷，與此同時仍有著相對較高的智商，兩者同時出現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布什的認知缺陷雖沒有影響到他在智力測驗上的表現，但是削弱了他做出理性決策的能力。這些認知缺陷是「理性障礙」（dysrationalia，類比「閱讀障礙」，dyslexia）的根源。我於20世紀90年代造了這個詞，用以引起人們去注意智力測驗的不足。我把理性障礙定義為：儘管具有足夠的智力，卻缺乏理性思考和行動的能力。因此，總統並非不聰明，而是很可能患有理性障礙。
總統先生並非個案。許多智力在平均值以上的聰明人，都表現出了理性思考或行為的系統性缺失。人們或多或少會表現出一些理性障礙的原因是：我們因種種緣由，過於看重智力測驗所測量的那些思考能力，而看輕其他至關重要的認知機能，比如理性思考的能力。
雖然很多人說，理性思考能力是高智力的標誌性特徵，然而，標準智力測驗卻沒有評估認知科學家所定義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意味著樹立恰當的目標，基於目標和信念採取恰當的行動，以及持有與可得證據相符合的信念。雖然智力測驗評估了人們在面對使人分心的事物時，專注於當前目標的能力，然而，它並沒有測量人們是否具有制定理性目標的能力傾向。類似地，智力測驗評估了個體將信念儲存於短時記憶，並對其進行操控的能力，卻完全沒有評估個體根據已有證據形成理性信念的能力。再者，也是相似的邏輯，智力測驗能夠測量個體加工給定信息的有效性，但卻沒有評估個體在自然環境中收集信息時是不是一個好的信息評估者。
考慮到智力測驗只能測量到人們所需思維能力的一小部分，它們所擁有的權力著實讓人驚歎。在很大程度上，智力測驗決定著數百萬美國人的學術和職業生涯。儘管大學招生辦不敢公開承認，但是，他們所依靠的指標只不過是智商分數的替代物。SAT曾多次改名（從學術成就測驗，到學術能力測驗，再到學術評估測驗，到最後僅簡單地採用字母SAT），但無論怎麼改，都意在掩飾一個基本事實——它是智力測驗的替身[2]。法學院、商學院和醫學院的狀況都與之相似，其入學評估的工具，往往只是智力測驗的替代物。富人社區的兒童能否入讀專屬幼兒園，取決於他們的智力測驗分數；大一點的兒童是否能夠進入尖子班，也靠智力分數來評判；公司和軍隊同樣依賴偽裝的智力測驗作為測評和篩選的工具。就連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在選擇未來的中衛時，也要用智力測驗作為評估工具[3]。
給予智力一定程度的關注是必需的，然而，忽略另一種至少同樣重要的能力——維持理性思考和行動的能力是不合理的。當非理性思維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後果顯而易見，整個社會卻仍執著於測量智力而忽視理性時，這顯得非常滑稽。然而奇怪的是，我發現要給予其他心理能力與智力同等重要地位的這種想法，卻面臨巨大的阻力。比如，當我在講座中談到，社會過分重視諸如智力這樣的心理特徵而低估了理性等其他特徵時，就總會有聽眾反問：「好吧，可是你願意讓一個智商只有92的醫生來做手術嗎？」我的回答是，很可能不——可是，我同樣不願意讓一個理性商數（簡稱「理商」，rationality quotient，RQ）93的人做法官，一個理商91的人領導立法，一個理商76的人用我的退休基金投資，一個理商94的人幫我賣房，一個理商83的人在我孩子的學校做指導員。
當然，我們現在只有智力商數（IQ），沒有理性商數（RQ），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相對於其他同等重要的認知機能，智商得到如此多的重視。在這個社會，能測量什麼，什麼就有價值。不過，要是我們能反過來呢？要是我們真的發明出理性測試呢？事實上，正如我會在這本書裡所討論的，我們現在已經有足夠的知識儲備，理論上已經可以像測量智力那樣可以系統地測量理性。心理測評公司並沒有出版韋氏理性量表或者斯坦福理性測試這類東西。關鍵在於，採用與當下智力測驗同樣的標準（諸如測量的信度、能預測相關行為等心理測量標準），我們可以做出類似的東西。如果不是因為職業惰性，以及心理學家在智商概念上已作的投入，我們完全可以從明天開始正式地測量理性思考能力、關注理性教育，並對環境進行重新設計，以減小非理性思維的代價。
30年前，我們對智力的瞭解遠遠多於對理性思維的瞭解，但由於近年來學者們在行為決策論、認知科學和相關心理學領域的傑出工作，這種失衡已逐漸得以糾正。近20年來，認知科學家發展出一系列測量理性思維傾向的實驗室任務和現實表現指標，比如目標排序的合理性、反思性、證據的恰當校正能力。研究發現，人們在這些指標上存在個體差異，這些加工過程也被認為是不同於智力測驗所觸及的認知操作。有意思的是，一些智商非常高的人，其理性思考能力卻相當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