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撰寫欠下了很多智力債，這一點從書末引用的大量參考文獻可見一斑。儘管無法一一致謝，但我還是希望借此機會感謝對我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幾位學者。幾十年前，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研究激發了我對「理性思維任務」這一當時新興研究領域的興趣。之後，在喬納森·埃文斯（Jonathan Evans）和大衛·奧韋爾（David Over）的研究激勵下，我有幸對雙重加工理論做出了些許原創性貢獻。一直以來，我非常欽佩喬納森·巴倫使用啟發法和偏差研究對公共政策事務進行的分析與闡釋，亦感謝大衛·帕金斯（David Perkins）提出了「心智程序」（mindware）的概念，我在本書中多次使用了這一概念。羅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的研究對我在認知功能個體差異問題上的立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書中有好幾個章節的核心觀點都受到了斯滕伯格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啟發。雖然我們在某些觀點上存在分歧，不過，我非常感激於他在智力結構領域多年的不懈探索，並於十幾年前願意將我所提出的理性障礙概念融入他的理論中。
感謝我的代理人蘇珊·阿雷拉諾（Susan Arellano）的耐心，她幫助我確定了本書的主題。在她的鼎力協助下，我得以確定本書的主題和分論點。感謝耶魯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基思·康登（Keith Condon）對本書所傾注的熱情，並就本書結構提出了重要建議。感謝蘇珊·萊蒂（Susan Laity）對稿件的編輯，以及凱瑟琳·朔伊爾（Katherine Scheuer）完成了優秀的修改編輯工作。
本書是在若干個風光俊美的地方完成的，包括：我那可以俯瞰多倫多市中心和安大略湖的九樓辦公室；可以遠眺大西洋的康沃爾聖艾夫斯；毗鄰太平洋的俄勒岡海岸。在寫作過程中，我有幸得到兩位摯友親朋的相伴，他們是理查德·韋斯特（Richard West）和葆拉·斯坦諾維奇（Paula Stanovich）。理查德與我共事30餘年，他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不斷給予各種反饋。葆拉是本書背後的明星，正因她悉心打點好我們的生活，才使得本書的出版成為可能。
杜倫大學的大衛·奧韋爾、約克大學的瑪吉·托普萊克（Maggie Toplak）以及一名匿名評審人閱讀了書稿並提出了寶貴的修改建議。感謝三場學術會議讓我有機會詳細地報告我的觀點，它們是：在英國杜倫召開的第四屆國際思維大會；由喬納森·埃文斯和基思·弗蘭克斯（Keith Frankish）於英國劍橋組織召開的推理與理性的雙重加工理論研討會；由蒂姆·威爾遜（Tim Wilson）和喬納森·埃文斯於弗吉尼亞大學組織召開的雙重加工理論工作坊。
在本書撰寫期間，我所在學校的系主任珍妮特·艾斯汀頓（Janet Astington）和艾斯特·傑瓦（Esther Geva），院長邁克·富蘭（Michael Fullan）和簡·加斯克爾（Jane Gaskell）為本書提供了諸多行政事務方面的支持。商務文員瑪麗·馬爾西（Mary Marci）和我的秘書黛安娜·魯賓遜（Diana Robinson）、馬裡薩·弗萊雷（Marisa Freire）的努力工作滿足了我在技術和後勤方面的需求。本書中討論的很多實證研究得到了加拿大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委員會的支持。瑪麗蓮·可拓依（Marilyn Kertoy）和安妮·坎寧安（Anne Cunningham）一直擔當我私人智囊團的角色。
在斯坦諾維奇-韋斯特實驗室（多倫多大學和詹姆斯-麥迪遜大學的聯合實驗室）過去10年中學習工作過的多數成員都為本書做出了卓越貢獻，其中的佼佼者已順利開始了他們的博士後生涯，他們是卡羅琳·霍（Caroline Ho）、羅賓·麥克弗森（Robyn MacPherson）、沃爾特·薩（Walter Sa）和瑪吉·托普萊克。我還要感謝瑪麗亞·格魯尼沃爾德（Maria Grunewald）、卡羅爾·凱利（Carol Kelly）、朱迪·考吉斯（Judi Kokis）、埃莉諾·劉（Eleanor Liu）、魯思·梅澤夫（Ruth Meserve）、勞拉·佩奇（Laura Page）、喬治·波特沃羅沃茲（George Potworowski）、賈森·裡斯（Jason Riis）、雷切爾·賴爾森（Rachel Ryerson）、羅賓·西德胡（Robin Sidhu）、羅恩·斯特林格（Ron Stringer）、麗貝卡·韋爾斯-喬普林（Rebecca Wells-Jopling）和瓊·沃爾弗斯（Joan Wolfo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