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前一任期中針對「貧窮」和「毒品」所發動的毫無意義的名詞戰爭一樣，布什政府重蹈覆轍地在2001年的「9·11」攻擊過後宣佈發動「反恐戰爭」。這場新戰爭的核心假設是，恐怖主義是對「國家安全」及「國土」的首要威脅，因此必須盡一切手段對付。事實上，所有國家部拿此種意識形態基礎當作取得人民和軍隊支持的手段，以遂行壓迫及侵略行動。在20世紀60和70年代，巴西、希臘及許多國家的右翼獨裁政權即曾隨心所欲地運用此種意識形態以正當化刑求，及處死被宣佈為「國家公敵」的人民「。20世紀70年代晚期，意大利右翼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曾運用「緊張策略」的政治控制手段，加深人民對赤軍旅(Red Brigades，激進共產黨員)恐怖主義行動的恐懼。當然了，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希特勒將猶太人標籤化，稱他們是造成20世紀30年代德國經濟崩潰的禍首。於是來自國家內部的威脅成為他們向外征服計劃的正當理由，因為他們必須在德國以及納粹佔領的國家裡終止這樣的邪惡行為。
恐懼是國家所握有的最特別的心理武器，利用恐懼，國家可以使人民為了交換萬能政府所許諾的安全生活，而願意犧牲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的保障。恐懼先是得到美國民意及國會多數支持對伊拉克發動先制戰爭，而接下來恐懼又讓他們繼續支持布什政府愚蠢堅持的各項政策。一開始恐懼的傳播方式帶有奧韋爾式味道，人們預測薩達姆持有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將對美國及美國盟邦發動核武器攻擊。例如在國會投票決議是否支持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前夕，布什總統告訴全國人民及國會，伊拉克是個威脅美國安全的「邪惡國家」。「瞭解這些事實後，」布什談到，「美國人不應該忽略這個集結起來對付我們的威脅。面對大難將至的明確證據，我們不該等待最後的結果證明——冒著煙的槍管出現才做決定，因為你看見的證據有可能是核武器攻擊的蘑菇雲。」但是將這朵蘑菇雲散佈到全美國的人不是薩達姆，而是布什政府。
而在接下來幾年，所有布什行政團隊的主要成員都曾在一場接一場的演說中呼應這個悲慘的警告。政府改造委員會的特殊調查部為眾議員亨利·A.韋克斯曼(Henry A. Waxman)準備了一份報告，內容為布什政府對伊拉克議題的公開聲明。這份報告用的公共資料庫搜集了所有布什、切尼、拉姆斯菲爾德、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的公開聲明。根據這份報告，這五位官員在125次公開露面的場合中，共針對伊拉克的威脅發表了237次「錯謬且造成誤導」的具體聲明，每位平均為50次。在「9·11」恐怖攻擊屆滿一週年後的2002年9月，公開記錄顯示，布什政府發表了將近50次誤導和欺騙大眾的公開聲明。「
在普利策獎得主羅恩·薩斯金德(Ron Suskind)的調查分析中，薩斯金德追蹤布什政府對於反恐戰爭的計劃，發現早在「9·11」事件後不久，切尼發表的聲明中即初見端倪。切尼是這樣解釋的，「如果巴基斯坦科學家正協助基地組織建立或發展核武器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我們就必須當成確有其事來回應。重要的不是在於我們的分析……而是在於我們該如何回應。」薩斯金德在他《百分之一論》(One Percent Doctrine)一書中寫道，「所以我們可以說：有一種行動標準存在，它塑造了美國政府在未來數年內的表現與回應。」而薩斯金德也繼續指出：不幸的是，在這種新形式壓力——如反恐戰爭，再加上原以為會乖乖歸順的人民卻出乎意料不斷暴動、叛亂所造成的認知不協調，這一切使得龐大的美國聯邦政府無法以有效率或是有力的方式運作。
從布什政府的國土安全部對於恐怖攻擊警報(顏色代碼)系統的政治化，也可以看出另一種恐怖製造手法。我認為這個系統的目的—開始就像所有災難預報系統一樣，是為了動員人民防範恐怖威脅的采臨。但-是隨著時間過去，這11種模糊的警告從來沒有提供人民行動的實際建議。當接到颶風警報時，人們被告知要疏散，當接到龍捲風警報時，我們知道得撤退到避難室，但是當發出某個地方或某個時間將發生恐怖攻擊的警報時，政府只告訴人民要「更加警覺」，當然了，還有告訴我們要照常生活。儘管官方宣稱握有「可靠消息」，但是當許多這類威脅預報每一個都失靈落空後，卻從來沒有公開做出任何說明或簡報。動員全國力量對付每一個威脅危機，其代價至少是每個月十億美元，更帶給所有人民不必要的焦慮與壓力。到最後，與其說以顏色代表威脅程度的警報是有效的警報方式，倒不如說是政府在沒有任何恐怖攻擊的情況下為確保並維持國民對恐怖分子的恐懼所採取的昂貴辦法。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謬曾說過，恐懼是一種手段，恐怖製造了恐懼，而恐懼則讓人民不再理性思考。恐懼讓人們只能用抽像方式來想像造成威脅的敵人、恐怖分子、暴動者，認為他們是必須被摧毀的力量。一旦我們把人想像為某一類別的實體、抽像的概念，他們的面目就會模糊，化為「敵人的臉」，即使是平常愛好和平的人也會升起一股想要殺戮、刑求敵人的原始衝動。
我曾在公開場合評論過，這類「幽靈警報」十分異常且危險，不過有證據明顯指出布什民意支持率的上升和這類警報的試探密切相關。這裡的爭議是布什政府藉著激起並持續人民對大敵當前的恐懼，而讓總統得以取得國家戰時最高統帥的地位。
於是在最高統帥的封號及大肆擴張國會所賦予權力的情況下，布什和他的顧問們開始相信他們可以凌駕於國法和國際法之上，只要用重新制定的官方合法詮釋來堅持他們的政策主張，任何政策都是合法。邪惡之花在阿布格萊市黑牢中盛開了，而它們的種子是由布什政府種。布什政府借由國家安全威脅，在人民心中種植出恐懼與脆弱感，訴諸訊問／劑求手法以求贏得反恐戰爭，正是這威脅、恐懼、刑求的三部曲種下了邪惡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