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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弗裡·米勒少將受審

人權觀察基金會堅持,「身為受到嚴密控管之古巴關塔那摩監獄營地指揮官,傑弗裡·米勒少將須為該地發生的戰爭罪及刑求罪罪行負起潛在責任並接受調查」。再者,「他明知或應知直屬其指揮權責下的軍隊對關塔那摩監獄被拘留者犯下刑求罪及戰爭罪罪行」。此外,「傑弗裡可能建議伊拉克方面採取某些訊問手段,而這些訊問手段是導致發生在阿布格萊布監獄之戰爭罪及刑求罪罪行的最直接原因。」

傑弗裡·米勒少將自2002年11月起擔任關塔那摩聯合特遣部隊指揮官,直至2004年4月成為伊拉克拘留任務副指揮將領,他擔任這個職務直到2006年。他被派往關塔那摩是為了取代裡克·巴克斯(Rick Baccus)將軍,巴克斯將軍堅持必須嚴格遵守日內瓦公約的指導原則,因此被上級認為他把囚犯們「寵壞了」。於是在傑弗裡少將的—聲令下,原本的「X光營」變成收容625名人犯、共]400名憲兵和軍情人員駐紮的「三角洲營」。

米勒是個革新者,他一手建立了專門的訊問團隊,這是首次結合軍事情報人員和憲兵防衛部隊的創舉,也模糊了過去在美國陸軍中牢不可破的界限。為了瞭解囚犯腦子裡在想什麼,米勒十分倚仗專家,「他帶進了心理學家、精神科學家等行為科學專家(來自民間和軍方)。他們找出人的心理弱點,研究如何操縱犯人心理使他們願意合作,搜尋人的精神和文化等幾處脆弱面」。

米勒的訊問者利用犯人的醫療記錄,試圖讓被拘留者陷入憂鬱、喪失判斷力,直到崩潰為止。犯人如果反抗,就讓他們挨餓,一開始至少有14個人自殺,而在接下來的幾年內,試圖自殺的人數更是高達數百人。光是最近就有3位關塔那摩監獄的被拘留者用牢房裡的床單上吊,沒有一個人在被拘留多年後受到正式起訴。一位政府發言人沒有看出這些自殺行為想要傳達的訊息是絕望,反而譴責他們的做法是為了博取注意力的公關式舉動。一位海軍少將就極力主張這些行為不是絕望之舉,而是「向我們發動的不對稱戰爭」。

拉姆斯菲爾德部長正式授權使用連美軍都禁止運用的粗暴訊問技巧,米勒的訊問團隊變得更具侵略性。阿布格萊佈於是成了米勒的新實驗室,測試的假設是需要用什麼手段才能從反抗的囚犯口中獲取「可採取行動之情報」。拉姆斯菲爾德帶著他的助手斯蒂芬·坎伯內(Stephen Cambone)到關塔那摩和米勒會面,目的就是要確定他們都在玩同樣的把戲。

我回想起卡爾平斯基說米勒告訴她:「你得把犯人當狗看,如果……他們認為自己跟狗有絲毫不同,那麼你從一開始就喪失對訊問過程的主控權了……這辦法有效,我們在關塔那摩灣就是這麼做。」

記錄顯示卡爾平斯基將軍也說過米勒「到那裡跟我說他要把拘留作業給『關塔那摩化』(在阿布格萊布進行)。」帕帕斯上校也曾表示米勒告訴他用狗可以有效創造出有利於取得犯人情報的氣氛,而狗「戴或不戴嘴套」都可行。

為了確保他的命令被執行,米勒寫了一份報告並確保他所留下的團隊都收到一張光盤,其中詳盡列出必須遵守的指令。接著桑切斯將軍授權執行新的嚴酷規定,規定中詳盡說明許多被運用於關塔那摩的訊問技術。陸軍退役將領保羅·克思清楚指出將關塔那摩策略運用在阿布格萊布所造成的問題,「我認為這造成了困惑,我們在阿布格萊布的計算機裡發現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備忘錄,但那是寫給關塔那摩的,不是給阿布格萊布。這造成了一些困惑。」基於上述所有理由,傑弗裡·米勒將軍被我們加入審判被告名單中,他們的罪名是「違反人性」。

在必須為阿布格萊布虐刑負起系統性責任的指揮階層當中,位居頂端的是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以及總統喬治·布什,然而人權觀察協會的控訴卻在追究到這裡之前卻步了。但我不會有所遲疑。等一下我將把這兩位加入我們在本書中舉行審判的被告清單中。他們設定重新定義刑求的議程、擱置國際法提供給犯人的保護,並鼓勵中情局對犯人運用一系列非法,致命的訊問技巧,只為了他們對所謂反恐戰爭的執著迷戀。

不過我們必須先進一步探討下列問題:1A院區發生的虐待行為是否只是少數害群之馬所為的單獨事件?或者他們的攻擊行為實屬於更大規模的虐行模式的一部分,這個模式受到高層默許並被許多軍方和民間幹部廣為運用在包括暴動嫌犯的逮捕、拘留和訊問過程之中。我的論點是,這是個由上至下開始腐敗的墮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