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雷德裡克中士的審判辯論終結時，軍事檢察官梅傑·邁克爾·霍利曾做了一番愛國主義的激昂陳詞，有助我們接下來分析監禁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軍事監獄中的「非法武裝分子」及被拘留者運用酷刑的現象，他是這麼說的：
庭上，我想提醒您，敵人也和我們一樣依靠士氣戰鬥，而這個事件將讓我們的敵人士氣大振，不管是在現在還是以後。我也希望您能想想以後可能會投降的敵人。我們希望他們是受到美國陸軍的戰鬥力震嚇而屈服，但如果一個囚犯——不是囚犯就是敵人，認為投降就會受到屈辱和不堪對待，那他為什麼不戰鬥到最後一口氣？而我們得祈禱他不會在戰鬥中奪走我們軍人的性命，這些命原本是不該丟的。(被告憲兵的)這類行為會造成長期影響，最終會影響到我們的軍人子弟、陸海空軍，他們可能以後會成為俘虜，而他們的待遇，我想我就說到這裡了。
這位檢察官繼續指出在「阿布格萊布虐囚七嫌」的所有審判中，唯一要緊的事就是軍方的榮譽：
最後我要說，庭上，美國陸軍的榮譽十分珍貴，同時也十分脆弱。我們對所有軍隊都抱持神聖的信任感，尤其是對美國陸軍，因為我們負有極大的責任以及力量，這力量就是對其他人動用武力。而唯一能讓我們和暴民、匪類等不正當使用武力的人有所區別的，就是我們擁有的榮譽感，我們相信我們正在做對的事，我們聽命行事而這些事是光榮的，但這種行為(發生在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凌虐和酷刑)損害了這份榮譽感。而和其他軍隊一樣，我們也需要一個高道德標準來振作士氣。
我在弗雷德裡克的審判上的終結辯論因為是即席的，所以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在辯論中我提出一些在本章中將發展出的關鍵主張——情境和系統力量運作導致了虐行的論點，這些主張將提供更完整的視野。自從審判(2004年10月)以來，不斷有新證據浮出檯面，這些證據清楚表明在阿布格萊布監獄lA層級院區中發生的凌虐與酷刑背後有許多軍方指揮官的串謀參與。以下是我的聲明內容：
費伊報告和塔古巴報告都指出，如果軍方曾經拿出他們投注在審判中的任何一點資源和關注，此事(虐行)就可以避免，阿布格萊布事件就不會發生。但他們對阿布格萊布漠不關心。它的優先性被排在最後，安全性就跟巴格達古文明博物館一樣受到忽視(這座博物館中的文化珍藏在巴格達「解放後」被洗劫一空，而美軍只是袖手旁觀)。它們都是「低優先」(軍事)項目，而在這些不利的條件環境下，爆發了阿布格萊布事件。所以我認為軍方應該受到審判，尤其是弗雷德裡克中士的所有上級難辭其咎，他們對所有發生的事都該知情，他們的責任是去避免、阻止，挑戰它，卻沒有做到。他們才是必須接受審判的人。如果說弗雷德裡克中士必須負起一定的責任，無論他的判決如何，其嚴重性都已被整串指揮鏈需負的責任給減輕了。
在本章中，我們將採取幾個不同方向來帶領我們揪出躲在阿布格萊布這出大戲幕後扮演關鍵角色的人，他們是讓這出悲劇上演的導演，編劇，舞台指導等核心。這些憲兵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過是些微不足道的角色，他們是「七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或許他們現在該找的是導演。
我們的任務是去確定，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屏護區的訊問室裡的情境外，又存在什麼樣的系統壓力。我們必須指認出在各層級指揮鏈中扮演角色的特殊人物，他們創造出讓這些憲兵人性自我崩壞的條件。當系統力量依時間順序逐一揭露時，我的角色將從辯護專家變成檢察官。我將站在檢察官的位置向大家介紹一種新的現代邪惡，即「當權之惡」(administrative evil)，在這些虐行中，政治及軍事的指揮鏈正是以當權之惡為基礎扮演著串謀者的角色。無論公共或是私立組織都一樣，由於組織是在合法、而非倫理的架構下運作，因此在達成其意識形態、總體規劃、損益平衡或是獲利底線等目的的過程中，其冰冷的理性運作便可能造成人們受苦甚至死亡。而當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它們總是拿目的來正當化其效率至上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