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結束討論非人性行為情境中個別軍人的惡行，進一步思考在孕育阿布格萊布及其他軍事監獄中虐行的條件時，系統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系統影響力的運作創造並維持了一種「虐待文化」，而我們將檢視系統錯綜複雜的影響力。首先我們將回顧軍方許多獨立調查中的重點。這樣做將讓我們瞭解這些調查對於系統變項——如領導缺失、任務特訓不足甚至缺乏、資源不足，以及訊問——自白優先——的著墨程度，而這些系統變項是促成阿布格萊布夜班虐行的主要因素。接著我們將檢視人權觀察協會對其他可比較之虐行所做的報告，聽聽駐在伊拉克的美國陸軍精英部隊第82空降師的軍官說法。我們將擴大研究範圍，調查軍方及政府指揮鏈曾在其他軍事監獄中運用哪些方式創造出相似的情境，以促進他們的「反恐戰爭」、「防暴戰爭」。方法是借助美國公共電視網(PBS)節目《前線》(Frontline)製作的紀錄片《酷刑的問題》(2005年10月18日)中的訪談及分析，針對先是禁止關塔那摩監獄的酷刑而後將其轉移至阿布格萊布及其他地方的做法，該節目對於布什政府和軍方指揮鏈的角色做了詳盡說明。
我在這章中的角色從行為科學家變成心理調查報道者，而在下一章，我要再次改變我的角色成為檢察官。我將指控我所挑選出的軍方指揮鏈成員錯誤運用他們的權威，先是在關塔那摩監獄裡用酷刑訊問，接著又將這套技巧搬到阿布格萊布。他們許可憲兵和軍情人員運用酷刑技巧卻疏於對1A層級院區的值班憲兵提供領導、監督、當責、任務特訓，我將主張他們因過犯及忽略的罪行而有罪。
在讓系統接受這個假設的審判過程中，我將把美國總統布什及他的顧問們放入被告席，因為他們重新定義酷行，認為在他們那無所不在、含糊不清的反恐戰爭中，酷刑是可被接受的必須手段。他們也被指控讓被軍方逮捕的暴動者和所有「外國人士」無法獲得日內瓦公約提供的保護。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被控創造訊問中心，使得「被拘留者」承受許多極度高壓的「虐待」，只為了得到自白和情報的含糊目的。他也許也必須為其他破壞美國道德價值的事件負責任，例如利用美國政府的「非常規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方案，將具有高度情報價值的被拘留者送到外國拷問，即所謂「酷刑工作外聘」。
我希望表示的是從布什、切尼(Cheney)到拉姆斯菲爾德以及以降的指揮階層所代表的系統奠定了這些虐行的基礎。如果真相是如此，那麼，我們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就有責任採取行動以確保避免未來的虐行發生，因此我們必須強調的是訊問中心的結構特質及運作政策變更是由系統所執行。
最後我必須說，我明白對某些讀者而言，我強調我們小小的斯坦福監獄模擬實驗和一座危險的真實戰地監獄之間的相似性是有些言過其實。但重要的並不是物理實體上的差距，而是這兩者間可比較的基本心理動態。容我也進一步指出，許多獨立調查者也做出了這類比較，如施萊辛格報告(引用於本章的一開始)以及前海軍密碼學家阿蘭·漢斯萊(Alan Hensley)的報告，他在分析虐待行為的被告中做出以下結論：
阿布格萊布的案子屬於津巴多研究中已詳細說明過的模式，該模式由我們可實際指認出的因素所架構而成，並導出事先存在的經驗證據，可讓我們確信無疑地預測到這一連串的事件將在參與者完全不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發生。
我希望以《新聞週刊》巴格達辦公室主任羅恩·諾蘭(Ron Nordland)的一篇分析作為這一段旅程的句點，他談到在這場立意良善的戰爭中出了什麼錯時說道：
哪裡出錯了？很多事情都出錯了，但最大的轉折點還是阿布格萊布醜聞案。自從2004年4月開始，解放伊拉克的任務已經變成絕望的損害管制工作，阿布格萊布的虐囚陰霾對許多伊拉克民眾來說已經疏遠了，對這些人來說這樣做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儘管軍方宣稱從速座監獄取得了「可採取行動之情報」，但並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虐待及羞辱拯救過任何一條人命或逮到什麼主要的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