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研究後來產生了兩個始料未及的用途，一個是用於婦女庇護所，另一個則是用於美國海軍的「生存、躲避、抵抗、逃脫實戰計劃」(Survival，Evasion，Resistance，and Escape，簡稱SERE)。許多受虐婦女庇護所的主持人都告訴我，他們用《寂靜的憤怒》這部片子來說明陽剛性力量很容易被濫用並開始造成破壞。他們讓受虐婦女觀看影片並且討論影片的意涵，這可以幫助她們不會把受虐的責任歸咎在自己身上，並且更瞭解是什麼樣的情境因素讓她們曾經深愛的伴侶成了施暴的罪犯。某些從權力觀點來理解性別關係的女性主義理論，也逐漸吸收了這個實驗的意涵。
美國軍隊的所有軍種中都有各自版本的SERE實戰計劃。這是在朝鮮戰爭後所發展出的實戰訓練，目的是要教導受到敵軍俘虜的士兵如何抵禦各種極端的嚴刑拷打。這項訓練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讓接受身心嚴酷考驗的受訓者在模擬的戰俘營中待上幾天，並通過極度殘酷的模擬訓練讓軍人有充分的準備，萬一不幸被俘並且遭受刑求時，可以更妥善地應付恐怖行動。
我從幾個海軍方面的消息來源得知，他們運用我們的影片和網站，向受訓學員說明我們從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得到的教訓，即指揮權是如何容易變得失控而極端化。這可以警告接受SERE戰俘訓練的學員們謹慎應付行為過當的衝動，以免演變成虐待「俘虜」。
但另一方面，正如許多評論家指出，陸軍在加州北方布拉格堡(Fort Bragg)操演的SERE實戰計劃顯示該計劃已經被五角大樓錯誤運用。他們認為軍方高層已悄悄地轉移關注焦點，從過去重視提升受俘美軍的抵抗能力，變成發展效果不斷強化的訊問技術，目標是對付被俘虜的「敵肯戰十」和其他美國的假想敵。根據報道，來自軍隊中SERE實戰計劃師兼生物倫理學研究員喬納森·H．馬克斯(Jonathan H.Marks)曾公開譴責運用這類詰問技術，這些技術某種程度上是由行為科學家和心理學家協助開發的。他們認為「將SERE實戰策略和關塔那摩模式帶到戰場上所造成的影響是，美國五角大樓將打開潛在虐待事件的潘多拉盒子……五角大樓的文人領導階層對SERE模式的熱烈歡迎進一步證實等同於酷刑的虐待與傷害乃是國家政策的一環，而非偶然的暴行。」一名調查記者瓊·邁耶(Jean Mayer)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一篇標題為《這場實驗》(「The Experiment」)的文章，文中也表示了同樣的關切。我將在第十五章中探討五角大樓如何錯誤運用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議題。
SERE實戰計劃所開發的各種策略乃是防衛訓練協定的一部分，目的是當軍方人員受到敵軍俘虜時能派上用場，然而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事件過後，這些策略經過翻新已被歸入攻擊性戰略的彈藥庫中，用來對付疑為敵人的軍人及一般平民，從他們口中套取情報。這些策略的目的是要讓被訊問者感覺難以招架、願意服從，因而願意透露軍方想要的情報。他們的技術乃是由行為科學家顧問們協助發展，並通過SERE操演中的野外訓練反覆試驗而獲得修正和改善，操演的基地包括位於布拉格堡、北卡羅萊納州及其他地區的軍事訓練基地。總體來說，這些策略盡量減少運用嚴刑拷打，代之以心理上的所謂「軟性折磨」(soft torture)。在SERE實戰計劃中有五種主要策略可瓦解被拘留者或其他受訊問對象的心理防線，使他們願意乖乖吐露情報和自白：
(1)性方面的羞辱糟蹋
(2)對宗教及文化習俗的羞辱
(3)剝奪睡眠
(4)感覺剝奪(sensory deprivafion)或感覺超載(sensory over-load)
(5)使恐懼及焦慮主導心理的身體折詹，如水刑或低體溫刑(hypothermia，即讓人暴露在酷寒的低溫下)
在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Rumsfeld)對關塔那摩監獄以及桑切斯將軍對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備忘錄中，都可看見這些策略被特別建議使用，並用於管理這些監獄及其他地方。還有一些記錄證據也顯示，有一群訊問員及來自關塔那摩的軍方人員曾在2002年造訪位於布拉格堡的SERE實戰訓練基地。當然了，由於情報的機密性質，這些陳述只能當成是基於各種消息來源的報告得出的合理推論。
五角大樓有無可能已經吸收斯坦福監獄實驗對於情境力量的主要認識，並運用於折磨訓練計劃中呢？我不願意這麼相信，然而最近一項評論卻有力地支持了這一推論。
「似乎是這實驗啟發了伊拉克的酷刑折磨……他們創造出一個情境，然後讓它變得更壞——裡面的人手不足、充滿危險，而且沒有外在的獨立控制機制，於是只需要一丁點鼓勵(無須特殊指令)，獄卒就會開始折磨人犯。現在美國在伊拉克的監獄已經到處可指認出這樣的情境和酷刑……在斯坦福監獄實驗的『隋境』裡，美國政府佔了一個便宜，他們盡可以否認一切說：沒有人下令用刑。不過這情境會造成的下場早就可以預料得到。」
撰文者更繼續指出他的主張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在調查阿布格萊布虐囚事件的《施萊辛格小組審查報告》(Schlesinger Committtee Report)中就特別點名了斯坦福監獄實驗。他們主張「在一份官方文件中發表關於這項實驗的訊息，並將其與美國軍方監獄中的虐囚情況聯結，更進一步揭發了決策責任的連串歸屬。」《施萊辛格小組審查報告》指出事件與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相互關聯，在於它突顯了我們實驗監獄中創造出的病態情境力量。
「我們所觀察到的負面、反社會行為並非來自一個聚集大堆人格偏差者所創造出的環境，而是一個本質上即病態情境下的產物，這樣的情境改變了原本正常的人，使他們出現扭曲的行為。異常的是情境的心理本質，而不是經歷這情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