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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帶分析

有時候我們會使用隱藏式麥克風來錄音記錄,錄音內容包括由我們一位工作人員訪談囚犯及獄卒,以及囚犯們在囚室中的對話。我們以分類方式記錄此種言語活動的一般性質,一共分為九個類別。同樣地,錄音帶也由兩位獨立裁判進行分類,所得到的結果十分具有可信度。

九個分類當中,除了提問,提供信息、提出要求和下達命令之外,其他都是和評論有關的類別,包括正面/負面看法,正面/負面評價,個性化對待/去個性化對待,繼續研究的意願或者希望中斷,以及希望在未來以正面或負面的方式行動。

我們十分驚訝地發現,獄卒們幾乎和大多數囚犯有相同程度的負面看法及負面的自我評價。事實上,「好獄卒」喬夫·蘭德裡對自我的負面評價比任何囚犯都還多,負面情緒在所有人當中也最普遍,只有一位實驗參與者的負面情緒比他更嚴重,就是道格8612。從我們與囚犯的訪談中,可以歸納出一個特色,即囚犯在情緒表達以及自我評價及行為意圖(主要是意圖表現侵略性,並且對自身處境的看法傾向負面悲觀),都普遍有負面反應。

這些訪談顯示,在留下來進行實驗的囚犯及被提前釋放的囚犯身上,實驗對情緒影響出現了清楚的差異。對照留下來的和被釋放的兩群人(根據每個訪談中的表現),比較他們在負面看法的表達,負面情緒、負面自尊感及意圖表現侵略性的平均數。結果發現,被提早釋放的囚犯的期望更加負面,並較常表現出負面情緒、負面自尊感,在意圖表現侵略性次數方面,則多於堅持留下的牢友四倍。

當囚犯們暫時不必列隊答數、無須卑躬屈膝聽人差遣,或無須參與公眾事物時,竊聽囚室中的私人對話,可讓我們瞭解囚犯在私底下的交談內容。請記住,一開始時,分配在同一囚室的三個室友們彼此完全陌生。只有當他們回到隔離的囚室時,他們才開始互相認識,因為在公共活動時間時,任何「閒聊」都不被允許。由於囚犯們同處於封閉的環境中,並且預期接下來將有兩個禮拜的互動,因此我們認為,他們將會尋找共通點以聯繫彼此。我們預期聽到他們聊彼此的大學生活、主修的課程、職業、女朋友、喜歡的球隊、音樂偏好、嗜好、實驗結束後打算在剩下的暑假中做些什麼事,也可能會聊到要怎麼花掉即將到手的報酬。

完全不是這樣!所有這些預期幾乎都落空了。在我們所錄到的囚犯對話中,有整整九成都跟監獄主題相關。只有一成的談話焦點落在個人的或生平經歷介紹。囚犯們最關心的事情是食物、獄卒的騷擾,他們希望能夠開個會讓大家發發牢騷,並構想脫逃計劃,他們也關心其他囚室囚犯及一些孤僻囚犯們的行為表現。

當他們有機會暫時遠離獄卒的騷擾以及無聊沉悶的照表操課,有機會借助社會互動而暫時超越及拋開囚犯角色、建立自己的人格認同時,他們卻沒有這麼做。囚犯角色支配了個別人物的所有表達。監獄情境支配了他們的看法及所關心的事物,可說是迫使他們進入一種延伸現在的時間定位。無論自我是處於被監視或者暫時獲得喘息的狀態,都無關緊要。

囚犯們並不分享他們對過去和未來的期望,因此,每一位囚犯對其他囚犯的唯一瞭解,都以觀察當下行為表現為基礎。我們知道的是,囚犯們在服刑期間以及從事其他差役時,眼中看到的通常只會是彼此的負面形象。但這個負面形象卻是他們在同儕眼中建立自己的性格印象時,唯一的憑借基礎。由於他們只關注於當前情境,囚犯們也因此助長了一種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更強化了他們的負面經驗。因為一般而言,當人們面臨惡劣處境時,會試圖以時間觀點將情境區隔化,於是他們可以藉著緬懷過去來自我安慰,並借此想像一個更好的、不一樣的未來。

這種囚犯自我加諸的心理狀態,甚至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囚犯們開始採納甚至完全接受獄卒針對他們製造的負面形象。在所有囚犯私下互動的回報中,有一半都可歸類為不具支持性質及不具合作性質的互動。更糟的是,當囚犯們評價相同遭遇的牢友,或向他們表達關心時,85%的幾率不是讚賞或鼓勵,有時甚至是不以為然!以下數據在統計上有重要意義:談話焦點較著重於監獄議題而不是非監獄議題,偶然發生率只有1%;談話焦點集中在牢友的負面特質與集中於正面或中立特質相對時,偶然發生率只有5%。這意味著,這類行為效應是「真實存在」,不該歸因於囚室裡私下的隨機談話。

囚犯們經由這些方式逐漸內化監獄中的壓迫,於是,看著同伴被羞辱、像綿羊一樣馴服,或者是做著不用大腦的下賤工作,就是同伴印象形成的主要方式。既然對其他人沒有任何尊敬之意,又如何能在監獄裡擁有自尊?最後這項未預期的發現,提醒我想起「認同加害者」的現象。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爾海姆用這個詞來描述納粹集中營中的囚犯是如何內化他們的壓迫者本身的權力(首次運用這個詞的人為安娜·弗洛伊德)。貝特爾海姆觀察到,某些囚犯的行為表現就像他們的納粹獄卒,他們不只虐待其他囚犯,甚至穿上被丟棄的納粹黨衛軍制服。這些受害者不顧一切地希望在充滿敵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倖存下來,他們只意識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們擁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後變成侵略者的樣子。在有權的獄卒及無權的囚犯之間存在著驚人的權力差距,然而這差距卻被這類心理操練極小化了。人變成與敵人共存——在自己內心。這種自我欺騙可以避免對自身處境的現實評價,抑制鬥爭行動、對抗策略或是造反,而且不容許對自己的受難同胞有任何同情。

生命是自欺欺人的騙術,要騙得天衣無縫,就必須習慣成自然,一路騙到底。

——威廉·黑茲利特《論迂腐》,載《圓桌對論》

(William Hazlitt,「On Pedantry」,The Round Table,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