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心理學系漸漸在全國範圍內贏得了聲譽。作為其中的一分子，我甚感欣慰。事實證明加德納·林齊慧眼識英豪，是位了不起的系主任。邁克爾·卡恩也是富有活力的教授隊伍中一員，加德納特意從耶魯挖他來接手繁重的心理學導論課程。我和邁克爾在哈佛就認識，那時他是臨床心理學專業的研究生，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如今他不僅是一位出色的老師，還是一位訓練有素的T組領導者。T組的創始人是庫爾特·勒溫，是公認的實驗社會心理學之父。我總是將他視為「師爺」，因為他是利昂·費斯廷格的導師。
勒溫創辦T組純屬偶然。一開始，他只想知道小組討論是否能夠對社會問題提出創新性的解決辦法，於是徵募了約50名教育工作者，將他們分成幾個小組分別進行問題討論。為了對小組討論進行評估，勒溫讓幾位研究生對小組討論進行觀察，晚上集體討論發生在每個小組裡的群體動力現象。
一天晚上，幾位教育工作者詢問他們是否能坐下來聆聽研究生們的觀察報告，勒溫同意了。當一位觀察者指出某位教育工作者在白天的討論中對同事發脾氣時，這位教育工作者立刻反駁說她根本沒有發脾氣，只是當時討論的話題令她情緒很激動。但觀察者堅持自己的立場——「你看上去就是在發脾氣！」接下來的討論十分熱烈，也讓大家深受啟發。第二天晚上，所有教育工作者都來了，積極地加入到討論中，頻頻對觀察者的報告提出異議。
勒溫很快捕捉到問題的關鍵。正在討論如何解決某個問題的小組，如果暫停討論，讓組員談論自身的感受和意圖，能夠獲得很大的收穫。組員不必接受群體動力學訓練，實際上他們本人就是討論過程的最佳觀察者，因為每個人的意圖都是秘而不宣的。無論旁觀者有多敏銳，接受過多好的訓練，都不易掌握這些信息。隨著時間的推移，討論小組的議程色彩減弱了，沒有正式的計劃，沒有討論的問題，只有群體動力的存在。建立小組的目的轉變為幫助組員彼此進行更有效的交流，瞭解別人如何看待自己。T組很快就成為人類潛能運動的急先鋒。
會心團體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將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美國出現的一些性質相似的組織稱為「會心團體」，其特點是，強調團體中的人際交往經驗，促進個人成長，幫助個人瞭解自我、增強自信。「會心」意為「心與心的溝通」。
由此，勒溫不但培養了很多全國知名的實驗社會心理學家，也培養了第一代T組領導人。然而很多年以後，這兩個陣營分道揚鑣。讀研究生時我曾問過費斯廷格對T組的看法，他報以一絲嘲笑。費斯廷格之所以不待見T組，是因為他認為其價值值得懷疑，對社會心理學的貢獻微乎其微。當我向邁克爾·卡恩表示對T組心存疑慮時，他說：「嗨，你是一位科學家，為什麼不自己去解疑釋惑？我正準備在奧斯汀組建一支T組，你不妨也參加進來，然後告訴我有什麼地方不對。」我無法拒絕他的邀請，參加了T組活動，接著便愛上了它。為了更深入地瞭解T組，我專程去了一趟勒溫的學生在緬因州貝塞爾建立的國家訓練實驗室。1967年夏天，我作為T組組員待在那裡；第二年夏天，我在那裡擔任實習生；第三年夏天，我成為了一位T組領導者。
但費斯廷格的懷疑並非毫無根據。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會心團體（在西海岸一般這麼稱呼T組）吸引了很多追求刺激的人。很多小組以可疑的理論推斷和不良心理學為指導，領導者都是自封的蹩腳領袖，所採用的交心方式有的很愚蠢，有的則帶有強迫性。但在最好的T組裡，領導者都經過群體動力學的嚴格培訓，在他的有效指導下，組員能夠在練習中獲得啟迪，提高洞察力，並受益終身。這些技能幫助他們成為了別人眼中更好的朋友、更好的老師、更好的老闆、更好的父母和更好的配偶。
我最欣賞T組所強調的直接對話，它能夠幫助組員把自己對別人的感覺與看法和判斷區別開來，並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採取辱罵、責備和奉承的方式。小組裡沒有安排任何議程，也不關注他人過去的經歷或童年的不幸遭遇，只強調此時此刻。在我領導的一個T組裡，一位叫蒂姆的中年男子對比自己稍微年輕一些的男子彼得說道：「這三天我一直在觀察你、聽你說話，我認為你是個偽君子。」
他的說法有什麼錯誤呢？蒂姆難道不是誠實地表達了自己對彼得的感覺嗎？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理解會心團體的關鍵是「感覺」一詞。蒂姆並沒有表達一種感覺，他表達的是一個判斷。我所說的「感覺」，並不是指一個預感或一個假設，如同說「我感覺今天要下雨」一樣；而是指生氣、高興、悲傷、快樂、煩惱、恐懼、不適、溫暖、痛苦、嫉妒、興奮等。於是我問蒂姆對彼得有什麼感覺。
「嗯，我覺得彼得是個偽君子。」他說。
「這對你有什麼影響呢？」
「讓我討厭。」
此時另一個組員插話問道：「彼得到底做了什麼令你討厭的事情？」經過組員們的一番探查，蒂姆坦承，每當彼得向組裡的女性獻慇勤時，自己就覺得他很討厭。經過更深入的探究，大家發現，原來蒂姆是討厭彼得的女人緣。最後蒂姆坦白說，自己嫉妒彼得在女人眼裡的魅力。也就是說，蒂姆最初隱藏了自己的嫉妒感覺，在心裡將其轉化為蔑視，這是一種自我保護。多年的社會歷練讓蒂姆認為，如果承認自己嫉妒別人，就會顯得自己很脆弱，可若是表現出蔑視別人，自己就佔了上風。雖然蒂姆在自我保護方面是成功的，但此舉妨礙了他瞭解自己的真實感受，沒法弄清楚產生這一感受的緣由，還妨礙了他與別人進行直接而有效的溝通。
社會上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在自我保護。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都穿著一套行為的盔甲，試圖將別人對自己的傷害程度降到最低。但有時我們將自己的真實感受隱藏得太好，不僅別人無從知曉，連自己也被鎖在心牆之外。而T組通過營造一個安全的氛圍，讓組員盡可能地脫去那層盔甲，盡情展示內心脆弱的一面，而不必擔心受到攻擊和嘲笑。
但如果蒂姆憎恨彼得，又會出現什麼情況呢？他應該表達自己的恨意嗎？如果蒂姆認為彼得是一個壞人，又會出現什麼情況呢？他應該如實表達自己的想法嗎？
蒂姆：「我恨你，彼得，你是個壞人。」
彼得：「我不是。」
蒂姆：「可我是就這樣認為的。我只是按照小組規則坦承自己對你的感覺而已。」
彼得：「那只是你的感覺——而且，咱倆彼此彼此。」
通過直呼彼得的大名，蒂姆設立了一種特定情景，令彼得無法洗耳恭聽，而是時時準備進行自我防衛和反擊。但如果蒂姆用自己的感受引出談話，比如「我既痛心又生氣」，他就會將彼得引入一個討論的情境中，看他做了什麼令蒂姆痛心和生氣的事情。
直截了當地說出內心的感受，將感覺與判斷區分開來，是富有成效的溝通方式。原因有兩點。第一，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看法和判斷僅僅是一種推測。蒂姆認為彼得是偽君子和壞人，可能是事實，也可能不是，這只是蒂姆對彼得的分析結果。只有彼得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偽君子，蒂姆只是在猜測。但蒂姆說他嫉妒彼得或者感到生氣，這絕對是事實。蒂姆知道自己的感覺，絲毫沒有猜測的成分。實際上，他是世界上唯一知道自己感受的人。彼得可能在意蒂姆的推測和判斷，也可能並不在意。但如果他想跟蒂姆交朋友，他可能會想知道蒂姆內心真實的感受，以及蒂姆為什麼會有這種感受。
第二，當蒂姆闡明自己對彼得的看法或判斷時，他只是在說跟彼得相關的事情。但當他闡述自己因彼得的行為而產生的感受時，他同時也在闡述跟自己有關的事。因此，自我感受的表達就像送出一份品種繁多的大禮包，就好比蒂姆打開了自家大門讓彼得進來。然而，如果蒂姆只是說出自己對彼得的判斷，他就是在攻克彼得的心理防線，試圖對彼得的動機或人格進行歸因。在這種情況下，彼得有充分的理由予以還擊，因為蒂姆無權不請自來地到他家裡做客。
我們都喜歡聽好話，T組的一項重要內容則是讓組員學會正視別人對自己的負面評價，學會將其看做有價值的信息而不是人身攻擊。比如，蒂姆和彼得在組裡交流過對彼此的感受之後，下一步該怎麼做？小組領導者會鼓勵其他組員積極發言，說說他們是否也像蒂姆一樣對彼得的行為很是不爽。如果只有蒂姆一人覺得不爽，他就會意識到，自己與那些有桃花運的男人走不到一起去。
但如果組裡其他男人和蒂姆有一樣的感覺，那麼彼得就獲得了有價值的信息：自己對女性的某些舉動容易引起同性的嫉妒和敵意。現在輪到彼得考慮以後該如何行事了，是仍然像以前那樣對待女性，讓其他男人繼續嫉妒甚至憎恨自己，還是對自己的行為加以改進，給別人也給自己少惹點麻煩。決定權在他自己手上。即便彼得認為自己所做的「令人嫉妒的」行為對自己來說很重要，不願意就此改變，他仍然瞭解到了這一行為給其他人留下的印象。以後再遇到蒂姆這樣的反應，他就不會感到詫異，自己也不太可能有過激的反應。
在T組中得到的很多收穫我一直銘記於心，並運用到了個人和家庭生活當中。舉個例子，在T組的體驗使我終於樂意「聽從」亞伯拉罕·馬斯洛多年以前的忠告。當時他說我言語尖刻如利刃，雖然沒有「毒」，卻讓人退避三舍。那時我覺得自己需要像利刃一樣的言語風格進行自我保護，掩飾靦腆給自己帶來的痛苦。15年過去了，在接受了多次T組訓練後，我意識到自己必須捨棄這種語言風格了。大多數時候我的確做到了。不過我並不想成為聖人，仍然喜歡偶爾調侃或講點段子，只是為了逗人開心或緩解緊張的氣氛。我盡量慎重地使用「利刃式幽默」，並時刻關注別人的感受。
T組也幫助我們全家人學會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感受，更有效地解決問題。結婚初期，我發現薇拉受不了我一生氣就提高嗓門的做法，更不用說摔門走人了。可我又找不到其他表達憤怒的方式，只能極力壓住內心的怒火。T組則教會我以平靜但有力的口吻表達自己的憤怒感受，既沒有責備，也不含敵意，薇拉聽後就不會覺得難過。如果詢問結婚多年的夫婦維持婚姻的秘密是什麼，他們的回答經常是老一套的「床頭吵架床尾和」。這雖然不是很糟的建議，但至少可以說是不現實的。結婚55年來，我承認自己和薇拉偶爾會從床頭一直吵到床尾，但我們知道不能讓一次爭吵持續很長時間而不著手解決，要探討爭吵的原因，想出今後如何避免的法子。
T組不僅教會我從建設性的角度表達生氣的感受，也教會我用一個眼神、一個詞語或一個觸摸來表達自己感受到的溫暖和愛意。它還教會我如何傾聽別人真實的言語和感受，如何為自己的言行舉止負責。
我們結婚不久，薇拉就決定不工作了，她想做一位全職太太。她將自己的才華和愛心全部傾注於培養我們的四個孩子上。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女性解放運動空前高漲，人們腦子裡都裝著《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每當在晚宴或聚會中被人問及職業時，薇拉就會覺得很不自在。當薇拉回答說自己是全職太太時，人們似乎就對她失去了興趣，彷彿整天待在家裡的家庭主婦自然沒什麼可談論的話題。他們對薇拉的輕視態度令我很生氣，任何認識薇拉的人都知道她能言善辯。
不過當薇拉決定成為一名T組領導者時，她過人的才華和智慧就拓展到了一個新領域。一開始，我倆一起擔任小組領導人，那是一段十分有趣的經歷。薇拉十分專業，她的存在為整個小組帶來了一份安靜平和，這是她一直讓我讚歎不已的特質。薇拉創造了一個令組員倍感安全的氛圍，哪怕他們正在焦慮、絕望和其他激烈的情感中苦苦掙扎。不久之後，薇拉就開始獨立擔任小組領導者，這份人生經歷抹去了「只是一位母親」給她帶來的些許不安。
我和薇拉甚至在家裡組織起了T組討論。每週五晚餐後，全家人用一個小時回顧這一周所發生的事情。孩子們只要有任何沒做完的事情、未解決的衝突以及不快樂的感受（甚至快樂的感受！），無論是發生在孩子之間，還是跟我們父母有關的，我們都鼓勵他們說出來。他們喜歡這個暢所欲言的機會，我們也喜歡瞭解那些我們並不知曉的事情。這樣的溝通消除了誤解，也避免了不和。有一次，8歲的約書亞對12歲的朱莉說，她的一些話傷了自己的心。朱莉回答道：「嗨，約書亞，別傻了，我沒有特別的意思。」薇拉溫柔地對朱莉說：「朱莉，別不把約書亞當回事，好好聽聽他說的話。我們知道你不想傷害他，但這並不意味著你沒有傷害他。」這件事原本可能導致姐弟失和，或者約書亞一個人生悶氣，但問題圓滿解決了，靠的就是交心後彼此間加深了理解，以及交心後的一個擁抱。
我想說說對擁抱的看法。T組經常被諷刺為這樣一個場所：參加者相信擁抱是治療任何煩惱的靈丹妙藥，所以大家動不動就派送虛假的擁抱。這話有點道理。偶爾會有某位組員轉向我，聲稱他「需要一個擁抱」。作為領導者，我通常的反應是溫和地提醒那人，我不是自動販賣機，不能像派送糖塊一樣派送擁抱。然後我會試圖幫助那人發現是什麼感受令他們不安或焦慮，以及他究竟想做什麼。
我在T組得到的最大收穫是學習如何成為那種溫柔親切又善於表達自己的人。我父親自然不是這樣的人。如今常聽到有人哀歎：「我父親從未擁抱過我。」一些男人用這句話為自己冷淡孩子的行為開脫。但對我而言，父親不擅長用肢體語言表達內心情感的事實，反而令我下定決心成為與他不一樣的男人，父親未曾給予他妻兒的柔情蜜意，我一定要給予我的妻兒。
在我看來，恰當的擁抱和觸摸最能夠傳遞真摯的情感，給別人帶來慰藉。研究表明肢體接觸有諸多益處，可以降低血壓、減輕疼痛，舒緩緊張情緒，我對此並不驚訝。作為社會人，我們渴望觸摸，也需要觸摸。當哲學教授阿倫·古爾維奇將手放在我頭上說「好孩子」，當利昂·費斯廷格按住我肩膀，宣佈我的學期論文值得一評時，自己內心深切的感動一輩子都忘不了。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來自敬仰之人的溫暖觸摸，讓我意識到人人都有觸摸的衝動。在T組的工作經歷則讓我進一步認識到觸摸的精神慰藉作用。最終，我不再對父親冷淡的肢體語言耿耿於懷了。從我的孩子出生到現在，我都常常擁抱他們。當看到他們對我和薇拉，對自己的孩子、侄子、侄女和朋友流露出自然的愛意，我就覺得自己和薇拉已經教給了他們人生中最珍貴的東西。
在家裡進行的T組討論也讓孩子們瞭解到直接溝通的重要性。一天深夜我們正打算就寢，16歲的哈爾和15歲的尼爾湊過來，提出一個奇怪的請求，希望我們允許他倆偷偷溜出去，和朋友們一起在街上溜躂溜躂。
我們問：「溜躂是什麼意思？」
「是這樣的，」哈爾回答，「一些朋友在父母就寢後會偷偷溜出家門，在城裡從半夜一直溜躂到凌晨三點。今天晚上我們想去跟他們碰面，但怕你們半夜醒來發現我們不在家會嚇壞的。」
我笑了：「你們是在請求我們准許你們偷偷溜出去？」
「我知道說出來很愚蠢，」尼爾說，「但我們就是這個意思。」
「你們的朋友沒有幹過破壞公物之類的違法行為吧？」
「我保證沒有。」哈爾說。
我和薇拉彼此交換了一下眼神，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第二天早上，孩子們告訴了我們夜裡發生的事情。大約兩點半左右，他們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輛巡邏車攔下了。巡警問他們：「父母知道你們在外面嗎？」他們點頭說是，巡警自然不相信，於是開車送他們回家，並一直護送到大門口。滿以為孩子們會因怕被父母罵個半死而瑟瑟發抖，但哈爾和尼爾卻十分平靜，巡警不禁再次詢問他們：「父母真的知道你們在外面玩？」他猜孩子們說的是實話，就離開了，也許心想他們的父母可真夠嗆。哈爾和尼爾後來再也沒有請求晚上出去溜躂了，因為他們發現「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有趣」。
至於我，那時正經歷著雙面人生。平時，我在大學裡進行嚴謹的實驗室實驗，週末，我和薇拉在社區領導T組活動。T組組員來自各行各業，有牧師、醫生、家庭主婦、律師、承包商、教授、商人等。我的學術同行們認為我失去了理智，可能腦子都壞掉了，他們無法理解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去做會心團體的領導者。他們甚至請我在一次學術會議中做特邀報告，題目就是：埃利奧特·阿倫森將來會怎樣？另一方面，我新認識的人本主義同行們也不能相信，我居然花費大把大把的時間進行嚴格的實驗室實驗。
但我自己並未覺得兩者之間有脫節之處。我在領導T組的過程中學到了有關人際吸引、競爭、社會影響和有效溝通的知識，這些都是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重點。而實驗社會心理學家的專業素養讓我在領導T組時能夠少說廢話，直接切入話題核心，並且能夠發現一些加快或者阻礙小組討論進程的心理變化。
受得州任課教師協會的邀請，我和T組的兩位實習生傑伍·賽克斯、馬特·斯納普開始進行T組巡迴培訓，為教師們開設講習班，足跡遍及得州的大城市和小鄉鎮。我們講授的都是T組活動的精華部分，側重如何與學生進行有效的溝通，以及如何積極地傾聽他們的焦慮和困擾。對大多數教師而言，我們的培訓帶來了相當大的文化衝擊。第一堂講習課時，教師們穿著優雅的職業裝前來聽課，我們卻鬍子拉碴，衣著隨意，就像令人敬畏的加州嬉皮士。一位教師後來跟我說，當我們步入舉辦講習班的酒店大堂時，她對身邊朋友說：「天哪，我希望給我們上課的不是那三個傢伙。」10分鐘後她沮喪地發現，「那三個傢伙」正是T組領導者。但教師們聆聽著，參與著，在T組活動裡受益良多。
兩年後，得州任課教師協會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獎勵。這份認可讓我特別開心，它意味著在保守的得州，教師們開始重視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價值及其對公立教育的促進作用。以前他們幾乎都認為人本主義心理學是一種「卿卿我我」的顛覆性的教育理念。
雖然全心投身於社區和政治活動，我和薇拉並未成功地變成地道的得州人。我們喜歡奧斯汀，喜歡得州大學，但從未想過在這裡度過餘生。因此當哈爾進入高三準備申請大學時，我和薇拉意識到該做個明智的決定了。我們一直是一個關係緊密的家庭，可孩子們很快將散居各處。我們能去哪裡找個魅力之所，讓孩子們長大後還願意待在父母家附近呢？如果回答得簡短一些，答案就是：「得州不行。」
較長的回答就複雜一些。我們的理想是搬到一個有魅力的城市，靠近大海，氣候宜人。那一定就是太平洋沿岸地區了。我特別中意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該校雖然才建校10年，已獲得斐然的學術建樹。哈爾也覺得這所學校不錯，於是遞交了申請，順利地被錄取了。該校對本科生實施創新的教學模式，整個大學分成八所獨立的學院，每個學院都擁有幾位來自不同系科的教授，而且每個學院都有一個特定的主題。邁克爾·卡恩幾年前調到該校，加盟籌辦中的克雷斯吉學院。克雷斯吉的主題是創造一個「課內外學習一體化」社區，學生將在T組裡將課堂所學與實踐相結合。在卡恩和我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
1974年，該校首任校長迪恩·麥克亨利聘我為克雷斯吉學院心理學教授兼院長。他說，整個心理學系都在熱切期盼我的加盟。除了不想接受行政任命，其他的我都很滿意。正當我糾結著是否接受聘任時，麥克亨利又打來電話說：「我必須得告訴你，克雷斯吉學院的幾位女教授正提議任命一位女院長。雖然對你個人沒什麼意見，但她們覺得這是任命首位女院長的好機會，並且已經推舉了兩位不錯的候選人。不過學院大多數教授還是投了你的票。如果你願意，院長就由你來當。」
這番話倒讓我做了決定，我婉拒了學校的聘任。克雷斯吉學院對我的確很有吸引力，但我認為女教授們的提議合情合理，而且我不想讓自己在這所大學的職業生涯從一場紛爭開始。兩周後，麥克亨利再次打來電話，說已經任命了一位女院長，問我是否願意只以心理學教授的身份加入克雷斯吉學院。我當然樂意，於是接受了聘任。
去加州還有一個額外的收穫。聖克魯茲擁有一個人氣頗旺的海濱木板道，那裡居然矗立著一個貨真價實的木製過山車，和我家鄉裡維爾的過山車十分相像。我的人生彷彿經歷了一個輪迴。
[1] 美國馬里蘭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分界線，也是過去蓄奴州的最北界限。——譯者注
[2] 1951年，來自堪薩斯州的布朗夫婦向聯邦地方法院起訴，認為實施種族隔離措施的學校為黑人學生提供的待遇不平等，最高法院判定種族隔離的學校並未提供黑人學生公平教育，因此公立學校應該取消種族隔離。——譯者注
[3] T代表training，是「敏感性訓練」（sensitivity training）的簡寫。——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