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就在弗洛伊德周圍聚集起一群追隨者和研究者的同時，他也開始陷入理論的困境，這些難題導致許多學生最終選擇離開這位大師，從阿德勒開始，最後是榮格。造成這些人叛變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有一點最突出，即使當今也是蔚然成風，即認為在個體人格的形成過程中，演進的基礎應該是社會環境，而不是弗洛伊德認為的純粹的生物力量。起始者是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和奧托·蘭克，繼而是蘇利文、卡倫·霍妮和艾瑞克·弗洛姆，這些心理治療師們越來越關注人格塑造中所呈現出的社會因素。以阿德勒為例，他認為瞭解個體的最好辦法就是通過他在社會中的人生目標，而不是他的幼兒時期（弗洛伊德學說認為的）；而蘭克則強調社會關係在情感壓力病因學方面的作用；蘇利文更進一步提出了「人際關係治療」理論，主張成長的過程其實就是變為社會化的過程；弗洛姆詳細說明了心靈偽裝和社會結構之間廣泛的相互關係。此外，在社會現象學、家庭治療、人際關係心理分析及其他相關領域中，研究的興趣近年來也得到了擴展。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對意識光譜中所謂生物社會帶的關注在日益提高。
現在讓我們簡要探究一下這些研究者就生物社會帶發表的見解。既然我們在此階段關切的是「治療方法」，我們將詳述在生物社會帶會「發生什麼病變」，但切勿將此誤解為對生物社會帶的盧梭式控訴。實際上，每個文明、文化、社會和個人的存在都密切而直接地依賴於生物社會帶，這一事實已毋庸置疑。我們必須探索的不是生物社會帶是否存在，而是對其的濫用。
我們可以說，生物社會帶就位於存在階層之上，我們也可以說它代表了存在階層的上限。就這點而論，生物社會帶最顯著的二元對立就是生與死（或過去與未來）以及自我與他人（或生命體與環境）之間的對立。因此我們才感覺自己在根本上是存在於時空中的單獨生命體。生物社會帶的研究者因此很關注這些因素，它們某些是生物學上的，但大多數是社會學的。研究者因素塑造了基本的存在意識。研究者關注的還有那些在自我與他人之間，兩者或多人之間，個人與環境之間產生相互影響的因素。在自我階層，我們關注「我」，而在生物社會帶，我們關注「我和你」。
顯然這個領域不容我們忽視，因為社會因素深刻地影響著個體體驗現實世界及隨後體驗自我的方式，這些因素包括語言結構、社會價值體系、溝通的內在潛規則等。簡言之，即個體受社會賦予他的解釋和轉換現實的映射所影響。個體對這些映射的處置屬於自我階層，但映射本身卻無疑是生物社會帶的現象。
大量的此類符號性映射構成了生物社會帶，所以生物社會帶就是所有這些普遍存在的社會慣例，比如某一文化特有的語言結構及句法、邏輯、法律及盛行的道德標準；基本的宗教見解、家庭結構及強有力的禁忌；目標、溝通的規則、策略及有關現實的常識性假設；意義的概念、價值、自我價值及影響力。總而言之，就是用於分別某種社會的所有那些符號性關係，而且該社會的成員所具有的美德也使任何個體或多或少地將其內化。因此，生物社會帶也標誌了符號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在人類意識中大規模地積累。
這些深深根植的符號性映射雖然各不相同，但它們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用途，即將個體先前的意識塑造成對於他所處的社會來說可以接受的、有意義的、約定俗成的形式。通過這種方式我們開始意識到，是這些觀念塑造了個體的覺知！實際上，個體學著將現實編輯並解釋為與他人共享的社會術語。顯然，如果個體想要和周圍的一切進行溝通，那麼他必須學會將自己的體驗轉換為在社會中有意義的單元。事實上，這也是某個社會（文化、子文化、群體或家庭）中「成員」的意義所在，因為一個人只有成功地將映射內化，或構成社會的符號關係集合時，才能成為該社會的成員。簡單地說，當社會「融入」一個人時，他才算是處於該社會之中。
那麼，在光譜的生物社會帶，我們主要考慮的是存在或人馬座意識的社會化到底指什麼。也就是說，通過符號化映射將體驗和現實轉換為社會認可的形式。簡而言之，指的就是學習如何按照他人認可的方式去看待世界並對其做出響應。
在諸多事件之中，這種對現實的慣例化使學習如何在符號與其象徵物之間，世界與我們的描述之間進行可行的一對一社交關聯顯得很有必要。例如，在最簡單的階層，我們必須學會將特定的「對像」與社會用於代表該對象的約定俗成的相應詞彙聯繫起來。讓我們舉個例子，當我要「一杯水」時，你明白我要的是一種容器中裝著的無色無味、透明的液體，我們心照不宣地同意用「wt-er」的發音來代表它。這樣，通過此類語言遊戲,我們最終掌握了數量驚人的關聯，從而可以以大家彼此都理解的共有方式來覺知世界並做出反應。畢竟，如果我的是要一杯水，而你給我拿一斤糖，那麼我們就根本無法交流了。
通過這種關聯的過程，我們學會了掌握從根本上講沒有意義的振動或振動集，比如「wt-er」的發音振動，並賦予它社交上的意義。對於「wt-er「這個聲音本身而言，它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僅僅指它自己，從本質上講它不指什麼具體的事物。簡單地講，它只是一個噪音，一個聲音振動；就它本身而言它將像「thorgle」、「whiplittle」或「hinderthrumptie」等沒有意義的發音一樣毫無意義。如果你對此還不能明瞭，那麼請快速重複「水」（water）這個英文單詞30秒，這樣你即能將其從所有關聯中剝離出來，並將之還原為本質上沒有意義的振動。然而，我們通過同意讓它代表「真正的」水，從而為這個中性的振動「wt-er」賦予了一個「意義」。
但對於我們來說，我們還注意到「真正的」水本身同樣也是另一種無意義振動或振動組。我們分別將這些振動稱作「濕的」、「清澈的」、「涼爽的」或其他類似的，但就它們自身而言，這些振動是沒有意義的，它們不指向任何事物、不表明任何事物、沒有任何含義，它們只表示它們自己。於是我們發現，「真正的」水本身就像「wt-er」的發音一樣沒有意義。所以，在為「wt-er」這一聲音分配意義時，我們實際上不過是同意把一個無意義的振動指向另一個無意義的振動。那麼，在這個簡單的層面上，指向的動作建立了意義。換句話說，我們將無意義的振動轉換為有意義的符號，具體方法就是在所體驗到的各個振動之間進行可行的一對一社交關聯。也可以說，當我們照慣例同意讓某個振動指向它自身之外的另一個振動時，它即獲得了意義。
有所指向的振動通常被稱為符號，而被指向的振動則是它的意義。於是，如果我問你符號「樹」的含義是什麼時，你就會把我領到戶外指一棵樹給我看，並解釋道這就是我們都認可稱作「樹」的對象。正是通過這種被演繹得無限錯綜複雜的關聯過程，我們的經驗和現實才最終得以社會化和符號化。
現在讓我們更為詳細地注意一下，什麼是這一符號化過程所必需的。正如我們所觀察到的，一個人體驗到了振動，比如「wt-er」這個聲音，只有大家同意將其指向它之外的另一個所體驗到的振動時才能呈現出意義，即「真實之物」，比如水這一物質。但是，我們都知道，這兩個振動是同樣完整的經驗，所以在意義建立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就是將連貫的經驗斷為兩個片段，然後讓其中的一個指向另一個。這樣，經驗的完整性必須被割裂、切斷和肢解。畢竟，如果某個事物具有了含義或意義，也就是說，如果它指向了自己之外，那麼也必須將宇宙至少割裂為兩個片段：一個用於指向，另一個用於被指向，即指向者與被指向者的對立！難道這不是宇宙從自我分開，隨後又背叛自我的又一明證嗎？為了使我的生活有意義，就需要將我的經驗和現實深深地片段化。
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真實的世界是沒有意義的，它不指向任何事物，因為它之外再無可指之物！真實的世界是無意義的、無法指向的。正如維根斯坦所說：「世界上的每一種事物都是其本然的樣子，並按其本然的方式運作著。它本身沒有價值，如果有，它也就毫無用處了。」當然，這乍聽起來很令人吃驚，因為我們已習慣於將無意義與虛幻或病態、荒謬等關聯在一起，但這不過是反映了我們不再用被告訴的方法詮釋和評估體驗時的暫時恐慌。但是，當我們說現實的世界無意義、無指向或無價值時，我們不是指這個世界是低能的、混亂的、荒唐的，這些表達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只不過是負面的而已。相反，我們的意思是現實的世界無法指向任何事物，而且也不能被指向，這樣我們就深刻地超越了意義和評價，不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所以，真實的世界是無意義的、無價值的。它自身就是終點，沒有目的或目標、未來或結果、意義或價值。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舞蹈，有的只是當下。這正是佛陀用術語「真如」表達的洞見，世界以其「本然」或「如是」的方式存在著。愛克哈特將之稱作「在」，老子稱其為「自然」，印度教稱之為「霎哈嘉」（saluija），柯日布斯基說得更到位，他將之稱為「無法言說」。對於真實的世界、道的世界而言，因為它不存在任何概念、符號和映射，因此也一定不存在任何含義、價值和意義。正因為這一點，真如實際上是絕對、空、心靈的別稱。我們必須記住，我們說真相中不存在概念時，我們指的不是實際上所有的概念都消失了，而是指我們的概念和觀念並未按我們天真的想法映射真相，因此它們也不具有我們想當然認為它們具有的意義。我們可以略微笨拙地說，真實的世界是純淨的，是沒有對立的王國，其中的所有事件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它們無法指向任何事，所以也就不具有任何意義。或者讓我們換一個角度，它們指向所有事物，所以沒有任何意義。它們以本然的方式，「自然」地存在著。它們不提及任何事物。我們說「樹」這個字的意義就是真實的樹本身時，那麼這棵真實的樹的「意義」又是什麼呢？它又指向何處呢？有人問一位禪宗大師佛教的本質是什麼時，他只是說：「啊，這個！」
同時，我們的觀念和概念同樣是這一非對立國度中的各個方面，在它們的本然中，它們同樣從本質上不表示任何事物。它們將天空中的雲朵一般顯現於我們的腦海。所以，我們強迫自然的某一方面，即我們稱為觀念的那些，去代表其他方面，比如「事物和事件」，這不奇怪嗎？實際上，這就像用花代表高山，或者說魚的含義就是兔子一樣。事實上，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論點，即使它不是結論性的，也是很傑出的，那就是製造意義和價值一事正是所有基本問題，即邏輯上的和心理上的唯一源頭。莎士比亞說過：「事本無好壞，思想使其然也。」禪宗三祖僧璨曾說：「違順相爭，是為心病。」生命本無問題，因為從本質上講沒有什麼是錯的。
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通過純粹本然的國度建立起意義，方法就是將其片段化。因為有意義就是有所指向，有所指向就意味著分裂、二分，這正是符合化的工作所在！界限一劃出，就足以創造出映射。
這就是所有此類社會映射的本質和功能，即通過對存在進行二分來建立意義、指向者和價值。別忘了，映射是指向別的事物的事物，只有借助指示和指向的力量，此事才具有意義。但是，我們會同時意識到這種二分不但存在於指示者和被指示者之間，也存在於施動者與動作、因與果、前與後、善與惡、真與假、內與外、對立物與其反面之間並形成對比。反過來，它們也是和我們的語言、邏輯、禁忌及其他社會映射緊密相連的。
那麼這就意味著，意義、符號和映射都是認為世界是破碎的這一錯覺中的一個碎片。所以，通過將各個社會映射的內在化，我們最終被說服，相信了真實的世界實際上是以支離破碎的片段集合的形式存在的，其中的某些片段因為指向了其他片段而具有意義！但世界之所以顯得如此支離破碎，正是因為那些片段成了我們用於理解世界的術語。我們接近世界的方式就是將其切割成碎片，然後急切地得出結論，這就是世界一直以來的存在方式。以一種非常現實的方式，我們的社會觀念成為了個體的感知能力。
在社會遊戲的此階段，我們幾乎完全將映射與真實的領域相混淆，因而徹底超出了映射的有用範圍。我們的映射是虛幻的，它所具有的真實性就像把地球劃分為經緯線，或是將一天分割成小時和分鐘一樣，但社會幻覺卻難以消除。雖然它們也有用處，但如果把它們錯當成事實，數不清的混亂將隨之而來。1752年，英國政府重新排定的標準日曆，把9月2日改為9月14日，結果國會議事廳威斯敏斯特前擠滿了抗議的人群，人們為自己生命中被奪去了11天而惶恐不已！類似的，在美國有些地方，每年都實行夏時制，這時會有很多女人衝到市政廳，為自己的秋海棠少了一小時的陽光而義憤填膺。
這些幻覺也許容易看穿，但許多其他的幻覺，比如生與死的分離及客觀世界「彼處」的存在，卻很難識破。原因是我們已被出於好意卻同樣被洗腦的父母和同輩人徹底洗腦了，其結果就是錯把對世界的描述當成以本然空性存在的世界。這不正是印第安巫師唐望的教誨本質嗎？正如卡斯塔尼達（Castenada）所說的那樣：對於巫師而言，我們所知道的真相或世界不過是一種描述而已。
為了使這一假定生效，唐望努力引導我確信，我腦海中週遭世界的形象不過是對世界的描述而已；我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被灌輸著這種描述。
他指出，每個接觸孩子的人都是一個說教者，不斷地向其描述著世界，直到那個孩子能按照描述的樣子認知世界才罷手。按唐望的話講，我們已記不得那凶險的一刻，因為我們中已沒有人具有將之與其他別的事物相比較的參照點……
那麼對於唐望而言，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的真實性是由無窮無盡的覺知詮釋流構成的，我們作為具有特定成員身份的個體已學會了使其成為大家共有的。一旦我們接受世界的社會描述作為真相，我們想覺知真相的任何其他方面就變得難上加難。我們的眼睛膠著於映射，而自己並不知曉。因此，就像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所有這些社會映射從根本上把個體的覺知塑造成對於社會有意義的約定俗成的單元；而具有災難性的是，體驗和現實的所有方面中與這個普世的社會模型不一致的部分都被篩選出意識之外。也就是說，它們被壓抑了其語言、邏輯、倫理和法律，它們被迫變得無意識了，這不僅針對某個個體，更是包括特定社會的所有成員，因為他們都認同了該社會對世界的描繪。
談到這一點，儘管生物社會帶的功能為數眾多，但按弗洛姆的話講，其主要功能是真相的過濾器，對存在和人馬座意識的主要鎮壓者。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解釋道：「選擇性篩選覺知數據，就等於承認了某些事過濾掉了其他事，這樣通過一組文化模式覺知篩選而感知到的經驗就與通過另一組篩選而得到的經驗截然不同。」揭露得更為清楚的是精神分析學家萊恩，他評論道：「如果我們的希望、感覺、慾望、願望、恐懼、覺知、想像、記憶、夢想……不符合法律的話，它們將被判為不合法並被驅除。」
雖然是非法的和被驅除的，但這些體驗不會這麼簡單就消失。相反，它們會轉入地下，並在那裡形成生物社會意識不到的內容。如此便不難理解列維-斯特勞斯將無意識定義為符號功能的用意，而且雅克·拉康也堅持認為無意識「具有像語言一樣的結構」。試想，在諸多事務中，人只有通過語言才能說出「不」，正如弗洛伊德所觀察到的一樣，「不」是一種抑制的形式。不管怎樣，我們的社會映射、詞彙和符號幾乎是普遍對立的，而且在所有情況中，二元對立都意味著無意識。
從最一般的意義來看，我們可以因此認為，生物社會無意識代表了存在覺知領域與抽像的映射和意義之間的巨大鴻溝，所以我們還天真地認為這種無意識可以「體現」這一點。讓我們聆聽一下弗洛姆對無意識「內容」的描述，但別忘了，我們必須將他所描述的僅視做生物社會帶的代表，因為我們已清楚，無意識本身也存在著多個階層。個體無法使自己意識到與其文化模式不相容的思想或情感，因此被迫壓制它們。說得正式一些，何為無意識，何為有意識，這取決於（除個體之外，還有家庭條件和人性良知的影響）社會結構及其所產生的情感和思想的模式。至於(生物社會)無意識的內容，那是無法歸納概括的,但至少可以說：它始終代表整個人，包括這個人的所有潛能，不管是黑暗的一面還是光明的一面；它始終包含各種答案的原則，而不管人因存在的示意提出了何種問題……(生物社會)無意識就是整個人,但不包括用於響應社會的那一部分。請記住，隨著存在階層的崛起，也就是說，隨著主要和次級二元對立的出現，人的基本認同從宇宙轉向自己的生命體，所以人從根本上會感覺自己孤立於時空之中。這個人或多或少仍與整個生命體，即人馬座保持著聯繫，儘管他因人馬座從環境剝離開的幻覺痛苦不已。隨著生物社會帶的突起，人馬座逐漸被埋沒於社會虛幻這個主人的重壓之下。
請考慮一下雅克·拉康富有創意的洞見，權當是一個例子吧。他認為嬰兒因學習語言而無法表達自我，並且在多數情況下也無法永遠滿足其整個生命體的「生物需要」。拉康的最著名闡釋者，美國人安東尼·維爾登（Anthony Wilden）因此說道：需求代表了兒童無法獨自滿足的最初的生物需要。因為兒童必須對他要學會說的他人的願望做出反應……這些需要最終被詮釋為詞彙。詞彙能將生物關係轉變為人際關係，因為代表說話主體我或定義關係的語言不完備，因而導致已知無意識願望的自相矛盾（類推地），卻又無法表達出來（以數字形式）。
兒童對他人的第一次懇求方式是哭。某個他人將滿足他的某個需要，比如飢餓，但無法滿足其需求。哭到底被詮釋為何種信息？雖然我們都清楚那信息是什麼，但卻無法言表。我們總是能說出某事，因為語言無法表達所有需要表達的內容，而某事正是由此產生的無法表達之願望的隱喻。相連詞彙的轉喻鏈導致了言語或語段鏈的產生，並徒勞地試圖填補語言本身製造的空洞。此外，我們必須立刻認出覺知的社會化所驅逐的不但有大量的人馬座，而且還有現實的許多方面。這些方面已設法在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對立中倖存下來，就像過去一樣。例如，語言就像對付人馬座一樣過濾掉了大量「外部世界」。這種過濾最明顯的結果就是極大強化了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對立。這兩種初級二元對立崛起後，世界變得看似「外部的」或「彼處的」，生命體基本地孤立於時空之中。從技術上來講，對時空不去分別的非對立的生命體覺知，被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對立轉變為存在覺知和人馬座覺知，蒂利希已將其賦予了具有古典主義特徵的定義，即人對「時空中困境」的覺知，但重點是，在生物社會帶的過濾之下，即使是這種存在覺知或人馬座覺知也被慢慢地扼制了。這就意味著社會因素深刻地塑造了個體對基本存在的感知。當存在覺知變得社會化和符號化時，這必定會強化主要和次級二元對立，因為所有社會映射基本上都同意內與外的初級二元對立和前與後的次要二元對立。簡單講，主要和次級二元對立被封存，而人馬座則被深埋於社會的偽裝之下。終於，在這些社會幻想的負擔之下和逃離死亡的途中，人馬座向稱作「自我」的幽靈投降，人吻別了他可憐的傻瓜弟弟。此時，人馬座不再被簡單地掩蓋，而是被徹底地埋葬。人當然幻想天使與野獸應該分割開來：三級的二元對立在靈魂和肉體之間製造了一條看似無法逾越的鴻溝。
迄今為止，輸入的一切就是，通過把自然的薯條分成若幹份兒並標出價格，我們在本然之外或是空無之中製造出意義，並設計出複雜的遊戲。然後，我們集體地將這種社會契約與真實的世界混淆等同起來。此時，那些不想參與遊戲或不守規矩的體驗者被逐出遊戲。於是我們開始分割、分配自然並選擇做遊戲的那一方，當然，這都發生於存在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對立的存在階層，但整個過程被密封、被極大地擴展，甚至被加劇，最終導致了這種生物社會的無意識。
詳細討論生物社會無意識的錯綜複雜並不在本章的範圍之內。首先，它們的數目很龐大，太過複雜。其次，我們已從非常基本的角度探討過該現象，即生物社會帶，而作為社會分別或社會映射的母體，必定會篩選和過濾某些方面的覺知，因為整個生命體的體驗顯然比任何社會抽像或定義更為豐富，而且社會映射中所不包含的那些覺知方面構成了生物社會無意識的「內容」。換句話說，導致該問題的並不是這個映射或那個映射，而是社會映射本身的性質。映射意味著二元對立，而二元對立則意味著無意識。
社會映射固有的對立本質導致的另一個後果也立刻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這些映射是對立的，所以它們一直在塑造覺知，但方向常常是矛盾的，因此，在被迫採取行動時它們注定會產生矛盾的結果。簡略地講，在從非對立的本然中製造出對立的意義的過程中，某些事必須要發生反作用。非對立國度中的對立映射被設下了惡作劇的圈套。現在我們有必要探索一下其中的寓意，二元對立不但意味著無意識，而且包括雙重的束縛。結果，我們不得不承擔這些似是而非或自相矛盾的社會映射和意義，它們暗暗地指向兩個對立的方向。至少可以說，這種結果是具有戲劇性的。這種情景十分有趣，但不幸的是，玩笑開在了我們所有人身上。
為了能理解該結果，讓我們重申一下，生物社會帶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包含約定俗成的、分別的巨大網絡或母體。我們的符號、映射、根深蒂固的觀念和社會意義都具有一種公共的特徵，即它們控制著我們分割和描述實相的方式。現在這個分別的母體和個人行為之間的聯繫是很容易看到的，因為真正起作用的分割或分別其實是一種規則，而且規則反過來又控制著後面的行動。如果我們想像一下「心靈」分離或完全分別於「身體」，那麼這種分別將會導致我們在研究心靈時可以忽略身體這一規則的出現，而我們受這一規則指導的後續行動也將只研究心靈。於是，這種分別（心靈與身體）一旦發生作用，將產生一種規則（忽視身體），而這一規則將導致進一步的行動（僅研究心靈）。簡單地講，正在發生的分別就是控制後面行動的規則。因此，生物社會帶不但是人的覺知，而且還是其行為的最基本、最深刻和最普遍的模型。因為當個人分割實相時，他確實在如此行動。
生物社會帶通過此方法決定了我們處置自己的體驗方式，以便將其社會化、慣例化、符號化，對其進行評估、篩選、描繪、分割、打斷並為其披上意義單元的外衣，進而通過這些分別中蘊涵的規則控制我們隨後行動的方向。簡言之，生物社會帶是使規則具體化的分別母體，這些規則反過來控制著行為。
讓我們再深入探討一下。受特定規則集合控制的行動其實是一種遊戲。這不是指我們所有的行動只是瑣碎而輕率的；相反，此處使用的字眼具有最廣闊的含義：我們的社會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說確實是遊戲，它們依賴規則，而規則始終依賴特定的分別。在拯救一切的上帝和無惡不作之人之間劃上一道界限，這將產生一個規則，即人只有與上帝接觸才能獲得拯救，這就是宗教遊戲。在有價值的成功和屈辱的失敗之間劃上一道界限，這將產生另一個規則，要想變得有價值，一個人必須避免失敗，這就是競爭遊戲。一句話，分別導致了規則，規則反過來形成了遊戲。
我們只需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能彰顯其中的含義：如果我們做出了不恰當的分別那又會怎樣呢？直截了當地講，不恰當的分別可以導致矛盾或似是而非的規則，而這些規則會導致自己擊敗自己和自己使自己受挫的遊戲。那麼，建立在適得其反的遊戲之上的社會自然成了神經症和精神病的溫床。也就是說，社會的分別、規則和遊戲本身可能就是隱藏起來的矛盾和悖論，這樣按它們行事會使我們受到雙重的束縛，因為這種類型的遊戲規則能確保我們永遠贏不了比賽！下面讓我們看幾則例子：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從每個兒童的嬰兒早期即對其施以詭計。第一個階段，孩子被教導……成為一個自由的施動者，有獨立的思想和行動源泉，這是一種微型的原動力。他接受了這種虛幻的想法，就是因為它不是真實的。他無法抗拒地成為他出生地的社區中的一員。對於這種社會教化，他無力反抗。獎勵和懲罰在不斷地強化這種教育。這構成了他所學語言的基本結構。「你可不能做那樣的事」或「不要做盲目的模仿者，做你自己」，類似這樣的評語在不斷地刺激著這種結構。或者，當一個孩子模仿另一個他所欣賞的孩子的行為時，「約翰尼，那可不是你的風格，那是彼得的」這種教化的無辜受害者無法理解這種似是而非的困境。人們告訴他，他必須是自由的。一種無法抵擋的壓力在他身上，迫使他相信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壓力。他必定要成為某個團體中依賴的一員，而這個團體會將他定義為獨立的成員。
第二個階段，作為一個自由的施動者，他因此被指令道，他必須自發地去做各種事，否則他將不被接受！父母、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們說：「你真應該愛我們。」「所有的好孩子都愛他們的家人，而且不用別人告訴就為他們做很多事。」換句話說：「我們要求你愛我們，原因是你想愛，而不是我們說你應該。」……就我們瞭解的社會而言，它是在玩一場規則自相矛盾的遊戲……結果，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孩子永遠都會困惑不解。「規則自相矛盾的遊戲」就是雙重束縛的代名詞。我們已看到，這種雙重束縛就是製造精神錯亂的典型情況。但我們目前關心的雙重束縛不是一個人強加給另一個人的，而是構建於某些社會機構的基礎之上並強加給我們的！如果這個前提沒錯的話，我們就能得出令人沮喪的結論，即至少在某種意義上，社會就像我們認為的那樣已經瘋了。瓦茲說道：「於是，這一結論是無法避免的，我們所接受的是正常的定義，但它本身卻是瘋狂的。」尼采說得更為簡明：「個體的瘋狂是很罕見的，但對於團體、政黨、國家和時代而言，瘋狂卻是規則的。」蘇利文過去常常對學習治療精神病的學生說：「我希望你們記住，在我們社會的當前情況下，病人是正確的，而你是錯的。」精神分析學家萊恩極富辯才地強烈抨擊道：在熱核戰爭爆發之前，我們早已摧毀了自己的神智。我們先拿孩子開刀，及時地抓住他們是勢在必行的。要不是對他們進行最徹底、最快速的洗腦，他們骯髒的小腦袋就會看穿我們邪惡的伎倆，但孩子可不是傻瓜，所以我們要將他們變成像我們一樣的蠢貨。如果可能的話，還是IQ很高的那一種。
當石器時代的嬰兒遭遇到20世紀的媽媽，那麼從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這些粗暴的侵害，但媽媽卻打著愛的旗號，就像他的爸爸媽媽及其父母及祖祖輩輩所經歷的一樣。這些力量主要集中於破壞孩子的大部分潛力，從整體而言，這項事業是很成功的。等這個新人類長到15歲左右時，我們得到的就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類，一個與瘋狂的世界相得益彰的半瘋狂的生物。這就是我們所處時代的常態……
要想成為一個標準的人，就必須接受異化、沉睡、無意識、遠離心靈的條件。
社會對標準的人極其重視。社會教導孩子喪失自我，進而變得荒唐，最終成為標準的人。
標準人在過去的50年裡殘殺了大約1億名自己的同胞！當然，標準的人對自己的行為也有充足的理由，並且始終都是不錯的理由。我們要麼只採取現實的途徑，要麼就是擠作一團以使自己放心。關於這一點也許唯一可行的答案就是薛定諤的話：「真實？一種離奇的真實。某些東西已經缺失了。」
問題不在於是否存在著「失常的」個體作為標準人招搖過市。相反，此階層的問題是，生物社會帶關注的不是個體的自我，而是位於所有自我之下的社會機構。正如帕特尼在關於該主題的著作的前言部分表述道：「這不是一本關於他們（我們可以超然地看待他們的小毛病，甚至可將其視做某種消遣）的書，它是一本關於我們的書，即被社會調整過的標準人。它主要關注已經變得標準的某些精神病……」簡而言之，我們自我的四壁之牆上的磚塊已與瘋狂的灰漿結合在一起，我們必須檢視的不是具體的牆壁，而是普遍存在的灰漿。
讓我們就規則自相矛盾的社會普世遊戲舉個例子。如果我們要在生命體和環境之間做出一個快速的硬性分別，即我們的社會明白無誤所做的分別，這將產生某種規則，導致一個人在追求個人成功的過程中可能會忽視了外界環境。這就是發號施令者玩的遊戲的基礎所在，無止境地試圖成為山之王者，凌駕於所有其他生命體之上；自從孩子很小的時候起，這種遊戲就被教導給他們。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朱爾斯·亨利（Jules Henry）明確地描述過這種文化遊戲中存在的數不清的自相矛盾，他從小學教育中摘取了一個例子恰當地說明了該問題：鮑裡斯算不好12/16的最簡約分，他只能算到6/8。老師平靜地問他，是不是他只能算到這一步。她建議他「想一想」。其他孩子都紛紛舉手，揮舞著手臂，所有人都迫不及待，發瘋一般的要糾正他。鮑裡斯非常難過，他認為自己也許已經在智力上癱瘓了。老師寧靜而又耐心，她無視其他人，而是將目光和話語都聚焦於鮑裡斯。過了一兩分鐘，她轉向全班說：「好了，誰能告訴鮑裡斯正確的答案應該是多少？」頓時，一大片密密麻麻舉起的手，老師讓佩吉回答。佩吉說可以用4去除分子和分母。亨利用冷酷而坦誠的話語評論道：鮑裡斯的失敗促成了佩吉的成功，他的痛苦換來了她的欣喜。這就是當代美國小學的標準條件。佩吉的表現真是難以置信地殘酷，為了競爭，從其他人的失敗中攫取成功，這對於非競爭的文化來講真是陌生的扭曲形式。這種遊戲的某些自相矛盾現在變得十分明顯：從鮑裡斯的角度來看，黑板上的噩夢也許給他上了要學會控制自我的一課，這樣他就不會在巨大的公眾壓力下尖叫著跑出教室。此類的體驗迫使我們的文化孕育的每一個人在每次晚上夢到的都不是成功，而是失敗，甚至在他們處於成功的頂峰時也是如此。在學校裡，外部的噩夢被內化為一生的夢魘。鮑裡斯不僅僅是在學算術，他所學的本質上就是噩夢。在我們的文化中，為了成功，一個人必須學會做噩夢……
如果在一個社會中，對基本文化商品的競爭成為行動的支點，那麼這個社會就就無法教人們去愛彼此。因此學校就有必要教孩子如何去恨，而表面上卻一點也看不出來，因為我們的文化不能容忍讓孩子彼此相恨的觀念。學校是如何做到矇混過關的呢？矇混過關是正確的！這正是天大的自相矛盾，正如有人說的那樣，沒有什麼像成功那樣失敗。試圖勝環境一籌最終演變為要努力超越自我，因為自我和環境實際上是一個過程。而且那就像抓住自己的腳踝，要把自己從地上拉起來一樣不可能。我們玩這種遊戲真是被愚弄了，沒有人告訴我們永遠也贏不了。所以如果我們參與遊戲，我們注定失敗；如果我們停止遊戲，我們同樣失敗。不管做還是不做都一樣，這就是雙重束縛，即規則自相矛盾的遊戲。
置身於這種情景中，我們很自然會蒙受欺騙，因為我們會認為錯誤一定在於自己的能力不夠。我們一次次糾結於同一個問題，卻看不到成功的影子，但這不是因為我們太愚蠢而得不到成功的答案，而是因為根本就不存在答案。正如維根斯坦所說，這個問題是荒謬的，為了找尋不存在的答案，我們迫使自己深陷於神經症和偶發的精神病。
不意識到這一點是沒有意義的，但現在我們已爛醉如泥，我們中的一個人正從鍾情的酒吧朝家走去，卻一頭撞到了路燈柱上。他踉踉蹌蹌地退後幾步，四下看一看，試著重新調整自己的方向，卻又一次扎向了那根路燈柱子，這次的力量太大了，他一下子癱坐在地。他果斷地掙扎著起來，繼續前進，結果還是一次次重複著撞擊。他心灰意冷，大喊道：「啊，這沒有用，我被困住了。」對於我們的問題，並不存在物質上的障礙，也沒有實際的基礎，難就難在我們思想的困惑，而非實際。
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及叔叔阿姨們沒有使這些規則變得公開透明，相反，他們一直在隱藏規則，使其變得含糊、無意識，因為他們就是這樣被欺騙的。結果，除了有用的和無用的規則之外，生物社會帶的「內化社會」還包含了許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隱藏規則、信息和元信息。也可以說，它們就是構建起生物社會帶結構的數不盡的雙重束縛，它們可以產生程度不同的精神錯亂、神經症和精神病，而且這些症狀幾乎普遍存在。
請記住，這些雙重束縛只是因為我們是社會中的成員就加之於我們身上。它們密切地派生我們的語言、法律、邏輯和倫理的形態學和句法，比如，將自然分割成名詞與動詞以及主語與賓語的語法慣例；拒絕放棄排中律並因此拒絕看到對立的統一體的常識性邏輯；「要始終行善、避免作惡」的倫理道德觀念。它們塑造了我們的角色、地位、價值體系及流行的人生哲理範例：為了不存在的未來而生活，就是為了永遠無法享受到的明天而生活；認同純粹抽像而膚淺的角色，所以我們「認同」得越多，我們實際上越感到自己迷失。因害怕失敗而去追求成功，所以我們得到的成功越多，我們害怕的失敗也越多。簡而言之，所有的遊戲都是這樣，如果它們發揮作用，它們就會失靈；如果我們勝了，其實我們就輸掉了遊戲。
關鍵在於，不但是自我階層中個體之間的社會交流包含雙重束縛，而且交流的規則本身通常也是矛盾的、似是而非的，因而也製造了雙重束縛。所以我們可以說，造成自我階層的尖銳問題和投射的特定雙重束縛不過是受干擾的生物社會帶的節點，在這一帶中自相矛盾的現象最為突出。一般來說，社會強加的雙重束縛被特定的雙重束縛大大地加重或增強了，那麼此處就會產生激烈的情緒干擾。不管怎樣，生物社會帶本身的自我產生了眾多的情緒智能困難、「標準的神經症」以及集體的精神錯亂。溝通精神病學家、家庭治療醫生、社會現象學家及此類的其他專家所針對的都是這個階層。
這個階層必定要涉及具有自相矛盾規則的遊戲，但其帶來的困難卻實際上超過了遊戲和規則本身，所以就像我們已經建議的那樣，自相矛盾的規則反過來會依賴對不恰當的分別的劃分。我們通過語言、邏輯和符號性映射實現的對真相約定俗成的分別和分割不會向我們揭露真相，它們在對其進行編輯，這就是最棘手的問題。
讓我們舉個例子，既然我們的行動是宇宙的行動，那麼對宇宙施加作用就是無意義的。因為我們沒有置身於其外，所以無法做出該舉動。但當我們通過將自己的行為與環境的行為割裂開來以編輯真相時，我們就得到了一種方便的錯覺，即我們可以脫離於週遭的環境而行動。這種不恰當的分別導致了發號施令者自相矛盾的遊戲規則及其各種衍生規則。
我們之所以對這種荒唐事信以為真，是因為我們已被自己的符號性知識催眠了。我們可以說一顆流星撞到了月球，但也可以說是月球撞上了流星；或者我們可以說火車在地上行走，但也可以說大地在火車下移動。但此處只有一個動作，如果我們試圖對其做出單一的表述，那麼該表述就可能顯得有些自相矛盾，因為我們企圖同時包含兩個對立的觀點，而這是我們的語言和邏輯無法做到的。
真實是非對立的，可以看做對立的一種巧合。那麼我們所做的不恰當分別和二元對立勢必會產生某些規則，而這些規則會引發具有矛盾結果的行動，因為被放逐的對立方一定會自相矛盾地返回。例如，我們將生與死分割開，這種不恰當的分別會導致自相矛盾的規則，即我們必須一直活下去，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根除死亡。因為生與死實際是一個整體，贏得了比賽就等於失去了生命，所以如果我們贏了，實際上卻輸了。這就像一道門口，它可以同時充當入口和出口，所以當我們擋住出口時，我們也擋住了入口。我們在逃離死亡的途中卻被死亡殺死。
因此，這就是此類不恰當的分別，它們不但可以引發許多社會機構制定的自相矛盾的規則和事與願違的遊戲，而且反過來也為我們的集體精神錯亂煽風點火。通過一段文字，我們已指出四種不恰當分別及多種必然的結果，但必須再一次強調的是，不恰當分別就是我們最終認為是真實的任何分別。進行分別、對立和分割本沒什麼錯，但前提是我們要能認識並感受到所分割的真相。問題是，我們做不到，結果我們的分別變成不恰當的，最終導致雙重束縛及其涉及的一切：瑪雅變成了瘋狂。
很顯然，如果我們意識不到做這些分別的其實是我們自己，那麼我們都更傾向於把自己的分別當成真實。此處指的分別是對時空的不恰當分別。蘇利文因此說道：「自然看起來對我們在時空之間所做的分別一無所知，我們所做的分別最終成為我們心理上的特質。」我們想接著補充說：「自然不清楚我們所做的任何分別，結果，這種分別以我們也含糊不清的方式對自然進行了篩選和掩蓋。」也就是說，分別也好，最初的映射也好，它們通常是不明確的、不被注意的、隱藏的和無意識的，我們只能說許多的映射並沒有被看做映射，所以我們錯誤地認為我們所處的是真實國度本身。因為這些原始的映射以及分別是無意識的，所以我們一直在犯錯而置主體的謬誤所不知。簡單地說，我們意識不到真相，因為我們意識不到自己掩蓋真相的方式。我們對真相進行分割，然後忘了我們所做的分割，最後忘掉了我們已將其遺忘。
總之，在建立意義的過程中，我們的社會映射對存在進行了二分，並對覺知進行了篩選或過濾，這一過程的結果是導致了此階層上的生物社會無意識。而且，因為這些對立映射所代表的領域實際上是非對立的，所以很多情況下所謂的「意義」是毫無意義的，或是自相矛盾、似是而非，而試圖在這種影響下行動就是雙重束縛。還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映射本身也是無意識的，因為一旦我們知道它們不過是映射而已，我們將自動去追尋真實的國度，但這已經被精確地判為非法了。於是，甚至會有否認其他映射存在的映射，或者是阻止人們瞭解特定禁忌的禁忌，阻止人們瞭解特定法律的法律。用萊恩的話講，存在著阻止我們看到規則的規則，甚至還有針對該規則的另一重規則，因為「承認規則就等於承認規則和運作正試圖提供並不存在的東西」。那樣就太可怕了，畢竟，我們也可能醒來。
家庭治療、溝通精神病學、語義治療法、某些非常基礎的人際關係治療法、社會現象學及類似的學說，它們都在以各自的方法努力使無意識映射變成有意識，這樣即使它們繼續掩蓋事實，我們至少也可以意識到真相正在被掩蓋，這便是洞見的開始。莊子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一旦明白我們的映射就是映射，我們就將最終超越它們，到達本然的國度，拋開之前抓得牢牢的、社會強加給我們的夢想，洞穿「所謂真實的這些社會共有幻覺所具有的組織機構」。如果我們不成功，那麼那些社會幻覺就會被以假當真，那樣「我們週遭都是虛假的事件，我們要用錯誤的意識與之適應以便把假的當成真的，甚至是美好的」。結果就是某位心理分析學家所說的「每個人都同時做制度化的惡魔」，而導致這一幕的原因只是因為「每個人都相信別人是相信他們的」。
因此大多數的治療都是針對生物社會帶的。雖然這一帶不是分別和二元對立的唯一製造者，但它卻是最普遍的，而且它是我們對立語言和邏輯的大本營。這種巨大的分別母體一旦被當做真實，那麼它不但會篩選覺知，而且會導致自相矛盾的規則、適得其反的遊戲以及神經症和精神病。其對於行為的重要性是無法忽視的。
當一個人分割真相時，他確實在如是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