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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抑鬱症的女孩瑪麗，在比利第一次來到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時就被他深深吸引。比利轉到利瑪醫院後，9個月來她一直關注著有關比利的消息。
她無法和比利直接聯繫的時候，經常打電話給他的母親（及她新婚的丈夫）、妹妹和律師，借此瞭解比利的情況。每當得知有人要從阿森斯市前往利瑪醫院，她都會要求同行。
暑假期間，瑪麗終於在利瑪市中心租了一間帶傢俱的房子，住得離醫院近，她就能經常去探望比利了。她變成了比利與外界取得聯繫的中間人和信使。她幫比利打信，還將他的筆記偷偷帶出醫院。
看守和醫院員工監視著他們的談話，又開始擔心比利把醫院裡的信息傳遞出去，揭露在病房裡發生的事情。他們向林德納和哈伯德提出抗議，但沒有結果。
瑪麗認為應當從旁觀者的角度將比利在醫院的生活記錄下來，於是利用自己學到的科學方法對他做近距離的觀察，並記錄下了他的想法和行為。她決定將去醫院探視作為實地社會考察，並將心得寫到日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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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日記》
1980年7月23日（星期三）：今天早上，比利設法回到了操作療法室。下午1點，他到會客室和我見面時，手裡拿了幾張從雜誌上撕下來的傢俱圖片。他在著手準備修建更大的廠房。他請我幫他訂購20個鐘表機芯和表盤。能夠回到操作療法室並開始籌劃廠房建設使得他今天情緒非常興奮，是我見過他心情最好的一次。
我提醒他在地面建窯很危險，因為我不希望他被坍塌下來的東西砸傷。
他說：「如果我不能鼓起勇氣帶領大家重建我們被破壞了的陶瓷窯，那活著也沒有什麼意思。」
他要我今後將下午1點的探視時間改到3點，這樣他就可以到操作療法室去工作了。
1980年7月24日（星期四）：今天早上比利在操作療法室幹活的時候，他病房的幾名看守過來告訴他，上面命令將他轉到22號病房的隔離室。鑒於他們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職業教育部主任愛德華茲拒絕讓他們帶走比利。大家都站出來幫比利說話，因而導致患者與看守發生了長達1個半小時的爭執，包括林德納和哈伯德在內的醫院工作人員也參與其中。
其後，操作療法室的其他患者被帶到另一個房間，留下比利一個人蜷縮在房間的角落裡。事情終於有了結果，比利沒有被關進隔離室。
他後來沒有告訴我究竟是誰想把他關起來，也不願過多談論此事。我猜測，這是曾經被比利舉報過的看守，或是某個不希望看到比利回操作療法室的人搞的鬼。
1980年7月30日（星期三）：今天早上，比利在操作療法室時，哈伯德的助手跑來給比利和他的合夥人坎貝爾、扎克搗亂。他們剛把產品裝配線安裝好，該助手就前去阻止，理由是他們沒有納稅，醫院會為此惹上麻煩。
於是比利決定，讓工人們每人每月從「扶貧基金」中拿出10美元錢納稅。比利最終說服了大家，但因此引起的爭論和打鬥令他十分難過。他告訴我，他希望那些人不要如此粗暴地反對他，因為這樣做會令他不得不自我防衛……
幾個星期前，比利他們和醫院簽訂了合同，由院方提供木材，他們負責為醫院建造一個露天看台。木材運來後，他們就把工人派過去幹活；但大約2小時後，大隊人馬又跑了回來，因為他們得知這個活根本沒有酬勞，所以罷工不幹了。
工人要求院方按照慣例支付與木材價格（1200美元）相等的工資。過去，患者每做一個鍾就為院方也做一個供其銷售，以此支付材料費。這次院方強硬地拒絕了工人們的要求，但最終還是讓步了。
今天，這1200美元送到了三劍客手上。比利把錢帶回了操作療法室，然後派工人去修建露天看台。下午比利在操作療法室裡作畫，但他記不清這是否是自己搬回A病房後第一次作畫。
他口述了3封信，我把信帶回家並用打字機打好。
（比利寫給利瑪醫院的信）
1980年8月3日
寄件人：州立利瑪醫院A病房
利瑪市，俄亥俄州
郵編45802
收件人：哈伯德主管和臨床主任林德納醫生
州立利瑪醫院，利瑪市，俄亥俄州
郵編45802
親愛的哈伯德先生和林德納醫生：
我注意到，在不久的未來，將有特殊成員參與審理我的案子。基於我的律師的建議，我特此通知兩位，如果我的律師和我私人聘請的心理專家不在場，我不會與州心理健康局合作進行任何心理測試或回答「特殊」成員提出的任何問題。
同時我有權將全部過程錄音，以便將來作為證詞。此外，我的律師認為，我有權選擇在場的媒體成員。最後，我相信州政府會同意我的上述要求，以維護我的公民權利，否則我將不會合作。
威廉·米利根
抄送：戈爾茲伯裡和湯普森律師；韋爾默倫博士；莫裡茨博士
（瑪麗寫給戈爾茲伯裡律師的信）
1980年8月4日
親愛的阿倫：
比利已經擬定了計劃去塑造自己的未來。他認為目前最為重要的，是搞清楚「何時」才能從這個被無限期監禁的地方釋放出去。如果出不去，他寧願待在監獄裡，因為在那裡他至少知道還有多久就可以出獄。儘管如此，他知道如果入獄，在整個服刑期間他「一定」會被單獨監禁……
祝好
瑪麗
（比利寫給戈爾茲伯裡的信）
1980年8月9日
親愛的阿倫：
很久以來，我一直想給你寫信，但不知道該從何談起。你大概會說我不得不追趕時間——在適當的時間抓住自己……如果我選錯了時機，那就得靠你全力相助了。我想我們又回到了事情的起點。有時候我想，我們早該殺死比利。
如果做了，那麼一切就不會像現在這麼糟糕。我想我們永遠無法得到幫助，但我覺得這是我或者我們命裡注定的。凱西、摩爾太太和我，多年來一直都是卡爾莫的囚犯。大概正因為如此，我才不可能將監禁我的人視為醫生。經年累月的抗爭已令我筋疲力盡，該發生的事終將發生。我知道麻煩是我們自己招惹的，當然，俄亥俄州議員也在其中出了一份力。他們終將笑到最後，知道這個結局實在令人痛心。
比利
3
在接下來的週一，寵物療法室患者的頭頭胖子貝克爾和洛根來到木工房開會，討論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壓制。
「我們有要事商量，」扎克對老馬辛格（Pop Massinger）說，「別讓人過來。」
於是老馬辛格讓兩個助手拿著木板守候在門口。
在烘乾室裡，幾個頭頭各自倒了咖啡，立刻開始討論看守搗亂的事。
「寵物療法室的情況越來越糟，」洛根說，「我們那兒有很多人平白無故就被他們揍了。」
「我們什麼辦法都想了，」貝克爾補充道，「我試著去溝通，聯繫了法院和聯邦法官，但他們不願意理我們，毫無結果。」
「我們還是得用老辦法，」扎克說，「給他們點厲害看看，讓他們明白患者也是人。」
「我們得立即行動，」胖子貝克爾說，「要不然他們就會像過去那樣挑動大家互相猜疑。把我們分化了，他們就能控制我們。我覺得，我們必須趁著還有力氣的時候採取行動保護自己。」
坎貝爾建議組織集體逃亡，但亞倫認為那樣做於事無補，留下來的患者還會和以前一樣受到虐待。扎克則主張舉行全面暴動，接管整個醫院。
「怎樣才能讓他們明白我們的態度是堅決的？」坎貝爾問。
「我在外面有朋友，」洛根說，「我可以讓他們一起出手。」
坎貝爾表示贊同：「攻擊就是最好的防衛。」
亞倫從他們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為了反抗虐待，這幾個頭頭已經準備豁出去了。「如果不得不幹，」亞倫說，「那就得選擇正確的辦法，要幹得值得。讓一群毫無組織的患者一哄而上，砸爛幾扇窗戶，會有什麼好結果嗎？這樣干只能給安全部門留下時間來鎮壓我們，從此我們再也出不去了。我不贊成使用暴力，但如果迫於無奈，我們也要幹得漂亮。」
「你說得有道理。」扎克說。
「那你想怎麼幹？」胖子問。
「要干，我們就得計劃好，做好準備，」亞倫說，「來一次大規模進攻。」
「我們可以發動各方面的力量來一場大突襲。」坎貝爾提議。
「要是這樣的話，」亞倫說，「警衛就有了鎮壓我們的借口，那我們就什麼都幹不成了。他們會把我們抓起來關進隔離室，然後再用老方法來對付我們，一切都會恢復原來的樣子。」
「我們已經掙了不少錢，」扎克補充道，「而且還有權力，真沒必要為了一次愚蠢的行動犧牲這一切。」
「但我們必須有所行動。」坎貝爾堅持自己的意見。
「我同意，」凱文說，「不過行動的規模要大。」
「我們投票表決吧！」胖子說。
投票的結果是一致同意開戰。
「這樣的話，」扎克說，「我們要在這裡部署一個奇襲隊，寵物療法室從側翼進攻，為我們掩護。」
「先想好怎麼幹，」洛根說，「把武器準備好，然後把情況告訴我們，這樣大家才能協調策略。」
胖子貝克爾向木工房那邊點點頭：「你們得幫我們製造武器。不過我們還需要其他東西。有些東西你們找不到，我們去找。你們準備長木把，比如雙截棍，然後我們纏上帶刺的鐵絲。」
扎克表示贊同。「我們打他們個措手不及，然後就立刻撤退，讓留下的那些人去通知公路警衛隊或警察什麼的吧。為了防止出現肯特郡事件或者更糟的情況，我們就必須做好準備。」
「我們可以抓幾個人質。」坎貝爾說。
「這不行，」亞倫說，「如果像伊斯蘭什葉派霍梅尼那幫傢伙那麼幹，我們就無法獲得公眾的支持。還記得阿提卡事件嗎？媒體將被抓作人質的官員的死怪罪到患者身上，但後來調查證實，這些官員其實是被他們自己人殺害的。」
「但是可以抓幾個看守或者工作人員當人盾啊。」扎克堅持己見。
「我們怎麼保證人質的安全？」亞倫說，「別忘了，我們這兒有那麼幾個瘋子是會強姦、殺人的。我們不需要人質。如果我們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在我們被轉送出去以後，他們又發現有人遭到了強姦或傷害，那豈不糟糕？以後還會有人相信我們嗎？他們永遠都不會信守承諾了。我不同意抓人質。」
「那你說怎麼辦？」坎貝爾問。
「我們在下手前必須決定哪些人是不能傷害的，包括患者和工作人員。」
其他人不再反對。
他們決定立刻製作武器。大部分工作都在操作療法室裡進行，然後把做好的武器藏到寵物療法室裡。
「我們這裡原來有31個人，但現在只剩下26個人了。寵物療法室大概有22個人，烘乾室有14個人，」亞倫說，「另外還有棒球隊，我們把消息告訴大家，看看能不能說服其他人參加。」
亞倫建議把所有的證據都收集起來，包括紙張、文件和錄音帶，然後將這些證據存放到堅硬的箱子裡，用鐵鏈綁在側翼大門的鐵欄杆上。如果大家都死了，外界也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暴動發起人自稱為「自由之子」，他們決定在1980年9月8日星期一開始行動，行動代號為「黑色星期一」。暴動的消息已經在患者中傳播開來。
4
醫院管理層和許多看守頗以棒球隊為榮，比賽時還押了不少注，因而很容易說服他們讓球員鍛煉腕力以加強攻擊能力。球員們說擊打沙袋是必不可少的鍛煉，但那些人不知道球員的擊球、傳遞和慢跑練習其實都是在為戰鬥做準備。
坎貝爾提醒棒球隊員隨時準備好球棒。由於球棒都被鎖在一個有三道鎖的櫃子裡，所以他們得把櫃子背面的鐵鏈弄松，這樣就能從後面打開櫃子。
他們還從客隊那兒偷了一些球棒。
棒球可以當作子彈，釘鞋的鐵釘在短兵相接時也能派上用場。扎克用三根鐵釘把球棒的尾部固定在自製的木板上，做成了攻城用的槌子。
一些球員的身體已經鍛煉得十分強壯，擊打沙袋的時候甚至把球棒都揮斷了。因而醫院不得不准許他們購買鋁質球棒來代替。
出人意料的是，在醫院、看守和工作人員的鼓勵下，利瑪醫院這支弱小的棒球隊居然打贏了好幾場比賽。
但最為重要的是控制那條繪有101英尺長壁畫的主要安全通道。湯姆很快就發現，坎貝爾的電子知識比自己還豐富。坎貝爾告訴他如何利用電動門的電源來控制這扇門。
電源箱的供電量為2300伏，天花板上的電線經過大廳直通警衛站，然後向下連接到安全門的電子鎖上。警衛就是通過這個鎖來控制安全門。坎貝爾和湯姆假借修理窗台找到了電源箱，將一對跨接電纜掛在斷路器上，測試電壓後，又把剩下的電纜線繞在上面，關上了電源箱。
坎貝爾把它叫作「電鰻行動」。
警衛進攻大廳時，兩名患者可以同時向對面的大廳發動第一輪反擊。只要關閉大門，就沒有人能進入走廊，這時坎貝爾就會開始「電鰻」行動。他會把手伸進電源箱，抓住跨接電纜將其與電門和監視屏連接到一起。
「誰碰到這兩邊的門都會被電死。」坎貝爾說。
「要是他們關了總電源怎麼辦？」湯姆問。
「那也沒用，因為備用的緊急發電機會立刻啟用。這個動作至關重要，把敵人關在外面，我們就有時間把武器安置好。」
為了阻止警衛使用炸藥，扎克準備在大廳和台階上倒上汽油和松節油混合劑，這樣那些人就得小心翼翼地走動以免引著火。
他們還制訂了「酸雨行動」計劃。湯姆在操作療法室的水泥板底下找到了自動噴水系統，於是，他們就在機器噪音的掩護下鑿穿了水泥板、切斷了水源，把從印刷室弄來的硫酸倒在灑水器裡。
裡根需要在肉搏時使用小刀，於是，扎克用從油桶上剝下來的金屬片做成了小刀。他們又用噴燈（以製造棒球看台隔板為借口爭取到的）把油桶上的金屬片割成條狀，然後用金剛石鑽孔機的鑽頭（一位合夥人趁探視時偷偷帶進來的）把金屬片磨成小刀的形狀。
裡根教大家在肉搏時如何使用小刀。他把皮帶（皮革小組提供）的一頭纏在刀把上，另一頭繞在手腕上，這樣刀子就不會掉下來，也不會擲出去。
裡根還用粗麻布和帆布做成了沙袋，在裡面裝滿了稻草和沙子。在操作療法室的樓上，他找了一個警衛不常去的地方，把沙袋掛在牆上。他知道那些性情溫和的患者不是冷血殺手，但認為可以讓這些人接受肉搏訓練。他教他們如何從後面攻擊看守和警衛，以及如何握刀、肩刺、橫刺、揮刀和直刺的技巧。
儘管大家都在努力加強戰鬥力，忙著制訂計劃，但是亞倫內心還是希望這些不會派上用場。只要胖子貝克爾和洛根能夠通過與外界的聯繫，控訴他們受到的嚴酷和不人道待遇，只要存在改變環境的希望，那麼「自由之子」就只是備用的力量。亞倫說服大家同意，「黑色星期一」只是最後的手段。
5
醫院下令操作療法室不得再向木材廠訂購木料，於是三劍客開始尋求其他辦法。
扎克記得在音樂治療室裡曾看到過一些鑲板，但他們去找時，卻發現門被上了鎖。
「我們走吧！」坎貝爾說，「有人發現了我們的行動。」
「知道和證明是兩回事，」扎克說，「那些證據早變成滴答作響的座鐘和咖啡桌，遍佈在俄亥俄州和西弗吉尼亞州了。」
樓梯下到一半，亞倫無意中碰到一扇雙開門，門突然打開了。
「嗨，快來看……」他說。
「這是個小禮拜堂，」扎克說，「哪能偷禮拜堂的門啊。」
「怎麼不能？」坎貝爾問。
扎克聳了聳肩，開始動手卸鐵鏈。
「等一下，」亞倫說，「這門太大了。」
坎貝爾抬頭看了看說：「比利說得對。我們可以把鐵鏈卸下來，但這個門實在太大了，根本無法穿過其他的門。我們得用鋸在這裡把它鋸開。」
「那得花多少時間啊，」坎貝爾說，「不能等著人家來抓我們。」
他們走進去查看。長凳子看起來能搬走，但匆匆檢查後卻發現它們都被用木栓固定在地上，必須用特殊工具才能卸下來。用手鋸鋸斷木栓太費時間了。
亞倫去查看鋼琴，發現這架琴比音樂治療室裡的那架還要難搬，得冒更大的風險。他望著聖餐檯後面那個18英尺高的橡木十字架。
扎克和坎貝爾隨著他的視線望過去，但亞倫卻猶豫了。
「拜託，比利，」扎克道，「別在這個時候和我們說什麼宗教信仰。」
「也是……」坎貝爾歎了口氣，「我們需要它。」
亞倫端詳著這塊精美的木材。這個十字架不是拼接的，而是從一棵樹上鋸下的整塊木材，然後在它的兩側裝上6英尺長的橫樑。
扎克站到聖餐檯上，晃了晃後面的十字架：「該死，它被固定在牆上了。」
「我們可以卸下螺絲。」坎貝爾說。
「它至少有350磅重，」亞倫說，「它倒下來肯定會砸爛大理石聖餐檯，那聲音可能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他們最後決定卸下兩張長凳的木栓，用它們撐住十字架，然後用窗簾上的繩子把凳子和十字架的橫樑綁在一起，這樣就能把十字架放下來，靠在聖餐檯和講壇上。他們折騰了將近1小時，才把十字架和講壇移出禮拜堂，然後搬出大廳拖回木工房。
他們迅速地將十字架和講壇鋸成塊，坎貝爾估計這些木材夠他們做1個瓷器櫃、4張咖啡桌和7個座鐘。
「你們必須答應我一件事，」亞倫堅持道，「等我們從木材商那裡搞到足夠的木材，就給禮拜堂做一個新的十字架。」
「我還以為你不信教呢！」扎克說。
「我是不信，但是這裡有不少人要用那個禮拜堂。說好了我們只是暫時借用，我心裡才能好過一點兒。」
「好吧，」坎貝爾說，「我們做個更棒的十字架，找機會把它放回去，我絕不食言。」
心理健康局把州內各監獄和精神病院裡的社會邊緣人全部集中到利瑪醫院，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這些人確實精神異常，但比那些管理他們的人都聰明，也更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