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影響力：群體影響_戴維·邁爾斯

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漢·劉向《說苑·雜言》

毫無疑問，一小群有思想、有責任感的公民能夠改變整個世界。

——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

托娜即將跑完每日長跑的全程時，已經累得不行了。儘管她腦子裡想著要堅持跑完，可身體卻向她央求說還是步行回家吧。最後，她選擇了折中的辦法，用極慢的速度跑回了家。第二天，除了有兩個朋友和她一起跑以外，情況還是和前一天一模一樣。但是托娜卻比上一次少花了2分鐘就跑完了全程。她覺得很奇怪：「我能跑得更快就是因為和她們一起跑嗎？和別人一起我總是能跑得更快嗎？」

我們幾乎無時無刻不生活在群體中。我們的社會不僅僅由70多億個體組成，它同時包括了200多個國家和地區、400萬個地方性社區、2000萬個經濟組織，以及幾億個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群體——比如，戀人、家庭、教派、班級等等。那麼，這些群體是如何影響個體的呢？

群體互動常常會產生引人注目的效果。賢者雲集的群英會能激發大家智慧的火花。而臭味相投的失足青年在一起只會增加彼此的反社會傾向。不過，群體是如何影響其內部成員的態度呢？哪些因素有利於群體作出明智的決策呢？

個體也會影響他們所在的群體。1957年的一部美國經典影片《十二怒漢》是這樣展開情節的：審理謀殺案的12名警覺的陪審員列隊走進陪審室。那天天氣很熱，陪審員們疲憊不堪，急於裁定一位少年弒父罪名成立。在他們就快達成一致意見時，其中卻有一個人特立獨行，拒絕投票。接下來，隨著討論的繼續進行，陪審員們一個接一個地改變了自己的裁決直至最後達成了一致意見：「無罪。」雖然在真實的審判中，單一個體極少能夠支配整個群體，然而，歷史就是由能撼動多數人的少數派創造的。到底是什麼因素令少數派——或者有效的領導者——如此具有說服力呢？

我們將逐一來探討這些有趣的群體影響現象。不過，首先要思考：什麼是群體？群體為什麼會存在？

什麼是群體？答案好像不言自明。但是，一旦有幾個人互相比較他們所給出的定義時，問題就沒有那麼簡單了。一起長跑的運動夥伴是群體嗎？飛機上的乘客是群體嗎？群體是否指彼此認同，感覺應該在一起的一群人？群體是否指具有相同目標，相互依賴的一群人？是不是當個體變得有組織時，就形成了群體？什麼情況下群體成員之間的關係會長期持續下去？社會心理學對群體的定義涉及所有這些問題。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群體動力學家馬文·肖認為所有的群體都有一個共同點：群體成員間存在互動。因此，他把群體定義為兩個或更多互動並相互影響的人。另外，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特納認為，群體成員把同一群體中的人看做是「自己人」而不是「陌生人」。所以，就此而言，一起長跑的同伴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群體。而群體的存在可能有許多理由——為了滿足歸屬的需要，為了提供信息，為了給予報酬，為了實現一定的群體目標等等。

如果按照肖的定義，在計算機房上機，各自做自己事情的學生不能稱作群體。雖然他們也是在一起，但他們只是一群人而不是一個互動的群體（不過，他們也可能是某一網上聊天室無形群體的一員）。計算機機房裡鬆散個體的集合與由互動個體組成的更具影響力的群體之間的區別有時候是模糊不清的。僅僅是有其他人在場有時也會對個體產生影響。就好像在一場體育比賽中，人們會把那些和自己支持同一個參賽隊的人看做是「我們」，相形之下，把那些支持其他隊的人看做是「對手」。

我們將先考察有關集體影響的三種實例：社會助長作用，社會懈怠和去個性化。這三種現象都可以在互動很少的情況（我們稱之為「低限群體情境」）下發生。然後我們將探討在互動的群體中社會影響的三個例子：群體極化，群體思維和少數派影響。

10 社會助長作用：他人在場的影響

讓我們從社會心理學最基本的問題開始：純粹他人在場會不會影響我們？「純粹在場」是指，在場的他人實際上只是被動的觀眾，並不具有互動性和競爭性，也不會實施獎勵或懲罰。他人在場是否會影響當事人的長跑、用餐、打字或考試成績？尋找該問題答案的過程就是科學揭秘的過程。

純粹他人在場

一個多世紀以前，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心理學家特裡普利特（1861—1931年）注意到：自行車手在一起比賽時，他們的成績要比各自單獨騎行時的成績好。在把自己的直覺發現（他人在場能提高作業水平）公佈於眾之前，特裡普利特首先對此進行了實驗室研究。在實驗中，他要求兒童以最快的速度在漁用卷軸上繞線，結果發現，當兒童在一起繞線時要比單獨繞線快得多。

隨後的實驗發現他人在場能夠提高人們做簡單乘法和劃銷字母等任務的速度，同時證實了他人在場能提高簡單動作任務（比如保持一根金屬棍與一個在轉盤上轉動的硬幣大小的圓盤接觸）的準確性。這種社會助長作用也同樣會發生在動物身上。當有同類在場時，螞蟻能挖掘出更多的沙子，小雞會吃更多的穀物，交配中的老鼠會表現出更多的性活動。

不過現在就下結論似乎還為時過早。另一些研究發現，在完成某些任務時，他人在場會妨礙當事人的成績表現。有同類在場時，蟑螂、長尾小鸚鵡、金絲雀學會走迷宮的速度都比較慢。這種干擾效應在人類中也會發生。他人在場會降低人們學習無意義音節、走迷宮遊戲以及演算複雜乘法問題的效率。

如果說他人在場有時能提高個體的作業成績，有時卻會妨礙作業成績，這些研究結果似乎自相矛盾。到1940年為止，這個領域的研究幾乎停滯不前，並且一直沉寂了25年，直到心理學家扎榮茨提出新理論，學界對社會助長的研究才再度興起。

社會助長作用：當與很多人一起騎車的時候，你會不會騎得更快？

扎榮茨想把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發現融合到一起。正如科學界常有的靈光一閃一樣，扎榮茨（1965）善於借力打力，觸類旁通。他受到了實驗心理學著名定律的啟示：喚醒[1]能夠增強任何優勢反應的傾向。喚醒會提高簡單任務的作業成績，因為在這些簡單任務中「優勢」反應往往是正確反應。人們在喚醒狀態下，完成簡單的字謎任務——辨別出打亂了字母順序的單詞，比如「akec」，是最快的。而在複雜任務中，正確答案往往不是優勢反應，所以，喚醒增強的是錯誤反應。因此，在更難一些的字謎任務中，處於喚醒狀態的參與者成績會更差。

僅僅是社會接觸就可以引發……刺激人類好鬥的動物本能，從而提高每個工人的工作效率。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1867年

扎榮茨提出的理論能夠解開社會助長作用之謎嗎？假設人們會因他人在場而被喚醒或激活似乎很有道理，而且現在也有許多證據證實這一假設是正確的。（我們都能回想出面臨一群聽眾時自己的緊張或者興奮感。）如果社會喚醒能促進優勢反應，那麼它應該會提高簡單任務的作業成績，並且會降低困難任務的作業成績。至此，我們可以對以前令人迷惑不解的結果做出比較圓滿的解釋。在漁用卷軸上繞線，做簡單乘法題，或者吃東西都是一些簡單任務，這些任務的正確反應都是人們掌握得非常好的反應或很自然的優勢反應。毫無疑問，他人在場會提高這些任務的作業成績。而學習新材料，走迷宮遊戲，或者解複雜的數學題都是一些較難的任務，這些任務的正確反應很難一下子就做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他人在場就會增加個體錯誤反應的次數。可見，同一個規律：喚醒能促進優勢反應，在兩種情況下都有效了（見圖18）。突然之間，先前看起來互相矛盾的結果也不再矛盾了。

羅伯特·扎榮茨（Robert Zajonc，1923—2008年），波蘭裔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曾先後在密歇根大學、斯坦福大學任教。1994年退休，並成為斯坦福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主要有態度和信念、歸因、社會認知等。其提出的主要理論有曝光效應、匯合模型理論、移情和表情特徵等。扎榮茨因其卓越的研究工作曾獲得實驗社會心理學會的傑出科學獎，APA的傑出科學貢獻獎。

圖18　社會喚醒效應

扎榮茨提出：他人在場可以增強個體的優勢反應（正確反應僅僅出自簡單或掌握得非常好的任務中），這一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這種看似矛盾的研究結果。

扎榮茨的解決方案是如此的簡單而出色，這令其他社會心理學家們想到了赫胥黎第一次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後的想法：「怎麼以前從來就沒這樣想過呢，我是多麼的愚蠢啊！」當扎榮茨指出來之後，這個道理就似乎顯而易見了。然而，也有可能是因為戴著有色眼鏡，產生後見之明偏差，所以那些矛盾的結果看起來融合得如此完美。扎榮茨的這個解決方案能經受住實驗的直接檢驗嗎？在對25000個志願者參與者進行了差不多300項研究之後，證實這個解決方案仍舊有效。

要有所發現不僅要見人之所見，更要思人之未思。

——奧爾貝特·聖捷爾潔，《沉思的科學家》，1962年

隨後的實驗也以不同的方式驗證了這個規律：無論優勢反應是正確反應還是錯誤反應，社會喚醒都會促進這種優勢反應。心理學家亨特和希勒裡發現：他人在場時，學生們學習走簡單迷宮所需的時間會變少，而學習走複雜迷宮所需的時間會增加（和蟑螂是一樣的！）。邁克爾等人發現：在一個學生社團裡面，優秀的檯球選手（在隱蔽觀察條件下擊中71%的選手）在有四位觀察者來觀看他們表現的情況下，他們的成績會更好（80%的擊中率）。而差勁的選手（先前平均擊中率為36%）在被密切觀察的條件下表現更差（擊中率只有25%）。

由於運動員們所表現的都是熟練掌握的技能，這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觀眾的支持性反應常常能夠激勵他們表現出最佳狀態。在對加拿大、美國、英國舉行的總計8萬項大學體育賽事或專業體育賽

表4　大型群體體育比賽中的主場優勢

事的研究顯示：主場隊會贏60%的比賽（棒球和橄欖球會少一些，籃球和足球會多一些——見表4）。這種主場優勢有可能源於運動員對主場環境的熟悉，較少的旅途勞頓，源於對領土控制的優越感，或者是源於觀眾狂熱的喝彩而激起的更高的團隊認同感。

擁擠現象：眾多他人在場

綜上所述，人們的確對他人在場有所反應。但是，觀察者的在場真的會激發人們的喚醒狀態嗎？當面臨壓力的時候，身邊擁有一個夥伴可能會讓你感到安慰。可是，他人在場時，人們的出汗量會增加，呼吸加快，肌肉收縮次數增加，血壓升高並且心跳加速。在完成有挑戰性任務時，甚至一群熱心觀眾的在場也可能會使個體的表現比平時更差。你在第一次鋼琴獨奏會上的表現不會因為親友團的到場而有所改善。

他人的影響效應會隨人數的增加而遞增。有時候龐大的觀眾群體所激起的喚醒狀態和有意注意，甚至會干擾熟練掌握的、自動化的行為，例如講話。在極大的壓力情境下，我們很容易結巴。當口吃者面對一大群聽眾時，會比只對一兩個人講話時口吃得更加厲害。大學生籃球運動員在球場座無虛席的情況下會處於高度喚醒狀態，這時，他們罰球投籃的準確率會稍差於球場幾乎無人的情況。

正如這些坐在能容納2000人的大禮堂裡聽詹姆斯·馬斯心理學概論課的康奈爾大學的學生們所體驗的，坐滿人的屋子就是好屋子。如果只有100名學生來這裡聽這門課，那麼他們會感到乏味得多。

「處在人群之中」對個體的積極或消極反應都會有增強作用。當人們在一起坐得很近時，友善的人會更受人歡迎，而不友善的人會更令人討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弗裡德曼及其同事對該校學生以及安大略科學中心的訪問學者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他們讓一個研究助手和其他參與者一起聽搞笑的磁帶或者看電影。當所有人在一起坐得很近的時候，助手更容易誘導參與者發笑或者鼓掌。正如戲劇導演和體育迷們所認為的那樣：坐滿人的屋子就是好屋子，這一點也已經得到研究的證實。

在擁擠房間裡的高喚醒趨向於給個體增加壓力。然而在分隔成許多空間的房間裡，個體能夠退回到其私人領域，故而擁擠所帶來的壓力會小一些。

也許你已經注意到了：一個35人的班級坐在正好能容納35人的教室裡會比散坐在一個能容納100人的教室裡感覺更溫馨更活躍。部分原因是由於當我們和別人坐得很近時，我們會更容易注意別人並且融入他們的笑聲和掌聲中去。另一方面，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埃文斯教授發現擁擠也會增強喚醒狀態。他對馬薩諸塞大學的學生進行了一些測試。學生們每10人為一組，每組人會呆在一個20×30英尺大小的房間或一個8×12英尺大小的房間。結果發現呆在擁擠的房間裡的參與者比呆在寬敞房間裡的參與者心率更快，血壓也更高（喚醒的指標）。納格和潘迪對印度大學生做的一項研究也發現，擁擠使人在完成複雜任務時更容易出錯。由此可見，擁擠能增強喚醒狀態，而喚醒能夠促進優勢反應。

他人在場引起喚醒的原因

在他人面前時你會受到激勵而把自己擅長的事情做得更好（除非你已經過度喚醒或者處於自我意識狀態了)。然而在同一情境下，你原本覺得困難的事情就會顯得更不可能實現了。那麼，他人在場是如何引起人們喚醒的呢？有證據表明可能是以下三個因素：評價顧忌、分心以及純粹在場。

評價顧忌

社會心理學家科特雷爾猜測觀察者在場使我們焦慮的原因在於我們想知道別人怎麼樣評價我們。為了證實評價顧忌是否存在，科特雷爾及其同事給觀察者蒙上眼睛，結果發現與可以自由觀察的觀眾所引起的效應不同，僅僅是這些蒙上眼睛的人的在場並沒有提高優勢反應。

其他實驗也證實了科特雷爾的結論：如果人們認為在場的觀察者正在評價自己，那麼他們的優勢反應就會明顯改善。有這樣一項實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長跑者在跑道上跑步時會遇到一位坐在草地上的女士。如果這位女士是面對著他們的，那麼與她背對著他們相比，長跑者跑步的速度會更快一些。

評價顧忌也有助於解釋以下問題：

●為什麼與比自己稍微優秀一點的人一起工作時，人們的表現會最好？

●為什麼一個高層領導小組的喚醒狀態會在意見無關痛癢之人加入時有會所降低？

●為什麼那些最擔心別人對自己評價的人往往最容易受他人在場影響？

●什麼在場者是密切注意人們行動的陌生人時，社會助長效應最大？

他人評價引發的自我意識也會干擾我們熟練掌握的自動化行為。如果籃球運動員在進行非常關鍵的投籃時自覺主動地分析自己身體的運動，那他就很可能無法命中。

分心

心理學家桑德，巴倫和穆爾等人對評價顧忌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們認為：參與者在考慮共事者在做什麼或者觀眾會怎麼反應的時候，我們已經分心了。這種注意他人和注意任務之間的矛盾衝突使認知系統負荷過重，於是就引起了喚醒。一些實驗表明，不僅他人在場會引起社會助長效應，有時其他分心物的出現，比如光線的突然照射，也會產生這種效應。這就證實了人們會「受分心的影響」。

純粹在場

然而，扎榮茨認為即使在沒有評價顧忌或沒有分心的情況下，他人的「純粹在場」也會引發一定程度的喚醒。例如，他人在場情況下讓參與者判斷對顏色的喜好，他們的好惡程度會有所增強。在這個任務中，答案沒有對錯好壞之分，別人也無從評價，也就沒有理由去關注他人的行為反應了。但是，這種情況下，他人在場還是有喚醒作用。

前面提到過在動物身上也存在社會助長效應。這暗示社會喚醒機制在動物界也是十分普遍的。（動物也許並不能有意識地關注其他動物對自己的評價。）在人類社會中，許多長跑者都會因為有人跟他們一起跑而得到激勵，即便那些一起跑的人既不是他們的競爭對手，也不會對他們進行評價。

這裡有必要提一下我們提出科學理論的目的。正確的理論能精確簡約地概括客觀現實：它能簡化並且歸納總結各種各樣的觀察資料。社會助長理論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它是許許多多研究結果的簡單概述。完善的理論也應該能提供明確的預期，這些預期會（1）有助於該理論的驗證和修正；（2）引導全新的探索；（3）對實際應用提出建議。社會助長理論已經明確地提出了前兩種預期：（1）理論基礎（他人在場會引發喚醒，並且這種社會喚醒會提高個體的優勢反應）已經得到證實了，而且（2）這個理論給這一沉寂已久的研究領域帶來了勃勃生機。

圖19　開放的辦公室

在「開放辦公室計劃」裡，人們都在他人在場的情境下工作。這會如何影響工作者的效率呢？

它是否也提出了實際應用的建議呢？我們可以對可能的應用做一些有根據的推測。如圖19所示，在許多新寫字樓裡，用一些低矮的隔離物劃分出的寬敞、開放的辦公區域已經替代了私人辦公室。意識到他人在場是有助於個體提高熟練任務的作業成績，還是會干擾其對複雜問題的創造性思維？你還能想到其他可能的應用案例嗎？

小結

他人在場問題是社會心理學最基本的問題之一。對於該問題的早期研究發現，觀察者或者共事者的存在會提高個體的作業成績。另一些人則發現他人在場會降低個體的作業成績。扎榮茨用一個著名的實驗心理學定律把這些發現融合了起來。這個定律即是：喚醒能促進優勢反應。由於他人在場能引發喚醒狀態，所以，觀察者或共事者在場，會提高簡單任務（其優勢反應是正確的）的作業成績，但會降低複雜困難任務（其優勢反應是錯誤的）的作業成績。

然而，我們為什麼會因為他人在場而喚醒呢？實驗表明：這種喚醒部分來自於評價顧忌，部分來自於分心——注意他人和注意當前任務之間的矛盾衝突。而另一些實驗（包括一些動物實驗）表明，即使我們不存在評價顧忌或者分心，僅僅是他人在場也會引起喚醒。

11 社會懈怠：群體中的個體減少努力

8個人一隊的拔河比賽中隊員們使出的力氣，與他們各自參加個人拔河比賽所使出的最大力氣的總和一樣大嗎？如果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對於工作群體中成員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應該抱何種期望呢？

社會助長作用經常發生在人們為個人目標努力時，比如繞漁線或解數學題等，在這種情況下，他人可以對個人作出的努力做出單獨的評價。上述情境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工作情境十分類似，而與大家為同一個目標一起努力的情境迥然相異。因為後者的個人努力是無法單獨評價的，比如，群體拔河比賽、集資籌款（共同經營糖果生意賺錢支付班級旅行的費用）、計算班級總分的比賽項目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在這樣的「群體加總任務」（即小組成績有賴於成員個人努力之總和的任務）中，團隊精神是否會提高產出呢？作為一個團隊一起工作時，泥瓦匠們會比他們單獨工作時更快嗎？實驗室模擬研究可以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人多未必力量大

大約一個世紀以前，法國工程師林格曼發現，選手在群體拔河中所付出的努力僅有個人單獨努力之總和的一半。這表明，與「人多力量大」的普遍觀念恰恰相反，實際上，在群體任務中小組成員的努力程度反而較小。也許，糟糕的表現源於糟糕的合作——人們一起拉繩子的時候，用力的方向和時間可能稍有差異。由英厄姆領導的一個馬薩諸塞研究小組巧妙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他們讓參與者認為自己在和其他人一起拉繩子，而實際上是參與者一個人在拉。蒙在鼓裡的參與者們被排在如圖20所示裝置的第一個位置，並且要求他們：「盡你的全力去拉。」結果是，如果他們知道自己是一個人在拉，那麼使出的力氣比以為身後還有2~5個人和自己一起拉時多出18%。

圖20　拉繩裝置

拉繩裝置裡，站在第一個位置的人如果認為後面有人和自己一起拉，那麼他使出的力氣就比較小。

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拉坦、威廉姆斯和哈金斯等研究者同時也注意到了社會懈怠現象的其他方面。他們觀察到：6個人一起盡全力叫喊或者鼓掌所發出的喧鬧聲還沒有1個人單獨所發出喧鬧聲的3倍響。就像拔河比賽一樣，製造喧鬧聲的任務也很容易受群體無效率的影響。所以拉坦及其助手們沿襲了英厄姆的方法，他們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學生為參與者，也使大學生認為自己是在和其他人一起叫喊或者鼓掌，而實際上他們是獨自做這件事。

他們的方法是這樣的：讓6個學生蒙上眼睛坐在一個半圓形中，給他們戴上耳機，從中他們可以聽到別人叫喊或者鼓掌的聲音。這樣，如果學生聽不見自己的叫喊或鼓掌聲，那別人的聲音就更聽不見了。在不同輪的實驗中，或者要求他們單獨叫喊或鼓掌，或者要求他們整組一起做。有些知道這個實驗的人猜測，和他人一起做的時候參與者會叫得更響，因為這時候社會抑制會降低。而真實的結果卻證實了社會懈怠：參與的學生認為自己正和其他5個人一起叫喊或鼓掌時所發出的喧鬧聲要比他們認為自己正單獨做時少三分之一。甚至高中的拉拉隊隊長也會發生這種社會懈怠現象。

有趣的是，那些單獨鼓過掌也和他人一起鼓過掌的人，並不認為自己懈怠；他們認為在兩種情況下自己的努力程度是一樣的。這和學生們一起完成某一個共同的項目時發生的現象很相似。威廉斯說道，所有人都同意發生了懈怠——但是沒有一個人承認是自己製造了懈怠。

政治學家斯威尼對社會懈怠的政策性含義很感興趣，在得克薩斯大學所做的一項實驗中，他觀察了其中的現象。當學生知道要對自己單獨評價（以電量的輸出來計量）時，與認為自己的成績要與其他騎手的成績加在一起相比，他們踩自行車練習器時要更加賣力。在群體條件下，人們就會受到搭集體便車的誘惑。

從這項以及其他160項研究（圖21）中，我們可以看到，引發社會助長作用的心理力量，即評價顧忌，受到了扭曲。在社會懈怠實驗中，個體認為只有在他們單獨操作時才會受到評價。群體情境（拔河，喊叫等等）降低了個體的評價顧忌。當人們不單獨為某事負責或者並不對其努力程度進行單獨評價時，所有小組成員的責任感都被分散了。相形之下，社會助長實驗則增強了個體的評價顧忌。一旦成為注意的焦點，人們就會自覺監控自己的行為。所以規律還是一樣的：一旦受他人觀察，個體的評價顧忌會有所增強，這樣社會助長作用就發生了；一旦消失在人群中，個體的評價顧忌就會減小，社會懈怠就發生了（圖22）。

圖21　隨著群體規模的增大個體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在減小

對包括4000多名參與者的49項研究所做的統計性摘要表明，隨著群體規模的增大，個體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在減小（社會懈怠增加）。每個點代表其中一項研究的全部數據。

圖22　是社會助長還是社會懈怠？

如果無法對個體進行評價或者個體無需為某事單獨負責時，更可能發生社會懈怠。

激勵小組成員的一種策略是使個體作業成績可識別化。有些橄欖球教練通過錄像和對運動員進行個別評價的方法來達到這一目的。無論是否在一個小組中，當個體的行為可以單獨評價時，人們會付出更大的努力：大學游泳隊的隊內接力賽中，如果有人監控大家並且單獨報出每個人所用的時間，那麼整體游泳的速度會有所提高。一項對流水線工人所做的小實驗發現，一旦可以對個人的行為進行單獨評價，即使沒有額外的報酬，工人們生產的產品仍然增加了16%。

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懈怠

社會懈怠很普遍嗎？在實驗室中，此現象不僅在拔河比賽，蹬自行車，叫喊和鼓掌等任務中發生，同時也出現在排氣或排水，評價詩歌或社論，發表觀點，打字和信號偵察等任務中。那麼這些結果能夠推廣到工人的日常生產中去嗎？

前蘇聯集體農場裡的農民們今天耕作這片土地，明天耕作另一片土地，對任何一塊特定的土地都沒有直接的責任感。因為農民們自己只有一塊很小的私有土地。調查分析發現，雖然農民的私有土地只佔全部耕種面積的1%，但其產出卻佔全蘇維埃農場產出的27%。在匈牙利，農民的私有土地只佔農場總面積的13%，但其產量卻佔了總量的三分之一。自從中國開始允許農民在上交公糧後，可以出售富餘的糧食，其糧食產量以每年8%的速度暴漲——是前26年的年增長率的2.5倍。

在北美，不向工會或行業協會交會費也不參加義務勞動的那些工人，卻往往非常樂於接受工會帶來的福利。那些不響應公共電視台基金籌款動員的觀眾們同樣也是如此。這暗示了對於社會懈怠的另一種可能解釋。如果不管個人對群體做出多少貢獻，都是平均分配報酬，那麼付出單位勞動所得報酬多的人就等於是搭了集體的便車。因此，人們就會想在自己的努力沒有人單獨監控或者單獨評價的時候偷懶。用一個公社成員的話來說，能很方便地搭便車的社會就是「寄生蟲的天堂」。

比如，在泡菜廠裡，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從傳輸帶上挑出大小合適的半塊頭蒔蘿泡菜塞進罐子裡。不幸的是，因為無法識別出這些產品分別是誰做的（所有的罐子都會在接受質量檢查之前進入同一個斗車），工人們常常會隨便把任何大小的泡菜都塞進罐子。威廉姆斯等人提出，有關社會懈怠的研究建議「使個人的產出可識別化，並且提出問題說：『假如工廠只按包裝合格的泡菜付給工人相應的工資，那麼一個工人會包裝多少泡菜呢？』」

當然，群體性的工作也不總是會引發個體的偷懶行為。有時候，群體目標極具吸引力，又十分需要每個人都盡最大的努力，這時團隊精神會維持並且增強個人努力的程度。在奧運會划艇賽中，選手在參加8人一組的群體划艇賽時會比單人組或雙人組時更不賣力嗎？

有證據表明答案是否定的。當任務具有挑戰性、吸引力、引人入勝的特點時，群體成員的懈怠程度就會減弱。面臨挑戰性的任務時，人們可能會認為付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假設人們認為小組中的其他成員靠不住或者沒有能力做出多少貢獻，那他們也會付出更大的努力。對群體實施激勵性措施或者讓群體為一個有挑戰性的目標而奮鬥也可以提高整體的努力程度。只要群體成員堅信付出更多的努力就能夠取得好的成績並且會帶來回報，他們就會努力工作。

如果小組成員彼此都是朋友而非陌生人或成員都很認同自己的群體，那麼懈怠就會有所減少。甚至是有想與合作隊員再見面的願望也能提高團隊的效率。在班級中與常常見面的同學之間的合作就比與那些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再見面的人之間的合作動機水平更高。拉坦指出，以色列集體農場的產量實際要比個體農場的產量高。凝聚力提高了努力程度。那麼集體主義文化中是否存在社會懈怠呢？為了查明真相，拉坦及其同事們前往亞洲，在日本、泰國、中國、印度和馬來西亞重複了他們的製造喧鬧聲音實驗。他們發現了什麼？結論是社會懈怠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同樣非常顯著。

不過，在亞洲進行的17個後續研究顯示：集體主義文化下，人們表現出的社會懈怠的確不如個體主義文化下強烈。對家庭和集體的忠誠在集體主義文化國家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女性不如男性個人化——其社會懈怠也不如男性強烈。

波士頓查爾斯河賽舟會中的團隊合作。當人們結成小組工作而個人的努力又無法單獨評價時，就會產生社會懈怠——除非任務具有挑戰性、吸引力或引人入勝的特點或者小組成員彼此都是朋友。

上述研究結果有些與對日常工作群體對象的研究相吻合。當賦予群體挑戰性的目標任務時，當群體成員會因成功而獲得獎勵時，當他們有一種把自己的隊伍看做「團隊」的信念時，成員們就會努力工作。保持較小規模的工作群體並使構成群體的成員實力均衡，也有助於使成員們相信自己對群體的貢獻必不可少。因此，假如小組成員在一起集體工作，而個人的成就又無法單獨評價的話，那麼社會懈怠的發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情況下，就未必是人多力量大了。

小結

社會助長研究的是個人作業成績能得以單獨評價的條件下人們的行為表現。然而，在許多工作情境中，人們要集合個人的努力以實現共同的目標，而個人的努力卻無法單獨評價。研究表明群體成員在完成這樣的「集體任務」時，就不會那麼努力了。這正如我們平常所見的：如果個人的責任被群體分散了，那麼就容易導致個體成員搭群體便車的現象。

12 去個體化：群體中的個體失去自我感

群體情境可能會使人失去自我覺知能力，並導致個體喪失自我身份和自我約束。什麼樣的情境會引發這種「去個體化」呢？

2003年4月美軍抵達伊拉克後，從薩達姆的高壓政策下「解放」出來的掠奪者活動猖獗。在這場「瘋狂的掠奪」中，醫院損失了床位，國家圖書館損失了上萬冊珍貴的手稿，大學也損失了大量的電腦、椅子，甚至燈泡。巴格達的國家博物館在48小時內幾千件珍品遭人搶掠——儘管大部分珍品在這之前就已運送到安全的地方。《科學》雜誌報道說：「自從西班牙征服者劫掠阿茲台克和印加文明之後，還從沒有發生過這麼嚴重的搶掠行為。」一位大學院長這樣描述：「暴徒成群地湧進來，來了50個，又走了，然後又來了一群。」這樣的報道讓人迷惑：這些搶劫者的道德感哪兒去了？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行為呢？

法不責眾：群體失控

社會助長實驗表明群體能引發人們的喚醒狀態。社會懈怠實驗表明群體能擴散責任。一旦喚醒和責任擴散結合到一起，常規的約束就會變小，後果可能令人震驚。從輕微的失態（在大餐廳裡扔擲食物，怒罵裁判，在搖滾音樂會上尖叫）到衝動性的自我滿足（集群破壞公物，縱酒狂歡，偷竊），甚至具有破壞性的社會暴力（警察暴力，暴動，私刑），人們都可能幹得出來。1967年發生過這樣一起事件，200多名俄克拉荷馬大學的學生聚集在一起圍觀一個聲稱要從塔頂跳下來的同學。下面的人起勁地同聲呼喝著：「跳！跳！……」最後那個學生真的就跳下來了，當場身亡。

這些失控行為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體引發的。群體能產生一種興奮感，那是一種被比自己更強大的力量吸引住的感覺。很難想像，單獨一個搖滾迷會在一個私人搖滾音樂會上發狂地叫喊，單獨一個俄克拉荷馬大學的學生會試圖誘勸他人自殺，或者，單獨一個警察會暴打一個手無寸鐵的乘客。在某些群體情境中，人們更可能拋棄道德約束，以致忘卻了個人的身份，而順從於群體規範——簡言之，也就是變得去個體化。什麼環境會引發這種心理狀態呢？

薩達姆政權倒台後對伊拉克各種機構進行掠奪的人們很明顯喪失了他們的道德意識。

群體規模

群體不僅能引發其成員的喚醒狀態，也能使成員的身份模糊化。尖叫的人群遮蔽了尖叫球迷的個體身份。一個濫用私刑的暴徒組織會使成員堅信自己不可能遭到控訴；他們把自己的個體行為看做是群體所為。處在一群暴民之中而不必暴露自己姓名的暴動者們會任意地搶掠。經過對21起人群圍觀跳樓或者跳橋事件的分析，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列昂·曼發現：如果人群規模小且曝於公眾之下，人們通常不會誘勸當事者往下跳。但如果人群規模比較龐大或夜幕遮蔽了人們的身份，使其獲得了匿名性，那麼，人群中的大多數人會誘勸當事者往下跳並且加以冷嘲熱諷。

一群暴徒是由一群自願剝奪自己理智的人組成。

——愛默生（1803—1882年，美國著名的思想家、

文學、詩人），《愛默生文選》， 1849年　

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馬倫指出，在使用私刑的暴徒中也存在類似的效應：暴徒團伙的規模越大，成員越有可能失去較多的自我意識，他們就更樂於去實施諸如縱火、砍人、肢解等暴行。從體育觀眾到濫用私刑的暴徒，所有這些例子中，個體的評價顧忌都降到了最低水平。因為「每個人都如此行為，」因此，所有的人都會把其行為的責任歸因為情境而不是自己的選擇。

著名心理學家津巴多推斷僅是城市人山人海這一特點就足以產生匿名性的效應，從而使損壞公物成為個體道德中所許可的行為。他買了兩輛已使用過十年的舊車，然後把它們的牌照拆掉，把引擎蓋掀開，他把其中一輛車放在紐約大學布朗克斯校區附近，另一輛放在斯坦福大學的帕羅奧托校區附近，這是一個比前者小得多的城市。結果發現在紐約，第一批「汽車清理者」在十分鐘之內就到達了；他們拿走了電池和散熱器。在三天的時間內，發生了23起偷竊和破壞事件，最後汽車成了一堆被敲碎的沒用的廢銅爛鐵了。相反，在帕羅奧托觀察到的惟一一個碰過那輛車的人，是一個多星期之後，一個過路人在天要下雨的時候把引擎蓋合上了。

身體匿名性

我們怎麼能斷言布朗克斯和帕洛奧托兩地區之間關鍵的差別就在於布朗克斯的匿名性更大呢？我們做不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可以就匿名性設計一個實驗，看它是不是真的能減少抑制性的行為。津巴多從他學生那裡獲得了實驗的靈感，那個學生問他，在戈爾登的《蠅王》中，那些本來很善良的男孩為什麼會在臉上塗上東西以後突然間變成了惡魔呢？為了實驗考查這種匿名性，津巴多讓紐約大學的女學生穿上一樣的白色衣服和帽兜，這和三K黨（Ku Klux Klan）成員（圖23）非常相似。然後讓她們按鍵對另一個女性實施電擊，結果發現她們按鍵的時間要比那些可以看見對方並且身上貼著很大名字標籤的女生長一倍。

圖23　津巴多實驗中擁有了匿名性的女學生

匿名女生針對無助的受害者實施的電擊強度要比非匿名女生實施的大。

為了在街上證實這種現象，美國馬裡蘭大學心理學教授埃利森、戈文等人雇了一個司機當研究助手，讓她遇到紅燈時先暫停一會兒，並且當後面有一輛敞篷車或者有一輛4×4輪子車的時候等上12秒鐘再開。在等待的時候，她記錄後面在等待的車輛所發出的喇叭聲（一種輕微的攻擊性行為）。相對於敞篷車的司機，那些把頂蓋放下來的4×4輪子車司機是匿名的，他們鳴喇叭的速度要比前者快1/3，而頻率是前者的兩倍而且持續的時間也幾乎是前者的兩倍。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心理學教授迪納領導的研究小組以巧妙的研究設計分別在群體情境中和身體匿名情境中都發現了這種效應。在萬聖節前夕，他們在西雅圖觀察了1352個孩子玩「不請吃糖，就惡作劇」的遊戲。那些孩子或單獨或結伴，他們走訪了全城1/27的家庭，有一名研究者也熱情地招待了他們，並邀請他們「從這些糖果裡拿一粒，」然後就離開了房間。隱藏在暗處的研究者注意到，結伴的孩子們比單獨的孩子多拿糖的可能性要大一倍。而且，那些匿名的孩子比那些被問及姓名和住處的孩子違規的可能性也要大一倍。如圖24所示，違規率隨著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大部分孩子會因群體的掩蓋和匿名性而去個性化，因此會偷拿額外的糖果。

圖24　不同情境下兒童違規多拿糖果的人數比例

結伴或者匿名時，尤其是當群體性和匿名性條件都具備時，孩子們更可能違規去偷拿額外的萬聖節糖果。

這些實驗使我想知道制服的效果。為了準備作戰，一些部落的鬥士（像一些狂熱的體育迷一樣）會用油彩或者面具裝扮自己的身體和臉孔，使自己去個性化。戰鬥結束後，有一些部落會虐待或殺死倖存的戰俘；而另一些部落會讓戰俘活著。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心理學教授沃森仔細研究了一些人類學檔案後發現，那些去個性化的部落鬥士幾乎都會對敵人施以暴行。那些毆打羅德尼·金[2]的穿制服的洛杉磯警察被他反叛性的拒絕停車行為惹怒並且喚醒了。他們享受著彼此之間的友愛之情從而對外界將會如何看待他們置之度外。就這樣，他們忘記了社會的常規，完全受情境左右。

英國東倫敦大學心理學教授西爾克發現，在北愛爾蘭的500例暴力事件中，有206例襲擊者都頭戴面具、頭巾或其他面部偽裝物。與未偽裝的襲擊者相比，這些匿名的襲擊者表現出更嚴重的襲擊行為。

身體匿名性是否總能引發人們釋放最邪惡的衝動呢？所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所有這些情境中，人們顯然是對一些反社會的暗示線索作出了反應。美國加勞德特大學約翰遜和唐寧教授指出津巴多實驗的參與者類似三K黨成員的裝扮可能會慫恿敵意行為。在佐治亞大學進行了這樣一項實驗，要求女參與者在決定給別人實施多大程度的電擊之前穿上護士制服。在實施電擊時，這些穿護士制服的參與者如果得以保持其匿名性，那她們的攻擊性就遠不如說出自己名字和身份時的情況大。佐治亞大學的專家波斯特梅斯和斯皮爾斯對60項去個體化研究做了分析，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匿名性使人們的自我意識減弱，群體意識增強，更容易對情境線索作出回應，無論線索是消極的（三K黨制服）還是積極的（護士制服）。一旦提供利他的線索，去個體化的人甚至會施捨更多的錢財。

1985年的球迷暴亂中，一面牆倒塌，其中39人喪命於布魯塞爾。圖中是暴亂發生後的英國足球迷。足球流氓們在一個人單獨出現時通常非常可愛，但是一旦群集起來就如同惡魔一般——一名追蹤他們8年之久的記者如此評論。

自我控制的作用正如火車的剎車一樣。如果你發現自己走錯了方向，那它是非常有用的，不過，如果你所走的方向是正確的，那它會起阻礙作用。

——羅素，《婚姻與道德》，1929年

喚醒和分心活動

群體表現出攻擊性之前常常會發生一些較小的引發人們喚醒狀態或者分散其注意力的事件。集體喊叫、高歌、鼓掌、跳舞既可以令人們熱情似火又能減少其自我意識。一位文鮮明統一教團的目睹者回憶起「choo-choo」歌就是這樣使人們去個體化的：

所有的兄弟姐妹們手拉著手熱情地高唱，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YEA! YEA! POWW!!!這樣的行為使我們組成了一個群體，似乎我們一起以一種很奇怪的方式來體驗某種重要的東西。Choo-choo的力量令我震驚，但它使我感覺很舒適而且令我很放鬆。

迪納的實驗表明，像扔石頭、小組合唱這樣的活動可能會成為其他更放肆行為的前奏。當人們看到別人和自己做出同樣的行為時，會對自己做出衝動性的舉動產生一種自我強化的愉悅感。當看到別人和自己做的一樣時，我們會認為他們也和我們想的一樣，因而這又會強化我們自己的感受。而且，衝動性的集體行為能夠吸引我們的注意力。當我們衝著裁判大喊大叫時，並不會想到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念，而只是對情境做出一種即時的反應罷了。有時，當我們事後停下來反省自己所做過的事和所說過的話時，會覺得很懊惱，但這只是有時候而已。還有一些時候，我們會主動尋找去個體化的群體體驗——跳舞，宗教體驗，群體交流等等，從中我們能體驗到強烈的積極情感以及與他人親密無間的關係。

在哥特式大教堂裡參加某種儀式時，我們會有這樣的感覺：自己被包圍在渾然一體的世界中，信徒群體使我們強烈的自我感覺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

——段義孚，美籍華裔地理學家，

人本主義地理學的倡導者，1982年

弱化自我意識

能弱化自我意識的群體體驗通常能分離個體的行為和態度。迪納以及鄧恩和羅傑斯所做的實驗表明：無自我意識、去個體化的人更難自控，更難自律，更可能毫不顧及自己的價值觀就做出行動，對情境的反應性也更強烈。

自我覺察是去個體化的對立面。自我覺察的人，以站在鏡子或者攝像機面前的人為例，會表現得更加自控，這時他們的行為也能夠清晰地反映他們的態度。比如，如果人們在鏡子面前品嚐各種奶油乾酪，就會挑那些低脂肪的品種來吃。這樣看來，也許節食者們應該在廚房裡安一面鏡子。

自我覺察的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騙行為。那些一直堅信自己是獨立而與眾不同之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騙行為。自我意識的個體，或僅是受他人驅使而產生暫時性自我意識的個體，他們在情境中會表現出更大程度的言行一致性。這些個體也會越來越理智，因此，也就不太可能受有悖於自己價值觀的情境所影響。

喝酒之類的情境會降低個體的自我覺察，從而增強個體的去個性化。而能夠增強自我覺察的情境，比如：鏡子和攝像機，明亮的光線，醒目的姓名標籤，凝神靜思，個性化的著裝和房屋等情境都可以降低個體的去個性化。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去參加聚會時，父母可能會這樣說，「玩得開心，還有要記住你自己的身份。」這是父母在孩子臨行前給出的最佳忠告。也就是說，和大傢伙一起享受歡樂的同時要保持自我覺察；保持自己的身份而不被去個性化。

小結

高水平的社會喚醒與責任擴散的結合有可能使人們放棄自己的道德約束或者喪失自己的個性。當個體處在一個大的群體之中或者身穿有隱蔽作用的服裝時，會被喚醒，或者分心，進而體驗到一種匿名性，在這樣的情境中，尤其可能發生去個性化現象。其結果就是自我覺察和自我約束減弱，而對積極或消極的直接情境因素的反應性增強。

13 群體極化：群體對個體觀點的強化

許多矛盾都是因為我們總和思想觀念相似的人交流而產生的。這種互動是否會加強我們原本的態度呢？如果是的話，其原因何在？

群體互動通常會產生什麼效果呢？積極抑或消極？警察暴力和團伙暴力都證明了群體互動潛在的破壞性。但是另一方面，支持型群體領導、管理顧問和教育理論家都肯定了它的益處，而且社會活動和宗教活動也激勵其成員通過和持有相同想法的其他成員建立聯繫來加強自身的信念。

這方面的研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效應。我們對小群體的研究得出了一條準則，它有利於我們對積極和消極的結果都作出解釋：群體討論通常可以強化其成員最初的意向。群體極化的研究體現了科學探索的過程——有趣的科學發現是如何導致研究者草率地做出錯誤的結論，而最終這些結論又為更準確的結論所代替。作為研究者，這是一個我能夠與大家直接討論的科學謎題。

「風險轉移」的案例

一篇涵蓋了300多項研究的文獻在其開篇就引用了一項驚人的發現，它的提出者斯托納當時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名研究生。在他的工業管理碩士論文中，斯托納對人們普遍認同的一種看法——群體比個人在決策時更為審慎——進行了研究。他設計了一些決策時的兩難情境，參與者的任務是建議假想的人物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承擔風險。假設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名參與者，你會在以下的情境中給該人物提供什麼樣的建議呢？

海倫是一名很有創作天賦的作家，但是迄今為止她都是依靠寫通俗的西部小說過著還算舒適的生活。最近她突然萌生了一個念頭，想要寫一部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的長篇小說。如果這部小說能夠完成並且得到人們接受的話，可能會在文壇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促進她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如果她的想法最終沒能實現，又或者這部小說是一部失敗之作，那麼她將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得不到任何回報。

設想你正在給海倫提建議。你認為她會嘗試寫這部小說的最低可能性是多少。

當這部小說取得成功的概率至少為_____時，海倫會嘗試寫這部小說？

____1/10　____7/10

____2/10　____8/10

____3/10　____9/10

____4/10　____10/10（選擇這一項是指你認為海倫

____5/10　只有在認為這部小說絕對會成功的情況

____6/10　下才會嘗試寫。）

當你做出決定後，猜猜這本書的所有讀者平均而言會提出怎樣的建議。

在對很多類似的問題給出自己的建議後，會安排5個人左右在一起進行討論，並就每一個問題達成共識。你認為群體決策與討論之前所有人單獨決策所得的平均值相比，會有什麼差別呢？群體會傾向於冒更大的風險？還是更為審慎？又或是與個體沒有差別？

令人吃驚的是，群體決策往往會更加冒險。這一現象稱為「風險轉移」，它推動了一股研究群體冒險性的浪潮。這些研究發現，風險轉移不僅發生在需要達成共識的群體中，在某一次短暫的討論之後，個體也會改變他們以前的決定。此外，研究者選取不同年齡、不同職業和不同國家的參與者，都得出了與斯托納的發現相同的結果。

在討論中，不同的看法會趨於統一。但奇怪的是，人們趨於統一所得出的觀點往往比他們各自原來的觀點所得出的平均值更傾向於冒險。這是個令人振奮的謎題。風險轉移效應是可信的，也是意料之外的，並且無法立刻找到任何明顯的解釋。群體影響的什麼因素可以產生這種效應呢？這種效應的作用範圍有多大？陪審團、商業委員會以及軍事機構中所展開的各種討論是否也會促進人們的冒險行為呢？如果以死亡率作為衡量標準，在有另兩名同伴的情況下，一個十六七歲的年輕人魯莽駕車的可能性幾乎是車上沒有任何同伴情況下的兩倍，這是否也能用上述效應來解釋呢？

在數年的研究之後，我們發現，風險轉移並不是普遍適用的。在我們所設計的某些兩難情境中，人們在討論之後會變得更為謹慎。其中一個情境的主人公叫羅傑。羅傑是一名已婚的青年男子，他有兩個正值讀書年齡的孩子，有一份穩定但是薪酬不高的工作。他能負擔得起必需的生活用品，但對豪華用品就不敢奢望了。他聽說一家不怎麼有名的公司的新產品如果銷路很好的話，那這家公司的庫存品價值會迅速升值為以前的三倍，但是如果新產品賣不出去的話，那庫存價格就會下跌。羅傑沒什麼積蓄，為了投資這家公司，他正考慮賣掉自己的人壽保險。

你能找出一條一般性的規律來解釋為什麼人們在討論了海倫的情境之後會傾向於冒進，而在討論了羅傑的情境之後卻會傾向於謹慎行事嗎？

如果你和大多數人一樣，你就會建議海倫冒更大的風險而不是建議羅傑去冒風險，即使在和其他人討論之前也會如此。事實上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會加強人們最初的看法。

群體討論對個體觀點的強化

由此我們意識到，這種群體現象的結果並不是一味地朝冒險的方向偏移，但是群體討論卻傾向於使群體成員的初始觀點得到加強。這種觀點促使研究者們提出一個被法國心理學家莫斯科維斯和扎瓦羅尼稱為群體極化的概念：討論通常可以強化群體成員的平均傾向。

群體極化實驗

群體討論會引發個體觀點的變化，這啟發了研究者，他們在實驗中組織人們討論大多數成員都贊同或反對的觀點。在群體中進行的這種談話會像在兩難決策情境中那樣，加強成員最初的傾向嗎？在群體中，是否冒險者會表現得更加冒險，頑固者會更為頑固，樂於助人者會更加樂善好施呢？因為這些正是群體極化理論所預言的（圖25）。

很多研究證實了群體極化現象的存在。

圖25　群體極化

群體極化理論預測討論會強化群體成員的共同態度。

●莫斯科維斯和扎瓦羅尼觀察發現，討論可以加強法國學生本來就對總統所持的積極態度，同時也可以加強他們原本對美國所持的消極態度。

●磯崎新發現，當日本的大學生集體討論了一宗交通事故案例以後，他們對「有罪」有了更明確的裁定和判斷。

●懷特指出，群體可以加劇「投資過多難以抽身而退」的現象，使許多商業活動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加拿大的商學院學生想像自己必須做出決定：是否為了避免在某些瀕臨失敗項目上的損失，而對這些項目追加投資（比如，是否應該為了保護之前的某項投資而冒很大的風險去貸款），他們表現出了典型的群體極化效應：72%的人都表示會追加投資，但是，如果這是一個全新的項目，在考慮該項目自身優缺點的條件下，他們幾乎都不會對其投資。當他們是在群體中作相同的決策時，94%的人都表示會追加投資。

另一種研究方法是選擇一些觀點存在分歧的事件，然後把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們分隔開，把觀點相同的人們安排在一起。觀點相似的人們在一起討論的結果是否會加強他們所共同認可的觀點呢？討論是否會加深兩種不同態度之間的鴻溝呢？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畢曉普教授和我對此都很好奇。因此，我們選擇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相對而言有種族偏見和無種族偏見的高中生。我們要求他們在討論之前和之後對某些有關種族態度的問題做出反應，例如財產權和居住條件。我們發現在觀點相似的學生群體裡進行的討論確實可以加深兩個群體之間觀點的差距（圖26）。

圖26　高中生討論種族偏見時出現的群體極化

在具有高種族偏見和低種族偏見的兩個匹配的高中生群體中，討論加深了極化程度。談論與種族相關的問題增強了高偏見組的種族偏見，降低了低偏見組的種族偏見。

日常生活中的群體極化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和觀點相似的人進行交往。（看看你自己的朋友圈就知道了。）與這些觀點相似的朋友之間的日常交流是否會強化大家共同認可的觀點呢？這樣是否會令討厭的人變得更為可憎，純真的人變得更為純真呢？

的確如此。斯坦福大學著名的心理學家麥科比提出，男孩群體和女孩群體的性別隔離能夠加強他們最初中度的性別差異。男孩們在一起遊戲時，會漸漸變得更加富於競爭性並做出行動取向。而女孩們在一起則會越來越傾向於做出關係取向。斯凱德和森斯坦發現，在美國聯邦法庭裡，「共和黨任命法官會挑選那些更像共和黨的人，而民主黨任命法官則傾向於挑選那些更像民主黨的人。」和觀點相似的法官在一起又會強化這種傾向。「一個共和黨法官和其他兩個共和黨成員在一起時，比和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民主黨成員在一起時審判更保守，而民主黨法官也表現出這一傾向。」學校中的群體極化　與實驗室的結果相一致的現實生活中的群體極化現象是「加劇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學生群體之間最初的差異會擴大。如果某甲大學的學生最初就比某乙大學的學生善於思考，那這種差異多半會在大學期間擴大。類似地，和各種群體以及姊妹會的成員相比，無黨派人士更可能持自由主義的政治態度，這種差異即是在大學生活中逐漸形成的。研究者認為這個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群體成員會強化他們彼此共同的態度傾向。社區中的群體極化　極化現象也發生在社區中。在社區衝突中，想法相似的人們會逐漸聯合起來，使他們共同的傾向得以加強。在相鄰團伙相互強化的過程中，犯罪團伙便產生了，他們的成員往往具有共同的品質和敵意性人格。「如果，在你的街區住進來了第二個無法管束的15歲少年，」萊肯總結道，「他們作為一個團伙所帶來的破壞性可能並不僅僅是第一個不良少年破壞性的兩倍……團伙的危險性遠遠大於其成員個體之和。」確實，根據維齊和梅斯納的報告，缺乏監管的同齡人群體是預測社區犯罪率的最有力指標。而且，實驗發現將未成年違法者和其他違法者放在同一個群體中——不出任何一個群體極化的研究者所料——會增加問題行為的發生率。

在兩次審判中，南非法庭在瞭解了社會心理學現象之後，懂得群體極化（包括去個性化）怎樣使人群犯下殺人罪行，減輕了對他們的判決。你是否同意法庭應該考慮社會心理學現象並將其作為可能的減刑條件？

在對全世界的恐怖組織進行分析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麥考利和西格爾教授指出，恐怖主義並不是突然間爆發的，而是擁有相同不滿情緒的人們走到一起而產生的。他們擺脫了緩和因素的影響，彼此之間相互交流，逐漸變得更加極端。社會放大器將信號變得更為強烈。結果是，個體成員表現出了在遠離群體時決不會做的暴力行為。

舉例來說，9·11恐怖事件就是由一群有共同目的的人在長期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極化效應造成的。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的專家稱，成為恐怖分子的過程可能就是把個體和其他信念系統隔離開，使潛在的目標失去人性，而且令其不能容忍任何異議。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麥若瑞教授是一位中東和斯里蘭卡自殺性恐怖主義的研究者，他認為製造自殺性恐怖事件的關鍵因素就是群體過程。「據我所知，還從未出現過因個人一時的興致而導致的自殺性事件。」大屠殺都是殺人者相互慫恿而造成的群體現象。互聯網上的群體極化　電子郵件和電子聊天室為群體交流提供了一種潛在的新媒介。在新世紀之初，85%的加拿大青少年平均每週會有9.3小時使用互聯網。互聯網上數不勝數的群體使得和平主義者和新納粹主義者，雜耍演員和野蠻人，陰謀家和癌症患者都能找到與之具有相同的關注點、興趣和疑問的人。沒有了面對面接觸的非言語差異，這樣的討論會產生群體極化嗎？和平主義者是否會變得更加反戰，而主張戰爭的成員是否會變得更有恐怖主義傾向？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懷特教授指出，電子郵件、搜索引擎和網絡聊天室「提供了一種便利條件，使相同目的的人集結起來，令分散的敵意更加明確，也能夠動員致命的武裝力量」。隨著寬帶的普及，由互聯網產生的極化也越來越多，他推測，「（恐怖分子）是否都看過拉登的招兵錄影帶？這非常有效，利用寬帶網，它們能夠更方便地抵達目標人員。」

動物團伙。一群狼的力量大於各隻狼的總和。

媒介的增多和社會的分化使人們能夠更容易地與志趣相投的人集結。有人就生活在沒有一個人喜歡布什總統的小鎮，有人在收聽反對克林頓的網站廣播，在這些群體中，謠言流傳開來並且誇大了。

——大衛·布普克斯，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者，

《扭曲的時代》， 2004年

對極化的解釋

為什麼群體會形成比個體成員的平均觀點更為誇大的觀點呢？研究者們希望通過解決群體極化的謎題來為此提供思路。解答小謎題有時候會為大謎題提供線索。

在提出的幾種群體極化理論中，有兩種理論已為科學實驗所證實。其中一種著重於討論中所提出的觀點，另一種著重於群體成員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和其他成員。第一種觀點恰好是前文從眾主題所提到的信息影響（由於接受了事實的證據而產生的影響）的例證。而第二種觀點是規範影響（基於人們希望被他人接受或敬仰的願望而產生的影響）的例證。

信息影響

從最受支持的解釋出發，群體討論可以產生一系列觀點，而大多數觀點都和主導性觀點一致。那些對群體成員而言就算是一般常識的觀點也會進入討論，這些觀點即使沒有提及，也會影響討論。其他觀點也許會包含一些群體成員在此之前並沒有考慮到的具有說服力的觀點。當討論作家海倫時，也許有人會說：「海倫應該著手去做，因為她幾乎不會有什麼損失。如果她的長篇小說失敗了，她仍然可以像從前那樣去寫通俗的西部小說。」這樣的說法通常是將提出者的觀點和他的立場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人們不瞭解他人的特定立場而只是聽到相關的觀點時，他們仍然會改變自己的立場。觀點就其本質而言事關重大。

但是，態度的轉變並不僅僅決定於聽到他人的觀點。討論中的積極參與會比消極聆聽更容易導致態度的轉變。參與者和觀察者聽到的是相同的觀點，但是一旦參與者用自己的話語表達該觀點時，言語的使用會擴大這種影響作用。群體成員對別人觀點重複得越多，他們就越可能在不斷的複述中認同這些觀點。僅僅是在某一次網絡討論的準備中寫下某人的觀點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們的態度極化。

這印證了前文說服主題所提到的一個觀點。人們的大腦並非像白板那樣由說服者填寫，在中心路徑的說服中，人們怎樣看待某條信息很關鍵。事實上，僅僅對某一個觀點思考幾分鐘也會使看法得以強化。（或許你會回想起，當你僅僅想起某個你不喜歡或喜歡的人時，你的感受也會變得極端起來。）甚至當人們只是設想將和一位持有相反觀點的專家一同討論某一事件時，他們也會充滿動力去組織論證並且採取更為極端的立場。

規範影響

第二種對極化的解釋涉及與他人的比較。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費斯汀格在其極具影響力的社會比較理論中提出，我們人類希望能對自己的觀點和能力做出評價，為此我們可以將自己的觀點與他人比較。我們常常被「參照群體」中的人們所說服。所謂參照群體就是與我們相一致的群體。而且，當我們發現其他人和自己持有相同觀點時，為了使其他人喜歡我們，我們會將觀點表達得更為強烈。

巴倫及其同事們發現，個體的觀點得到社會化鞏固後會產生極化效應。他們詢問愛荷華大學牙科診所的病人們認為牙科診所的椅子是「舒適的」還是「不舒適的」。其中一部分參與者會聽到研究者詢問：「順便問一句，醫生，剛才的那位病人是怎麼回答的？」然後牙科醫生會把之前那位病人的回答重複一遍。最後，病人們會在一個150~250點的量表上對椅子的舒適程度做出評定。與沒有聽到自己的觀點被證實的參與者相比，那些聽到自己的觀點被證實的病人斷然地做出了更為極端的評定。

當我們要求人們預測在類似海倫困境一類的問題上其他人的反應方式（就像我之前要求你們去做的那樣）時，他們通常會表現出人眾無知：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其他人會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社會普遍認同的傾向（在這個例子中，是指寫長篇小說）。即使成功的機會只有4/10，一個典型有代表性的參與者也會建議海倫寫那部長篇小說，而且他估計其他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5/10或6/10。（這個發現使我們想起了自利偏差：人們傾向於認為自己要好於社會普遍所希望具有的特質和態度。）當開始討論時，大部分人都發現自己的觀點並沒有想像的那樣出眾。事實上，其他一些人比自己更為超前，對於寫小說這件事採取了更為堅定的立場。於是他們不再受群體規範的錯誤約束，而是自由地更加強烈地表達自己的偏好。

或許你能回憶起曾經有一次你和其他人都希望外出遊玩，但是你們每個人都害怕邁出第一步，以為其他人可能對此並沒有興趣。這樣的人眾無知會阻礙人際關係的發展。

又或許你會回憶起曾經有一次在一個群體中，你和其他人都很拘謹地沉默著，直到某個人打破沉默說道：「嗯，坦白說，我認為……」於是很快地，你們都驚訝地發現原來大家都強烈地支持彼此所認同的觀點。有時，當教授問大家有什麼疑問時，沒有人會做出反應，因為每個學生都怕別人以為他或她是惟一一個沒聽懂的人。所有人都認為自己保持沉默是害怕出醜，而別人保持沉默是因為他們已經聽懂了教授的授課。

斯坦福大學米勒和麥克法蘭教授從一項實驗室實驗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他們讓人們閱讀一篇很難理解的文章，並告訴他們在理解文章時遇到「任何確實難以理解的問題」時可以尋求幫助。儘管沒有一個參與者尋求幫助，但他們卻認為其他參與者不會和自己一樣被害怕出醜的念頭約束。他們錯誤地認為那些沒有尋求幫助的人是因為他們不需要任何幫助。為了克服這種人眾無知，就必須有人站出來打破沉默，使其他人能夠發現並且強化他們共同的觀點和反應。

這種社會比較理論引發了一系列的實驗，在這些實驗中人們面對的是他人的立場而不是觀點。這大致上類似我們閱讀一個民意測驗的結果或是選舉的最終結果時的體驗。如果人們瞭解了他人的立場——在沒有討論的情況下——那他們是否會改變自己的反應來迎合一個被社會認同的立場呢？（見圖27所舉的例子。）這種基於比較的極化效應通常沒有現場討論所產生的極化效應那麼強烈。但是，令人吃驚的是，人們並不是簡單地向群體平均值靠攏，而是比其更勝一籌。人們是否期望通過比規範更勝一籌來將自己與群體區分開來呢？這是否是我們需要體驗到自我獨一無二的又一例證呢？

群體極化的研究表明社會心理學研究的複雜性。儘管我們十分希望對某種現象的解釋能盡量簡潔，但一種理論很少能解釋所有的數據。由於人類的複雜性，常常會有多個因素影響最終結果。在群體討論中，有說服力的論點往往決定了那些涉及事實的問題（「她是否為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愧疚？」）。而社會比較會影響那些涉及價值判斷的反應（「她應該被判多長時間的徒刑？」）。在很多既涉及事實又涉及價值判斷的事件中，這兩個因素會共同起作用。發現其他人具有和自己相同的感受（社會比較）會使每個人暗自讚成的那些觀點（信息影響）被釋放出來。

圖27　在瞭解了他人的不同立場後所表現出的不同方向的群體極化

在「冒險」困境中（如海倫的例子），僅僅是觀察到他人作出判斷就會增強個體的冒險傾向。在「謹慎」困境中（如羅傑的例子），觀察他人作出判斷可以增強個體的謹慎性。

小結

潛在的積極和消極結果都來自群體討論。在你試圖理解群體討論會加強個體的冒險性這一有趣的發現時，研究者發現實際上是討論加強了原本的主導觀點，無論是冒險的還是審慎的。在日常情境中也同樣，群體交流會強化觀點。群體極化現象為研究者觀察群體影響打開了一扇明窗。研究者證實了兩種群體影響：信息影響和規範影響。從討論中收集起來的信息大多支持大家最初的觀點，因此會強化成員起初的觀點。而且，如果人們在比較了各自的立場後，驚奇地發現其他人都對自己最初的意向持支持態度，那他們就會表現得比以前的意向更勝一籌。

14 群體思維：群體對決策的影響

什麼情況下群體影響會阻礙正確的決策？什麼情況下群體會促進正確的決策，我們應怎樣引導群體作出最好的決策？

我們在前面所討論的社會心理學現象是否同樣會發生在公司董事會或者總統內閣這樣複雜的群體中呢？他們是否會出現自我合理化行為？或者自利偏差？那種有凝聚力的「我們的感受」是否會引起從眾或是拒絕異議的行為？公開承諾是否可以抗拒改變？是否存在群體極化現象？社會心理學家賈尼斯想知道這些現象是否能幫助解釋20世紀的美國總統及其顧問所作出的群體決策。為此，他分析了幾次嚴重的失敗決策的過程：

●珍珠港。1941年12月的珍珠港偷襲事件使美國也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事件發生之前的幾個星期，夏威夷的軍事指揮收到了一條可靠的消息：日本計劃襲擊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某個軍事據點。之後軍事情報失去了與日本航空母艦的無線電聯繫，那時航空母艦正徑直朝夏威夷前進。空中偵察隊本來應該能偵察出航空母艦的位置或者至少發出幾分鐘的警報。但是自以為是的司令們完全無動於衷。結果是：直到日軍開始對這個毫無防備的基地發動襲擊，警報才被拉響。襲擊後美軍損失了：18艘艦艇、170艘飛機，以及2 400位軍人的生命。

●入侵豬灣。1961年，總統肯尼迪及其顧問們試圖用1 400名由中央情報局（CIA）訓練過的古巴流亡者來襲擊古巴，以此推翻卡斯特羅政權。幾乎所有的襲擊者都被殺或是被抓獲，美國顏面盡失，而且古巴與前蘇聯更為團結了。在得知後果以後，肯尼迪大呼：「我們怎麼做出了如此愚蠢的事呢？」

●越南戰爭。在1964到1967年期間，由總統約翰遜及其政治顧問組成的「週二午餐團」決定擴大對越南的戰爭，因為他們預測美國的空中轟炸、空降以及搜索搗毀任務會迫使北越政府接受和談，而南越人民出於感激也會支持和談。儘管政府的情報專家以及所有美國的盟國都對他們提出警告，但他們還是繼續將戰爭擴大化。這場災難使58000多美國人和100萬越南人喪生，美國人變得極端化，總統被迫下台，龐大的財政赤字加速了20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

賈尼斯認為釀成這些大錯的原因是由於在群體決策中人們為了維護群體和睦而壓制異議，他把這種現象稱為群體思維。在群體工作中，同志式的友情可以提高生產力。而且，團隊精神有助於鼓舞士氣。但是在決策時，緊密團結的群體可能反而不利。賈尼斯認為友善的、凝聚力強的群體，對異議的相對排斥，以及從自己的喜好出發做決策的支配型領導都是培養群體思維的溫床。

歐文·賈尼斯（Irving Janis，1918—1990年），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名譽教授，提出了著名的「群體思維」理論。

在計劃那次不幸的豬灣襲擊時，剛剛當選的肯尼迪總統和他的顧問們高興地組成了一個極有團隊精神的隊伍。而對這次計劃十分關鍵的反對觀點都被壓制或是排除了，總統本人很快就對這次襲擊表示了認同。

群體思維的症狀表現

從歷史記錄以及參與者和觀察者的回憶來看，賈尼斯列出了八條群體思維的症狀表現。這些症狀集中反映了對異議的排除，表面上看來就是群體成員在遇到威脅時，會努力保持他們的積極群體感。

前兩條群體思維症狀表現往往導致群體成員高估群體的力量和權利：

●無懈可擊的錯覺。賈尼斯所研究的群體都表現得過分自信，以至蒙蔽了眼睛，看不到危險警報。當珍珠港的海軍總指揮基梅爾得知他們已經與日本航空母艦的無線電失去聯繫後，還開玩笑說或許日本人打算繞檀香山轉一圈。事實上日本人確實這樣做了，但基梅爾對這種想法的嘲諷使人們認為這不可能是事實。

●對群體道義無可置疑。群體成員接受了其所在群體內在的道義，卻忽略了倫理和道義上的其他問題。肯尼迪等人知道基辛格顧問和富布賴特議員對於襲擊一個小小的鄰國在道義上持保留態度，但整個群體從沒接納或討論過這些道義上的疑慮。群體成員還會在想法上變得越來越接近：

●合理化　群體以集體投票將決策合理化的方式來減少挑戰。比起自省和重新考慮以前的決定，約翰遜總統的週二午餐團花了更多的時間來使擴大戰爭的決策合理化（對其進行解釋和找出合理的理由）。每個行為都變成了掩飾和合理化。

●對對手的刻板印象　陷於群體思維的人們往往會認為自己的對手不是太難於協商就是太弱小愚蠢以至於難以抵抗他們的計劃。肯尼迪等人自認為卡斯特羅的軍事力量很薄弱，其支持勢力也很弱，因此僅僅一個旅就能推翻他的政權。最後，群體會受制於追求一致性的壓力：

●從眾壓力　群體成員會抵制那些對群體的設想和計劃提出疑問的人，而且有時候這種抵制並不是通過討論而是針對個人的嘲諷來實現。有一次，當約翰遜總統的助理莫伊斯抵達會場時，總統嘲笑他說：「噢，『阻止爆炸的先生』來了呀！」面對這樣的譏諷，很多人都選擇了從眾。

自我審查導致了一致同意的錯覺。

●自我審查　由於異議往往會令人不舒服，而且整個群體似乎表現出一致性，所以人們往往會將自己的疑慮壓制下來。在豬灣襲擊之後的幾個月，施萊辛格自我譴責說，他在「內閣進行的那些重要會議中保持了沉默。即使提出反對意見也無濟於事，我仍將被人們厭惡，這樣的念頭壓倒了我的愧疚感」。

人們自由地進行討論時，並不一定能正確地解決問題。

——約翰·穆勒（1806—1873年，英國哲學家、

經濟學家），《論自由》， 1859年

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前的群體思維。儘管有四條信息顯示前方可能有冰山，而且一名守望人員提出需要借助於望遠鏡，但愛德華·史密斯船長——一位受人尊敬的支配型領導——還是堅持讓船在夜晚全速前進。這其中有無懈可擊的錯覺感（「上帝自己也無法弄沉這艘船，」船長曾經這樣說過。），還有從眾的壓力（其他船員都斥責那名不能用肉眼瞭望的看守，對他的異議置之不理。），同時工作人員也存在失職行為（一名泰坦尼克的電報員沒能把最後也是最完整的冰山警報傳遞給船長）。

●一致同意錯覺　不要去破壞一致性的自我潛意識壓力會導致一致同意錯覺。而且，這種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堅定了群體的決策。這種表面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的三次大失誤中十分明顯，在其他群體決策失誤也是如此。希特勒的顧問斯皮爾把希特勒周圍的氛圍描述為，從眾的壓力壓制了一切異議。異議的缺乏造成了一致同意錯覺：

在正常的氛圍中，背離事實的人們會很快被拉回正軌，因為他們會受到周圍人的嘲弄或批評，這樣他們就會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而在第三德意志帝國，沒有這樣的矯正措施，尤其是對那些身處社會高層的人們而言。相反，每個人的自我欺騙都被放大了，就好像是身處一個擺滿哈哈鏡的大廳裡，人們脫離了殘酷的外界，夢幻世界般的圖景被反覆強化。在那些鏡子裡，除了不斷複製的自己的臉以外，就什麼也沒有了。外界沒有什麼因素能干擾這許多不變的臉的一致性，因為那全都是我自己的臉。

●心理防禦　有些成員會保護群體，使那些質疑群體決策效率和道義的信息不會對群體構成干擾。在豬灣襲擊之前，肯尼迪把施萊辛格叫到一旁，告訴他說：「不要把話題扯遠了。」國務卿臘斯克作為外交和情報專家所應提出的反對襲擊的警告也就此打住。就這樣他們完全服從於總統的「心理防禦」作用，使他不會受到不同意見的侵擾，但卻無法保護決策的正確性。群體思維的各種症狀表現會阻止群體成員對相反信息以及問題的各種可能性的探尋以及討論（見圖28）。當領導主張某種觀點而整個群體又排斥異議時，群體思維就可能會產生錯誤的決策。

圖28　對群體思維的理論分析

英國心理學家紐厄爾和拉格納多認為群體思維還可能解釋伊拉克戰爭。他們指出，無論是薩達姆還是布什，身邊都有一大群和他們具有同樣目的的進言者，這就迫使反對者閉嘴，而令其只過濾支持自己假定的信息——伊拉克的假定是對入侵者進行反抗，而美國的假定則是成功地入侵會帶來短暫的和平佔領和今後長期的民主統治。

對群體思維的批評

雖然賈尼斯的觀點和觀察結果引起了廣泛關注，但一些研究者仍對此持懷疑態度。賈尼斯的證據都是回溯性的，因此他可以挑出支持自己觀點的例證。後來的研究也表明：

●支配型的領導方式確實和糟糕的決策相關，有時下屬會認為自己太弱小或缺乏自信，因此不敢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群體確實傾向於支持極富挑戰性的信息。

●當成員希望從群體中獲得接納、讚許和社會認同時，他們會壓抑自己與他人不同的想法。

但是友情並不會滋生群體思維。安全而高度團結的群體（例如，一對夫妻）會為成員提供自由的氛圍來提出異議。凝聚力比較高的群體規範既能夠導致意見統一（從而造成群體思維），也可以進行批判性地分析，以避免出現群體思維。而一個組織嚴密的學術團體彼此分享手稿時，他們想要的就是批評：「盡你所能地來給我挑毛病吧。」在自由的氛圍中，團結會提高團隊工作的效率。

真理產生於朋友間的討論。

——哲學家休謨（1711—1776年）

而且，當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系泰特洛克教授及其同事在各個歷史時期大範圍地搜集樣本時，清楚地發現即使是良好的群體交流過程有時也會做出錯誤的決策。1980年，當卡特總統及其顧問們密謀營救在伊朗的美國人質時，他們一度歡迎大家提出各種觀點，而且很現實地考慮到了行動的危險性。要不是一架直升機出了問題，營救行動可能已經成功了。（卡特事後回憶說，如果他當時能多派一架直升機，自己可能已經連任總統了。）有時候優秀的群體也會做出錯誤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