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輟學之後，我曾在猶他州克利爾菲爾德的一家大型鋁製品沖壓廠工作過一段短暫的時間，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真正的工作。上班第一天，我得到了一張卡片，卡片上清晰準確地描述了我該如何工作，甚至還清楚地標明了我的手和腳的運動方式。我從鋁塊原材料堆中取出一塊板材，然後把它搬到滾燙的燙印機上。我推著鋁板穿過燙印機，將其壓成L形或是S形的鋁條，就像在玩培樂多妙趣工廠（Play-Doh Fun Factory）。接著，我把鋁條放在一個托盤上，並按下按鈕，記錄我已製作完成了一根鋁條（我的部分工資就由完成鋁條的數量決定）。最後，我跑回原材料堆，又從頭開始。
這份工作給我留下了兩個最深的印象：一是無休止的重複動作，按鍵、跑，按鍵、跑，按鍵、跑……二是工廠裡尖銳的鐵鈴聲，宣告我的重複動作的開始和結束。這段經歷是非人性的。作為鋁製品沖壓廠的一名工人，我的個性完全不重要。相反，就像英國詩人賽普洛斯曾警告的那樣，我就是一個「人形的零件」——只不過是一個統計學數字、一名標準工人而已。這並非巧合，整個工廠都是根據平均主義的原則設計而成的。該原理認為，通過把個人與平均標準相比較，就可以對個人進行評價、分類和管理。
平均主義產生自兩位歐洲科學家之手，他們試圖用數學的方法來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因此，平均主義原本可能只是學者和知識分子圈內的哲學觀點。但是在你和我出生的這個世界裡，平均標準的概念影響著從出生到死亡的方方面面，包括我們心靈深處對自我價值的判斷。平均主義究竟是怎樣從科學象牙塔裡的一種抽像假設，搖身變成世界各地的企業和學校都遵守的組織原則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主要集中在一個叫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人身上。
一位經濟學家這樣寫道：「泰勒的影響力無論對於男性還是女性、個人生活還是公共生活，可能比20世紀的任何人都要大。」[1] 1856年，泰勒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富裕家庭。在他十幾歲時，曾在普魯士度過了兩年求學時光，而普魯士是幾個最早運用凱特勒的觀點來改造學校和軍隊的國家之一。泰勒很可能就在這裡第一次接觸到了平均主義，並最終形成了他的哲學基礎。[2]
泰勒回到美國後，進入了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這是一所大學預科學校。他的家人希望他跟隨父親的腳步，進入哈佛大學學習法律，可他卻成了費城一家水壓工廠的機械學徒。當我第一次讀到泰勒年輕時的職業選擇時，我以為自己找到了志趣相投之人，把泰勒想像成在學習和生活中找不到出路而陷入困境的年輕人。其實，我錯了，泰勒去水壓廠工作的雄心比起馬克·扎克伯格從哈佛退學創辦臉譜網時的雄心有過之而無不及。
19世紀80年代，美國從農業國家逐漸轉型為工業國家：新建的鐵路像鋼鐵網絡一般連接起各個城市；移民快速湧入美國，如果你那時穿過整個街區，甚至可能都聽不到一句英語；城市規模急劇擴張，1870—1900年，芝加哥的人口增長了6倍。伴隨著這些社會動盪而來的是經濟格局的巨大變化。最大的變化就發生在工廠這座巨大的製造業新大廈裡。泰勒從哈佛退學進入水利行業時，恰逢電氣工廠的誕生。那段時期的生產、組裝和建造，如同今日的硅谷一般，引發了征服世界的激情。[3]
泰勒希望自己能在嶄新的工業世界裡名垂青史，他的這個雄心得到了水壓廠的支持，因為這家工廠的老闆是泰勒家的世交。泰勒幾乎沒幹過什麼重活，所以他有大量的自由時間來觀察和思考工廠運行中的細節問題。學徒期結束之後，他成了米德維爾鋼鐵公司（Midvale Steelwork）機械加工車間的一名工人，而這家公司的老闆也是他家的朋友。在這裡，他一路平步青雲，在6年時間裡，一共得到了6次提拔，最終當上了整個公司的總工程師。[4]
在這6年裡，泰勒一直在思考新時代的工廠生產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當時存在很多問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前幾十年，充斥著惡性通貨膨脹、工資水平下降和頻繁的金融恐慌。泰勒剛到米德維爾鋼鐵公司工作時，美國正處於他們那一代人所經歷的經濟最低迷的時期。工人們很難長時間待在同一個工廠，工廠每年的周轉率從100%到1500%不等。[5] 沒有人真正明白，是什麼導致了工業時代的所有新經濟問題。但是泰勒成為總工程師之後，他認為自己找到了問題所在：效率低下。[6]
泰勒斷言，新的電氣工廠浪費了大量的勞動力。所有這些浪費都是由於工廠對工人的組織管理方式不當造成的。對泰勒來說，這種方式既笨拙又不合適，更重要的是，非常不科學。在此之前的70年，也就是工業革命初期，紡織業、製造業、鋼鐵冶煉業、蒸汽動力業中的第一批大規模工業引起了社會劇變，激勵了阿道夫·凱特勒通過社會科學來解決這些問題。凱特勒成為社會物理學界的艾薩克·牛頓。而到了19世紀80年代，面對社會經濟正發生劇變的新時期，泰勒聲稱，工業時代的問題只有通過科學的管理才能得以解決。換句話說，泰勒打算成為企業管理界的阿道夫·凱特勒。
他相信，自己可以運用平均主義的核心思想，系統地消除企業生產效率低下的現象。而平均主義的觀點就是個體並不重要。泰勒稱：「過去，人排在第一位。未來，系統必須排在第一位。」[7]
系統必須排在第一位
在泰勒開創新興的科學管理法之前，公司通常會聘請最有能力的工人，不管他們有多少特殊技能，公司讓這些明星員工按照他們認為最能幫助自己高效生產的方式，對公司的生產流程進行結構調整。泰勒堅信，這種方式完全是落後的。不管員工有多麼特別，企業都不能讓自己的系統來適應員工個人，而應該僱用平均標準人來適應這個系統。「一個由中等能力的個人組成的機構，在分析員工情況的基本因素後，制定各種政策、計劃和程序，並以此進行生產活動，那麼從長遠來看，與依靠天才和靈感所建立的機構相比，這種機構會取得更大的成功，組織結構也會更穩定。」泰勒如此斷言。[8]
自19世紀80年代起，泰勒開始分享他的產業組織新理論。他建議，要像平均主義消除誤差那樣消除低效率。他的理論基於平均主義的一個關鍵概念：標準化。[9] 雖然凱特勒是第一個將標準化引入政府行政和科學數據收集的人，但是泰勒說他對於勞動力標準化的靈感來自他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讀書時的一位數學老師。[10] 這位老師經常給泰勒和他的同學們佈置一連串的數學題，要求每個孩子在做完題後打個響指並舉手。老師用秒錶為學生計時，然後計算出處於平均水平的學生完成題目所花費的時間。接著，在佈置家庭作業時，這位老師用平均時間算出平均水平的學生消耗兩個小時應完成的作業量。
泰勒意識到，老師所用的作業標準化的方法，也可用於任何工業流程的標準化。[11] 他在米德維爾鋼鐵公司對標準化進行了首次試驗。首先，泰勒需要找出提高工廠每一項工作速度的方法，比如把煤鏟進煉鋼爐裡。一旦一項工作被優化到令泰勒滿意的程度，他就會測量出工人完成這項工作所需的平均時間。他還確定了工人以往完成這項工作的標準動作，比如，他確定了一次性鏟煤的最佳重量為21磅。泰勒接著把整個工廠的生產流程都進行了標準化處理，使每一項工作都具有固定模式，不容改變（就拿鏟煤來說，他堅持每一次鏟煤的重量為21磅，這個標準一直在沿用）。工人不能改變這些標準——就像我在鋁製品沖壓廠裡，必須準確地按照指示壓制鋁條一樣。
據泰勒稱，完成任何給定程序的「最佳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是標準化道路。[12] 對於泰勒而言，沒有什麼比工人用自己的方法做事更糟的了。「許多有天賦的人才都被捆住了手腳，是被他發明的『標準員工』這個概念給捆住的。」1918年的一篇雜誌文章是這樣警告泰勒的，「要讓平均標準人去製造完全嶄新的機器，制定新的工作方法或工作流程，去替換本已成功的流程，這完全不合理。」[13] 美國的工廠卻接納了泰勒的標準化原則，並很快張貼出了工作規則，印刷出了標準操作流程手冊，發佈了生產作業指導卡，所有這些都鋪陳出完成工作的必需方式。工人，曾經被譽為富有創造力的匠人，如今淪為了機器。[14]
如今，現代企業所採用的標準化的方式與泰勒最早的設想幾乎沒有什麼改變，這正是我在鋁製品沖壓廠的親身經歷。由於這是我的第一份真正的全職工作，我以為那種泯滅人性的折磨是猶他州的這家工廠所獨有的。很快，我就糾正了這種看法。兩年後，我被聘為一家大型信用卡公司的客戶服務代表，坐在裝有空調的辦公室裡舒適的轉椅上。看起來這份工作與工廠裡的工作大不相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我的角色，再一次被泰勒的標準化原則給完完全全地固定住了。
我得到了一張打電話的詳細腳本，並明確告知不能對該腳本做任何改變。準確地按照腳本打電話，意味著一次售後服務電話應持續相同的時間。我的每一次電話持續時間都與我的工作績效相關。如果某一次通話超過了平均時長，我的屏幕就會紅光閃爍。我沒法把注意力放在通話質量上，而是專注於我是否能盡快按下結束按鈕。在每一次通話結束後，電腦都會更新我的平均通話時長，並將它與團隊平均通話時長進行比較，同時將比較結果共享給我的主管。如果我的平均時長超過團隊平均時長過多，主管就會走到我的身邊。其實，他的確來過好幾次。如果我的平均通話時長持續居高不下，他就會解雇我——雖然在他解雇我之前就辭了職。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曾在零售店、餐廳、商場、工廠都工作過，在每一個機構，我的工作都按照泰勒的「系統必須排在第一位」的觀點給標準化了。每一次，我都只是機器裡的一個齒輪，沒有任何表現個人主動性的機會，沒有任何擔負個體責任的機會。每一次，我都希望能盡可能地符合平均標準——或是像其他所有人那樣，超過平均標準。然而更糟的是，當我抱怨這些工作沒有考慮我的個性，讓我感到又無奈又無聊時，我卻經常被指責為懶惰和不負責任。在一個標準化的系統裡，個性並不重要——這正合泰勒之意。
管理者的誕生
有一個關鍵的問題，標準化沒有給出答案：應該由誰來制定和管理企業標準呢？當然不會是工人，泰勒堅持認為。他認為，企業應該從工人們的手中收回所有的規劃權、控制權和決策權，並將其交給一個新階層——「計劃制訂者」，由他們負責監督工人以及確定組織標準化的最佳方式。泰勒用一個新發明的術語來描述這個新角色——「管理者」。[15]
雖然管理者這個概念對我們現代人來說似乎是非常明顯的概念，然而它卻與19世紀的傳統企業觀念相悖。在泰勒之前，公司認為聘請一個只坐在辦公桌前而不做任何體力勞動的「非生產性」員工，是一項不必要的開支。雇一個只會規劃工作而不實際工作的人似乎毫無意義。但是泰勒堅稱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工廠需要大腦來指揮雙手。[16] 它需要策劃者找出安裝沖壓機和沖壓鋁制板的最佳方式，以及聘用、安排、支付和解雇工人的最佳方式。泰勒的獨特視角塑造了我們現代意義上管理者作為決策者的角色。
泰勒還建立了企業角色的基本分工，迅速定義了我們的現代工廠：負責整個生產運行的管理者和負責實際生產的員工。在泰勒的年代，這些員工主要是工廠的工人，但是今天他們有著各種各樣的角色：行政助理、抽血師、空中交通指揮員、電氣工程師和藥劑研究員等。在1906年的一場演講會上，泰勒解釋了他是如何看待工人和管理者之間的關係的。「在我們的計劃裡，我們不會要求我們的人具有主動性，我們不想要任何的主動性。我們只需要他們聽從我們的指揮，按照我們所說的去做，而且要做得快。」[17] 1918年，泰勒再次詳細闡述了這些概念，給有志氣的機械工程師提出了類似的建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每個人都應該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我為誰工作？第二，他想讓我做什麼？最重要的一個觀念是：用你上司確定的方式來工作，而不是用你自己的方式。」[18]
泰勒將關於標準化和管理的思想寫進了他的《科學管理原則》（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一書裡。[19] 這本書出版於1911年，成了美國乃至全世界企業管理的暢銷書，被翻譯成了十幾種語言。[20] 就在這本書出版後不久，科學管理法——通常簡稱為「泰勒主義」——席捲了整個世界產業。
企業主將他們的企業重組，組建了各種部門和分支機構，每個部門都由一位泰勒主義管理者負責管理，組織結構圖變成了企業的新焦點。人事部門和人力資源部建立起來了，它們的任務是物色和僱用合適的員工，並為其分配工作。泰勒主義首創了企劃部、效率專家、工業組織心理學和時間研究工程師行業。（僅僅一個西屋電氣公司在1929年就有120名時間研究人員，他們負責每月為超過10萬個工藝流程制定標準。）[21]
由於思考和計劃如今已與生產製作完全分離，企業需要專家來告訴它們思考和計劃的最佳方式的需求越來越大，管理咨詢行業隨即應運而生，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管理顧問。他的意見備受追捧，他有時會收取相當於現在的250萬美元的咨詢費。
所有這些管理顧問、企劃部門和效率專家都用平均主義的計算方法進行分析。管理者認為，凱特勒和高爾頓的科學改變了對待每一名員工的方式，把他們當成電子錶格上的一個單元格，是一列數據中的一個數字，是可相互替換的平均標準人。要讓管理者相信個性不重要並不難，因為這使他們的工作更簡單、更穩當。畢竟，如果你通過分類和分級來判斷人，並以此做出決策，雖然你不一定每次都是正確的，但是你往往會在平均程度上是正確的。而對於擁有許多標準程序和標準角色的大型機構來說，這就已經足夠了。有些時候，管理者確實對某一名員工做出了錯誤的決策，他們卻可以簡單地將錯誤歸咎於這名員工，指責他不適應這個系統。
美國橡膠公司、國際收割機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都是最早採用科學管理法的公司。泰勒主義還被用於砌磚作業、罐頭製造、食品加工、織物印染、圖書裝訂、出版、印刷以及編織行業，後來又延伸至牙科、銀行業和酒店傢俱製造業。在法國，雷諾公司將泰勒主義應用於汽車製造，米其林公司將其應用於輪胎製造。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就是明確以泰勒主義作為藍本而設計的。到1927年，科學管理法已經得到廣泛運用，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一份報道稱之為「美國文明的特色」。[22]
儘管泰勒主義常常被拿來與美國的資本主義相提並論，但是它的影響力卻超越了國界和意識形態。在蘇聯，列寧提出，科學管理法應該作為助推蘇聯工業發展以及制訂五年工業計劃的關鍵因素。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泰勒在蘇聯的知名度和富蘭克林·羅斯福不相上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像列寧和斯大林一樣，把自己的名字加在泰勒主義的熱情支持者名單上，並將其運用於各自的軍事工業。[23]
同時，亞洲的集體主義文化也運用了科學管理法。比起西方國家，它們用得更加堅決而徹底。比如三菱公司和東芝電氣公司完全按照標準化原則以及工人與管理者分離的原則，徹底改造了公司。1961年，泰勒的兒子訪問日本，東芝電氣公司的高官還向他討要了一支鉛筆、一張照片，任何他的父親使用過的東西都行。[24]
今天，在所有工業化國家裡，科學管理法依然在企業組織裡佔據著統治地位。[25] 可是，沒有哪家公司肯承認這一點，因為在很多情況下，泰勒主義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一樣聲名狼藉。然而，世界上許多最大、最成功的公司仍然在圍繞「員工的個性不重要」這個觀點來構建自己的組織結構。
所有這些都導向了一個超越泰勒主義的深層次問題：如果一個社會要建立在分割遵守系統的工人和制定系統的管理者的前提下，那麼社會應該如何判定誰應該是工人，誰應該是管理者呢？
教育工廠
20世紀初，正值泰勒主義開始重塑美國工業界的時期。工廠對擁有高中文憑的半熟練工的需求量逐漸增大。然而問題是，美國缺乏普通高中教育，那時就沒有幾所高中。1900年，只有大約6%的美國人擁有高中學歷，只有2%的美國人擁有大學學歷。[26] 與此同時，移民和工人的子女數量在大量增加，致使未受教育的年輕人數量大大增加。尤其是在美國各大城市裡，這種情況尤為突出。很快大家就發現，美國教育系統需要進行全面整改。
早期的教育改革者面臨的問題是：新的學校體系應該承擔什麼樣的使命。人文主義教育家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通過為學生提供自由的環境，讓他們按照自己的節奏去學習和發展，發現自己的天賦和興趣所在。一些人文主義者甚至建議，應該不設置必修課程，學校開設的課程數應該多於學生能夠接受的課程數。[27] 但是，當需要建立全國性的高中義務教育系統時，人文主義模式就讓位給了完全不同的教育觀念——泰勒主義觀念。
這場戰鬥從一開始就不公平。戰鬥的一方是人文主義者，是那些在富足排外的美國東北部大學裡身著呢料大衣的學者。他們的對手是由務實的工業家和雄心勃勃的心理學家組成的大聯盟，他們滿腦子都是標準化的價值觀和分級管理理論。這些泰勒主義教育者指出，雖然人文主義理想（如教育的自我決定）看起來很美好，但是那時候在許多公立學校裡，一個班就容納了100個學生，而且一半學生不會講英文，許多學生的生活還很貧困，教育工作者們沒那麼奢侈，給不了年輕人實現夢想的自由。[28]
泰勒主義教育者宣稱，新的教育使命應該是大批量地培養學生以適應新興的泰勒主義經濟社會裡的工作。按照泰勒的格言，一個全是平均標準工人的系統要比一個全是天才的系統運轉得更高效。泰勒主義教育者認為，學校應該為平均水平的學生提供標準的教育，而不是培養偉人。舉例來說，約翰·D.洛克菲勒資助建立了通識教育委員會（General Education Board）。該委員會在191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學校的泰勒主義教育目的。文章這樣寫道：「我們不應該試圖把這些人或他們的孩子培養成為哲學家、學者或者科學家。我們不需要在他們之中培養作家、演講家、詩人、文人。我們不應該尋找大藝術家、畫家或音樂家的坯子……也不應該尋找律師、醫生、牧師、政客或政治家的苗子，因為這些人已經夠多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簡單、易行而且非常美好……我們應該把孩子們放在一個小社會裡，教他們如何完美地完成父輩都做不好的工作。」[29]
為了把學生組織起來，並把他們培養成能夠「完美地」完成工作的人，泰勒主義者開始遵照科學管理法的中心原則，即將所有事物依照平均水平進行標準化，來改造整個教育系統的結構體系。美國各地的學校都採用了「加裡計劃」，該計劃以其發源地印第安納州的工業城市加裡市（Gary）命名。「加裡計劃」按照年齡大小將學生分組（而不是按照表現、興趣或者天資分組），每組學生輪流學習不同的課程，每一堂課的持續時間相等。學校還引入了鈴聲，以效仿工廠的鈴聲，目的是讓學生為他們將來的工作做好思想準備。[30]
泰勒主義教育改革者還在教育系統中推出了全新的職業角色：課程設計者。這些設計者以科學管理法為模板，制定了固定不變的課程，規定了學校裡的一切事物，包括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教科書的內容以及學生的成績評定等。當標準化蔓延到全美國的學校時，學校董事會迅速採用了從上至下的分級管理模式，照搬了泰勒主義的組織結構，把執行計劃的角色依次分配給校長、教導主任和年級教導主任。
到1920年，大多數美國學校都改用泰勒主義教育觀作為組織原則，把每一個學生都當作中等學生對待，把為所有學生提供相同的標準化教育作為辦學目標，絲毫不考慮他們的家庭背景、學習能力或者興趣愛好。1924年，美國記者H.L.門肯總結了當時的教育系統：「公共教育的目標完全不是啟蒙和教化，而只是盡可能地減少個性，把不同的個體改造到同一個安全水平，培養和訓練標準化公民，消除異議和創造力。這就是美國教育的目的……也是全球教育的目的。」[31]
換句話說，美國的學校都堅信凱特勒主義。它們的課程安排、課堂設計都服務於中等學生，服務於創造標準工人。即便如此，有一個人仍然覺得泰勒主義教育者運用平均主義的方法還遠遠不夠。這與歷史驚人的相似，正如高爾頓曾全盤接受了凱特勒的平均標準人一樣，後來又對這位比利時老人的觀點進行了改造，以便區分社會的高級階層和低級階層。愛德華·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也接受了泰勒的標準化，而後又對上述觀點加以改造，以便區分優等生和差等生。
天才和庸人
桑代克是有史以來最多產、最有影響力的心理學家之一。[32] 他發表了400多篇文章，由他編寫的教科書的銷售量數以百萬計。[33] 由於他工作狂般的生產能力，他的導師、哈佛大學的威廉·詹姆斯將他描述為「大自然的怪物」。他最有影響力的成就是，在平均主義時期裡確立了中小學和高等院校的教育宗旨。與此同時，他還幫助開創了教育心理學和教育測驗學。
桑代克完完全全地支持學校實行泰勒主義。事實上，桑代克主導了美國最大的教導主任培訓項目。他把教導主任培訓成了標準教育系統中的科學管理者。[34] 但是桑代克認為泰勒主義裡關於教育目的的說法是錯誤的，泰勒主義將教育的目的定為為所有學生提供相同的教育，以便為將來相同的工作做好準備。桑代克則認為，學校應該將年輕人按照他們的能力進行分類，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更有效地進入生活中的適當位置，成為管理者或者工人、傑出的領導人或者遭人唾棄的流浪漢。通過這樣的方式，教育資源才能得以相應的分配。桑代克說過這樣一句名言：「質量比平等更重要。」他的意思是，挑選出優秀的學生並全力支持他們，比為所有學生提供同等的教育機會更重要。
桑代克是弗朗西斯·高爾頓的熱忱支持者，還尊稱其為「極其公正的科學家」。[35] 他贊同高爾頓的等級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一個人在某一方面優秀，那麼他很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優秀。他用自己的生物學理論來證明這一點。桑代克認為，有些人的大腦生來就比其他人反應更靈敏，他們學得很快，不僅會在學校裡取得成功，而且在生活中也會取得成功。相反，有些人生來大腦反應就慢，這些可憐的人注定會在學校裡表現不佳，而他們一輩子都要艱難地掙扎。
桑代克認為，學校應該為優秀學生鋪平道路，讓他們順利進入大學直至工作。到那時，他們的卓越能力就能得以施展，領導整個國家向前發展。而桑代克假定，在平均水平徘徊的大部分學生，可以在高中畢業後或者在此之前就直接進入工作，成為工業經濟社會裡的泰勒主義工人。至於那些學習較慢的學生，桑代克以為，我們應該盡早停止在他們身上浪費資源。[36]
那麼，學校究竟應該如何將學生分級呢？桑代克在自己的書裡給出了答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本書名為《個性》（Inpiduality ）。書中，他在高爾頓的個性定義基礎上，重新解釋了個性的含義：一個人的獨特性和個人價值由他與平均水平的差距而定。[37] 桑代克同意，教育的每一個環節都應該圍繞平均水平而進行標準化，不僅是因為這樣做可以確保標準化的培養成果，正如泰勒主義者所堅信的那樣，還因為這樣做更容易測驗出每個學生與平均水平的差距有多大——進而更容易確定誰更優秀、誰更差。
為了建立他所構想的學生分級系統，桑代克開創了書寫、拼寫、算術、綜合英語、美術、閱讀等科目的標準化考試。很快，全美國的學校就都採用了這些考試科目。[38] 他根據特定年齡階段學生的平均水平，編寫了算術、詞彙、拼寫的標準教科書，這種編寫教材的方式在教育系統裡沿用至今。他為私立學校和名牌大學設計了入學考試，他甚至改革了法學院的入學考試。[39] 桑代克的思想催生了天才學生、優等生、有特殊需求的學生以及教學方法等概念的誕生。他主張將分數作為衡量學生整體才能的簡便方法。他認為大學應該招收平均績點高以及標準考試得分高的學生，因為（根據高爾頓的等級觀點）他堅信，這些學生不僅在大學裡最有可能取得成功，而且不管他們以後從事什麼職業，都最有可能成功。
對桑代克而言，學校的辦學目的不是把所有學生培養到同一水平，而是根據學生自身的能力水平對其進行分級。這真是莫大的諷刺，教育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竟然認為教育幾乎不能改變學生的能力，而只能將天生大腦聰明的學生與天生大腦不夠聰明的學生區別開來。就像其他許多學生一樣，我感受到了桑代克的分級法對我的未來理想施加了沉重的壓力。在讀高中的時候，我參加了一次標準化大學能力測試，這種考試被廣泛用作美國大學的招生標準。桑代克肯定會喜歡這種考試，因為它不僅能反映出你的排名情況，還能在排名的基礎上預測你在幾所備選大學裡的不同表現。我曾試圖忘記所有關於這次考試成績的事，但是記憶的痕跡就像經歷過悲慘經歷的創傷殘渣，至今依然存留。我的成績處於高爾頓所說的「平庸」這一等級。考試結果預測，我在猶他州奧格登市的一所開放註冊型學校——韋伯州立大學（Weber State University）裡，得到B及以上分數的可能性僅為40%。這個結果真是令人沮喪。然而，這卻高於我的首選學校——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在那裡，我得到B及以上分數的可能性只有20%。
記得看到這些預測結果時，我感覺自己的生命已毫無希望。畢竟，這些百分比數字被整齊地列在表格裡，具有數字嚴肅的權威性。我覺得僅僅這一次考試就決定了我的整個價值，確定了我本事不夠。我本以為自己會成為工程師或是神經學專家，但是，不，這是多麼可笑的幻想啊！相反，這次測試鄭重地宣佈，我最好要習慣於自己只是平均水平的普通人。
今天，令桑代克癡迷的錯綜複雜的教育分級困住了所有人，不只是困住了學生。每一學年末，教師都要接受學校管理者的教學評估，並以評估結果來確定他們的晉陞、處罰和聘期。各種不同的出版物也會發佈學校的排名，比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就非常看重學生的平均考試成績和平均績點。學校的排名決定了學生將會申請哪所學校，以及他們願意支付多少學費。公司根據應聘者的成績和他們母校的排名來決定是否聘用他們；而公司的排名有時候也基於它們所擁有的高學歷員工以及名校畢業生的人數。不同國家的教育系統也是根據國際標準化測試裡，如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裡的不同表現進行排名的。[40]
我們21世紀的教育系統正如桑代克所預期的那樣：從最低年級開始，我們就學習根據平均水平而設計的標準化課程，根據學習成績的優劣，我們被依次排名。高於平均水平的學生得到獎勵和機會，而落後於平均水平的學生卻受到各種限制和輕視。當代的權威人士、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一直都說我們的教育系統已經壞掉，然而事實正好相反。在過去的這一個世紀裡，我們完善了教育系統，使之運行順暢，像是上足了油的泰勒主義機器，為實現它的最初設計目標——高效地對學生進行排名，以便將他們安排在適合的社會位置上——盡可能地擠出每一滴功效。
分類和分級的世界
在大約50年的時間裡（從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幾乎所有的社會機構都開始將個人拿來與平均標準相比較。在這段轉型期裡，企業、學校和政府逐漸採納了這一指導思想：系統比個人更重要，應該將每個人進行分類和分級，並在此基礎上為個人分配機會。如今，平均標準的時代並未過去。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我們距離平均標準的差距或超過平均標準的程度，依然是評價個人價值的標準。
我不會假裝認為，工作場所裡採用的泰勒主義以及學校裡實施的標準化和排名制度是某種災難。因為這並不是災難。社會完全接受平均主義後，企業得到了蓬勃的發展，消費者得到了實惠的商品。泰勒主義提高了整個社會的工資水平。在它的幫助下，擺脫貧困的人可能比過去一個世紀裡的任何單一經濟發展時期都要多。由於大學申請者和找工作的人不得不參加標準化考試，裙帶關係和任人唯親的現象隨之減少了，家庭背景不好的學生得到了通向更好生活的機會，而這種機會在以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雖然，桑代克的精英信條是社會應該把資源分配偏重於優秀學生，同時減少差生的資源配給，這一點容易受到貶損，但是他同樣相信，財產和繼承權不能決定學生能否得到機會（另一方面，他將不同的腦力天賦歸因於不同種族）。桑代克幫助建立了課堂環境，把數百萬移民聚集起來，造就了美利堅民族，還把美國人的高中畢業生人數從6%提升到81%。[41] 總的來說，美國社會普遍實行平均主義，無疑幫助了美國發展成為相對穩定而繁榮的民主主義國家。
然而，平均主義確實讓我們付出了代價。就像諾瑪模仿大賽，社會迫使我們每一個人努力達到一定的、狹隘的期望標準，才能在學校、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我們都力爭做到和別人一樣——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都想成為更好的別人。天資聰慧的學生之所以被稱作天才，是因為他們和其他人一樣都參加了標準化考試，只是考得更好；優秀的應聘者更受歡迎，是因為他們擁有和所有人一樣的各類證書，只是等級更高。我們失去了個人的尊嚴。我們的獨特性成了一種負擔、一道障礙或是通往成功道路上的一塊令人惋惜的絆腳石。
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裡，企業、學校和政客們都堅持認為個人真的很重要，然而所有建立起來的規則都清楚地表明，系統比你更重要。員工為公司工作，可是他們感覺自己只是這台機器中的一個齒輪。學生的考試結果和學業等級讓他們感覺自己永遠都實現不了夢想。在工作和學習中，所有人都告訴我們只有一條正確的路，如果我們走向另一條路，就會被告知誤入歧途、不道德，甚至完全錯了。很多時候，個人的出類拔萃要排在遵循系統規則之後。然而，我們希望自己的個性得到認可，我們希望在社會裡可以真正做自己——依照自己的本性來學習、發展並尋求機遇，而非遵從人為制定的標準。[42] 這種願望引出了一個價值10億美元的問題，也是本書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如果一個社會只根據平均標準來評判個人價值，它應該如何為瞭解個性和利用個性創造條件呢？
[1] J.Rifkin,The Wars:The Primary Conflict in Human Hisrory(New York:Henry Holt&Co.,1987),106.
[2] For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Taylor:see Robert Kanigel,The One Best Way: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and the Enigma of Efficiency(Cambridge:MIT Press Books,2005).
[3] Charles Hirschman and Elizabeth Mogford,"Immigration and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from 1880to 1920,"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no.1(2009):897–920.
[4] Kanigel,One Best Way,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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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aylor,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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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From a lecture on June 4,1906(cited in Kanigel,One Best Way,169).
[18] Frederick W.Taylor,"Not for the Genius—But for the Average Man:A Personal Message,"American Magazine 85,no.3(1918):16–18.
[19] Taylor,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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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Joncich,The Sane Positivist 21–22.
[37] Edward Thorndike,Inpidualit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11).Also see his approach to testing:Edward Thorndike,An Introducation to the Theory of Mental and Social Measurements(New York:Science Press,1913).
[38] Callahan,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chap.5.
[39] Callahan,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chap.5.
[40] Robert J.Marzano,"The Two Purposes of Teacher Evaluation,"Edu-cational Leadership 70,no.3(2012):14–19,https://www.ascd.org/publications/educational-leadership/nov12/vol70/num03/e-Two-Purposes-of-Teacher-Evaluation.aspx;"Education Rankings,"U.S.News and World Report,https://www.usnews.cm/rankings;"PISA 2012Results,"OECD,https://www.oc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html.
[41] Robert J.Murnane and Stephen Hoffman,"Graduation on the Rise,"https://educationnext.org/graduations-on-the-rise/;"2015Building a Grad Nation Report,"Grad Nation,https://gradnation.org/report/2015-building-grad-nation-report.
[42] Seth Godin,We Are All WeirdEnd(The Domino Project,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