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的神經學家邁克爾·米勒（Michael Miller）做了一個關於詞語記憶的實驗。他讓16位實驗對像依次躺在核磁共振儀裡，給他們展示一組詞語，同時對他們的腦部進行掃瞄。休息一段時間之後，實驗對像開始閱讀第二組詞語，並在看到第一組詞語再次出現時按下按鈕。與此同時，核磁共振儀對他們的大腦進行掃瞄，並繪製出記錄大腦活動的數字圖譜。實驗完成後，米勒公佈了自己的發現。就像所有的神經學家那樣，他匯總了所有個體大腦圖譜，並繪製成一張標準大腦圖譜。[1] 米勒期望這個標準大腦圖譜會揭示出典型的人類大腦在詞語記憶時的神經回路。
在閱讀神經科學文獻時，你總會看到大腦示意圖。大腦被分成了若幹部分，每個部分用不同顏色標注——當你感覺到愛的時候，這個部分會亮；當你感覺害怕的時候，這個部分也會亮——可以肯定地說，你所看到的是標準大腦圖譜。當我還是研究生的時候，曾在馬薩諸塞州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學過腦部影像學，學習如何繪製和分析標準大腦（在科學術語裡稱之為「隨機效應模型」[2] ）。該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標準大腦代表著正常、典型的大腦，而不同個體的大腦則是這個正常大腦的一種變異——這種假設與諾瑪模仿大賽的設計理念類似。基於這種假設，神經學家拒絕讓左撇子參與實驗（因為據推測，左撇子的大腦與正常大腦有差別），有時候神經學家還會排除大腦過於活躍的個體，因為他們擔心這些特例會影響他們對於標準大腦的分析。
米勒發表了標準大腦圖譜，這並無特別之處。真正神奇的是，當他開始分析實驗結果時，有些東西促使他更加仔細地查看每一個實驗對象的大腦圖譜。那時米勒正在用腦部研究的標準方法研究一個已經很成熟的智力測試，雖然標準大腦的實驗對象並沒有什麼異常，可他卻無意中瞥見了幾張大腦圖譜。「真是令人驚訝，」米勒對我說，「如果你把眼睛瞇成一條縫，就會發現有幾張圖譜確實與標準大腦很相似，可是其他的大多數卻一點都不像這個標準大腦圖譜。」[3]
在米勒之前，曾經有人也注意到了個體大腦和標準大腦之間的差異，但是他們和其他人一樣都忽視了這一令人尷尬的事實——正如科學家和物理學家一直無視沒有哪個女人和諾瑪長得一樣。然而米勒卻做了一件很明顯應該去做但有些人卻不屑於嘗試的事：他系統地比對了詞語記憶實驗中用於繪製標準大腦圖譜的16幅個體大腦圖譜，結果令他大吃一驚，不只是個體大腦與標準大腦不同，甚至是個體與個體之間也毫無相同之處。
大腦中的記憶活動
有些人的大腦主要活動區域在左邊，而有些人則在右邊；有些人大腦的前端活動頻繁，而有些人則是後端活動頻繁；有些人的大腦活動區域看起來像印度尼西亞的地圖——長而寬闊的群島，而有些人幾乎是一片空白。但是這些都反映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沒有一個人的大腦像標準大腦。米勒的研究與丹尼爾斯對手部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處，只不過這次研究的對象不是肢體，而是產生思想、情感和性格的搖籃——大腦。
米勒感到很疑惑。根據標準大腦理論的基本假設，大多數人的大腦應該與標準大腦相當接近，因為神經學家曾確信某些大腦應該與標準大腦相似。但是在米勒的研究裡，幾乎沒有哪一個大腦與標準大腦相似。米勒懷疑是不是實驗設備的技術誤差導致了這種差異，因此幾個月後，他又讓許多參加過詞語記憶測試的人再次做了相同的實驗。而兩次實驗結果幾乎完全一致——每個人第二次的大腦圖譜與第一次的圖譜非常相似，而個體的大腦圖譜與標準大腦圖譜的差異卻非常大。
「這讓我相信，我們看到的個體模板並不是隨機噪聲，而是個體在完成任務時的系統化表現，每個人的記憶系統都是一個獨特的神經模板。」米勒解釋道，「然而最令人驚訝的是，這些模板的差異之處並不是細微的，而是廣泛存在的。」[4]
由米勒發現的這種廣泛存在的差異，不僅限於人類大腦的語言記憶方面，這種差異在面部識別、心理意象、知識習得、情緒發展等各種研究中也均有發現。[5]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如果你在標準大腦的基礎上創造了關於思想、感知或個性的理論，那麼你的理論將不適用於任何人。神經科學研究幾十年來所基於的指導性假設是不成立的，因為根本就沒有標準大腦。
米勒發表了這個反直覺的發現後，引來了一片質疑聲。一些科學家認為，他的發現是由軟件運算問題造成的，或者僅僅由於他在選擇實驗對像時運氣不好——可能他的實驗對像大多數都是「特例」。然而，米勒的同事們對此最普遍的反應不是批評，而是不予理會。「其他人在自己工作中，曾注意到了我所注意的事，但是他們對此不屑一顧。」米勒告訴我，「人們總說，『大家都知道，這沒什麼大不了的。這就是為什麼你得用統一標準，它已經囊括了所有的個體差異。你沒必要把每一處差異都指出來，這沒什麼意義』。」[6]
但是對這一發現的重要意義，米勒卻堅信不疑。他知道這不是學術辯論，而是能產生實際效果的問題。「常常有神經法學的人找到我，」米勒說，「他們試圖在法庭上利用人的精神和心理狀態來做出推斷。他們想用大腦掃瞄結果來判斷某人是否應該進監獄，因此個體大腦與標準大腦之間是否存在系統性差異，就顯得尤其重要了。」[7]
米勒不是第一個受標準模型困擾的科學家。長久以來，所有研究人類的學科都在使用同一種主要研究方法：把一群人放入實驗環境中，記錄他們對這一環境的普遍反應，而後根據普遍反應總結出適用於所有人的結論。生物學家信奉標準細胞理論，腫瘤學家主張標準的癌症治療方式，而基因學家則試圖標記標準基因組。在這種科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的指導下，我們的學校將學生個體與標準化的學生進行比較，以便對每個學生進行評價；企業將應聘者和員工與標準化的應聘者和員工進行比較。但是如果所謂的標準化人體或標準大腦並不存在，我們就得思考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我們人類社會對「標準人」這一觀念篤信不疑，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科學家、學校和企業信奉「標準人」這個錯誤概念，其背後的故事始於1819年一個比利時年輕人，他叫阿道夫·凱特勒（Adolphe Quetelet），雖然你可能從未聽說過他的名字，但他卻位居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家之列。
社會中的數學
凱特勒生於1796年。23歲時，他獲得了根特大學授予的數學博士學位。這是根特大學自成立以來授予的第一個數學博士學位。他很聰明，渴望得到認可，盼望像自己的偶像艾薩克·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那樣名垂青史。牛頓從雜亂無章的物質和時間中提煉出了有序的原則，從而揭示了宇宙運行的奧秘。這一切讓凱特勒無比驚歎。他感覺自己最有可能在天文學方面取得類似成就，而天文學是當時最尖端的科學。[8]
19世紀初，最傑出的科學家們都將注意力投向了太空。那時，最能體現一個國家科學水平的標誌，就是能否擁有一座天文台。然而，比利時當時還沒有天文台。1823年，凱特勒說服了當時統治比利時的荷蘭政府，讓其同意支付一大筆資金在比利時建造天文台。很快，凱特勒被任命為天文台台長。[9] 在天文台的建造過程中，凱特勒陸續走訪了歐洲的多家天文台，學習最新的天文觀測法。看起來他正在為自己積攢科學聲譽，一切都那麼令人羨慕。可是後來，就在1830年，正當凱特勒整理行裝、準備再次開啟歐洲之旅時，卻傳來了一個壞消息：比利時爆發革命了，比利時天文台被反對派佔領了。[10]
凱特勒不知道這次革命會持續多久，也不知道新政府是否會繼續支持天文台的建設，更不知道新政府會不會允許他保留比利時「皇家天文學家」的頭銜。總之，這是他生命的轉折點——也是社會如何看待個體的轉折點。[11]
在此之前，凱特勒從未關心過政治，也從未在意過複雜的人際關係。過去，他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天文學上了。他以為自己可以遠離社會動盪，因為這與他崇高的科學工作毫不相干。可是，當他的後院起火、自己的天文台內部爆發了革命時，人類的社會行為就突然變得與自己息息相關了。凱特勒非常希望政府能長久穩定，頒布合理的法律法規，避免發生那些影響他事業的社會動亂，而這些社會動盪似乎會讓整個歐洲發生劇變。一個突出的問題擺在了人們面前：現代社會似乎是完全不可預料的，人們的行為似乎完全沒有遵循任何規則……正如艾薩克·牛頓出現之前的宇宙，根本無法解釋。[12]
面對這場終結了他的事業抱負的革命，凱特勒陷入了沉思。就在這時，他突然有了靈感：是否能創建一種治理社會的科學呢？他窮盡一生去尋找隱藏在天體運行中的法則，同樣，他是否也可以運用科學的方法，找到隱藏在混亂的社會行為中的社會運行法則呢？凱特勒給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標——他要運用天文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人類，他將成為社會物理學界的艾薩克·牛頓。[13]
幸運的是，凱特勒研究社會行為的決定恰好趕上了歷史上的最佳時機。那時，歐洲正經受著歷史上第一波「大數據」的洗禮，一位歷史學家稱之為「數據大爆炸」。[14] 19世紀初期，很多國家開始建立龐大的政府和軍隊，它們開始向公民發佈大量的數據，比如每月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每年入獄的罪犯人數以及每個城市的發病率等數據。[15] 這是現代數據收集的雛形，可是當時沒人知道如何解讀這些雜亂無章的數字。那時候，大多數科學家都認為人類的數據太亂，根本不能分析——直到凱特勒運用天文數學來進行分析，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
凱特勒知道，18世紀的天文學家通常都會測量天體運動的速度。他們會記錄天體（如行星、彗星或恆星）經過望遠鏡上刻畫的兩條平衡線所需的時間。例如，如果想要計算出土星的運行速度並預測下一次它出現的位置，那麼天文學家需要在看到土星接觸到第一條線時按下懷表的按鈕，開始計時，並在土星接觸到第二條線時，停止計時。[16]
天文學家很快就發現，這項技術存在一個重大問題：如果10個天文學家測量同一星球，那麼他們很可能會得到10個不同的數據。如果多次觀測的結果均不相同，那麼怎樣才能知道應該使用哪個數據呢？最終，天文學界開創了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最初被稱為「平均計算法」[17] ：把所有獨立測量的結果加起來，求其平均數，就得到了「平均測量值」。崇尚這種方法的人認為，平均數比任何單一數據都更準確，更能體現研究主體的真實值。[18]
當凱特勒轉向建立社會物理學時，他所做的最關鍵決定就是從天文學裡借來平均計算法，並將其運用在人類研究上。他的這個決定讓社會看待個人的方法發生了重大改變。
平均標準人
19世紀40年代初，凱特勒分析了愛丁堡醫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組來自5738名蘇格蘭士兵的胸圍數字。這個事件即便不是特別值得慶祝，也算得上是有關人類科學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凱特勒把所有數據都加了起來，除以士兵人數，得出的結果是39¾英吋多一點，這是蘇格蘭士兵的胸圍平均尺寸。這個數字標誌著科學家第一次計算出了人類特徵的平均值。[19] 然而，創造歷史的並不是凱特勒的計算，而是他對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所做出的回答：究竟這個平均值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你花上幾分鐘思考下這個問題，你就會發現「平均尺寸」的意義並不明確。它是正常人類尺寸的指導性標準嗎？是隨意挑選出來的人的尺寸估算值嗎？還是這個數據背後隱藏著更深層次的意義？凱特勒對此的闡釋，是對人類平均值做出的第一次科學解釋，而他的解釋毫無意外地與天文觀測法如出一轍。
天文學家相信，對天體的每一次測量（例如測量土星的速度）都存在一定的誤差，而一組獨立的測量數據（例如多位科學家測量土星的速度，或是同一位科學家多次測量土星的速度），其平均值會將誤差最小化。[20] 事實上，著名數學家卡爾·高斯（Carl Gauss）給出了證據，證明了平均值最接近真實值（例如土星真正的運行速度）。[21] 凱特勒在解釋人類平均值時運用了相同的思路，他宣稱，每一個人類個體都存在缺陷，只有平均化的人才能代表真正的人類。[22]
在計算出了蘇格蘭士兵的胸圍平均值之後，凱特勒得出了結論，每一名士兵的胸圍尺寸都代表一種自然存在的「誤差」，相反，胸圍平均尺寸代表著「真正的」戰士的胸圍尺寸，這名戰士完美無缺，沒有任何身體缺陷，正是自然設計出的戰士樣式。[23] 為了證明他的解釋是正確的，凱特勒用「角鬥士的雕像」做了比喻。
凱特勒請人們想像一尊角鬥士的雕像。假設雕塑家們做了1000個複製品。凱特勒聲稱，每一個雕塑家手工製作的複製品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誤差和瑕疵，不會與原作品完全相同。然而，據他說，如果能將這1000個複製品進行平均，那麼這個「平均化的雕像」就會非常接近原作品。凱特勒引導人們在邏輯上再邁進一步，如果用同樣的方法把1000名戰士進行平均化，那麼平均化的戰士則會非常接近完美的戰士，而這名戰士只存在於柏拉圖的理想國裡，真實世界裡的戰士只是他的不完美的複製品罷了。[24]
凱特勒把這種推理方法運用到了整個人類，他宣稱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依照某種人類標準模板而做出的帶瑕疵的複製品。凱特勒把這個模板稱為「平均標準人」。[25] 今天，我們常說的某人達到了平均水平，指的是略微遜色或有缺陷，也就是平庸；但是對於凱特勒來說，平均標準人本身就很完美，他是大自然渴望的典範，是十全十美的代表。他認為歷史上最偉大的人都是在自己的那個地方和那個時代最接近「標準人」的人。[26]
為了揭開平均標準人的神秘面紗，凱特勒開始計算所有他能收集到的數據。他計算出了平均身高、平均體重、平均膚色；計算出了平均結婚年齡和平均死亡年齡；計算出了平均年出生率、平均貧困人口數、平均犯罪率、平均犯罪類型、平均受教育程度，甚至平均年自殺率。他創造了凱特勒指數（Quetelet Index）——現在稱為身體質量指數（BMI），分別計算出男性和女性的身體質量指數，以確定平均健康狀況。凱特勒說，所有的這些平均數都代表著「平均標準人」這個最完美人類的各項特徵。
凱特勒在極力讚美標準人的同時，極端厭惡那些與平均值差別較大的「不幸之人」。「所有與平均標準人的比例和狀態不同的方面，都會導致畸形，引起疾病。」凱特勒表示，「任何異於平均標準人的方面，不僅是比例和形態，也包括超過限度的方面，都會造就異形人。」[27] 毫無疑問，凱特勒一定會對諾瑪讚不絕口。「如果一個人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擁有平均標準人的所有特徵，」凱特勒說，「那麼他所代表的全都是偉大、優秀與美麗。」[28]
雖然今天我們不會認為平均水平的人就是完美的，但我們可以就此推測，平均化的個人是一個群體（或一類人）的典型代表。人類的思維方式總有讓事情簡化的傾向，總認為同一類人的所有成員——例如律師、流浪漢、墨西哥人——具有相同的特徵，而凱特勒的研究則用「科學」的方式證明了這種思維模式的正確性，因此他的理論很快就變成了社會科學的奠基石。自從凱特勒發表了「標準人」這個概念後，科學家們紛紛描繪出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群特徵，例如「好勝型」「神經質型」「好事型」和「領導者型」。他們認為，只要對在特定群體中處於平均水平的成員（即典型）特徵進行分析，就可以對這一群體中的任何個人做出預測。
凱特勒創造的平均標準人讓雜亂無章的人類數據變得有序起來，同時還符合人們喜歡給別人貼標籤的自然衝動，因此他的理論會像野火燎原一樣也就不足為奇了。政府以凱特勒的社會物理學為基礎，瞭解公民狀況，制定社會政策。他的思想促使政治注意力集中在中產階級上，認為他們最接近平均標準公民。根據凱特勒理論的推理，他們才是最真實的比利時人、法國人、英國人、荷蘭人或者普魯士人。1846年，凱特勒為比利時政府組織了第一次人口普查，這次普查成了後來所有現代人口普查的黃金標準。甚至時任美國國會議員的詹姆斯·A.加菲爾德也前來咨詢凱特勒，以便改進美國的人口普查。[29]
美國軍隊也受到了凱特勒的影響。在美國內戰期間，時任總統的亞伯拉罕·林肯認為北方軍應當更瞭解自己的士兵，以便做出更有效的戰鬥部署。於是他授權展開了一次人體分析研究。這是那個歷史時期世界上開展的最大規模的人體分析研究。每一名北方軍士兵都接受了針對身體、健康和品德方面的測量，而後完全按照凱特勒的新科學計算出了平均值，並呈報給林肯。這場聲勢浩大的研究得出的結果，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被美軍當作標準設計哲學的基礎。[30]
我們對各種平均數早就習以為常了。它們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著我們的媒體。就在我寫這段話的時候，《紐約時報》還報道了學生債務的平均數目、黃金時段的電視觀眾平均人數，以及醫生的平均收入。但是，每當凱特勒公佈一種新的平均數時，民眾都會吃驚不已。比如，凱特勒曾表示，每年的平均自殺率都相對穩定。[31]
這對於我們來說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在19世紀30年代，自殺似乎是一件非常不理智的私人決定，根本不可能符合任何模式。然而，凱特勒的研究表明，自殺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不僅如此，他還聲稱，穩定的自殺發生率意味著每個人都具有自殺傾向。凱特勒由此證明，平均標準人也普遍具有自殺傾向。[32]
當時，各個領域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們紛紛擁護凱特勒的學說，頌揚他揭示了管理社會的隱形法則。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將他的思想運用在醫學護理上，並斷言平均標準人符合「上帝的意志」。卡爾·馬克思利用他的觀點，發展了共產主義經濟學理論，宣告平均標準人佐證了歷史宿命論。物理學家詹姆斯·麥克斯韋受凱特勒的數學運算的啟發，創立了氣體力學的經典理論。醫學家約翰·斯諾將凱特勒的學說用於抗擊倫敦的霍亂，標誌著公共衛生學的創立。實驗心理學之父威廉·馮特讀了凱特勒的學說後，斷言道：「毫不誇張地說，我們從統計平均值裡學到的心理學知識，比從所有哲學家那裡學到的都多，除了亞里士多德。」[33]
凱特勒創造的平均標準人預示了平均時代的開端。就在那時，平均標準成了正常標準，個體差異被理解為錯誤，刻板的模式被打上了科學的印記。這些假設的前提最終導致美國空軍設計出了適合平均標準人的飛機駕駛艙，也致使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老師們教我解讀標準大腦圖譜。如果孩子沒有按照標準成長，父母會非常擔憂。如果健康、生活和事業與平均狀況差距太大，幾乎所有人都會感到焦慮。
然而，凱特勒的故事只是開啟了平均時代的前半部分，而後半部分則是有關弗朗西斯·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的故事。他最開始是凱特勒最虔誠的信徒，但後來卻變成了他最有名的批評者。[34]
傑出者和低能者
1851年，倫敦舉辦了萬國工業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有時也稱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各國參展商們展示出了他們最得意的商品、最先進的技術和最新的發明。在此之前，英國人原本希望通過這次盛會向世界展示自己國家的優越性。可是，當逛完世博會後，他們的希望破滅了，因為最優秀的展品不是來自英國，而是來自美國。大西洋彼岸的企業家們展示了一個又一個工業奇跡，統統勝過了英國人。這些產品包括塞繆爾·柯爾特的左輪手槍、艾薩克·辛格的縫紉機，還有羅伯特·麥考密克的機械收割機。[35] 許多英國人開始擔心他們的國家會落後於人。其中一個人尤為擔心，他就是弗朗西斯·高爾頓。他確信英國急速衰落是由下層人民逐漸提高的社會地位造成的。[36]
高爾頓來自富有的商人階層，他的家族從事銀行業和槍支製造業。他相信他的家族和其他上層階級天生就高人一等。在他看來，社會民主化進程玷污了大英帝國的榮耀。[37] 他確定，要想恢復不列顛的榮耀，就應該重新奪回上等社會階層漸漸逝去的權力，而他認為凱特勒的計算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高爾頓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數學家，他認為這位上了年紀的比利時人能力超群，還稱他為「人口統計學和社會統計學的最高權威」。[38] 高爾頓贊同凱特勒的「平均標準是瞭解人類的科學基礎」這一觀點。實際上，高爾頓同意凱特勒的大部分觀點，但是有一個觀點除外：平均標準人代表自然的意志。他聲稱沒什麼比這一點更偏離真理了。對他來說，平均意味著平庸、粗糙、毫無特色——就像如今有權選舉下議院議員的下層階級那樣。[39] 高爾頓一定會嘲笑那些照著諾瑪的模樣改造自己的女性。他相信，如果女性真的想要模仿某人的話，沒有比英國女王更為適合的模仿對象了。
高爾頓認為，人類想要盡可能地超越平均標準的嘗試是不可避免的。他還引用表兄查爾斯·達爾文的研究來支撐自己的觀點。他寫道：「自然的行為是盲目、緩慢而殘酷的，而人類的行為則是慎重、快速而仁慈的。」[40] 凱特勒認為，與平均標準相差過大就會造就「怪物」；而高爾頓認為凱特勒只說對了一半。像高爾頓、維多利亞女王和艾薩克·牛頓這樣的名人，遠遠超過了平均標準，而他們絕對不是怪物。相反，高爾頓為這個階層起名為「傑出者」。那些遠低於平均水平的人，則被他稱作「低能者」。[41]
就這樣，高爾頓反對凱特勒關於「偏離平均標準就是錯誤」的論斷，然而，他又贊同凱特勒關於類型的概念，認為傑出者、低能者和平凡者分別代表著不同類型的人類。簡單地說，高爾頓想要保留凱特勒的「群體的平均標準代表這個群體的類型」的觀點，而又反對「偏離平均標準就是錯誤」的觀點。他要怎樣解決這個顯而易見的悖論呢？通過將道德和數學進行糅合，他把「錯誤」重新定義為「等級」。[42]
凱特勒也許會說，不管你比平均速度快50%或慢50%，不論是哪種情況，你與平均標準的差距都是一樣的，這就表明你存在同等的錯誤，與完美相隔同等的距離。高爾頓不贊同這種說法，他曾說，比平均速度快50%的人顯然比慢於平均速度50%的人更優秀，他們是不一樣的：速度更快的人意味著他們來自更高的等級。
高爾頓把人類劃分為14個等級，從最低等級的「低能者」，到中間等級的「平凡人」，一直到最高等級的「傑出者」。高爾頓把正常的概念轉換成了平凡，這在對平均標準意義的解釋上是一個里程碑式的轉變。然而，高爾頓並沒有就此停止。他自信地認為「傑出者」代表的是一個獨立的人類群體，這些人的各個方面——心智、體能和品格——都是連貫一致的。[43] 根據高爾頓的說法，如果你的智力屬於傑出等級，那麼你的身體也很可能是傑出的，你的膽量和誠信也是如此。同樣，如果你的數學能力在最低等級裡徘徊，那麼你的語言能力很有可能遠低於平均水平，更不用說容貌和修養了。「有數據表明，好的品質大多是相互關聯的，」高爾頓在1909年寫道：[44] 「那些成為法官、主教、政治家和帶動英國發展的領袖，在他們的青年時期，都是運動強隊的隊員。」
如果高爾頓的分類設想是正確的，那麼傑出者就是復興英國逝去榮耀的最大希望，因為傑出者這個等級在各個方面都是傑出的。為了證明不同等級是真實存在的，高爾頓開發了一套新的統計方法，包括關聯法，來幫助他分析同一等級中不同品質之間的關聯性。
所有高爾頓的統計學創新都是在他稱為「偏離平均法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法則的內容是：一個人最重要的是他比平均標準優越或者低劣的程度。對我們21世紀的人來說，有才能的人「高於平均標準」，而無能的人「低於平均標準」，這是再明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人們根本不會去想最初是誰創造了這個概念。而恰恰是高爾頓幾乎以一人之力就取代了凱特勒的觀點，把人的價值由他與平均標準的接近程度而定，變為人比平均標準越高則價值越大。就像凱特勒關於類型的觀點在19世紀40年代席捲知識界一樣，在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初，高爾頓根據能力把人由低至高分成不同等級的觀點，幾乎滲透了整個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界。
在平均標準的年代裡——這個文化時期從19世紀40年代凱特勒的社會物理學發明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不自覺地相信兩個假設前提：凱特勒的平均標準人和高爾頓的等級劃分。我們都相信，就像凱特勒那樣，平均值是正常的表現指數，尤其是涉及身體健康、精神健康、性格品格和經濟地位的時候。我們同樣開始相信，對個人成就略做估測，就能評判他們的真實能力。這兩個觀點構成了現行的教育系統、絕大多數的招聘行為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員工績效評估的制定原則。
我們看待個體的方法深深地受到了凱特勒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我們的各種社會機構之中。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高爾頓的影響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我們都想努力提升自己，盡可能地高於平均水平，從而承受了許多壓力。很多時候，我們從沒想過究竟為什麼要如此努力地超越平均水平，因為原因很清楚：在平均標準的年代，我們要想取得成功，只能避免成為別人眼中的平庸者，如果低於平均水平，那就是災難！
平均主義者的出現
20世紀初，大部分社會科學家和決策者都以平均水平為基礎進行決策。[45] 這個轉變不僅體現在採用新的統計方法上，還標誌著我們在看待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上也發生了巨大改變。分類型和分等級都是基於個人與群體平均標準的比較。而且，凱特勒和高爾頓均明確而強烈地表明，任何特定的個人只有在與群體比較後才能真正被瞭解。因此，從這個新的社會科學的視角來看，個人幾乎完全是無關緊要的。
「在談到個體時必須要知道，我們不會討論這個人或那個人，而必須要研究一定數量人群的整體印象。」凱特勒在1835年寫道，「去掉了個體性，就消除了所有的偶然因素。」[46] 無獨有偶，高爾頓在他創辦於1901年的學術雜誌期刊《生物統計學》（Biometrika ）的第一期裡說道：「在研究任何類型生活的過程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會發現，個體的重要性實在太微不足道了。」[47] 看起來，「某個人的測試得分在100人中只排名第90位」與「某人性格是內向型」這兩種說法之間存在根本區別，但是兩個論斷都是通過個人與平均分值相比較而得出的。這兩種說法只是同一種計算方式的不同解釋而已，卻暗含著同一個核心的論斷：個體不重要。
在維多利亞時期，當平均標準的概念最初被引入社會時，許多知識分子立即就認識到，這種用來瞭解人類的嶄新但是奇怪的方法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許多人發出了警告，忽視個體是極其危險的，他們似乎是在預言什麼。1864年，著名的英國詩人威廉·賽普洛斯在一篇文章裡點評了運用平均標準的新一代科學家和政客們，他假意認可他們的觀點，還給他們起了個特別而輕蔑的綽號——平均主義者。這個名字很有用且恰如其分，現在我用它來代表任何使用平均標準來描述個體的人，包括科學家、教育者和管理者等。
在文章中，威廉·賽普洛斯表達了他的擔憂，如果平均主義者掌管了社會，未來將會是怎樣：「這些平均主義者通常會列出關於謀殺、自殺以及婚姻的統計數據（不幸的關聯！），證明這些事情是按照一定週期和規律發生的……我們將會被看作人類團體而不是獨立的個人……我們只能在一定的比例範圍內忍耐或取得成功；命運將不再是上天給每個人的特定安排，而是根據各種統計數據而劃分的不同類型……到那個時候，很可能會爆發抗議，反對這種濫用計算的現代迷信。如果我們默許這種現代迷信，那麼它將會威脅到整個人類，導致世界經受前所未有的荒蕪。這可不是什麼天定的使命，而是用十進製表達的命運。這種後果不是降臨到個人的頭上，而是平均地影響到每一個人。」[48]
面對平均主義者逐漸增大的影響力，不僅有詩人在表示擔憂，醫生同樣也在堅決地反對將平均標準用於評估他們的病人個體。「政府只想知道，經過特殊的治療，80%的病人能夠痊癒。而每個病人想知道的是，我屬於那80%嗎？」實驗醫學之父、法國醫生剋洛德·貝爾納於1865年這樣寫道：[49] 「醫生完全用不上所謂的大數定律，按照一位偉大的數學家的說法，這種定律在總體上是正確的，而在個體方面則是錯誤的。」[50]
然而社會並沒有傾聽這些早期反對者的聲音。現在我們條件反射似的把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拿來與平均標準做比較——包括我們自己。媒體發佈人們平均擁有的親密朋友人數（美國人有8.6個），人們一生中平均要親吻的愛人個數（女人有15個，男人有16個），夫妻平均每個月為錢爭吵的次數（美國是3次）——其實，很少有人不會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生活與這些數字做比較。如果我們親吻的次數比該數字多，我們甚至可能覺得非常驕傲；如果自己的數字較低，我們可能會自怨自艾或者感覺羞愧。[51]
如今，給個體分類型和排等級似乎是非常基本、自然、正確的事情，我們不會感覺到這種判斷會磨滅人的個性。在凱特勒提出新觀點的一個半世紀之後，正如19世紀的詩人和醫生所擔心的那樣，我們都變成了平均主義者。
[1] Michael B.Miller et al.,"Extensive Inpidual Differences in Brain Acti-vations Associated with Episodic Retrieval Are Reliable Over Time,"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4,no.8(2002):1200–1214.
[2] K. J.Friston et al.,"How Many Subjects Constitute a Study?"Neuro-image 10(1999):1–5.
[3] Michael Miller,interviewed by Todd Rose,September 23,2014.
[4] Miller,interview.
[5] L.Cahill et al.,"Amygdala Activity at Encoding Correlated with Long-Term,Free Recall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U.S.A.93(1996):8016–8021;I.Klein et al.,"Tran-sient Activity in the Human Calcarine Cortex During Visual-Mental Imagery:An Event-Related fMRI Study,"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2(2000):15–23;S.M.Kosslyn et al.,"Inpidual Differences in Cerebral Blood Flow in Area 17Predict the Time to Evaluate Visu-alized Letters,"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8(1996):78–82;D.McGonigle et al.,"Variability in fMRI:An Examination of Intersession Differences,"Neuroimage 11(2000):708–734;S.Mueller et al.,"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rchitecture of the Human Brain,"Neuron 77,no.3(2013):586–595;L.Nyberg et al.,"PET Studies of Encoding and Retrieval:The HERA model,"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3(1996):135–148;C.A.Seger et al.,"Hemispheric Asymmetries and Inpidual Differences in Visual Concept Learning as Measured by Functional MRI,"Neuropsychologia 38(2000):1316–1324;J.D.Watson et al.,"Area V5of the Human Brain:Evidence from a Combined Study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Cerebral Cortex 3(1993):79–94.Also note,there is even known inpiduality in the hemodynamic response.See G. K.Aguirre et al.,"The Variability of Human,BOLD Hemodynamic Responses,"Neuro-image 8(1998):360–369.
[6] Miller,interview,2014.
[7] Miller,interview,2014.
[8] His full name was Lambert Adolphe Jacques Quetelet.For biographical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see Alain Desrosieres,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chap.3;K. P.Donnelly,Adolphe Quetelet,Social Physics and the Average Men of Science,1796–1874(London:Pickering&Chatto,2015);Gerd Gigerenzer et al.,The Empire of Chance:How Probability Changed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Ian Hacking,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Early Ideas about Probability,Induction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Ian Hacking,The Taming of Ch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T. M.Porter,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1820–1900(Prince ton: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1986);Stephen M.Stigler,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The Measure-ment of Uncertainty before 190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Stephen M.Stigler,Statistics on the Table:The History of Statistical Concepts and Metho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9] Stigler,History of Statistics,162.
[10] Porter,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47.
[11] Porter,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47–48.
[12] T. M.Porter,"The Mathematics of Society:Variation and Error in Que-telet's Statistics,"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8,no.1(1985):51–69,citing Quetelet,"Memoire sur les lois des naissances et de la mor-talite a Bruxelles,"NMB 3(1826):493–512.
[13] Porter,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104.
[14] I.Hacking,"Biopower and the Avalanche of Printed Numbers,"Humani-ties in Society 5(1982):279–295.
[15] C.Camic and Y.Xie,"The Statistical Turn i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1890to 1915,"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no.5(1994):773–805;and I.Hacking,"Nineteenth Century Cracks in the Concept of Determin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no.3(1983):455–475.
[16] Porter,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95.
[17] S.Stahl,"The Evolution of the Normal Distribution,"Mathematics Mag-azine 79(2006):96–113.
[18] O. B.Sheynin,"On the Mathematical Treatment of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Archives for the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11,no.2/3(1973):97–126.
[19] Adolphe Quetelet,"Sur l'appreciation des documents statistiques,et en particulier sur l'application des moyens,"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Cen-trale de la Statistique(of Belgium)2(1844):258;A.Quetelet,LettresaS.A.R.Le Duc Regnant de Saxe Cobourg et Gotha,sur la theorie des proba-bilites,appliquee aux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Brussels:Hayez,1846),letters 19–21.The original data are from the Edinburgh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13(1817):260–264.
[20] T.Simpson,"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George Macclesfield,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on the Advantage of Taking the Mean,of a Number of Observations,in Practical Astronomy,"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49(1756):82–93.
[21] Stahl,"Evolution of the Normal Distribution,"96–113;and Camic and Xie,"Statistical Turn,"773–805.
[22] Quetelet,Lettres,Letters 19–21.
[23] Quetelet,Lettres,Letter 20.
[24] Quetelet,Lettres,Letters 90–93.
[25] Adolphe Quetelet,Sur l'homme et le de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es,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Paris:Bachelier,1835);trans.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Edinburgh: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1842),chap.1.A revised version of this book changed the title:Phy-sique sociale ou essai sur le developpement des facultes de l'homme(Brussels:C.Muquardt,1869).
[26] Stigler,History of Statistics,171;quoting passage at page 276of Quetelet,Sur L'homme(1835).
[27] Quetelet,Treatise,99.
[28] Quetelet,Treatise,276.
[29] Hacking,"Nineteenth Century Cracks,"455–475;Kaat Louckx and Raf Vanderstraeten,"State-istics and Statistics,"532;N.Rose,"Govern-ing by Numbers:Figuring Out Democracy,"Accounting 16,no.7(1991):673–692;and"Quetelet,Adolphe."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8;Encyclopedia.com. (August 10,2015).https://www.encyclopedia.com/doc/1G2-3045001026.html.
[30] John S.Haller,"Civil War Anthropometry:The Making of a Racial Ide-ology,"Civil War History 16,no.4(1970):309–324.The original report references Quetelet:J. H.Baxter,Statistics,Medical and Anthropologi-cal,of the Provost Marshal-General's Bureau,Derived from Records of the Examination for Military Ser vice in the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te War of the Rebellion,of Over a Million Recruits,Drafted Men,Substitutes,and Enrolled Men(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75),17–19,36,43,52.Quetelet uses this result as proof of types(Quetelet,Anthropometrie[Brussels:C.Muquardt,1871],16);Quetelet,"Sur les proportions de la race noire,"Bulletin de l'acadi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belles-lettres de Belgique 21,no.1(1854):96–100).
[31] Porter,"Mathematics of society,"51–69.
[32] A.Quetelet,Du systeme et des lois qui social regissent him(Paris:Guillau-min,1848),88–107,345–346.
[33] Mervyn Stone,"The Owl and the Nightingale:The Quetelet/Nightingale Nexus,"Chance 24,no.4(2011):30–34;Piers Beirne,Inventing Crimi-nology(Albany:SUNY Press,1993),65;Wilhelm Wundt,Theorie Der Sinneswahrnehmung(Leipzig:Winter'sche,1862),xxv;J.C.Maxwell,"Illustrations of the Dynamical Theory of Gases,"Philosophical Magazine 19(1860):19–32.Reprinted in The Scientific Papers of James Clerk Max-we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0;New York:Dover,1952,and Courier Corporation,2013).
[34] For biographical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Galton see F.Galton,Memories of My Life(London:Methuen,1908);K.Pearson,The Life,Let-ters and Labours of Francis Galton(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14);D. W.Forrest,Francis Galton:The Life and Work of a Victorian Genius(New York:Taplinger,1974);and R. E.Fancher,"The Measure-ment of Mind:Francis Galt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Inpidual Differ-ences,"in Pioneers of Psychology(New York:Norton,1979),250–294.
[35] Jeffrey Auerbach,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122–123.
[36] Gerald Sweeney,"Fighting for the Good Cause,"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1,no.2(2001):i–136.
[37] Sweeney,"Fighting for the Good Cause."For information on changes in voting rights,see Joseph Hendershot Park,The English Reform Bill of 186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20).
[38] Francis Galton,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New York:Horizon Press,1869),26.See the appendix for a dis-cussion of some of the mathematical aspects of the"average man."
[39] Sweeney,"Fighting for the Good Cause,"35–49.
[40] Francis Galton,"Eugenics:Its Definition,Scope,and Aim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no.1(1904):1–25.
[41] Michael Bulmer,Francis Galton(Baltimore:JHU Press,2004),175.
[42] Francis Galton,"Statistics by Intercomparison,with Remarks on the Law of Frequency of Error,"Philosophical Magazine 49(1875):33–46.
[43] Francis Galton,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Lon-don:Macmillan,1883),35–36.
[44] Francis Galton,Essays in Eugenics(London:The Eugenics Education Society,1909),66.
[45] Piers Beirne,"Adolphe Quetelet and the Origins of Positivist Crimi-n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no.5(1987):1140–69;for a broader treatment of the topic,see Porter,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46] Quetelet,Sur l'homme,12.
[47] K.Pearson,"The Spirit of Biometrika,"Biometrika 1,no.1(1901):3–6.
[48] William Cyples,"Morality of the Doctrine of Averages,"Cornhill Maga-zine(1864):218–224.
[49] Claude Bernard,Principes de medecine experimentale,L.Delhoume,ed.(Paris,1947),67,quoted in T.M.Porter,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1820–19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160.
[50] Claude Bernard,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New York:Dover,1865;1957),138.
[51] Joseph Carroll,"Americans Satisfied with Number of Friends,Closeness of Friendships,"Gallup.com,March 5,2004,https://www.gallup.com/poll/10891/americans-satisfied-number-friends-closeness-friendships.aspx;"Average Woman Will Kiss 15Men and Be Heartbroken Twice Before Meeting'The One',Study Reveals,"The Telegraph,January 1,2014,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picturegalleries/howabout that/10545810/Average-woman-will-kiss–15-men-and-be-heartbroken-twice-before-meeting-One-study-reveals.html;"Finances Causing Rifts for American Couples,"AICPA,May 4,2012,https://www.aicpa.org/pressreases/2012/pages/finances-causing-rifts-for-american-couples.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