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空軍遇到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飛行員無法控制他們的飛機。當時噴氣式飛機剛剛誕生，飛機的速度比以前更快，駕駛難度更大，因此這類問題發生得非常頻繁，很多型號的飛機都出現了類似情況。此刻，擺在空軍面前的這個問題事關重大，必須馬上解決。「那時候，飛行相當困難，」一位退役飛行員回憶道，「你不知道會不會喪命。」最糟糕的時候，一天之內就有17名飛行員遭遇了墜機事故。[1]
這些非戰鬥性傷亡各式各樣，包括意外下墜、著陸失敗，甚至機毀人亡等。當時的政府將這些傷亡稱之為偶然事件或意外事故。最初，軍隊高層將原因歸咎於坐在駕駛室裡的人。在事故調查報告裡，「操作失誤」成了總結原因的常用字眼兒。這種判斷看起來當然很有道理，因為飛機自身幾乎不會發生故障，這一點是經過工程師們一再確認的。他們反覆檢查了飛機的機械部分和電子元件，都沒發現任何故障。飛行員們也非常疑惑，他們唯一確信的是，他們的駕駛技術不是造成事故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人為因素，也不是機械故障，那是怎麼回事呢？
在多次調查無果而終之後，軍官們開始把注意力轉到駕駛艙的設計上。早在1926年，在設計第一個駕駛艙時，工程師們就測量了幾百名男性飛行員的身體尺寸（那時候，沒人認為女性可以當飛行員），再根據這些數據設計出標準尺寸的駕駛艙。在接下來的30年裡，駕駛艙內座椅的大小和形狀、踏板和操縱桿的距離、擋風玻璃的高度，甚至頭盔的形狀，都是根據1926年的駕駛員標準尺寸製造出來的。[2]
於是，軍事工程師們開始猜想，現在的飛行員個頭是不是比1926年時的飛行員更高大呢？為了獲取最新的飛行員身體尺寸，美國空軍批准了一項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飛行員研究工作。[3] 1950年，研究人員在位於俄亥俄州的賴特空軍基地（Wright Air Force Base）測量了4000多名飛行員的身體尺寸，包括拇指長度、襠部高度、眼睛與耳朵的距離，甚至計算了各種數據的平均值。所有人——或者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掌握飛行員的平均尺寸會有助於設計出更合適的飛機駕駛艙，進而降低事故發生的概率。然而一位剛入職的23歲科學家卻對此表示懷疑。
吉爾伯特·S.丹尼爾斯（Gilbert S.Daniels）中尉不是空戰中常見的那種雄性特徵十足的人。他身材纖瘦，戴著眼鏡。他喜歡花朵，喜歡自然風景。高中的時候，他是植物俱樂部的負責人。大學畢業後，他直接進入了賴特空軍基地的航空醫學實驗室（Aero Medical Laboratory）。在此之前，他從未坐過飛機。可是這些都沒關係，因為作為年輕的研究者，他的任務只是用皮尺測量飛行員的四肢罷了。[4]
這已經不是丹尼爾斯第一次測量人體尺寸了。航空醫學實驗室之所以聘請丹尼爾斯，是因為他的本科是在哈佛大學學習的體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ology），這是人類解剖學的一個分支。20世紀上半葉，這個學科主要的研究內容是把人按照不同的身體形態歸類成不同的性格，即分類。[5] 比如許多體質人類學家認為，矮而胖的身材意味著快樂而樂觀的性格，而退後的髮際線和厚嘴唇則反映了人的「犯罪傾向」。[6]
然而，丹尼爾斯對這些分類並不感興趣。相反，他在撰寫本科畢業論文時，對哈佛大學250名男性學生的手部進行了比較。[7] 被丹尼爾斯測試的學生在種族和社會文化背景方面（即富有的白人）都非常相似，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們的手部沒有任何相似性可言。更令人驚訝的是，丹尼爾斯集合了所有數據並算出了平均值，而這個平均化的手部與任何一個個體的手部都不相似。[8]
因此當空軍派他去測量飛行員時，丹尼爾斯對平均概念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反對近100年來一直貫徹的軍事設計理念。當他坐在航空醫學實驗室裡測量手部、腿部、腰部和額頭時，他的腦袋裡一直在反覆思索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少飛行員的尺寸真的與平均值一致呢？
他決定找出答案。丹尼爾斯將4063名飛行員的數據收集起來，計算出常用於設計的10個人體部位的平均值，包括身高、胸圍、臂長等。這些數據便構成了「標準飛行員」的尺寸。數據相差30%以內的人也被丹尼爾斯慷慨地算作標準飛行員。比如，平均身高精確值為175厘米，那麼他定義的「標準飛行員」的身高則為170~180厘米。接著，丹尼爾斯把所有飛行員一個一個地與標準飛行員進行比對。[9]
在他處理數據之前，他的同事、美國空軍的研究人員一致認為絕大多數飛行員的多數尺寸都應在平均尺寸範圍內。畢竟，這些人在成為飛行員之前就已經被篩選過了，他們看起來似乎都是平均尺寸（比如，如果你身高2米，那麼你絕對不可能當上飛行員）。科學家們同時還預計，相當大一部分飛行員的10個身體部位尺寸應該全部在平均值之內。但是，當丹尼爾斯統計出最終數據時，連他自己都驚呆了。
因為結果是：零。
在4063名飛行員中，沒有一個人符合所有10個尺寸的平均值。有的人手臂較長，而腿較短；有的人胸圍很大，而臀圍卻稍小。更令人驚訝的是，丹尼爾斯發現，如果只選擇三個部位進行比較，例如頸圍、大腿圍、腕圍，那麼只有3.5%的飛行員在這三個維度符合平均尺寸。丹尼爾斯的發現很清楚地表明，根本就沒有標準飛行員。如果為標準飛行員設計駕駛艙，那麼這個駕駛艙就不會適用於任何人。[10]
丹尼爾斯的發現非常重要，它本可以推翻以往對於個體概念的基本假設，開創一個新的時代。但是，就算最偉大的思想也需要正確的闡釋。我們很願意相信事實勝於雄辯，然而事情往往不是這樣。畢竟，丹尼爾斯不是第一個發現根本就沒有標準人的人。
被誤導的典型
7年前，《克利夫蘭老實人報》（Cleveland Plain Dealer ）在其頭版發起了一場比賽，由克利夫蘭衛生博物館出資舉辦。此次比賽還聯合了克利夫蘭醫學會、醫學院以及克利夫蘭教育委員會等組織參與，優勝者將分別獲得100美元、50美元和25美元面額的戰爭債券，另有10名幸運女性將獲得價值10美元的戰時郵票。比賽內容是什麼呢？提交與標準女性「諾瑪」（Norma）最接近的身體尺寸，而這位「諾瑪」則是在克利夫蘭自然歷史博物館展覽的一尊雕像。[11]
諾瑪是由著名的婦科專家羅伯特·L.迪金森博士（Robert L.Dickinson）創造，由他的合作人艾布拉姆·貝爾斯基（Abram Belskie）根據收集到的15000名年輕女性的身體數據雕刻而成。[12] 迪金森博士在他的年代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是布魯克林中心醫院婦產科的主任、美國婦科學會會長、美國醫學會產科分會主席。[13] 他也是一位藝術家，他的同事稱他為「產科屆的羅丹」。[14] 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用素描畫出不同女性的尺寸和形狀，用於研究不同類型的身體與其行為之間的關係。[15] 就像他那個年代的許多科學家一樣，迪金森相信，通過收集大量的數據並取其平均數，就可以得到某個確定的結論。對迪金森來說，成千上萬的數據匯成了一個標準的女性體形——正常的女性（在英語中，「正常」的單詞normal的發音與「諾瑪」相似）。
諾瑪
註：該圖片經克利夫蘭自然歷史博物館授權使用
除了展覽雕像，克利夫蘭衛生博物館還售賣微縮版的諾瑪雕像，將諾瑪炒作成「理想女孩」，[16] 由此還引發了一場諾瑪熱。一位著名的體質人類學家斷言，諾瑪的體形是「最完美的」，藝術家宣稱她的美是「優秀的標準」；體育老師則把她當作年輕女性的典範，教育不符合這種理想身材的學生們如何鍛煉。一位牧師甚至在彌撒中推測諾瑪擁有正常的宗教信仰。當這場熱潮到達巔峰的時候，諾瑪還登上了《時代週刊》，出現在多家報紙的漫畫版裡。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拍攝的系列紀錄片《美國形象》（This American Look ），專門有一集重點講述諾瑪的身體尺寸，以便觀眾檢查自己的體形是否標準。[17]
1945年11月23日，《克利夫蘭老實人報》宣佈了獲勝者，她就是擁有深色皮膚、身材苗條的電影院收銀員馬莎·斯基德莫爾。該報紙還報道說，斯基德莫爾喜歡舞蹈、游泳、打保齡球——換句話說，她的品位與她的身材一樣，正常又討人喜歡，這使她成為當時美國女性的典範。[18]
在比賽開始之前，裁判們預測大多數入圍者的尺寸都會非常接近標準尺寸，比賽最終會以毫米之差分出勝負。然而事實與預測截然不同。在3864名參賽者中，只有不到40人的5個部位達到平均標準，沒有一個人符合全部9個尺寸的平均標準——就連馬莎·斯基德莫爾也不例外。[19] 正如丹尼爾斯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樣，根本沒有擁有平均標準身材的飛行員。同樣，諾瑪模仿大賽（Norma Look-Alike Contest）也證明了擁有平均標準身材的女性是不存在的。
雖然丹尼爾斯和比賽組織者都得到了相同的結果，但是兩者對此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那時大多數的醫生和科學家並不承認比賽結果證明了諾瑪是一個被誤導的典型；正好相反，許多人由此認為，美國女性基本上都身體不健康、身材欠佳。克利夫蘭衛生博物館館長布魯諾·格布哈特醫生（Bruno Gebhard）痛心疾首地感歎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女性們大多數都不健康，不適合參軍，還責備她們「既不是好的生產者，也不是好的消費者」。他的解釋進一步強調了健身的重要性。[20]
丹尼爾斯對實驗結果的闡釋卻正好相反：「『標準人』這個概念其實是一個陷阱，很多人都因此犯了錯。」1952年，丹尼爾斯這樣寫道：「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找到標準人，這並不是因為實驗組的人有多麼獨特，而是因為身體尺寸多種多樣，所有人都有這種情況。」[21] 丹尼爾斯沒有要求所有人都為了擁有不切實際的「正常體形」而努力。基於這種觀點，丹尼爾斯寫下了這本書：《任何圍繞標準人設計的系統都注定失敗》（Any System Designed Around the Average Person is Doomed to Fail ）。
丹尼爾斯將他的發現發表在了1952年的《美國空軍技術報告》（Air Force Technical Note ）裡，文章標題為《標準人？》。[22] 他寫道：如果軍隊想要提高士兵的戰鬥力，包括空軍戰鬥力，就必須改變所有士兵的參戰環境。他建議進行徹底變革：環境必須適應個體，而不是讓環境去適應平均標準。
同樣令人驚訝又值得稱道的是，美國空軍接受了丹尼爾斯的觀點。「老式的空軍設計基於尋找類似標準飛行員的人，」丹尼爾斯向我解釋道，「然而當我們向他們說明標準飛行員是一個無用的概念後，他們便致力於改變飛機座艙，使其適合每一個飛行員。從此，情況就發生了好轉。」[23]
在放棄了平均化的參考標準後，美國空軍在設計理念上邁出了巨大的一步，形成了新的指導原則：個體適用原則。美國空軍不再要求個體去適應系統，而逐漸讓系統來適應個體。很快，空軍就要求所有的飛機座艙都必須適合95%的飛行員的體形。[24]
當飛機製造商第一次接到這個新命令時，他們提出了反對意見，堅持說這樣會導致造價過高，而且需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來解決相關的工程問題。然而美國空軍拒絕讓步。而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航空工程師很快就找到了造價低廉又易於製作的解決方法。他們設計了可調節的座椅，這個技術如今普遍用在了汽車製造上。他們發明了可調節的腳踏板，開發了可調節的頭盔和飛行服。當這些設計和類似的其他設備投入使用後，飛行員的戰鬥力立即飆升，美國空軍成了這個星球的空中霸主。不久，美軍的其他兵種也頒布了類似的指導性命令，要求軍用設備適合大部分士兵的體形，不能以平均值為製造標準。[25]
為什麼軍隊願意在極短的時間做出如此大的改變呢？這是因為改變飛機系統而不是智力訓練，是在解決實實在在的棘手問題。當飛行員駕駛超音速飛機飛行時，他們需要使用複雜的操控系統來完成艱難的飛行動作。如果他們看不到某個儀表或者夠不到某個開關，後果將不堪設想。戰場上，瞬間的判斷就能決定生死，而飛行員必須在這個充滿危險的環境裡執行任務。
平均標準的隱形壓迫
試想一下，軍隊改變了對士兵的看法，與此同時，社會的其他方面也同樣做出改變，人們不再被拿來與一個被誤導的典型進行比較，而是被視為真正獨立的個體並且受到重視，結果該有多好啊！然而，今天大多數的學校、公司和科研機構仍然相信，諾瑪是真實存在的。它們依然以「平均值」作為建築和科研的標準，強迫我們把自己和他人與一個虛構的典型相比較。
從搖籃到墳墓，你都是被拿來與平均標準這個尺度來比較，看你與其有多接近或是超過了多少。在學校，你的表現將與平均化的學生相比較，從而確定你的得分和名次；在申請大學時，你的成績被拿來與申請者的平均成績相比較；找工作的時候，你的成績，還有工作技能、工作經驗，甚至是性格測試分數，將與平均化的應聘者相比較；同樣，如果你得到了工作，你的年度審查報告很有可能被與同一等級的平均化僱員相比較，甚至你所得到的市場機會的多寡，都與你的信用度有關。你一定能猜到，信用度正是通過與平均值比較得出的。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也會憑直覺相信，性格測試的結果、標準化的評估排名、平均績點或是工作報告並不能真實反映你、你的孩子、你的學生或僱員的能力。然而，用平均值作為衡量個體的標尺這個概念已經根深蒂固，我們甚至很少對此提出質疑。我們偶爾對平均標準感覺不安，可除此之外，我們通常都認為這才反映了人的客觀現實。
如果我告訴你平均標準常常是錯誤的，尤其是用平均標準來衡量個體的時候，結果很有可能是錯誤的，或者容易造成誤導；如果告訴你，就像飛機駕駛艙的設計和諾瑪雕像那樣，這種典型只是一個傳說，那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本書的主要觀點異常簡單：沒人符合平均標準。你、你的孩子、同事、學生或是配偶，都不符合。這個觀點並不是毫無意義的激勵，也不是空洞的口號，這是通過大量實驗得出的科學事實，你不能無視它。你可能覺得我在宣揚類似於加裡森·凱勒在《牧場之家好做伴》（A Prairie Home Companion ）一書中所描繪的：在沃伯根湖，所有的孩子都在平均標準之上。你可能還是認為，肯定有人符合平均標準，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統計事實。本書將向你展示，即便那些看似不言而喻的假設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必須予以拋棄。
並不是說平均標準毫無用處，它也有用武之地。如果你比較兩個不同群體，例如比較智利飛行員團隊和法國飛行員團隊的表現（而不是比較這些團隊中的兩個個體），在這種情況下，平均標準就有用了。但是在你需要一名飛行員、一個水管工或一位醫生時，當你教育一個孩子或決定是否聘用一名員工時，當你需要對一個個體做出決定時，平均標準就沒有用處了。無比糟糕的是，平均標準誤導了人們的認知觀念，事實上它掩蓋了個體這個最重要的概念。
在本書中你將會學到，就像沒有標準身材一樣，也沒有標準才能、標準智力或標準性格。就此而言，也沒有標準學生、標準員工或是標準大腦。任何與此類似的概念都是基於科學想像的謬論。當今社會對於「標準人」的概念不是計算出來的真理，而是人為發明的，是一個半世紀以前，由兩位歐洲科學家創造出來並用以解決他們那個時代的社會問題的。他們創造的「標準人」概念，當時的確解決了很多問題，甚至促進了工業時代的形成。但是，現在已經不是工業時代了，我們如今面臨的問題已經大為不同，而且我們擁有的科學和數學水平都遠遠超過了19世紀。
過去的10年，我一直在研究個體科學，這是一門令人興奮的嶄新的跨領域學科。[26] 這個學科拒絕將平均標準作為研究個體的主要方法；相反，它認為，我們只能通過個體自身的獨特性來研究個體。近年來，細胞生物學家、腫瘤學家、基因學家、神經學家、心理學家運用這個嶄新學科的基本原理，徹底改變了對細胞、疾病、基因、大腦和行為的研究。一些非常成功的企業也已經開始將這些原理付諸實施。實際上，個體科學的原理正在運用到各個領域，如今，只有一個地方還未改變，如果這裡發生了改變，勢必產生更加巨大的影響，那就是你自己的生活。
我寫下《平均的終結：如何在崇尚標準化的世界中勝出》，就是為了改變這個現狀。
在以下章節中，我將與你們分享三個個體科學的原則——鋸齒原則、情境原則和途徑原則。這三個原則均從我的最新研究領域中總結而出，它們將幫助你理解自己最真實、最獨特的特徵，更重要的是，它們將告訴你怎樣充分利用自己的獨特之處在生活中獲得優勢。你不再需要在噴氣式戰鬥機的時代駕駛「二戰」飛行器，你也不再需要讓自己與虛構的諾瑪體重一致了。
個性的承諾
我們即將用一個嶄新的方法來看待這個世界，促使這一改變發生的，是一個偉大的觀點，即個體很重要。你可能認為這個基本概念過於簡單，不可能產生深遠而又實際的影響。但是只要想想另一重要觀點——細菌概念的引入對世界所造成的重大影響，你就會明白了。
19世紀，最負盛名的健康和醫學專家們都認為疾病是由「瘴氣」引起的，這是對空氣質量差的一個形象說法。[27] 那時，整個西方健康系統都建立在這個假設上：想預防疾病，你就必須對室內外瘴氣的情況進行比較，然後決定是開窗或是關窗。人們相信，醫生不會傳播疾病，因為紳士們都不會生活在空氣質量差的區域。接著，細菌的概念出現了。[28]
曾經，所有人都相信是空氣質量差才導致了疾病。然後，幾乎一夜之間，人們開始認識到那些肉眼看不見的、被稱作微生物和細菌的東西才是造成疾病的真正原因。這個新觀點徹底改變了醫學。外科醫生開始使用抗菌藥物，科學家發明了疫苗和抗生素。然而更重要的是，細菌的概念讓普通人有能力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現在，如果你想保持身體健康，你就必須做一些事情，如洗手、把水燒開、把食物煮熟、用碘酒清洗傷口等。
這種觀點的轉變，類似於我想讓你們思考的舊的平均標準和現代的個體特徵。今天，我們已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個體和個體的天分，而以前的人們卻不可能做到這些。這個新觀點將對我們的制度產生深遠的影響——優秀的人才將不再稀缺，學校將會因材施教，僱主將會聘用更多高效的員工。那些認為自己沒受到賞識、潛能未被開發、沒有機會表現真實才能的人，將會實現自己未曾實現的願望。
也許你的孩子被貼上了閱讀困難的標籤，然而他的學校並沒有簡單地下結論，而是認識到你的孩子正用另一種同樣有效的方法在閱讀，同時相應地調整了對他的教學方法。也許你的一個僱員被她的同事們評價為「難以相處」，但是你並沒有解雇她，而是找到她的表現背後的原因，幫助她改善同事關係，極大地提高了她的工作業績，從而使你發現了隱藏在自己部門裡的人才。一旦認識到運用個體科學的原則將會給你帶來深刻變化，你就不會再用同樣的方法看待平均標準了。
如今，我們能夠繪製人類基因組，改變遺傳密碼，從而改善健康，但我們卻不能精確地描繪出人的潛能，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我的工作以及本書所要表達的信息，就是要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未來的目標就是通過掌握一些工具和方法來衡量每個獨立的個體，而不是把他們作為鍾形曲線中的一個點，人的潛能也就不會像我們原先設定的體系那樣再受到限制。
對此我有親身的體會。
一開始接觸到個體科學的理念時，我就對此非常感興趣，因為我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碾軋，卻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不管我怎麼努力，結果都是失敗。18歲時，我從高中退學，那時我的平均分數只有0.9分（滿分為4分），相當於D– 。在我長到可以喝酒的年紀之前，我同時做了10份工作，拿著最低的工資，還要養活妻兒。21歲時，我的第二個兒子出生了。在我生命的最低點，我拿著救濟金，做著家庭護士助理的工作，比如給人灌腸，一個小時的工資只有6.45美元。
幾乎所有人都說問題出在我身上，我又懶惰又愚蠢，還是一個——最常用的詞是——「麻煩製造者」。不止一所學校的老師對我的父母說，他們將會調整對我的期望。但是，即使在最低潮的時候，我一直覺得這些評價有失公允。我確信自己有能力，只是在「我到底是誰」和「世界如何看我」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極大的錯配。
起初，我覺得努力做到和別人一樣就行了，但是結果通常一團糟。上學時，我從一個班被調到另一個班；工作時，我被一次又一次地解雇。最終，我決定不再嘗試去符合這個社會的標準，而是致力於弄明白如何讓社會適應我。這樣做效果很明顯：在我從高中退學15年後，我成了哈佛大學教育學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的教師，還是「精神、大腦和教育」研究項目的負責人。
我自己之所以成功，並不是因為我喚醒了某種被世界忽視的秘密才能，不是從某一天，我開始傾盡全力拚命工作，也不是因為我發現了某種抽像的哲學新觀念。我沒有時間去理會抽像的概念，我需要的是擺脫救濟金，撫養孩子，找到收入豐厚的工作。我之所以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是因為我遵循了個體科學的原則，最開始是憑著自己的直覺，後來則是有意為之。
我寫下本書，是要與你分享這些原則，告訴你它們能幫助你在學校、工作和你的人生中表現得更加出色。學習新東西時，最難的部分不是掌握新思想，而是放棄舊觀念。本書的目的就是將你從平均標準的壓迫下徹底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