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越是花更多的時間思考政治問題，試圖形成一套主導性的哲學，他就越發意識到，個人發展和社會流動性是他所構想的偉大社會的核心元素。社會流動性能夠讓人們的眼界更開闊，讓人們看到更多的機遇和完全改觀的人生。社會流動性能夠削弱階層間的衝突，因為沒有人被限定在其出生的社會階層裡度過一生。社會流動性能夠釋放創造的能量，解決不平等的問題，因為沒有任何人的身份地位是永久不變的。
哈羅德發現他自己生活在一個由兩種主流政治運動所推動的國家裡。其中一種是自由主義者主導的政治運動，他們認為政府可以加強平等。另一種是保守主義者主導的政治運動，他們認為限制政府可以加強自由。但是在歷史上還存在過第三種政治運動，那便是認為權力有限但活力十足的政府可以增強社會流動性。這種政治運動發源於幾百年前加勒比海的一個小島上。
在18世紀，有這樣一個小男孩，他住在加勒比海的聖克魯瓦島上。他的父親在他10歲的時候拋棄了他，他的母親在他12歲的時候死在他身邊的床上。他被一個表親收養，而這個表親不久便自殺了。他剩餘的親人就只有一個姨媽、一個叔叔和一個奶奶。不幸的是，他們都在幾年間相繼離世。最後，遺囑認證法院沒收了他從母親那裡繼承的少得可憐的遺產。就這樣，他和他的兄弟淪為一貧如洗、無依無靠的孤兒。他就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17歲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經營著一家貿易公司。24歲時，他成了喬治·華盛頓的參謀長和戰爭英雄。34歲時，他創作的51篇論文被收錄進《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同時他也是紐約最知名的律師。40歲時，他辭去了美國財政部部長的職位，但他一直是公認的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財政部部長。
漢密爾頓創建了一種政治傳統，來幫助像他一樣努力奮鬥的年輕人。他希望創造一個能讓努力奮鬥的年輕人充分發揮天資與才能的國家，這些年輕人的勞動可以讓這個國家變得偉大。「向人們的勤奮天性敞開大門、喚醒他們努力的景象，都會為人們的努力增添新的活力」。
「喚醒」、「努力」、「活力」，這就是漢密爾頓的用詞風格。他努力扶持那些用於激發這種驅動力的政策。當很多人對製造業心存懷疑、相信只有農業能夠造就美德和財富時，漢密爾頓捍衛工業和技術變革；當商人和金融市場一度被擁有種植園的寡頭集團蔑視時，漢密爾頓支持充滿活力的資本市場搞活整個國家；當國家經濟命脈分裂成由各地大地主操控的地方經濟命脈時，漢密爾頓努力粉碎地方壟斷的局面，打造新的機遇。他將美國獨立戰爭的遺留債務轉變成國債，創立了資本市場，把美國經濟整合成更有競爭力的統一交易體系。他相信政府應該努力培育競爭，以達到增強市場活力的效果。
在19世紀早期，亨利·克雷和輝格黨人繼承了漢密爾頓的衣缽，他們致力於修築運河、鐵路以及其他國家基礎設施，從而創造了更多的機遇，建設整個國家。一個年輕的輝格黨人亞伯拉罕·林肯繼承了這份事業。跟漢密爾頓一樣，林肯也出生在貧窮的家庭中，滿懷雄心抱負。林肯發表了大量涉及勞動和經濟領域的演講，比他發表的涉及奴隸制度的演講還多。他努力創造一個鼓勵自我改造、擁抱工作福音的國家。
「我相信，人生的價值在於改善自身的條件。」他在1861年一場面向移民的演講中說道。在他的領導下，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聯邦政府統一了貨幣，通過了《宅地法案》、《贈地大學法案》和鐵路法規。制定這些政策是為了賦予美國人開放的視野和公平的機會，以此傳播企業精神，增強社會流動性，建設更美好的國家。
繼承這一傳統的下一個偉大人物是西奧多·羅斯福。他也同樣相信，競爭具有塑造個性的力量，競爭能夠賦予人們他在1905年總統就職演說中歌頌過的那些美德——精力充沛、自力更生、開拓進取。
羅斯福同樣也相信政府有時候必須扮演積極的角色，鼓勵人民努力，給予每個人公平競爭的機會。他寫道：「國家的真正作用在於，當它干預社會生活時，它應該創造出更公平的競爭機會，而不是抹殺競爭機會。」
漢密爾頓的主張在上百年裡一直主導著美國政治，但是到了20世紀，它逐漸銷聲匿跡。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辯論主題是政府的規模。漢密爾頓的主張在這一辯論中被冷落了。
然而哈羅德相信，現在是時候恢復這種政府權力有限但活力十足的政治傳統了——只需要對它進行兩步升級。過去的漢密爾頓主義者生活在認知時代之前，當時努力奮鬥的年輕人需要達到的精神層次還相對較低。這種情況現在已經改變，所以在恢復這種旨在增強社會流動性的政治運動時，發起人必須妥善應對更複雜、多元化的社會和信息環境。此外，漢密爾頓、林肯和羅斯福能夠假設社會和道德資本處在較高的水平上。他們理所當然地假設公民在關係緊密的社區中生活，這些社區由容易理解的行為準則、道德共識和約束性慣例所界定。今天的領袖沒法再作出這樣的假設。社會和道德資本已經遭受了多年的侵蝕破壞，如今需要重建。
在華盛頓生活的幾年時間裡，哈羅德一直大力提倡漢密爾頓式的解決方案和第二代人力資本政策。他並沒有提出一種所謂的意識形態，用來定義優秀的政府應該是什麼樣子。世界本身是極其錯綜複雜的有機體系，沒法用意識形態來定義。世界充斥著難以覺察的、互相制約的潛在影響因素，根本不允許過於自信的政府按照預先設計好的理想計劃重塑新局面。
他也不會用英雄主義的態度去看待政治領導階層。哈羅德構建的理想圖景嚴格限制了政府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英國哲學家邁克爾·奧克肖特曾經對政治家的傲慢心態提出過頗有益的警告，他說道：「政治活動就像人們在無邊無際的海洋中航行，既沒有海港這樣的避難所，也沒有可拋錨停靠之地；既沒有起航的位置，也沒有指定的目的地。人們追求的就是保持船身平穩漂流，海是同伴也是敵人。航海技術的內容就是利用傳統行為方式的資源，將任何充滿敵意的逆勢轉化為順勢。」
每當思考政府問題時，哈羅德總是盡力提醒自己，我們知道和能夠知道的東西是多麼有限，我們對於權力的慾望和做好事的願望是多麼容易讓我們忽視自身的局限性。
但是他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相信進步。因此，儘管他本能地嫌惡影響社會基本屬性的變革，但他對變革的熱忱淹沒了這種嫌惡。
他把那幾年時間全都用來撰寫論文，用他的政策建議不斷抨擊這個世界。似乎並沒有多少人贊同他的觀點。有一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的觀點與哈羅德出乎意料地相似，還有幾個人與他們志同道合。他仍然堅持不懈，認為他對事情的絕大部分看法都是對的，總有一天別人也會得出他現在得出的結論。卡爾·馬克思曾經說過，約翰·彌爾頓用春蠶吐絲般的方式讓自己的本性逐漸顯現出來，從而創作出了《失樂園》（Paradise Lost）。哈羅德似乎也是這樣，在身處智囊團的這些年當中，他感覺自己活得非常充實。埃麗卡有時會一連消失好幾周，有時他也會為此感到不悅，但他覺得他正在為世界作貢獻。他確信，無論他那「社會主義」式的方法如何改頭換面，總有一天會給世界帶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