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最大的研究項目是關於社會流動性的。他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學者們花費了太多的時間思考全球化——商品和思想的全球性流動問題。他認為，全球化並不是驅動改變的核心過程。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提供的官方數據，在21世紀的前10年當中，美國所有的裁員行為只有1.9%是由離岸的外包活動引發的，儘管這些活動成了人們談論和關注的焦點。按照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潘卡基·格瑪沃特（Pankaj Ghemawat）的說法，全球90%的固定投資都是在美國本國內部進行的。
哈羅德認為，改變的真正動力是認知負荷的變化。在過去幾十年裡，技術和社會的變革已經對人們的認知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如今的人們被迫要吸收和加工一套極其錯綜複雜的信息流陣列，被迫在更加複雜的社會環境中導航。這一切同時發生在本土和國際領域，即使人們撕毀所有已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這一切仍舊會繼續上演。
全球化的範式強調了這樣的事實：信息可以在瞬間走完24000公里的距離。然而認知負荷的範式承載著這一漫長行程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後幾厘米的距離——人的眼睛、耳朵和大腦裡形形色色區域之間的距離。人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來感知信息？個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去理解信息？他是否接受過訓練，懂得如何利用信息？信息會引發怎樣的情緒和想法？是否存在著能夠歪曲或強化信息理解方式的文化假設？
認知負荷的這些變化已經帶來了很多廣泛的影響。它已經改變了女人的角色，她們現在可以在腦力勞動的競技場裡與男人平等競爭。它已經改變了婚姻的類型，男人和女人現在都更加傾向於尋找在智力才能方面彼此匹配和互補的異性伴侶。它已經形成了「選同型婚配」，例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會互相吸引和結婚，教育程度欠缺的人們同樣會互相吸引和結婚。它也已經製造了不斷加深的不平等現象，以至於整個社會被劃分成兩個族群——一個族群具備足以駕馭當前環境的潛意識技能，另一個族群則根本沒有機會獲得這種潛意識技能。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教育溢價」（education premium）呈現出穩定的增長趨勢，接受過更高層次教育的人會得到更優厚的經濟回報。有人主張，讀大學在20世紀70年代並不具備任何經濟學意義。上過大學的階層和沒上過大學的階層之間的收入水平差距並不大。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教育溢價」開始出現，而且這種趨勢從未停歇。如今，知識創造財富。擁有碩士學歷的美國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93000美元，本科學歷的美國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75000美元，高中學歷美國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42000美元，而從高中輟學的美國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僅有28000美元。
此外，即使是在上層社會，明星效應也依然存在。擁有獨特智力才能的人最受珍視，他們的薪資也高不可及。僅僅接受過良好、體面的教育以及擁有易於替代的智力特徵的人只能變成普通勞動力。他們的薪資增長緩慢，甚至停滯不前。
這些智力才能趨向於通過家庭一代代往下傳承，最終形成了世襲的精英階層。雖然今天的情況並不像20世紀50年代那樣極端，當時一個人是否出生於一個傳統的、先祖可追溯到「五月花號」乘客的新教徒家庭至關重要。但是，個人的家庭背景現在仍然相當重要，可能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重要。出生在年收入90000美元家庭的孩子到24歲時有一半的機會能夠從大學畢業；出生在年收入70000美元家庭的孩子有1/4的機會能夠從大學畢業；出生在年收入45000美元家庭的孩子有1/10的機會能夠從大學畢業；出生在年收入30000美元家庭的孩子只有1/17的機會能夠從大學畢業。
精英大學成了特權的堡壘。安東尼·卡內瓦萊與斯蒂芬·羅斯研究了美國排名前146位的大學，發現其中只有3%的學生來自經濟狀況處於美國社會底層1/4的家庭，而76%的學生來自經濟狀況處於美國社會頂層1/4的家庭。
健康的社會應該是富於流動性的社會，應該讓每個人都擁有過上美好生活的機會，應該讓每個人都有理由去奮鬥，應該讓人們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承受相應的境遇起落。然而儘管人類已經進入了認知時代，各國社會仍然出現了各種獨特的不平等形式，並且這些不平等形式深深地植入人們的腦海中，它們比古代封建社會的階級劃分更加微妙，但幾乎同樣嚴酷與不公。
哈羅德指出，大多數國家都嘗試過努力克服不平等問題，並在努力過程中花費了大量金錢。美國已經花費了上萬億美元試圖彌補白人學生和黑人學生之間的成就鴻溝。排除通貨膨脹因素後，1960~2000年，美國在每個小學生身上投入的公共教育經費實際上比最初增長了240%之多。大多數大學都提供了慷慨的助學金計劃，其中最富有的一些大學，例如哈佛大學，甚至宣佈完全免除那些來自年收入低於60000美元家庭的學生的學費。美國政府提供了足夠的資金來推行扶貧項目，每年向每個窮人發放15000美元的現金支票。如果根據這個項目作一番簡單推算，那麼撫養兩個小孩的失業母親每年可以獲得45000美元的現金支票。
但是，金錢不能解決不平等問題，因為金錢並不是這個問題的決定性根源。這個問題屬於意識與潛意識發展的領域。只需要對比自己和埃麗卡的成長過程，哈羅德就能認清這一點。一些孩子生活在鼓勵個人技能發展的氛圍中——關於他們未來夢想的書籍、討論、閱讀材料、提問和談話——而另一些孩子卻生活在混亂的氛圍中。如果你給富人區幼兒園的孩子們講一個故事的部分內容，那麼大約50%的孩子都能預料到即將發生的情節。如果你給窮人區幼兒園的孩子們講同樣的故事片段，僅有約10%的孩子能預料到故事的進展態勢。構建預測未來模型的能力對於未來的成功至關重要。
在認知時代真正到來之前的1964年，在人口統計學方面，富裕家庭和貧困家庭非常相似，這意味著處於不同收入水平線上的孩子們在成年時擁有相似的前景和才能。然而，隨著對智力水平的要求不斷提高，鴻溝開始形成，接受更高層次教育的孩子跟接受較低層次教育的孩子開始在完全不同的情境下成長。接受更高層次教育的孩子生活在良性反饋的回路之中。高水平的技能和穩定的家庭環境能夠引導他們獲得物質上的成功，而物質上的成功意味著更容易獲得穩定的家庭生活、高水平的技能和更多財富。接受較低層次教育的孩子生活在惡性反饋的回路之中。低水平的技能和破裂的家庭會給他們帶來經濟上的壓力，而經濟上的壓力意味著更容易出現家庭破裂的情況、更難以獲取技能、更難以獲得財富。
今天，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和未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家庭環境之中。超過2/3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都是在完整的家庭中成長的，而在同樣情形下成長的貧困孩子卻少於1/3。在社區學院就讀的學生大約一半都有過懷孕或者使人懷孕的經歷。伊莎貝爾·索希爾計算出，如果今天的家庭結構與20世紀70年代的家庭結構相同，那麼貧困率應該會比當前的實際貧困率下降1/4左右。
在生活態度方面，同樣巨大的鴻溝也已經形成。羅伯特·普特南指出，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更容易信任他們周圍的人，更容易堅信自己能夠掌控自己的命運，更願意採取實際行動來實現他們的人生目標。
處於這道分界線兩側的人需要的往往是同樣的東西。接受過更高層次教育的人和接受過較低層次教育的人都趨向於想在穩定的雙親家庭中生活。他們都趨向於想獲得大學學位，讓他們的子女能夠超越他們。接受過更高層次教育的人只不過是擁有更多的情感資源，可以真正實現他們的這些夢想。如果你在生育孩子前結婚，讀到高中畢業，而且找到了全職工作，那麼你有98%的可能性不會生活在貧困當中。但是，很多人連這些都實現不了。
隨著哈羅德對貧困、家庭破裂和其他跟社會流動性有關的話題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他有時只想抓住人們的肩膀搖晃他們，告訴他們要去做那些應該做的事情：勇敢地參與求職面試；參加早已註冊報名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為了通過期末考試而努力學習，能順利畢業。不要僅僅因為工作單調乏味或者家裡某個微不足道的變故就辭去工作。他知道，在某種程度上，除非人們堅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到底，為了達成他們的目標持續不斷地工作，否則就不存在任何能代替個人職責的東西，更不存在任何成功的前景。
然而他也知道，僅僅向人們宣揚自力更生的意義是沒有任何益處的。積極的生活狀態需要依靠那些讓有意識的成功成為可能的潛意識技能。沒有學習到這些潛意識技能的人們會發現，他們更難以適應工作的習慣性節奏，在工作日每天早上按時出發，舟車勞頓去面對他們並不喜歡的工作內容。他們更難以禮貌地對待會把他們逼瘋的老闆，更難以微笑面對遇到的每一張新面孔，更難以在經歷情緒變化甚至個人危機時擺出始終如一的淡然表情。他們更難以養成對自身能力的基本信心——認為自己能夠塑造自己人生歷程的信心。他們更不容易相信「有因必有果」的說法，不容易相信如果他們現在作出犧牲，將來就會得到好的結果。
除此之外，不平等問題本身也會產生心理效應。在《精神水平》（The Spirit Level）一書中，理查德·威爾金森和凱特·皮克特提出，處於較低的地位會讓人感受到沉重的壓力，精神壓力倍增。不平等和被排斥的感受會引發社會性的痛苦，而社會性的痛苦會帶來更多的肥胖問題、更糟糕的健康狀況、更少的社會聯繫、更嚴重的沮喪和焦慮情緒。例如，威爾金森和皮克特引述了一項關於英國公務員的研究報告。有些公務員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日常工作中承受著較大的壓力；另一些公務員則擁有較低的社會地位和壓力較小的工作。你可能會認為，那些在日常工作中承受較大壓力的人應該會更容易罹患心臟病、胃腸病和普通疾病。事實上，那些工作壓力較小的人，健康狀況反而更加糟糕。較低的社會地位導致人們付出額外的代價。
在他提出的柔性政策方案中，哈羅德把信心放在那些能夠重塑人們內在思維模式的項目上。如果你像哈羅德一樣認為追求成就的價值觀在一些低收入社區並不能代代相傳，那麼你也只能想辦法向那裡的人們灌輸這種價值觀，除此之外別無選擇。這意味著你不得不略微表現出家長式的作風。如果父母不能給孩子灌輸追求成功的價值觀，那麼教會和慈善團體應該嘗試這樣做。如果連這些機構也無能為力，那麼政府應該嘗試介入其中，幫助人們獲得躋身中產階級所必需的三樣東西：婚姻、高中學歷和工作。
「我們都需要被鞭策、激勵才會去做一些能夠改善我們長期生活狀態的事情，不管是吃正確的食物，還是為退休生活儲蓄養老金，」羅恩·哈斯金斯和伊莎貝爾·索希爾在他們的著作《創造一個有機遇的社會》（Creating an Opportunity Society）中如此寫道，「即使低收入家庭也不例外。」沒有任何一項單獨的政策能夠培養人們的這些潛意識技能。促進人力資本發展的政策就像是營養物質，必須持續不斷地讓人們汲取。但是哈羅德的確看到了一系列能夠為那些跟社會流動性的階梯相隔絕的人們提供幫助的政策。
最大的影響來自於對年輕人的關注。詹姆斯·赫克曼提出，養成學習習慣的人更愛學習，技能會催生新的技能，所以在孩子們身上投資會比在年長一些的人身上投資更容易產生顯著成效。父母培訓班教導年輕母親該如何照顧她們的孩子。高品質的早期教育項目可以對兒童成長產生持續性的效果。當孩子們從高品質學前班升入常規小學就讀時，智商增益有時會消失，但是社會和情感技能似乎並不會消退，而是會產生持續性的增益效應——更高的畢業率和更好的發展。
諸如「貧民窟兒童區」一類注重提升社區完整性的嘗試，取得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這些項目的成功讓許多類似的項目湧現出來，這些項目的設計目的都是為了把年輕人置於追求更高成就的文化環境之中。「知識就是力量」（KIPP）項目中的學校，以及其他追求實際效應的學校，極大地影響了學生的前途。像埃麗卡曾經就讀過的「學園」一樣，這些學校帶給學生們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比他們從前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更加嚴格、有序。
在任何一間教室裡，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師生關係。小班教學可能會收到更好的效果，然而與其給小班配備一些不合格的老師來濫竽充數，還不如改成大班教學，確保所有老師都是合格的。讓老師們有充裕的收入，可以讓才華橫溢的老師更願意留在學校上課。學生們能夠從他們最喜愛的老師那裡獲得最好的學習效果。導師項目也能建立起社會關係。如果學生在人生道路上有幸遇到了一個經常引導和鼓勵他們的重要人物，他們就更少考慮從高中或者大學輟學。紐約城市大學推行了一個名為「盡快去做」（ASAP）的項目，該項目包含了強有力的導師計劃，似乎確實提升了學生的畢業率。
第一代的人力資本政策為人們提供了前往學校和培訓設施的渠道。第二代的人力資本政策應該幫助人們培養在這些地方取得成功所必備的習慣、知識和精神特徵。如果只是讓學生有機會去社區大學上學，當他走進校園時卻發現入學條件莫名其妙、輔導員粗魯無能、註冊手續令人困惑、重點課程已經滿員、畢業條件嚴苛得不可理喻，那麼這當然是遠遠不夠的。這些障礙會讓缺乏社會資本的學生感到挫敗。所以第二代人力資本政策必須對人生的隱性課程和顯性課程投入同樣的關注。